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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样的日子里，除了米，我就用纸，包一小包白糖。把水稍加多一点，饭就蒸软一点。中午，趁热把白糖撒进米饭，搅拌一下，就是好吃的白糖拌饭。
一直认为，我最有食堂经验了。从小学开始，除了寒暑假，基本没在家吃过午饭。我因此认为，长这么大，厨艺很差，没学到母亲的好手艺，也是这个原因。
小学的时候，前三年在一个大厂的子弟校念书。
母亲工作太忙，没时间照顾我兄妹。加上我们上学要经过一条铁路，她很不放心我们交通安全，就让我们在学校吃饭。
那个时候，学校没有食堂，只有一个锅炉房。锅炉房有一个大型的蒸柜，可以提供蒸气服务。
每天，我都带两只饭盒上学。一只是长方形的铝制饭盒，一只是圆形的铝制饭盒。
长方形饭盒里有小半盒米，我会在学校用水淘一淘，再装半盒水。
圆形饭盒里是母亲准备的菜。
两只饭盒用一只塑料网兜装起来，放到蒸柜里，中午放学，小心翼翼地拎出来，到教室坐下，就是一餐午饭。
哥哥比我高三个年级。我一年级的时候，他四年级。他从一年级开始，就在学校吃饭，当我入校的时候，是他教我，怎么淘米，怎么加水。
很小的时候，哥哥在我心中，简直无所不能。他极聪明，动手能力强。小学一年级，就开始动手做电动船和显微镜。他一年级的时候，学校开运动会，他把我带到他班上。他班上的同学好喜欢这个妹妹，女同学就像在玩布娃娃，给我梳头，扎辫子，传来传去，说，这是“潘冬子”的妹妹呢。
哥哥小时候长得机灵好看，有点像电影《闪闪的红星》的主角潘冬子，但显得更秀气白净聪明。老师也喜欢他，但又觉得他太淘气，于是给他安了一个职位，想收服他。这个职位便是全校的体育委员，主要负责每天课间操的时候，站在高台上，为全校领操。
我入学的时候，也常听到别人讲，这是“潘冬子”的妹妹呢。我心里真是得意非常。
但他除了淘气，还粗心。我终于认识到，原来，万能的哥哥也有局限。
不止一次，到了中午，我拎着我的饭盒回到教室坐下，就看到哥哥出现在我面前。
他拎着他的饭盒来的。他打开给我看，里面是一盒干米。
他忘记给米加水了。
我把饭分一半给他，两人相对而坐，高高兴兴地吃完。
吃得虽然少一些，但是跟哥哥对坐吃饭，可以一边吃一边说话，比一个人吃要有意思多了。
他有时拎来的饭盒，不是干米，而是稀饭。他把水加太多，米在饭盒里煮成了粥。当然也溢出了很多，这对于一个好动的男生，就太不够了。
我们分享我盒里的干饭，也分食他盒里的稀饭。
那些年，父母处境很不如意。母亲的学校停课很久，教师再无用武之地，便被分派到各地，做一些其它工作。我们跟随母亲在一个小镇的火车站旁边生活。她被派到这里上班，一个人承担一所邮局的工作。父亲因政治原因，大学毕业就被分配到铁路建设一线工作，长年在最偏僻的山区，跟母亲和我们一年只能相聚十几天或一个月。
小孩子感觉不到这些辛苦，但却因为家里的这种状况，兄妹感情比旁人更好一些。
我小学的前三年，七十年代末期到八零年，在那个川西小镇，人们的消息只有两个来源，一个是广播，一个是报纸。报纸的消息比广播更含意丰富。那个年代的人们，习惯从报纸上解读各种字面之下的东西。这间小小的邮局成了人们最喜欢聚集的地方。
好些人每天在这里等待报纸和邮件到来。人们在这儿，焦急地盼望远方的消息，小心翼翼地揣度上层风云，以及这风云对自己的影响。有些时候，等了一天，报纸都没到，人们更是议论纷纷。有几个知青，开始是经常来等家人的信件包裹，后来更着急，是等待回城的消息。
除了分发报纸，收寄发送信件、汇款、包裹，这里还有一部手摇电话。这边有人要打电话还简单，手摇到镇上总机，再由总机转接。麻烦的是有人打电话过来，要找某某人。母亲便只好站到门外，对着某一个方向大喊：“红星公社某队某某某听电话”，或者“供销社某某某听电话”，远处有人听到，便接力地喊下去。
每天下午，母亲还要去一趟银行，钱不能放在柜台里过夜。银行在厂区里，离邮局挺远。来回要两个小时。
现在想起来，还是觉得，不知那几年，母亲是怎么应付过来的，当然，也更能理解，母亲那时，还要照顾两个孩子，着实不易。
母亲有时忙起来，没办法给我们准备中午带到学校的菜。我当即表示，这太好办了，我带点白糖就好。
在那样的日子里，除了米，我就用纸，包一小包白糖。
把水稍加多一点，饭就蒸软一点。中午，趁热把白糖撒进米饭，搅拌一下，就是好吃的白糖拌饭。
本来就爱吃甜食的我，并不觉得这有什么不妥。
只是有一天中午，被我的班主任明老师发现了。
那天中午，我拎着我的午饭回到教室，明老师还没走。我打开我的饭盒，她很惊讶，说：“菜呢？”我开心地说：“我妈太忙了，我带了白糖！”
明老师说：“到我家来吧！”我便拎着饭盒，去了老师家里。至今我还清楚地记得，明老师家里的样子，记得明老师打了两个鸡蛋，烧了热油，把鸡蛋倒进油锅，鸡蛋受热，一下子膨胀起来的样子。
明老师笑咪咪地看着我就着米饭，吃掉这两只香喷喷的炒鸡蛋。
下午回家，我得意地跟母亲讲，明老师给我做了菜，明老师做菜太好吃了。
我是唯一吃过明老师的菜的学生呢，那时便认定明老师是我的好朋友。
1980年，母亲的学校恢复教学，母亲和其他教师，终于回到岗位。我和哥哥也跟随母亲回到成都。我到了一所大学的附属小学念书。转学之后，各种不习惯，包括班上同学欺负新人。我还发现新学校的几个老师都会找花农家的小孩索要每季的鲜花，非常震惊。十分想念明老师和以前的同学，就给明老师写了好些信。
但这里有一点好，就是我终于吃上真正的食堂了。
附小沒有食堂，但附小设在大学里面。在学校吃饭的小学生，第四节课后，便摇着装着叉子的饭盒，叮叮当当地，跑向大学里的各个食堂。跟大学生挤在一起。那一刻，觉得自己就已经是大人了。
成年以后，认识一些那所大学毕业的大朋友，一对时间，我读小学四、五年级的时候，他们正在那里读大学。于是，我便乐呵呵地告诉他们，我跟你们同学过呢。把原委告诉他们，他们也笑嘻嘻地当我是同学。
但我猜想，当年，他们这些恢复高考之后的头几批大学生，当过知青，下过乡，感受过饥饿，下课后也生怕买不到好饭菜，但年龄又比较大了，有的上大学已经三十有余，看着这帮小学生，不守规矩，吵闹，插队，一定会觉得无可奈何、哭笑不得。
一直认为，我最有食堂经验了。从小学开始，除了寒暑假，基本没在家吃过午饭。我因此认为，长这么大，厨艺很差，没学到母亲的好手艺，也是这个原因。
小学的时候，前三年在一个大厂的子弟校念书。
母亲工作太忙，没时间照顾我兄妹。加上我们上学要经过一条铁路，她很不放心我们交通安全，就让我们在学校吃饭。
那个时候，学校没有食堂，只有一个锅炉房。锅炉房有一个大型的蒸柜，可以提供蒸气服务。
每天，我都带两只饭盒上学。一只是长方形的铝制饭盒，一只是圆形的铝制饭盒。
长方形饭盒里有小半盒米，我会在学校用水淘一淘，再装半盒水。
圆形饭盒里是母亲准备的菜。
两只饭盒用一只塑料网兜装起来，放到蒸柜里，中午放学，小心翼翼地拎出来，到教室坐下，就是一餐午饭。
哥哥比我高三个年级。我一年级的时候，他四年级。他从一年级开始，就在学校吃饭，当我入校的时候，是他教我，怎么淘米，怎么加水。
很小的时候，哥哥在我心中，简直无所不能。他极聪明，动手能力强。小学一年级，就开始动手做电动船和显微镜。他一年级的时候，学校开运动会，他把我带到他班上。他班上的同学好喜欢这个妹妹，女同学就像在玩布娃娃，给我梳头，扎辫子，传来传去，说，这是“潘冬子”的妹妹呢。
哥哥小时候长得机灵好看，有点像电影《闪闪的红星》的主角潘冬子，但显得更秀气白净聪明。老师也喜欢他，但又觉得他太淘气，于是给他安了一个职位，想收服他。这个职位便是全校的体育委员，主要负责每天课间操的时候，站在高台上，为全校领操。
我入学的时候，也常听到别人讲，这是“潘冬子”的妹妹呢。我心里真是得意非常。
但他除了淘气，还粗心。我终于认识到，原来，万能的哥哥也有局限。
不止一次，到了中午，我拎着我的饭盒回到教室坐下，就看到哥哥出现在我面前。
他拎着他的饭盒来的。他打开给我看，里面是一盒干米。
他忘记给米加水了。
我把饭分一半给他，两人相对而坐，高高兴兴地吃完。
吃得虽然少一些，但是跟哥哥对坐吃饭，可以一边吃一边说话，比一个人吃要有意思多了。
他有时拎来的饭盒，不是干米，而是稀饭。他把水加太多，米在饭盒里煮成了粥。当然也溢出了很多，这对于一个好动的男生，就太不够了。
我们分享我盒里的干饭，也分食他盒里的稀饭。
那些年，父母处境很不如意。母亲的学校停课很久，教师再无用武之地，便被分派到各地，做一些其它工作。我们跟随母亲在一个小镇的火车站旁边生活。她被派到这里上班，一个人承担一所邮局的工作。父亲因政治原因，大学毕业就被分配到铁路建设一线工作，长年在最偏僻的山区，跟母亲和我们一年只能相聚十几天或一个月。
小孩子感觉不到这些辛苦，但却因为家里的这种状况，兄妹感情比旁人更好一些。
我小学的前三年，七十年代末期到八零年，在那个川西小镇，人们的消息只有两个来源，一个是广播，一个是报纸。报纸的消息比广播更含意丰富。那个年代的人们，习惯从报纸上解读各种字面之下的东西。这间小小的邮局成了人们最喜欢聚集的地方。
好些人每天在这里等待报纸和邮件到来。人们在这儿，焦急地盼望远方的消息，小心翼翼地揣度上层风云，以及这风云对自己的影响。有些时候，等了一天，报纸都没到，人们更是议论纷纷。有几个知青，开始是经常来等家人的信件包裹，后来更着急，是等待回城的消息。
除了分发报纸，收寄发送信件、汇款、包裹，这里还有一部手摇电话。这边有人要打电话还简单，手摇到镇上总机，再由总机转接。麻烦的是有人打电话过来，要找某某人。母亲便只好站到门外，对着某一个方向大喊：“红星公社某队某某某听电话”，或者“供销社某某某听电话”，远处有人听到，便接力地喊下去。
每天下午，母亲还要去一趟银行，钱不能放在柜台里过夜。银行在厂区里，离邮局挺远。来回要两个小时。
现在想起来，还是觉得，不知那几年，母亲是怎么应付过来的，当然，也更能理解，母亲那时，还要照顾两个孩子，着实不易。
母亲有时忙起来，没办法给我们准备中午带到学校的菜。我当即表示，这太好办了，我带点白糖就好。
在那样的日子里，除了米，我就用纸，包一小包白糖。
把水稍加多一点，饭就蒸软一点。中午，趁热把白糖撒进米饭，搅拌一下，就是好吃的白糖拌饭。
本来就爱吃甜食的我，并不觉得这有什么不妥。
只是有一天中午，被我的班主任明老师发现了。
那天中午，我拎着我的午饭回到教室，明老师还没走。我打开我的饭盒，她很惊讶，说：“菜呢？”我开心地说：“我妈太忙了，我带了白糖！”
明老师说：“到我家来吧！”我便拎着饭盒，去了老师家里。至今我还清楚地记得，明老师家里的样子，记得明老师打了两个鸡蛋，烧了热油，把鸡蛋倒进油锅，鸡蛋受热，一下子膨胀起来的样子。
明老师笑咪咪地看着我就着米饭，吃掉这两只香喷喷的炒鸡蛋。
下午回家，我得意地跟母亲讲，明老师给我做了菜，明老师做菜太好吃了。
我是唯一吃过明老师的菜的学生呢，那时便认定明老师是我的好朋友。
1980年，母亲的学校恢复教学，母亲和其他教师，终于回到岗位。我和哥哥也跟随母亲回到成都。我到了一所大学的附属小学念书。转学之后，各种不习惯，包括班上同学欺负新人。我还发现新学校的几个老师都会找花农家的小孩索要每季的鲜花，非常震惊。十分想念明老师和以前的同学，就给明老师写了好些信。
但这里有一点好，就是我终于吃上真正的食堂了。
附小沒有食堂，但附小设在大学里面。在学校吃饭的小学生，第四节课后，便摇着装着叉子的饭盒，叮叮当当地，跑向大学里的各个食堂。跟大学生挤在一起。那一刻，觉得自己就已经是大人了。
成年以后，认识一些那所大学毕业的大朋友，一对时间，我读小学四、五年级的时候，他们正在那里读大学。于是，我便乐呵呵地告诉他们，我跟你们同学过呢。把原委告诉他们，他们也笑嘻嘻地当我是同学。
但我猜想，当年，他们这些恢复高考之后的头几批大学生，当过知青，下过乡，感受过饥饿，下课后也生怕买不到好饭菜，但年龄又比较大了，有的上大学已经三十有余，看着这帮小学生，不守规矩，吵闹，插队，一定会觉得无可奈何、哭笑不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