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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一八”事变后，抗日战争爆发，李宗仁任第五战区司令长官。1948年国民党行宪，当选副总统。蒋介石下野后，一度任代总统，欲以和谈挽救国民政府未果。之后出走美国，但最终偕夫人郭德洁于1965年7月经瑞士、中东回到北京，受到毛泽东及其他中共领导人欢迎，于1969年1月30日在北京逝世。
落叶归根
1965年7月20日，新华社播发了一条爆炸性的新闻，前国民党代总统李宗仁先生乘飞机从海外归来，上午11时到达北京。消息播出，震惊世界。
李宗仁走出机舱，看到周恩来等人隆重而热烈的欢迎场面，万分激动，百感交集。李宗仁在机场当即发表声明，对中国共产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多方照顾和热烈欢迎表示感谢。他希望在台湾的国民党人以民族大义为重，毅然回到祖国怀抱，团结抗美，一致对外，为完成国家最后统一做出贡献。
他说：“16年以来我以海外待罪之身，感于我全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英明领导之下，使国家蒸蒸日上，……我毅然从海外回到国内，期望追随我全国人民之后，参加社会主义建设，并欲对一切有关爱国反帝事业有所贡献……”
第二天，高富友就带着李宗仁夫妇去看房了。他们先看第一处住所，一进大门，高富友介绍说：“这是原中央委员周保中的住所，环境很好。”但郭德洁女士只是粗略的看了一下，就否定了。
他们又来到西总布胡同看第二个住所，这是一个有三层楼的四合院儿，房屋较多，但都是些老房子，老房旧院，花园也不规范，高富友边走边介绍说：“这里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李济深先生的住处。”
郭德洁一听，来了兴趣，只是大体看了一下院子，便当即表示就住这里。李宗仁曾经担任过国民党的副总统、代总统，回国后还是非常注意自己应得的地位和声誉，所以对住房的选择更注重原住户的身份和地位。
他们决定住下的这所宅院便是西总布胡同9号。如今这里朱红的大门紧闭，门楣上挂着中国国际友谊促进会的匾额。
总布胡同是一条有数百年历史的老胡同，明朝属明时坊，因总捕衙署设在这条胡同，所以叫总捕胡同，后改叫总铺胡同。清朝时，这条胡同属镶白旗，乾隆时整顿地名，改叫总部胡同。清末宣统年间，改叫总布胡同，并且以朝阳门内南小街为界，将总布胡同一分为二，南小街以西叫西总布胡同，以东叫东总布胡同。
7月26日上午，毛泽东接见了李宗仁夫妇。毛泽东说：“你们回来了，很好，欢迎你们。……祖国比过去强大了一些，但还不很强大，我们至少要再建设二三十年，才能真正强大起来。跑到海外的，凡是愿意回来的，我们都欢迎。他们回来，我们都以礼相待。”
西总部胡同
最后一位妻子
李宗仁一生前后有三位太太。原配夫人李秀文早年在广西临桂老家持家教子，没有随李宗仁走南闯北。第二任夫人郭德洁，于1966年3月在北京医院病逝。沉浸在丧妻之痛中的年迈的李宗仁，亲属都远在海外，为日常生活方便，想找一个生活秘书或贴身保健护士。他的秘书通过朋友介绍，联系上有护理知识的27岁的单身女护士胡友松。
1939年大名鼎鼎的电影明星胡蝶生下一女，取乳名若梅，这若梅便是胡友松。1949年5月上海解放前夕，胡蝶只身赴香港，从此，胡蝶母女便天各一方。胡友松的养母生活无着落，常打骂她来泄气。胡友松凭自己的努力考入一所卫校，毕业后被分配在北京积水潭医院当护士，后又调入北京复兴医院。因为她出身不好，又有海外关系，不易寻找到满意的对象，故到27岁还未婚配。
当程思远把胡友松的照片给李宗仁过目时，李宗仁表示满意。于是，胡友松马上被请进李家。李宗仁对长相漂亮、落落大方的胡友松一见倾心。
消息传到周总理那儿。周总理对有关方面负责人说，中国和美国不一样，没有私人秘书。护理工作有上下班制度，下班后，护理人员要回家休息。李先生要是喜欢，可以明媒正娶，只要女方同意。
对李宗仁这个名字，胡友松并不感到陌生，当时全民学“毛选”，她在《毛泽东选集》里读到过国民党南京政府代总统李宗仁。面对抗日名将热烈的求婚，她很快同意了这桩婚事。
1966年7月26日，76岁的李宗仁和27岁的胡友松在北京西总布胡同9号“李宗仁公馆”举行婚礼，胡友松成了李宗仁第三任太太。这起老少配姻缘在当时轰动国内外，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尤宝良夫妇还为此专门拍了专题新闻片。
婚后，这对老夫少妻分床而栖。李宗仁每天夜里总要去胡友松的卧室看一看，给她盖个被子，聊上几句。但胡友松很快就烦了，让李宗仁以后不要再在深更半夜来吵醒她。但李宗仁还是去，在胡友松熟睡时，他光着脚在地板上走，怕惊扰妻子的酣梦。“一次”，胡友松回忆道，“我肚子着凉，医生开的方子是吃四两南瓜籽，李宗仁就亲自为我嗑，一直为我嗑到深夜。”胡友松开始为李宗仁的真情打动，渐渐地从感情深处接纳了这位可爱的老人。双方总算有了共同的语言，开始了融洽的家庭生活。胡友松亦从人称，尊称自己的夫君为德公。非常钟情自己新婚妻子的李宗仁，十分喜欢“若梅”这个民国色彩很浓的名字，他希望自己的爱妻能像梅花一样，经得起人生的风霜雪雨，故都以“若梅”称之；而李宗仁的旧友和部属则多称呼胡友松为“少夫人”。这样的称呼，大家都很开怀。平日，两人就待在“公馆”里画画、看报、下棋消磨时光。
这种恬静的生活仅仅持续了两年半。李宗仁于1969年1月30日撒手人寰。弥留之际，李宗仁老泪纵横。他说，作为一个军人，他一生只流过两次泪，一次是母亲去世，这一次是对胡友松放心不下。临终前，留给胡友松最后一句话是：“你个性太强，我不放心，清明节别忘了给我扫墓，让世人知道我还有一个年轻的妻子。”
第二故乡台儿庄
李宗仁生前常把台儿庄比作他的“第二故乡”。1937年10月，李宗仁被任命为第五战区司令长官，驻守徐州。1938年2月至5月他指挥了徐州会战，其中台儿庄战役是他一生辉煌的顶点。作为抗战以来正面战场首次大捷，这场悲壮的硬仗超越了政治界限，对整个民族都具有强烈的振奋意义。
台儿庄一战，国军损失3万歼敌1万，是血肉之躯拼出的“惨胜”，有人认为在战术上并无值得夸耀之处。其实，李宗仁指挥一支“杂牌军”浴血奋战本身就是令人称奇的战术。当李宗仁取得台儿庄大捷后，蒋介石惊讶地说：“你还能指挥杂牌部队？”李宗仁回忆这段往事不无得意：“这一点在蒋先生看来，实在是不可思议之奇迹，他本人是断然做不到的。”
李宗仁字德邻，时人敬称他为“德公”，这算是一个实至名归的称呼。蒋处事虚实难测，李为人宽厚实在，性格差异决定了在政坛上李一生都不是蒋的对手，但在战场上，德公的宽厚使他具有凝聚人心的特殊能力。“杂牌军”在其他战区龟缩不前，而独在李宗仁指挥的第五战区，不惜血战到底，也就不足为怪了。
台儿庄捷报传来，民心大振，人们纷纷上街欢呼、放爆竹庆祝，蒋介石在武昌官邸听到街上的喧闹声，面露不悦之色，说：“有什么可庆祝的？叫他们走远点，不要在这里胡闹。”随后的武汉会战，李宗仁名义上是会战实施长官之一，实际上已无实权。
1949年1月，李宗仁迫使蒋介石在形式上下野，他当上了代总统，可是根本没有实权，就算有实权也无法挽回国民政府的大败局。1949年冬，李宗仁黯然去往美国，开始了16年的寓公生活。
1965年，在台海关系紧张的关口，李宗仁“突然回国”震惊世界，其实对他本人来说，落叶归根一点都不突然，他已酝酿多年。本质上，李宗仁自始至终是个民族主义者，当他看到在中共领导下，新中国实现独立统一，完成了他和同仁“革命”一生的目标，他自然对祖国十分向往。1964年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消息传到美国，李宗仁高兴得像个小孩一样，到处给亲友打电话报喜。在接受一位意大利记者采访时，李宗仁说：“我由于自己的失败而感到高兴，因为从我的错误中一个新的中国正在诞生。……什么时候我们曾经有过这样一个强大的中国呢？”
落叶归根
1965年7月20日，新华社播发了一条爆炸性的新闻，前国民党代总统李宗仁先生乘飞机从海外归来，上午11时到达北京。消息播出，震惊世界。
李宗仁走出机舱，看到周恩来等人隆重而热烈的欢迎场面，万分激动，百感交集。李宗仁在机场当即发表声明，对中国共产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多方照顾和热烈欢迎表示感谢。他希望在台湾的国民党人以民族大义为重，毅然回到祖国怀抱，团结抗美，一致对外，为完成国家最后统一做出贡献。
他说：“16年以来我以海外待罪之身，感于我全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英明领导之下，使国家蒸蒸日上，……我毅然从海外回到国内，期望追随我全国人民之后，参加社会主义建设，并欲对一切有关爱国反帝事业有所贡献……”
第二天，高富友就带着李宗仁夫妇去看房了。他们先看第一处住所，一进大门，高富友介绍说：“这是原中央委员周保中的住所，环境很好。”但郭德洁女士只是粗略的看了一下，就否定了。
他们又来到西总布胡同看第二个住所，这是一个有三层楼的四合院儿，房屋较多，但都是些老房子，老房旧院，花园也不规范，高富友边走边介绍说：“这里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李济深先生的住处。”
郭德洁一听，来了兴趣，只是大体看了一下院子，便当即表示就住这里。李宗仁曾经担任过国民党的副总统、代总统，回国后还是非常注意自己应得的地位和声誉，所以对住房的选择更注重原住户的身份和地位。
他们决定住下的这所宅院便是西总布胡同9号。如今这里朱红的大门紧闭，门楣上挂着中国国际友谊促进会的匾额。
总布胡同是一条有数百年历史的老胡同，明朝属明时坊，因总捕衙署设在这条胡同，所以叫总捕胡同，后改叫总铺胡同。清朝时，这条胡同属镶白旗，乾隆时整顿地名，改叫总部胡同。清末宣统年间，改叫总布胡同，并且以朝阳门内南小街为界，将总布胡同一分为二，南小街以西叫西总布胡同，以东叫东总布胡同。
7月26日上午，毛泽东接见了李宗仁夫妇。毛泽东说：“你们回来了，很好，欢迎你们。……祖国比过去强大了一些，但还不很强大，我们至少要再建设二三十年，才能真正强大起来。跑到海外的，凡是愿意回来的，我们都欢迎。他们回来，我们都以礼相待。”
西总部胡同
最后一位妻子
李宗仁一生前后有三位太太。原配夫人李秀文早年在广西临桂老家持家教子，没有随李宗仁走南闯北。第二任夫人郭德洁，于1966年3月在北京医院病逝。沉浸在丧妻之痛中的年迈的李宗仁，亲属都远在海外，为日常生活方便，想找一个生活秘书或贴身保健护士。他的秘书通过朋友介绍，联系上有护理知识的27岁的单身女护士胡友松。
1939年大名鼎鼎的电影明星胡蝶生下一女，取乳名若梅，这若梅便是胡友松。1949年5月上海解放前夕，胡蝶只身赴香港，从此，胡蝶母女便天各一方。胡友松的养母生活无着落，常打骂她来泄气。胡友松凭自己的努力考入一所卫校，毕业后被分配在北京积水潭医院当护士，后又调入北京复兴医院。因为她出身不好，又有海外关系，不易寻找到满意的对象，故到27岁还未婚配。
当程思远把胡友松的照片给李宗仁过目时，李宗仁表示满意。于是，胡友松马上被请进李家。李宗仁对长相漂亮、落落大方的胡友松一见倾心。
消息传到周总理那儿。周总理对有关方面负责人说，中国和美国不一样，没有私人秘书。护理工作有上下班制度，下班后，护理人员要回家休息。李先生要是喜欢，可以明媒正娶，只要女方同意。
对李宗仁这个名字，胡友松并不感到陌生，当时全民学“毛选”，她在《毛泽东选集》里读到过国民党南京政府代总统李宗仁。面对抗日名将热烈的求婚，她很快同意了这桩婚事。
1966年7月26日，76岁的李宗仁和27岁的胡友松在北京西总布胡同9号“李宗仁公馆”举行婚礼，胡友松成了李宗仁第三任太太。这起老少配姻缘在当时轰动国内外，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尤宝良夫妇还为此专门拍了专题新闻片。
婚后，这对老夫少妻分床而栖。李宗仁每天夜里总要去胡友松的卧室看一看，给她盖个被子，聊上几句。但胡友松很快就烦了，让李宗仁以后不要再在深更半夜来吵醒她。但李宗仁还是去，在胡友松熟睡时，他光着脚在地板上走，怕惊扰妻子的酣梦。“一次”，胡友松回忆道，“我肚子着凉，医生开的方子是吃四两南瓜籽，李宗仁就亲自为我嗑，一直为我嗑到深夜。”胡友松开始为李宗仁的真情打动，渐渐地从感情深处接纳了这位可爱的老人。双方总算有了共同的语言，开始了融洽的家庭生活。胡友松亦从人称，尊称自己的夫君为德公。非常钟情自己新婚妻子的李宗仁，十分喜欢“若梅”这个民国色彩很浓的名字，他希望自己的爱妻能像梅花一样，经得起人生的风霜雪雨，故都以“若梅”称之；而李宗仁的旧友和部属则多称呼胡友松为“少夫人”。这样的称呼，大家都很开怀。平日，两人就待在“公馆”里画画、看报、下棋消磨时光。
这种恬静的生活仅仅持续了两年半。李宗仁于1969年1月30日撒手人寰。弥留之际，李宗仁老泪纵横。他说，作为一个军人，他一生只流过两次泪，一次是母亲去世，这一次是对胡友松放心不下。临终前，留给胡友松最后一句话是：“你个性太强，我不放心，清明节别忘了给我扫墓，让世人知道我还有一个年轻的妻子。”
第二故乡台儿庄
李宗仁生前常把台儿庄比作他的“第二故乡”。1937年10月，李宗仁被任命为第五战区司令长官，驻守徐州。1938年2月至5月他指挥了徐州会战，其中台儿庄战役是他一生辉煌的顶点。作为抗战以来正面战场首次大捷，这场悲壮的硬仗超越了政治界限，对整个民族都具有强烈的振奋意义。
台儿庄一战，国军损失3万歼敌1万，是血肉之躯拼出的“惨胜”，有人认为在战术上并无值得夸耀之处。其实，李宗仁指挥一支“杂牌军”浴血奋战本身就是令人称奇的战术。当李宗仁取得台儿庄大捷后，蒋介石惊讶地说：“你还能指挥杂牌部队？”李宗仁回忆这段往事不无得意：“这一点在蒋先生看来，实在是不可思议之奇迹，他本人是断然做不到的。”
李宗仁字德邻，时人敬称他为“德公”，这算是一个实至名归的称呼。蒋处事虚实难测，李为人宽厚实在，性格差异决定了在政坛上李一生都不是蒋的对手，但在战场上，德公的宽厚使他具有凝聚人心的特殊能力。“杂牌军”在其他战区龟缩不前，而独在李宗仁指挥的第五战区，不惜血战到底，也就不足为怪了。
台儿庄捷报传来，民心大振，人们纷纷上街欢呼、放爆竹庆祝，蒋介石在武昌官邸听到街上的喧闹声，面露不悦之色，说：“有什么可庆祝的？叫他们走远点，不要在这里胡闹。”随后的武汉会战，李宗仁名义上是会战实施长官之一，实际上已无实权。
1949年1月，李宗仁迫使蒋介石在形式上下野，他当上了代总统，可是根本没有实权，就算有实权也无法挽回国民政府的大败局。1949年冬，李宗仁黯然去往美国，开始了16年的寓公生活。
1965年，在台海关系紧张的关口，李宗仁“突然回国”震惊世界，其实对他本人来说，落叶归根一点都不突然，他已酝酿多年。本质上，李宗仁自始至终是个民族主义者，当他看到在中共领导下，新中国实现独立统一，完成了他和同仁“革命”一生的目标，他自然对祖国十分向往。1964年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消息传到美国，李宗仁高兴得像个小孩一样，到处给亲友打电话报喜。在接受一位意大利记者采访时，李宗仁说：“我由于自己的失败而感到高兴，因为从我的错误中一个新的中国正在诞生。……什么时候我们曾经有过这样一个强大的中国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