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算法”这个词,相信只要使用智能手机的人都或多或少听说过。前段时间,“被困在算法里的外卖骑手”话题就引发大量关注。关于其中的是非,这里不作判断。但需要指出的一个现实是,在今天其实每个上网者都处于无所不在的算法牢笼中——任何一个App都有可能利用算法对用户进行投喂。
日前,《半月谈》的一则评论称,让孩子走出“算法困境”已成为当下社会的重大课题,需要社会各界合力破解。文中所给出的建议之一,就是认为互联网平台应对系统进行更新升级,设置“关闭算法推荐”的选项,给用户自主选择观看内容的权利。该观点引发不少共鸣。有人指出,何止是孩子,成年人也应该获得选择算法的权利。
客观而言,无远弗届的算法不只是在我们这里才有,它堪称移动互联网时代的一个共有现象。像在美国,就有人专门致力于对抗硅谷互联网公司让人上瘾的设计理论,并称其为“人类生存的一大威胁”。从积极的方面来说,算法契合了人性,能够最大化满足个人的信息偏好。这种精准投喂运用在其他领域,比如网络购物、叫外卖上,可以帮助消费者最高效地获得自己想要的东西。
但是,为获得算法便利所要付出的“代价”,同样不容忽视。因为算法看似是对人性的顺从和迎合,实际上逐漸架空了人的自主选择权利,甚至削弱你的个人意识——很多人陷入算法的囚禁而不自知。不夸张地说,现代人可能除了睡觉时间不受算法控制,从醒来拿起手机的那一刻起,都进入了算法的操纵之中。
有人说,这是发生在现代人身上的一种心甘情愿被“奴役”的现象。而面对“被奴役”还欲罢不能,这才是最可怕的。从小的方面说,无处不在的算法让更多人进入“信息茧房”,每个人所看到的、听到的,都是被精心算计和投喂的。且不说,它可能给个体带来的封闭和麻痹,其与互联网本身的开放精神、多元视角也构成了冲突。
从大的方面来说,当一个社会有无数个体蜷缩在“信息茧房”之中,这是否会加剧社会不同群体之间的分裂,制造更多的偏狭和偏见,确实值得担忧。即便算法将如何重新塑造个体,对社会的思想、文化乃至运行机制产生影响,还未有权威结论,但从已有的疑问来说,在崇尚算法便利的同时,不应该完全无视其伴生的风险。
全面排斥算法,可能是一种“乌托邦”情绪。但是,鉴于算法可能存在的弊端,至少不应该把它当作一件理所当然、只能服从的事情。把选择权交给每个个体,或是一种相对务实的趋利避害之道。从技术上看,这也应该不难。唯一的难题可能在于它可能影响到网络平台的商业利益。但是,有多大的能力,就应该承担多大的责任。中国目前在各个领域都涌现出了巨头式互联网企业,是时候考虑在商业利益与社会责任之间实现更周全的平衡。
当然,为达到这种新的平衡,仅靠平台的自觉是不够的,监管层面也应该有相应的跟进和规范。最近,这个方面恰恰具备改变的契机,那就是个人信息保护法草案正在征求社会意见。其中规定,通过自动化决策方式进行商业营销、信息推送,应当同时提供不针对其个人特征的选项,这算是对大数据“杀熟”说不。在此基础上,能不能再进一步,要求每个互联网平台都赋予消费者可以关闭算法的权利?
人工智能时代的到来,人会被“机器”替代吗?这是一个时常引发讨论的话题。相关结论应该说是比较清晰了。但相较于人工智能对“人”的挑战,如何避免被算法“囚禁”,其实是一个更具现实感的问题。只不过,因为算法更隐蔽,因为它给个体带来的“麻痹”,并未受到应有的关注和严肃讨论。这本身其实就是问题所在。
摘自《中国青年报》2020年10月28日
日前,《半月谈》的一则评论称,让孩子走出“算法困境”已成为当下社会的重大课题,需要社会各界合力破解。文中所给出的建议之一,就是认为互联网平台应对系统进行更新升级,设置“关闭算法推荐”的选项,给用户自主选择观看内容的权利。该观点引发不少共鸣。有人指出,何止是孩子,成年人也应该获得选择算法的权利。
客观而言,无远弗届的算法不只是在我们这里才有,它堪称移动互联网时代的一个共有现象。像在美国,就有人专门致力于对抗硅谷互联网公司让人上瘾的设计理论,并称其为“人类生存的一大威胁”。从积极的方面来说,算法契合了人性,能够最大化满足个人的信息偏好。这种精准投喂运用在其他领域,比如网络购物、叫外卖上,可以帮助消费者最高效地获得自己想要的东西。
但是,为获得算法便利所要付出的“代价”,同样不容忽视。因为算法看似是对人性的顺从和迎合,实际上逐漸架空了人的自主选择权利,甚至削弱你的个人意识——很多人陷入算法的囚禁而不自知。不夸张地说,现代人可能除了睡觉时间不受算法控制,从醒来拿起手机的那一刻起,都进入了算法的操纵之中。
有人说,这是发生在现代人身上的一种心甘情愿被“奴役”的现象。而面对“被奴役”还欲罢不能,这才是最可怕的。从小的方面说,无处不在的算法让更多人进入“信息茧房”,每个人所看到的、听到的,都是被精心算计和投喂的。且不说,它可能给个体带来的封闭和麻痹,其与互联网本身的开放精神、多元视角也构成了冲突。
从大的方面来说,当一个社会有无数个体蜷缩在“信息茧房”之中,这是否会加剧社会不同群体之间的分裂,制造更多的偏狭和偏见,确实值得担忧。即便算法将如何重新塑造个体,对社会的思想、文化乃至运行机制产生影响,还未有权威结论,但从已有的疑问来说,在崇尚算法便利的同时,不应该完全无视其伴生的风险。
全面排斥算法,可能是一种“乌托邦”情绪。但是,鉴于算法可能存在的弊端,至少不应该把它当作一件理所当然、只能服从的事情。把选择权交给每个个体,或是一种相对务实的趋利避害之道。从技术上看,这也应该不难。唯一的难题可能在于它可能影响到网络平台的商业利益。但是,有多大的能力,就应该承担多大的责任。中国目前在各个领域都涌现出了巨头式互联网企业,是时候考虑在商业利益与社会责任之间实现更周全的平衡。
当然,为达到这种新的平衡,仅靠平台的自觉是不够的,监管层面也应该有相应的跟进和规范。最近,这个方面恰恰具备改变的契机,那就是个人信息保护法草案正在征求社会意见。其中规定,通过自动化决策方式进行商业营销、信息推送,应当同时提供不针对其个人特征的选项,这算是对大数据“杀熟”说不。在此基础上,能不能再进一步,要求每个互联网平台都赋予消费者可以关闭算法的权利?
人工智能时代的到来,人会被“机器”替代吗?这是一个时常引发讨论的话题。相关结论应该说是比较清晰了。但相较于人工智能对“人”的挑战,如何避免被算法“囚禁”,其实是一个更具现实感的问题。只不过,因为算法更隐蔽,因为它给个体带来的“麻痹”,并未受到应有的关注和严肃讨论。这本身其实就是问题所在。
摘自《中国青年报》2020年10月2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