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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风险是经济社会发展的一种客观语境和必然常态，战略风险则是影响战略发展全局的风险，集中表现在现代社会内在逻辑的运行对社会主义发展带来的风险和造成的冲击。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坚持和运用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社会发展的自然性、历史性及其相关规律，在防范战略风险上形成了凸显战略风险的严峻性、注重战略风险的辩证性、明晰战略风险的隐蔽性、确保制度体系的完善性等四个方面的经验，这些经验体现了其谋“势”眼光。为助力当代中国安全发展，要坚持人民主体性的实践路向，以坚定的自我革命精神牢固树立共产党人价值观;坚持战略学理性的实践路向，以强大的改革魄力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增强战略主动性的实践路向，以战略和战术的统一打好防范风险的有准备之战。
[关键词] 战略风险;防范;经验;实践路向;安全发展
[中图分类号] D6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8616（2021）05-0012-10
风险已成为现代化发展的客观语境。近年来，气候变化、新冠肺炎疫情、金融产品“爆雷”等的发生，都表明风险的多发性。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多次论及“风险”，如“来自各方面的风险挑战”“一系列重大风险挑战”“国内外各种风险挑战”等，并指出百年党史就是一部不断认识风险并防范化解风险的历史，党在革命、建设和改革的百年奋斗进程中，积极防范风险，努力化解风险，赢得了一个又一个胜利。“新的征程上，我们必须增强忧患意识、始终居安思危”，敢于斗争，善于斗争，“勇于战胜一切风险挑战”[1]。此前，习近平总书记就紧扣深刻变化的时代背景，对风险进行了深刻考量。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九十五周年大会上，习近平向全党提出要抵御重大风险[2];党的十九大报告将防范化解重大风险作为三大攻坚战的首要战役[3];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必须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打赢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攻坚战[4]113。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战略谋划期，上述关于防范和化解风险的前瞻性认识表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战略风险的深刻考量。充分认识战略风险的内在本质，提炼中国共产党对防范战略风险的经验，坚持人民主体性、战略学理性、战略主动性的实践路向，对当代中国安全发展具有重大价值。
一、充分认识战略风险的内在本质
“战略风险”这个概念最初是在企业管理中出现的，指的是企业的战略规划出现后，在战略制定、实施和推进过程中，出现对企业战略目标、核心竞争力、发展效益等产生不利影响的各类风险。将这一概念抽象化，从广义上来说，战略风险可以指一种影响事物战略发展全局的风险。不同于重大风险，战略风险更为聚焦，侧重于战略发展方面的风险。那么，就当代中国的战略发展而言，何为新时代的战略风险？对这一问题的总体性把握，首先体现在对风险源的理解。
人类社会是一个有机体，是社会的各个环节和互相依存的一切关系构成的一个整体性图式。这个图式有两个基础的有机构成部分：一个是进行物质资料生产所需的自然界，另一个是进行物质资料生产所结成的社会关系。这两个有机构成部分形成“自然—人—社會”的有机联系，构筑了一个以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相互交融的全面实践关系。人的能动性和主体性使人要承担“人化自然”对“自在自然”的实践产生的相应后果。实践具有客观物质性，风险就寓于人的能动改造与自然世界的客观规律的矛盾之中，因此风险在人类社会发展中具有必然性。这里隐藏了一个语境，就是风险不是由外在因素强加的，而是作为社会主体的人所造成的，人的行动和决定都有可能引致风险。乌尔里希·贝克与约翰内斯·威尔姆斯指出：“人们创造了一种文明，以便使自己的决定将会造成的不可预见的后果具备可预见性，从而控制不可控制的事情，通过有意采取的预防性行动以及相应的制度化的措施战胜种种副作用。”[5] 这正说明风险这一概念是与人类文明相关的。诚然，无论是个人还是社会整体的现实生活，都有许多不确定性。风险除了社会因素，还有偶发性的自然因素，但自然灾害只有对人类社会而言才是风险，对自然本身只是一种平常的运动。并且在现代社会以前，自然风险主要源于人类对自然规律的蒙昧认识，自然风险也不是人类社会确定通往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等战略目标上的战略风险因素，更像是吉登斯所说的“外部风险”。
作为科学的理论，马克思主义对人类社会从哪儿来、向哪儿走、怎么走等重大问题进行了战略思考，以“两个必然”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客观必然性，归总出一种表征历史进步的宏观线性逻辑。这一历史必然需要相应的客观条件，就是“两个决不会”。从“两个必然”到“两个决不会”形成的现代化的发展逻辑中，内在地蕴生着资本逻辑的风险。《共产党宣言》对资本逻辑进行了高度概括，就是“生产的不断变革，一切社会状况不停的动荡，永远的不安定和变动，这就是资产阶级时代不同于过去一切时代的地方”[6]。这些动荡、不安和变动正在于物的依赖关系下出现“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这是社会主义发展面临的最大风险，更是人类社会发展中的最大风险。也就是说，从风险源理解的角度而言，当代社会发展中的战略风险是资本逻辑的运行对社会主义发展带来的风险和造成的冲击。
马克思、恩格斯早对人类社会发展中存在的战略风险进行了深入思考。“商品的惊险跳跃”这一客观风险在生产资料私人占有和生产社会化的矛盾不断扩大的情况下有可能引致经济危机，对社会发展产生重大影响。社会发展的动力不仅有作为决定因素的经济性力量，而且还有上层建筑等多方力量，每一个方面的动力都会存在阻力和风险，并且各种风险不是孤立出现的，如果只注重一个方面而不关注其他方面的协同，同样也可能产生风险。围绕着最大风险，这些风险层层渗透，向外辐射形成系统性风险，有政治风险、社会风险、文化风险、生态风险等。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人同自己的类本质异化，社会上一部分人和另一部分人对立，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矛盾突出，这些都极易导致政治风险和社会风险。而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不仅冲击着人们的价值观念，带来道德风险和道德危机，其虚伪性更是将民众排除在社会发展之外，并以日常意识形态的渗透削减着人们的革命性，这是文化风险的主要表现。至于生态风险，《自然辩证法》中已经明确论述了人与自然关系的紧张带来的生态风险。在资本逻辑仍是当前全球经济发展内在逻辑的现代社会，当代的战略风险也循着这一根本性的风险，同时资本逻辑的运行也给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带来了风险，并且在风险议题上更为具体。在生态风险上，长期以来的经济发展模式积累了大量生态环境问题，生态环境的体制建设也不够完善。在意识形态风险上，社会转型期涌现的各种非主流意识形态极大地冲击着主流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在经济风险上，表现在需求结构升级矛盾突出、经济增长内生动力不足、金融风险监测评估欠缺和世界经济不稳定不确定等。在政治风险上，各种弱化党的先进性、损害党的纯洁性的风险因素长期存在;国际形势也愈加复杂，霸权主义、强权政治和干涉主义挑战着国内的政治安全。 既然“人”这一主体性因素内蕴于战略风险的内在本质中，那么在主观能动性的驱使下，主体会充分考虑可能出现的风险，从而进行战略统筹。这决定了如果对战略风险认识到位并且充分应对，则有利于社会发展;而应对不好，容易发生系统性风险。因此，充分认识战略风险的内在本质，强化对战略风险的主观认识能力，确立战略风险防范意识，将阻力转化为动力、风险转化为机遇，不仅有助于深化对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而且为防范战略风险提供了方法论指导，有助于从容应对和积极有效防范各种重大风险。
二、新时代中国共产党防范战略风险的经验
高度重视战略风险是中国共产党一贯的理论品质。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提出的“两个务必”充分体现了党对于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的敏锐力和洞察力。随着中国共产党“已经从一个在受到外部封锁的状态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成为在全面改革开放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7]，其面临的执政风险更加复杂。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强调：“实行开放政策必然会带来一些坏的东西，影响我们的人民，要说有风险，这是最大的风险。”[8]随着新时代的到来，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交织在一起。中国共产党面临的“四大考验”“四大危险”是长期而复杂的，聚集为国内国际两重风险，并集中指向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下的多种挑战。中国共产党坚持和运用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社会发展的自然性、历史性及其相关规律，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发展安全两件大事，提出了新论断、新理念，进行了有效防范各类风险联动的实践探索，形成了中国共产党防范战略风险的经验。
（一）凸显战略风险的严峻性
全球化作为现代化的空间规定性，决定了要在全球化视野中对现代化的发展进行战略布局。在这一更大的视域下，社会发展呈现“压缩—扩展”并存的结构化特征，社会物质交换关系普遍化，这决定了现代化的风险不是局部性风险，而是全局性的风险。就我国而言，经济发展所面临的国际环境和国内条件都在发生深刻变化。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改革开放越往纵深发展，发展中的问题和发展后的问题、一般矛盾和深层次矛盾、有待完成的任务和新提出的任务越交织叠加、错综复杂。”[9]这使得当代中国的战略风险更具复杂性和严峻性。习近平总书记还指出：“如果发生重大风险又扛不住，国家安全就可能面临重大威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程就可能被迫中断，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就难以实现。”[10]833 这一判断从初心和使命的角度提出了抵御重大风险的紧迫性，并在总体国家安全观视域下，沿着国内、国外两个维度和“风险—安全—发展”的进路对战略风险予以考量。
从国内角度来看，中国共产党始终不忘“初心”是什么、为什么要“不忘初心”、怎样守住“初心”，以强烈的问题意识高度省思“黄炎培之问”。习近平总书记以现实逻辑入手思考全面从严治党，强调党要勇于自我革命，永葆马克思主义政党本色。自我革命是中国共产党对战略风险认知的关键切入点，通过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命、自我提高能力，使党自身硬起来、解决管党治党“宽松软”的问题。作为使命型政党，中国共产党坚持全面从严治党归根到底是要把国家治理好，走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当前我国改革发展形势正处于深刻变化中，全面深化改革需防范诸多风险，在转型升级、提质增效、社会整合等方面的压力更大，但首要的风险还是在利益诉求的急剧分化中人民群众的需求没有得到充分满足。随着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变化，改革发展形势正处于深刻变化之中，党中央高度重视全面深化改革进程中影响改革发展稳定的风险，始终注意协调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导向，以新发展理念解答新常态场域中全面深化改革的模式、主体、价值目标等关键问题。
从国际角度来看，国际场域危险和挑战增多，地区冲突频繁发生，恐怖主義、难民潮等全球性挑战此起彼伏，世界面临的不确定性上升，气候变化、疾病流行、环境污染、网络侵入等非传统安全持续蔓延。正如乌尔里希·贝克所言：“全球性指的就是世界风险社会。这就是说，人人都会遭受风险之害……会产生像风险意识这样的东西，而风险意识恰好表达了这类共同的危害，即一种集体命运。”[11]这意味着国际上的不稳定同样冲击着中国的国家安全。中国共产党在世界风险社会大背景下，以马克思主义政党的理论自觉多次强调战略风险的严峻性，强调人类生存安全的至关重要性，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倡导建立平等相待、互商互谅的伙伴关系”的战略构想，充分体现应对复杂多样性风险的战略考量。
（二）注重战略思维的辩证性
思维本质上是一种“抽象力”，其“具体—抽象”的特性决定了思维一经形成，就具有先导性。而在主客观的辩证同构中，理论在向实践转化的过程中可能存在一定的风险。因此，如何正确运用理论思维并充分发挥理论思维的作用至关重要。战略风险的严峻性决定了应对战略风险一定要有战略思维。战略思维，就是善于从战略高度研判形势，分析问题，进而指导解决问题的一种思维方式。战略思维能够战略地、系统地、长远地、前瞻性地统筹战略风险中带有多层次性、多维性特征的结构性风险。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全党要提高战略思维能力，不断增强工作的原则性、系统性、预见性、创造性，……完善发展战略和各项政策以新的精神状态和奋斗姿态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向前进”[12]62。战略风险的复杂性、严峻性、总体性决定了要以辩证思维看待风险。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战略思维的辩证性，在现象与本质、风险与机遇、当前与长远、重点与一般中贯通战略思维的辩证性。
一是在现象与本质的辩证统一中识别战略风险。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提高战略思维能力，就要……站在时代前沿和战略全局的高度观察、思考和处理问题，从政治上认识和判断形势，透过纷繁复杂的表面现象把握事物的本质和发展的内在规律。”[13]286这点在中国共产党对执政风险的研判上体现得尤为明显。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坚决不走封闭僵化老路和改旗易帜邪路，洞察侵蚀执政基础的风险，牢牢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主题。 二是在风险与机遇的辩证统一中提升战略风险的转变能力。战略风险的不确定性也意味着开拓创新的机会，需要辩证认识它在社会发展规律中的作用。我国发展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同时面临着风险与机遇，如果不妥善处理好战略机遇，则有可能变成战略风险，同时战略风险中也孕育着战略机遇。我国经济在国内外发展环境十分复杂的背景下面临下行压力持续加大、风险较多的问题，这些使得防范重大经济风险成为一个重要议题。习近平总书记充分运用底线思维和创新思维，提出构建新发展格局，以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
三是在当前与长远的辩证统一中警惕风险由量变向质变转化的可能。当下的风险不应囿于短视效应的狭隘眼界，要以长远性的战略眼光实现可持续发展。以生态风险为例，生态风险是高风险社会的重要表现。生态问题不仅是环境问题，而且是关系到党的使命和宗旨的重大政治问题和关系民生的重大社会问题。生态安全关乎政治安全，决定着人类的永续发展。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生态建设的严峻性，指出：“我们在生态环境方面欠账太多了，如果不从现在起就把这项工作紧紧抓起来，将来会付出更大的代价。”[13]234-235
四是在重点与一般的辩证统一中抓住重点风险。风险源和风险点的多样性决定了对风险不能掉以轻心，更在风险综合体中有所侧重，重点防控可能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产生重大影响的风险。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着力防范化解重大风险，保持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大局稳定”[12]219。围绕着力防范化解政治、意识形态、经济、科技、社会、外部环境、党的建设等领域重大风险作出了深刻分析，提出明确要求。对战略风险的研判与部署体现了党善于抓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的重点性原则。
（三）明辨战略风险的隐蔽性
新时代的风险涉及面广，各个领域的风險都不是只在各自领域起作用的，而是经常迅速传导，叠加放大，以一种风险综合体的现象出现。这决定了要明辨战略风险的隐蔽性，防止隐蔽性的风险在不知不觉中引发其他领域的风险。如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不让小风险演化为大风险，不让个别风险演化为综合风险，不让局部风险演化为区域性风险或系统性风险，不让经济风险演化为社会政治风险，不让国际风险演化为国内风险。”[10]834
置身于全球化狂飙突进和文化思潮空前激荡的时代，以消费主义、历史虚无主义、“普世价值论”、新自由主义等为核心的错误思潮持续发酵，并隐匿在理论学术成果、文艺作品中，进而被部分别有用心的人用来曲解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如利用普世价值观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表述上的某些重合，将两者混为一谈，弱化意识形态阶级性进而试图消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意识形态性;历史虚无主义思潮增长势头加剧，通过诡辩和假设来曲解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和社会主义发展史，误导人们对历史的理解，否定中国走向社会主义的必然性;媒介上借由一些高端的技术来传播带有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价值理念，力图不知不觉地将这些观念灌输进党员干部的脑内。另外，在现代化进程中，马克思全面生产理论视域下的精神生产呈现新的表现特征，社会阶层和利益关系分化引发价值观多元化，非主流意识形态滋长。智能化时代的来临也使得网络空间的虚拟场域下，网络空间价值无涉、网络空间意识形态虚无等论调涌现。
意识形态领域的风险因其形成的容易性、形式的隐蔽性和影响的深远性使“阵地”斗争十分激烈。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意识形态工作，指出“红色地带是我们的主阵地，一定要守住;黑色地带主要是负面的东西，要敢于亮剑，大大压缩其地盘;灰色地带要大张旗鼓争取，使其转化为红色地带”[12]328。针对信息网络化态势，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依法加强网络空间治理，加强网络内容建设，做强网上正面宣传，培育积极健康、向上向善的网络文化”[12]337，在网络强国战略下重视网络空间意识形态治理，坚定文化自信和意识形态自信，守好价值体系的关口。
再如生态风险，不同于意识形态风险在表现形式上的隐蔽性，生态风险的隐蔽性更多地表现在与其他关联性要素的风险上，也就是通过转化为其他形式的风险和危机，人们才意识到生态风险，而不是生态风险本身的显现。生态安全是各种安全要素不可或缺的重要自然基础，关乎政治安全、经济安全、文化安全、社会安全、人身安全以及人类的永续发展等，但生态风险往往不易被人们察觉和重视。尤其是只注重代内生态发展，而忽视代际的生态权益，或只注重一国的生态安全，而忽视“类危机”下全球性的生态安全，这些都易引发重大生态风险。生态好坏决定着人类的生存状况好坏，生态风险会演变成人类的生存危机，其隐蔽性源于人们对生态风险的认识不够，这是由人类自身的文化危机引起的[14]。一些国家片面考虑自身利益，以经济价值压制生态价值，形成只顾自身不顾自然、只顾当下不顾长远、只顾当代不顾后代、只顾本国不顾全人类的片面的价值观。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生态风险，清醒地认识到加强生态文明建设的紧迫性和重要性，提出“生态兴则文明兴，生态衰则文明衰”等发人警醒的论断[4]374。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对人与自然和谐关系进行系统性研究，将生态安全观作为总体国家安全观的重要组成部分，大力推动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建设新格局。
（四）确保制度体系的完善性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确立了“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大部署[4]113，这一部署也是对全面深化改革进程中的战略风险的回应。有效防范和化解战略风险，实现治理能力的供给侧改革就需要发挥制度的作用。国家治理能力是一个包括制度建构和执行能力在内的多项能力体系，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各项制度的创新、发展和完善，这就为防范和化解战略风险提供了坚实的制度基础。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上，党中央提出要将制度建设摆在突出位置，建立健全重大决策风险预警、评估以及各种约束机制，发挥制度优势，并将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打赢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攻坚战[4]113。中国共产党毫不动摇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真理，结合历史传承、文化传统、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将科学理论现实化、制度化，不断巩固并形成根本制度、基本制度、重要制度的制度链条，逐渐形成一套在宏观与微观两个方面都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不断发挥制度效能。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持续完善各项根本制度，在领导核心、指导思想、政治保障等方面加强对战略风险的宏观调控，表现为加强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和全面领导，巩固党执政的阶级基础和群众基础，严防政治风险，将党的领导落实在风险治理的各方面各环节，切实发挥党在应对战略风险上的领导核心作用;坚持并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以正确的价值理念凝聚社会共识，以科学的理论增强党抵御意识形态风险的能力;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根本政治制度，不断为人民民主扩容。 由根本制度派生而来的基本制度和重要制度，进一步具体化了根本制度，形成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及党的建设等领域较为系统完整的防范战略风险的制度体系。在生态环境领域实行最严格的生态环境保护制度，健全资源生态环境管理制度、国土空间开发保护制度、生态环境保护责任追究制和环境损害赔偿制度，用最严格的制度和最严密的法治促进生态安全。在金融风险领域，根据形势变化构建新的体制机制，完善监管协调机制，加强宏观审慎监管，强化统筹协调能力，力求补齐金融制度的制度性短板，防范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而在制度的效力上，注重发挥领导干部的制度意识，将思想建党制度化，并不断完善制度执行机制，明确风险担当的责任主体，努力提高党员干部政治能力，以关键少数带动绝大多数。当然，实践创新永无止境，理论创新和制度创新也就一直在路上。中国共产党坚持实事求是精神，持续探索制度的体系化建设，不断增强制度体系从设计到操作的耦合度和整体性，进一步拓展制度的运行空间，确保制度体系的完善性，增强对战略风险的应对能力。
三、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持续防范战略风险的实践路向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基于战略学理逻辑的展开和现实逻辑的要求，以马克思主义对社会基本矛盾和主要矛盾的研判为基点，防范化解在全面深化改革进程中的结构性矛盾，有效解决动力机制和平衡机制间的关系，从容应对世界权力场域变化中的各种风险，体现了党的谋“势”眼光，增强了党的执政能力。在关系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关键时期，时和势虽有利，但艰和险也在增多，要坚持人民主体性、战略学理性、战略主动性的实践路向，为持续防范和解决未来征程的风险提供应对能力。
（一）坚持人民主体性的实践路向
现代经济社会的发展离不开对发展究竟“为了谁”的本质性的价值追问。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我们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抓住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不断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公平正义，……让发展成果更多惠及全体人民，不断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朝着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不断迈进。”[15]中国共产党充分考量影响人民群众获得感的风险源与其表现形式，树立对人民负责的强烈责任感，“坚持国家安全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16]。国家治理进入以人民为中心的新时代，人民主体既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逻辑起点，也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目的和归宿，人民更是有效应对战略风险的依靠力量。要自觉遵循共产党执政规律，始终如一地锤炼党的自我革命精神，加强党员干部的党性修养，补足精神之“钙”;不断开展党内的批判与自我批评，勇于揭露和纠正工作中的缺點、错误;坚持问题导向，认清“四大风险”的复杂性和长期性，推进党内制度法规体系建设，提高党内政治生活的政治性、原则性、战斗性。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明确要深刻把握并正确处理自我革命和社会革命之间的辩证关系，中国共产党在坚持自我革命的过程中，形成了“人民利益—社会革命—自我革命—人民利益”这样一个波浪式循环上升的逻辑[17]。通过自我革命建设，中国共产党牢固树立共产党人价值观，把自身建设成为始终走在时代前列、人民衷心拥护的政党，最大限度地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在战略风险视域下深化对人民当家作主规律的认识和实践。
（二）坚持战略学理性的实践路向
邓小平强调：“我们要实现工业、农业、国防和科技现代化，但在四个现代化面前有‘社会主义’四个字，叫‘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10]138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通过扬弃资本主义来完成现代化道路的。防范社会主义建设进程中的风险，走什么道路至关重要。中国共产党关于战略风险防范的研判坚持了战略学理性，战略学理性正在于坚持社会主义本质，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从而避免了坠入封闭僵化的老路和改旗易帜的邪路，防范和化解了重大政治风险。改革既有理论层面的风险，在实践层面也没有现成的可供参照的经验。中国共产党摸着石头过河，走出了一条“不是简单延续我国历史文化的母版，不是简单套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设想的模板，不是其他国家社会主义实践的再版，也不是国外现代化发展的翻版”[15] 的中国道路，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视域下实现守正创新，重塑了社会主义形象，在纵向突破与横向比较中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要继续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解释力，彰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就要在重大政治原则和理论是非上保持清醒头脑，继续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深化改革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不是某一领域的单兵突进，要继续以各领域制度设计的联动集成，不断完善总体性的制度成果，妥善协调好国家、公民和社会三者的关系，更加注重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
（三）增强战略主动性的实践路向
1948年1月18日，毛泽东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关于目前党的政策中的几个重要问题》中指出：“当着我们正确地指出在全体上，在战略上，应当轻视敌人的时候，却决不可在每一个局部上，在每一个具体问题上，也轻视敌人。”[18] 该论述后来被概括为“战略上藐视敌人，战术上重视敌人”，这表明要将管大局的战略与管局部的战术辩证统一，既务虚，也务实。战略风险在时间和空间上具有不确定性，需要辩证统筹战略与战术，做到既有防范风险的先手，也有应对和化解风险挑战的高招;既要打好防范和抵御风险的有准备之战，也要打好转危为机的战略主动战。中国共产党对于战略风险的把握时刻对标“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以旺盛的革命斗志和强烈的忧患意识，积极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进一步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要继续增强战略主动性，把握战术中的变与不变的度，通过完善和发展一系列的制度体系机制，抓“牛鼻子”，补“短板”，采取科学有效的防范措施努力克服和化解重大风险，并将风险及时地转变为机遇，掌握好主动权。在实际工作中以发展的观点看待风险，对风险进行动态监测，提高实时预警能力，强化风险预警指标体系。不断探究自然规律、社会规律和执政规律，减少因违反规律而造成的风险。这有利于将战略决策奠定在规避战略风险、实现战略突破的理性自觉的基础上，从而有助于发挥中国共产党在战略风险防范中的主观能动性。 當前，我国发展进入新的历史阶段，继续把握防范战略风险的经验、规律和实践路向，具有深远意义。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所提出的，有利于“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深刻认识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带来的新特征新要求”[1]，提升党的执政能力，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助力经济行稳致远和社会大局稳定，从而在不断发展中继续完善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为人类对现代化道路的探索和社会发展作出新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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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李 妍]
Experience and Practical Orientation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in
Preventing Strategic Risks in the New Era
Zhang Yunting Fang Shinan
Abstract： Risk is an objective context and inevitable normal state of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Strategic risk affects the overall strategic development， which is mainly manifested in the risk and impact brought by the internal operation logic of a modern society on socialist development. In the new era，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CPC） adheres to and applies the Marxism in terms of its objective law， historical perspective and relevant laws governing the development of human society and has learned the experience in preventing strategic risks in four aspects： highlighting the seriousness of strategic risks， focusing on the dialectics of strategic risks， clarifying the invisibility of strategic risks， and ensuring the soundness of the system. This experience reflects the CPC’s vision in planning for the trend. To boost the security and development of contemporary China， we should uphold the people’s principal position and firmly establish the values of Communists with a firm self-revolutionary spirit; we should adhere to the strategic rationality and unswervingly follow the path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with a strong courage for reform; we should adopt strategic initiative and prepare for preventing risks with both strategy and tactics.
Key words： strategic risk; prevention; experience; practical orientation; security and development
[关键词] 战略风险;防范;经验;实践路向;安全发展
[中图分类号] D6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8616（2021）05-0012-10
风险已成为现代化发展的客观语境。近年来，气候变化、新冠肺炎疫情、金融产品“爆雷”等的发生，都表明风险的多发性。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多次论及“风险”，如“来自各方面的风险挑战”“一系列重大风险挑战”“国内外各种风险挑战”等，并指出百年党史就是一部不断认识风险并防范化解风险的历史，党在革命、建设和改革的百年奋斗进程中，积极防范风险，努力化解风险，赢得了一个又一个胜利。“新的征程上，我们必须增强忧患意识、始终居安思危”，敢于斗争，善于斗争，“勇于战胜一切风险挑战”[1]。此前，习近平总书记就紧扣深刻变化的时代背景，对风险进行了深刻考量。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九十五周年大会上，习近平向全党提出要抵御重大风险[2];党的十九大报告将防范化解重大风险作为三大攻坚战的首要战役[3];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必须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打赢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攻坚战[4]113。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战略谋划期，上述关于防范和化解风险的前瞻性认识表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战略风险的深刻考量。充分认识战略风险的内在本质，提炼中国共产党对防范战略风险的经验，坚持人民主体性、战略学理性、战略主动性的实践路向，对当代中国安全发展具有重大价值。
一、充分认识战略风险的内在本质
“战略风险”这个概念最初是在企业管理中出现的，指的是企业的战略规划出现后，在战略制定、实施和推进过程中，出现对企业战略目标、核心竞争力、发展效益等产生不利影响的各类风险。将这一概念抽象化，从广义上来说，战略风险可以指一种影响事物战略发展全局的风险。不同于重大风险，战略风险更为聚焦，侧重于战略发展方面的风险。那么，就当代中国的战略发展而言，何为新时代的战略风险？对这一问题的总体性把握，首先体现在对风险源的理解。
人类社会是一个有机体，是社会的各个环节和互相依存的一切关系构成的一个整体性图式。这个图式有两个基础的有机构成部分：一个是进行物质资料生产所需的自然界，另一个是进行物质资料生产所结成的社会关系。这两个有机构成部分形成“自然—人—社會”的有机联系，构筑了一个以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相互交融的全面实践关系。人的能动性和主体性使人要承担“人化自然”对“自在自然”的实践产生的相应后果。实践具有客观物质性，风险就寓于人的能动改造与自然世界的客观规律的矛盾之中，因此风险在人类社会发展中具有必然性。这里隐藏了一个语境，就是风险不是由外在因素强加的，而是作为社会主体的人所造成的，人的行动和决定都有可能引致风险。乌尔里希·贝克与约翰内斯·威尔姆斯指出：“人们创造了一种文明，以便使自己的决定将会造成的不可预见的后果具备可预见性，从而控制不可控制的事情，通过有意采取的预防性行动以及相应的制度化的措施战胜种种副作用。”[5] 这正说明风险这一概念是与人类文明相关的。诚然，无论是个人还是社会整体的现实生活，都有许多不确定性。风险除了社会因素，还有偶发性的自然因素，但自然灾害只有对人类社会而言才是风险，对自然本身只是一种平常的运动。并且在现代社会以前，自然风险主要源于人类对自然规律的蒙昧认识，自然风险也不是人类社会确定通往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等战略目标上的战略风险因素，更像是吉登斯所说的“外部风险”。
作为科学的理论，马克思主义对人类社会从哪儿来、向哪儿走、怎么走等重大问题进行了战略思考，以“两个必然”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客观必然性，归总出一种表征历史进步的宏观线性逻辑。这一历史必然需要相应的客观条件，就是“两个决不会”。从“两个必然”到“两个决不会”形成的现代化的发展逻辑中，内在地蕴生着资本逻辑的风险。《共产党宣言》对资本逻辑进行了高度概括，就是“生产的不断变革，一切社会状况不停的动荡，永远的不安定和变动，这就是资产阶级时代不同于过去一切时代的地方”[6]。这些动荡、不安和变动正在于物的依赖关系下出现“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这是社会主义发展面临的最大风险，更是人类社会发展中的最大风险。也就是说，从风险源理解的角度而言，当代社会发展中的战略风险是资本逻辑的运行对社会主义发展带来的风险和造成的冲击。
马克思、恩格斯早对人类社会发展中存在的战略风险进行了深入思考。“商品的惊险跳跃”这一客观风险在生产资料私人占有和生产社会化的矛盾不断扩大的情况下有可能引致经济危机，对社会发展产生重大影响。社会发展的动力不仅有作为决定因素的经济性力量，而且还有上层建筑等多方力量，每一个方面的动力都会存在阻力和风险，并且各种风险不是孤立出现的，如果只注重一个方面而不关注其他方面的协同，同样也可能产生风险。围绕着最大风险，这些风险层层渗透，向外辐射形成系统性风险，有政治风险、社会风险、文化风险、生态风险等。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人同自己的类本质异化，社会上一部分人和另一部分人对立，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矛盾突出，这些都极易导致政治风险和社会风险。而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不仅冲击着人们的价值观念，带来道德风险和道德危机，其虚伪性更是将民众排除在社会发展之外，并以日常意识形态的渗透削减着人们的革命性，这是文化风险的主要表现。至于生态风险，《自然辩证法》中已经明确论述了人与自然关系的紧张带来的生态风险。在资本逻辑仍是当前全球经济发展内在逻辑的现代社会，当代的战略风险也循着这一根本性的风险，同时资本逻辑的运行也给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带来了风险，并且在风险议题上更为具体。在生态风险上，长期以来的经济发展模式积累了大量生态环境问题，生态环境的体制建设也不够完善。在意识形态风险上，社会转型期涌现的各种非主流意识形态极大地冲击着主流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在经济风险上，表现在需求结构升级矛盾突出、经济增长内生动力不足、金融风险监测评估欠缺和世界经济不稳定不确定等。在政治风险上，各种弱化党的先进性、损害党的纯洁性的风险因素长期存在;国际形势也愈加复杂，霸权主义、强权政治和干涉主义挑战着国内的政治安全。 既然“人”这一主体性因素内蕴于战略风险的内在本质中，那么在主观能动性的驱使下，主体会充分考虑可能出现的风险，从而进行战略统筹。这决定了如果对战略风险认识到位并且充分应对，则有利于社会发展;而应对不好，容易发生系统性风险。因此，充分认识战略风险的内在本质，强化对战略风险的主观认识能力，确立战略风险防范意识，将阻力转化为动力、风险转化为机遇，不仅有助于深化对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而且为防范战略风险提供了方法论指导，有助于从容应对和积极有效防范各种重大风险。
二、新时代中国共产党防范战略风险的经验
高度重视战略风险是中国共产党一贯的理论品质。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提出的“两个务必”充分体现了党对于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的敏锐力和洞察力。随着中国共产党“已经从一个在受到外部封锁的状态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成为在全面改革开放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7]，其面临的执政风险更加复杂。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强调：“实行开放政策必然会带来一些坏的东西，影响我们的人民，要说有风险，这是最大的风险。”[8]随着新时代的到来，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交织在一起。中国共产党面临的“四大考验”“四大危险”是长期而复杂的，聚集为国内国际两重风险，并集中指向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下的多种挑战。中国共产党坚持和运用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社会发展的自然性、历史性及其相关规律，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发展安全两件大事，提出了新论断、新理念，进行了有效防范各类风险联动的实践探索，形成了中国共产党防范战略风险的经验。
（一）凸显战略风险的严峻性
全球化作为现代化的空间规定性，决定了要在全球化视野中对现代化的发展进行战略布局。在这一更大的视域下，社会发展呈现“压缩—扩展”并存的结构化特征，社会物质交换关系普遍化，这决定了现代化的风险不是局部性风险，而是全局性的风险。就我国而言，经济发展所面临的国际环境和国内条件都在发生深刻变化。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改革开放越往纵深发展，发展中的问题和发展后的问题、一般矛盾和深层次矛盾、有待完成的任务和新提出的任务越交织叠加、错综复杂。”[9]这使得当代中国的战略风险更具复杂性和严峻性。习近平总书记还指出：“如果发生重大风险又扛不住，国家安全就可能面临重大威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程就可能被迫中断，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就难以实现。”[10]833 这一判断从初心和使命的角度提出了抵御重大风险的紧迫性，并在总体国家安全观视域下，沿着国内、国外两个维度和“风险—安全—发展”的进路对战略风险予以考量。
从国内角度来看，中国共产党始终不忘“初心”是什么、为什么要“不忘初心”、怎样守住“初心”，以强烈的问题意识高度省思“黄炎培之问”。习近平总书记以现实逻辑入手思考全面从严治党，强调党要勇于自我革命，永葆马克思主义政党本色。自我革命是中国共产党对战略风险认知的关键切入点，通过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命、自我提高能力，使党自身硬起来、解决管党治党“宽松软”的问题。作为使命型政党，中国共产党坚持全面从严治党归根到底是要把国家治理好，走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当前我国改革发展形势正处于深刻变化中，全面深化改革需防范诸多风险，在转型升级、提质增效、社会整合等方面的压力更大，但首要的风险还是在利益诉求的急剧分化中人民群众的需求没有得到充分满足。随着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变化，改革发展形势正处于深刻变化之中，党中央高度重视全面深化改革进程中影响改革发展稳定的风险，始终注意协调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导向，以新发展理念解答新常态场域中全面深化改革的模式、主体、价值目标等关键问题。
从国际角度来看，国际场域危险和挑战增多，地区冲突频繁发生，恐怖主義、难民潮等全球性挑战此起彼伏，世界面临的不确定性上升，气候变化、疾病流行、环境污染、网络侵入等非传统安全持续蔓延。正如乌尔里希·贝克所言：“全球性指的就是世界风险社会。这就是说，人人都会遭受风险之害……会产生像风险意识这样的东西，而风险意识恰好表达了这类共同的危害，即一种集体命运。”[11]这意味着国际上的不稳定同样冲击着中国的国家安全。中国共产党在世界风险社会大背景下，以马克思主义政党的理论自觉多次强调战略风险的严峻性，强调人类生存安全的至关重要性，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倡导建立平等相待、互商互谅的伙伴关系”的战略构想，充分体现应对复杂多样性风险的战略考量。
（二）注重战略思维的辩证性
思维本质上是一种“抽象力”，其“具体—抽象”的特性决定了思维一经形成，就具有先导性。而在主客观的辩证同构中，理论在向实践转化的过程中可能存在一定的风险。因此，如何正确运用理论思维并充分发挥理论思维的作用至关重要。战略风险的严峻性决定了应对战略风险一定要有战略思维。战略思维，就是善于从战略高度研判形势，分析问题，进而指导解决问题的一种思维方式。战略思维能够战略地、系统地、长远地、前瞻性地统筹战略风险中带有多层次性、多维性特征的结构性风险。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全党要提高战略思维能力，不断增强工作的原则性、系统性、预见性、创造性，……完善发展战略和各项政策以新的精神状态和奋斗姿态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向前进”[12]62。战略风险的复杂性、严峻性、总体性决定了要以辩证思维看待风险。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战略思维的辩证性，在现象与本质、风险与机遇、当前与长远、重点与一般中贯通战略思维的辩证性。
一是在现象与本质的辩证统一中识别战略风险。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提高战略思维能力，就要……站在时代前沿和战略全局的高度观察、思考和处理问题，从政治上认识和判断形势，透过纷繁复杂的表面现象把握事物的本质和发展的内在规律。”[13]286这点在中国共产党对执政风险的研判上体现得尤为明显。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坚决不走封闭僵化老路和改旗易帜邪路，洞察侵蚀执政基础的风险，牢牢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主题。 二是在风险与机遇的辩证统一中提升战略风险的转变能力。战略风险的不确定性也意味着开拓创新的机会，需要辩证认识它在社会发展规律中的作用。我国发展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同时面临着风险与机遇，如果不妥善处理好战略机遇，则有可能变成战略风险，同时战略风险中也孕育着战略机遇。我国经济在国内外发展环境十分复杂的背景下面临下行压力持续加大、风险较多的问题，这些使得防范重大经济风险成为一个重要议题。习近平总书记充分运用底线思维和创新思维，提出构建新发展格局，以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
三是在当前与长远的辩证统一中警惕风险由量变向质变转化的可能。当下的风险不应囿于短视效应的狭隘眼界，要以长远性的战略眼光实现可持续发展。以生态风险为例，生态风险是高风险社会的重要表现。生态问题不仅是环境问题，而且是关系到党的使命和宗旨的重大政治问题和关系民生的重大社会问题。生态安全关乎政治安全，决定着人类的永续发展。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生态建设的严峻性，指出：“我们在生态环境方面欠账太多了，如果不从现在起就把这项工作紧紧抓起来，将来会付出更大的代价。”[13]234-235
四是在重点与一般的辩证统一中抓住重点风险。风险源和风险点的多样性决定了对风险不能掉以轻心，更在风险综合体中有所侧重，重点防控可能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产生重大影响的风险。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着力防范化解重大风险，保持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大局稳定”[12]219。围绕着力防范化解政治、意识形态、经济、科技、社会、外部环境、党的建设等领域重大风险作出了深刻分析，提出明确要求。对战略风险的研判与部署体现了党善于抓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的重点性原则。
（三）明辨战略风险的隐蔽性
新时代的风险涉及面广，各个领域的风險都不是只在各自领域起作用的，而是经常迅速传导，叠加放大，以一种风险综合体的现象出现。这决定了要明辨战略风险的隐蔽性，防止隐蔽性的风险在不知不觉中引发其他领域的风险。如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不让小风险演化为大风险，不让个别风险演化为综合风险，不让局部风险演化为区域性风险或系统性风险，不让经济风险演化为社会政治风险，不让国际风险演化为国内风险。”[10]834
置身于全球化狂飙突进和文化思潮空前激荡的时代，以消费主义、历史虚无主义、“普世价值论”、新自由主义等为核心的错误思潮持续发酵，并隐匿在理论学术成果、文艺作品中，进而被部分别有用心的人用来曲解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如利用普世价值观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表述上的某些重合，将两者混为一谈，弱化意识形态阶级性进而试图消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意识形态性;历史虚无主义思潮增长势头加剧，通过诡辩和假设来曲解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和社会主义发展史，误导人们对历史的理解，否定中国走向社会主义的必然性;媒介上借由一些高端的技术来传播带有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价值理念，力图不知不觉地将这些观念灌输进党员干部的脑内。另外，在现代化进程中，马克思全面生产理论视域下的精神生产呈现新的表现特征，社会阶层和利益关系分化引发价值观多元化，非主流意识形态滋长。智能化时代的来临也使得网络空间的虚拟场域下，网络空间价值无涉、网络空间意识形态虚无等论调涌现。
意识形态领域的风险因其形成的容易性、形式的隐蔽性和影响的深远性使“阵地”斗争十分激烈。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意识形态工作，指出“红色地带是我们的主阵地，一定要守住;黑色地带主要是负面的东西，要敢于亮剑，大大压缩其地盘;灰色地带要大张旗鼓争取，使其转化为红色地带”[12]328。针对信息网络化态势，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依法加强网络空间治理，加强网络内容建设，做强网上正面宣传，培育积极健康、向上向善的网络文化”[12]337，在网络强国战略下重视网络空间意识形态治理，坚定文化自信和意识形态自信，守好价值体系的关口。
再如生态风险，不同于意识形态风险在表现形式上的隐蔽性，生态风险的隐蔽性更多地表现在与其他关联性要素的风险上，也就是通过转化为其他形式的风险和危机，人们才意识到生态风险，而不是生态风险本身的显现。生态安全是各种安全要素不可或缺的重要自然基础，关乎政治安全、经济安全、文化安全、社会安全、人身安全以及人类的永续发展等，但生态风险往往不易被人们察觉和重视。尤其是只注重代内生态发展，而忽视代际的生态权益，或只注重一国的生态安全，而忽视“类危机”下全球性的生态安全，这些都易引发重大生态风险。生态好坏决定着人类的生存状况好坏，生态风险会演变成人类的生存危机，其隐蔽性源于人们对生态风险的认识不够，这是由人类自身的文化危机引起的[14]。一些国家片面考虑自身利益，以经济价值压制生态价值，形成只顾自身不顾自然、只顾当下不顾长远、只顾当代不顾后代、只顾本国不顾全人类的片面的价值观。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生态风险，清醒地认识到加强生态文明建设的紧迫性和重要性，提出“生态兴则文明兴，生态衰则文明衰”等发人警醒的论断[4]374。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对人与自然和谐关系进行系统性研究，将生态安全观作为总体国家安全观的重要组成部分，大力推动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建设新格局。
（四）确保制度体系的完善性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确立了“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大部署[4]113，这一部署也是对全面深化改革进程中的战略风险的回应。有效防范和化解战略风险，实现治理能力的供给侧改革就需要发挥制度的作用。国家治理能力是一个包括制度建构和执行能力在内的多项能力体系，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各项制度的创新、发展和完善，这就为防范和化解战略风险提供了坚实的制度基础。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上，党中央提出要将制度建设摆在突出位置，建立健全重大决策风险预警、评估以及各种约束机制，发挥制度优势，并将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打赢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攻坚战[4]113。中国共产党毫不动摇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真理，结合历史传承、文化传统、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将科学理论现实化、制度化，不断巩固并形成根本制度、基本制度、重要制度的制度链条，逐渐形成一套在宏观与微观两个方面都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不断发挥制度效能。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持续完善各项根本制度，在领导核心、指导思想、政治保障等方面加强对战略风险的宏观调控，表现为加强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和全面领导，巩固党执政的阶级基础和群众基础，严防政治风险，将党的领导落实在风险治理的各方面各环节，切实发挥党在应对战略风险上的领导核心作用;坚持并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以正确的价值理念凝聚社会共识，以科学的理论增强党抵御意识形态风险的能力;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根本政治制度，不断为人民民主扩容。 由根本制度派生而来的基本制度和重要制度，进一步具体化了根本制度，形成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及党的建设等领域较为系统完整的防范战略风险的制度体系。在生态环境领域实行最严格的生态环境保护制度，健全资源生态环境管理制度、国土空间开发保护制度、生态环境保护责任追究制和环境损害赔偿制度，用最严格的制度和最严密的法治促进生态安全。在金融风险领域，根据形势变化构建新的体制机制，完善监管协调机制，加强宏观审慎监管，强化统筹协调能力，力求补齐金融制度的制度性短板，防范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而在制度的效力上，注重发挥领导干部的制度意识，将思想建党制度化，并不断完善制度执行机制，明确风险担当的责任主体，努力提高党员干部政治能力，以关键少数带动绝大多数。当然，实践创新永无止境，理论创新和制度创新也就一直在路上。中国共产党坚持实事求是精神，持续探索制度的体系化建设，不断增强制度体系从设计到操作的耦合度和整体性，进一步拓展制度的运行空间，确保制度体系的完善性，增强对战略风险的应对能力。
三、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持续防范战略风险的实践路向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基于战略学理逻辑的展开和现实逻辑的要求，以马克思主义对社会基本矛盾和主要矛盾的研判为基点，防范化解在全面深化改革进程中的结构性矛盾，有效解决动力机制和平衡机制间的关系，从容应对世界权力场域变化中的各种风险，体现了党的谋“势”眼光，增强了党的执政能力。在关系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关键时期，时和势虽有利，但艰和险也在增多，要坚持人民主体性、战略学理性、战略主动性的实践路向，为持续防范和解决未来征程的风险提供应对能力。
（一）坚持人民主体性的实践路向
现代经济社会的发展离不开对发展究竟“为了谁”的本质性的价值追问。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我们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抓住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不断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公平正义，……让发展成果更多惠及全体人民，不断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朝着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不断迈进。”[15]中国共产党充分考量影响人民群众获得感的风险源与其表现形式，树立对人民负责的强烈责任感，“坚持国家安全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16]。国家治理进入以人民为中心的新时代，人民主体既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逻辑起点，也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目的和归宿，人民更是有效应对战略风险的依靠力量。要自觉遵循共产党执政规律，始终如一地锤炼党的自我革命精神，加强党员干部的党性修养，补足精神之“钙”;不断开展党内的批判与自我批评，勇于揭露和纠正工作中的缺點、错误;坚持问题导向，认清“四大风险”的复杂性和长期性，推进党内制度法规体系建设，提高党内政治生活的政治性、原则性、战斗性。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明确要深刻把握并正确处理自我革命和社会革命之间的辩证关系，中国共产党在坚持自我革命的过程中，形成了“人民利益—社会革命—自我革命—人民利益”这样一个波浪式循环上升的逻辑[17]。通过自我革命建设，中国共产党牢固树立共产党人价值观，把自身建设成为始终走在时代前列、人民衷心拥护的政党，最大限度地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在战略风险视域下深化对人民当家作主规律的认识和实践。
（二）坚持战略学理性的实践路向
邓小平强调：“我们要实现工业、农业、国防和科技现代化，但在四个现代化面前有‘社会主义’四个字，叫‘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10]138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通过扬弃资本主义来完成现代化道路的。防范社会主义建设进程中的风险，走什么道路至关重要。中国共产党关于战略风险防范的研判坚持了战略学理性，战略学理性正在于坚持社会主义本质，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从而避免了坠入封闭僵化的老路和改旗易帜的邪路，防范和化解了重大政治风险。改革既有理论层面的风险，在实践层面也没有现成的可供参照的经验。中国共产党摸着石头过河，走出了一条“不是简单延续我国历史文化的母版，不是简单套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设想的模板，不是其他国家社会主义实践的再版，也不是国外现代化发展的翻版”[15] 的中国道路，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视域下实现守正创新，重塑了社会主义形象，在纵向突破与横向比较中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要继续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解释力，彰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就要在重大政治原则和理论是非上保持清醒头脑，继续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深化改革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不是某一领域的单兵突进，要继续以各领域制度设计的联动集成，不断完善总体性的制度成果，妥善协调好国家、公民和社会三者的关系，更加注重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
（三）增强战略主动性的实践路向
1948年1月18日，毛泽东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关于目前党的政策中的几个重要问题》中指出：“当着我们正确地指出在全体上，在战略上，应当轻视敌人的时候，却决不可在每一个局部上，在每一个具体问题上，也轻视敌人。”[18] 该论述后来被概括为“战略上藐视敌人，战术上重视敌人”，这表明要将管大局的战略与管局部的战术辩证统一，既务虚，也务实。战略风险在时间和空间上具有不确定性，需要辩证统筹战略与战术，做到既有防范风险的先手，也有应对和化解风险挑战的高招;既要打好防范和抵御风险的有准备之战，也要打好转危为机的战略主动战。中国共产党对于战略风险的把握时刻对标“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以旺盛的革命斗志和强烈的忧患意识，积极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进一步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要继续增强战略主动性，把握战术中的变与不变的度，通过完善和发展一系列的制度体系机制，抓“牛鼻子”，补“短板”，采取科学有效的防范措施努力克服和化解重大风险，并将风险及时地转变为机遇，掌握好主动权。在实际工作中以发展的观点看待风险，对风险进行动态监测，提高实时预警能力，强化风险预警指标体系。不断探究自然规律、社会规律和执政规律，减少因违反规律而造成的风险。这有利于将战略决策奠定在规避战略风险、实现战略突破的理性自觉的基础上，从而有助于发挥中国共产党在战略风险防范中的主观能动性。 當前，我国发展进入新的历史阶段，继续把握防范战略风险的经验、规律和实践路向，具有深远意义。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所提出的，有利于“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深刻认识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带来的新特征新要求”[1]，提升党的执政能力，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助力经济行稳致远和社会大局稳定，从而在不断发展中继续完善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为人类对现代化道路的探索和社会发展作出新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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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李 妍]
Experience and Practical Orientation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in
Preventing Strategic Risks in the New Era
Zhang Yunting Fang Shinan
Abstract： Risk is an objective context and inevitable normal state of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Strategic risk affects the overall strategic development， which is mainly manifested in the risk and impact brought by the internal operation logic of a modern society on socialist development. In the new era，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CPC） adheres to and applies the Marxism in terms of its objective law， historical perspective and relevant laws governing the development of human society and has learned the experience in preventing strategic risks in four aspects： highlighting the seriousness of strategic risks， focusing on the dialectics of strategic risks， clarifying the invisibility of strategic risks， and ensuring the soundness of the system. This experience reflects the CPC’s vision in planning for the trend. To boost the security and development of contemporary China， we should uphold the people’s principal position and firmly establish the values of Communists with a firm self-revolutionary spirit; we should adhere to the strategic rationality and unswervingly follow the path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with a strong courage for reform; we should adopt strategic initiative and prepare for preventing risks with both strategy and tactics.
Key words： strategic risk; prevention; experience; practical orientation; security and developme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