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出生在北京郊区。解放前,村里没有小学,县上没有中学。那时,谁要是识一些字,简直就算“文化人”了。
　　1949年,家乡解放了,我和同龄的孩子们成了村里第一批小学生。那时的学校十分简陋,而且分为“初小”和“高小”(即初级小学和高级小学,初小只到四年级;高小才有五年级和六年级)。我们村里只有初小,就一位老师,要教四个年级的全部课程。各年级的孩子们都在同一间大房子里上课,四个年级分别坐在四个角落里,课桌和座位都是用砖和灰砌成的。老师给一个年级的学生上课时,其他年级的学生自习或做作业。后来才知道这叫做“复式班”。
　　记得上二年级的时候,我常常好奇地听老师给三年级讲课。因此,有时三年级的同学不会做的作业,倒来找我。日子久了,他们就叫我坐到他们那里去了。起初,老师也没发现。后来看到我拿的是二年级的课本,才知道我不是三年级的学生。但老师并没有批评我,而是给我换了一套三年级的教材。就这样,我稀里糊涂地就跳了一级。
　　现在的小朋友们上学,家长接送,晚上还帮助做作业。有的家长还给孩子请家庭教师。我们那时候,可不是这样。每天早晨一起床,不等家长吩咐,吃几口饭,背起书包赶快走,生怕家长说:“今天农活忙,别上学了,帮家里干活吧!”一说这话,今天的学就上不成了,得下地干活。尤其在春秋大忙季节,有不少需要孩子们干的活计;用大人不划算,就叫孩子们请假。我们那时倒不是怕累,主要是怕功课补不上,考试会不及格。
　　我们上小学的时候,有许多好玩的事情,现在的小朋友们是无法想象的。比如,我们要做义务邮递员。由于刚刚解放,国家的邮政系统还不能正常运作,常叫各村的学校像接力赛跑一样,一站一站地传送政府信件。记得四年级的时候,一天下午,老师叫我和两个三年级的小朋友,将一封信送到相距八里的区政府,还给了我们每人一根木棒,以备万一遇见狼时自卫。我们三个人一路说说笑笑,高高兴兴地完成了任务,回来时还受到了老师的表扬。
　　该上五年级了,村里没有学校,就得到别的更大的村子里去上学。学校离我们村有三里路的距离。那时最怕的是冬天,天还没亮就得起床,顶着呼啸的北风,揣上一块玉米饼子或蒸白薯,背上书包就往学校赶。冬季昼短夜长,中午来不及回家吃饭,只能在教室里吃自己带的干粮。好在教室里有个取暖的小火炉,可以把干粮稍微烤一烤。那时,我们的新中国刚刚建立,条件真是艰苦啊。冬天里,小朋友们的手和脚都冻得又红又肿。
　　1953年,我小学毕业了,该考中学了。那年我13岁,在当时是年龄小的。当时县里只有两所中学,都是解放后创立的。其中的牛栏山中学,离我家较近,有30里的路程。它是河北省立中学,周围六个县的小学毕业生都去考这所中学。考试要进行3天,而且要在那里等候发榜。第一榜录取的考生还要进行口试和体检,前后需要一周的时间。记得妈妈给我烙了一大口袋发面饼,够吃七天的。我背上干粮,就和几个小朋友一道参加考试去了。牛栏山虽说是一个镇,但无论如何也住不下六七千个孩子(只招收300名新生),学校就安排我们住在各村的老乡家里,我住的村子离考场有五里的路程。当时正是夏天,有一天下了瓢泼大雨,我们被淋得像落汤鸡一样,不停地奔跑,口袋里的烧饼和馒头滚落在地上,谁也顾不上拾起来。即便拾起来,也没法吃了。那个既可笑又好玩的场面,至今还常常浮现在眼前。这是我有生以来参加过的最难的一次考试。
　　九月一日开学了。那时的学生,有的比老师的年纪还大。我上初中一年级时的班长,都有两个儿子了。现在听起来可笑,可当时却是很正常的事情。学校当年的条件和现在是不可同日而语的。照明靠油灯,用水靠辘轳。每天早晨洗脸刷牙,要端着脸盆去领一瓢井水。每月五元钱的伙食费,早晚喝稀粥,中午吃窝头,而且都是限量的。我们年级小的还能勉强吃饱,而年纪大的同学就只能吃“半饱”了。尽管如此,大家的学习热情却很高涨,因为在解放前,农民的孩子是根本不可能上学的,更何况,大家都知道:我们的国家会越来越富强,我们的生活会越来越美好。
　　小朋友们,我把这些童年的往事告诉你们,是为了叫你们更加珍惜今天的幸福生活,学好本领,做一个无愧于祖国和人民的好少年。
　　
　　赵振江学者,翻译家,北京大学西班牙语语言文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1998年获西班牙国王颁发“伊莎贝尔女王勋章”,1999年获阿根廷总统颁发“五月骑士勋章”,2004年获智利总统为他颁发“聂鲁达百年诞辰勋章”。著作有《西班牙语诗歌导论》《拉丁美洲文学史》(合著)《山岩上的肖像:聂鲁达的爱情·诗·革命》(合著)《拉丁美洲文学大花园》(合著)等;译著有阿根廷史诗《马丁·菲耶罗》《拉丁美洲诗选》《西班牙黄金世纪诗选》《西班牙当代女性诗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