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中国遭遇贸易摩擦案件的数量和金额均创历史最高。截至去年11月份国家商务部的统计数据显示，共有19个国家和地区对中国发起“两反两保”贸易救济调查103起，其中反倾销67起，反补贴13起，保障措施16起，特保7起。此外，中国还遭遇美国337调查6起。涉案总金额共约120亿美元。
　　不少人认为，中美贸易收支不平衡，是世界经济失衡的根源，贸易摩擦也许是一种“倒逼”机制——敦促决策部门通过汇率、内需刺激政策等办法，来解决贸易收支失衡。于是，在这个“错误认识”引导下，形成了对中美贸易摩擦问题，中国“非让步不可”的论调。
　　众所周知，中国在2005年7月已事实上放弃了人民币盯住美元政策，人民币在随后的3年间升值近20％。有趣的是，在升值期间，中美贸易顺差非但没有减少反而在增加，而金融危机后期，虽然人民币汇率没有增值，但中美贸易顺差却在大幅减少。
　　结合中国现实仔细一想，我就觉得，还是要归因于经济基本面恶化，造成美国市场的消费和投资能力丧失，才在中国对美国的出口上起到了主要的抑制作用。美国进口市场基本面的恶化——储蓄资产价值严重缩水和投资消费能力丧失，才是形成对美贸易收支平衡“有效”调整的“结构性”内生动力。
　　这两年，我出国学术交流的机会增加，在出国滞留期间，经常会接触到中国的富人阶层“特地”来异国他乡进行“奢侈”消费。他们直冲“高附加价值、世界名牌”而来，个人采购的数量之多、价值之大，给处于危机状态中的奢侈品商店带来了复苏的希望，也让很多外国人大饱眼福，甚至形成了今天“中国人很有钱”的错误判断。
　　从上面人民币汇率增值效果和富人热衷海外消费的现象分析中可以看出。影响贸易收支变化的原因来自于两个性质完全不同的方面：一是周期性的因素，二是结构性的因素。所谓周期性的因素，是指经济在周期性变动的时候，就业状况突然出现了恶化，于是，货币政策、汇率政策、财政政策和资本管理政策的导入，都会引起贸易收支的变化。
　　但是，在全球化环境下，很多外生的改变贸易收支变化的手段都会失去一定效果。从这个意义上讲，美国比中国更期待国际政策的合作，来改变目前周期调整过程中的国际收支失衡问题。即便如此，中美贸易结构不平衡的状况是属于结构性的，经济不好时，它会被凸现出来，甚至被恶意放大负面影响，而经济繁荣阶段，国际贸易的双赢效果又掩盖了结构性失衡问题。
　　这具体表现在美国消费过度和中国消费不足，所反映的两国经济结构上的背离。而各自的经济结构都存在经济效率改善的空间。比如，对美国而言，问题不是在贸易逆差上，而是要提高投资的效率，减少不必要的军事开支，加强金融监管以保证健康的消费和投资活动。对中国而言，也不是在贸易顺差上，而是要提高人们的收入能力，完善国家社会保障体系的建设，促进企业的技术创新活动，以提高产品和服务的附加价值，从而有效地释放出中国人口未来巨大的消费能量。
　　这一切，都无发通过贸易摩擦的升级来完成。事实上，世界经济的發展存在一种可持续的、健康的“失衡”状态——它是在各国健康的经济发展的“内生结构”中，而不是破坏各国健康的经济结构去人为地调整世界经济平衡状态所反映出来的扭曲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