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腐败是伴随封建社会的一大顽疾痼疾，也是历朝历代极力想要解决的迫切问题。尽管由于腐败治理的难度与复杂性，以及古代反腐制度机制本身存在的深刻内在矛盾，这个问题从未得到根本解决，但是，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古人也为我们提供了许多丰富的反腐经验，其中成败得失，至今仍具有借鉴与警示意义。
汉宣帝“加薪促廉”
汉宣帝刘询是汉武帝的曾孙、戾太子的孙子。汉武帝征和二年“巫蛊之祸”发生后，戾太子及其子女皆蒙屈而死，唯有尚在襁褓中的刘询幸存下来，但从此流落民间，直到十七岁时被霍光等迎立为帝。由于从小在民间长大，汉宣帝深知民事艰难、闾里奸邪以及吏治得失，深知百姓对于政治清明的期盼。他在位期间励精图治，特别是大力整饬吏治，史称“吏称其职，民安其业”，被后世誉为“宣帝中兴”，不少史论者认为，宣帝时期乃有汉一代最为鼎盛的时期。
那么，汉宣帝是如何治吏的呢？出人意料，汉宣帝治吏的一个重要手段，是给基层官吏“加薪”。神爵三年（前59），汉宣帝颁布了一个诏令：“吏不廉平则治道衰。今小吏皆勤事而俸禄薄，欲无侵渔百姓，难矣！其益吏百石以下俸十五。”
西汉官员的俸禄，从中央政府号称万石的三公到县里面百石以下的斗食佐吏，一共二十多级，越在基层，职位越低，俸禄也就越薄。特别是对于为数众多的低级官吏，还不像高官重臣，时不时能得到朝廷赏赐，如果仅靠薪水养家，难免有衣食温饱之忧，因此，若是有什么“侵渔百姓”的现象，怕也是不足为奇了。
如前所说，汉宣帝从小在民间长大，深知百姓疾苦，在他成长过程中，恐怕没少见到百姓受基层官吏盘剥勒索的情景。与此同时，他又清醒认识到，这些和百姓直接打交道的小官小吏，拿着微薄薪水，承担着大量繁重的日常事务，光靠道德说教，或者靠汉武帝时期那种严刑重法，想从根本上解决腐败问题，“难矣”！古语说，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要让这些基层官吏安于职守，廉洁奉公，除了严厉惩治腐败外，还必须给予他们宽裕的生活保障，使他们不必挖空心思从百姓身上捞油水、找回报。
从怀着对百姓的感情出发，却落在了给基层官吏“涨工资”上，看似背道相驰，却深刻体现了汉宣帝冷静的现实主义态度。特别是将加薪对象限定在基层官吏上，说明汉宣帝对此有着清醒的判断，而非滥用国家财力。当然，汉宣帝治吏，除了加薪还有许多手段，而加薪也并不必然成廉，要使官员清正廉洁，还需要系统的配套措施，不是简单一个“加薪”所能解决。
王莽“道德反腐”
王莽在历史上一直以反面人物的形象出现，不过，如今也有人认为，王莽的治国政策，恰恰最符合儒家“王道乐土”的理念，甚至有人将他比作堂吉诃德式的悲剧人物。而王莽的失败，也恰恰说明了儒家理想与现实的冲突。
王莽当上皇帝后，由于帝位来得不太光彩，“欲震威以惧下”，于是外兴战事，内乱制度，上疑大臣，下扰人民，短短几年时间，就使西汉承平之业变得千疮百孔，百姓颠沛流离。
面对混乱局面，王莽以国家尚未安定为由，下令“上自公侯，下至小吏，皆不得俸禄”，就是说，停发了所有官员的工资，接着又颁布诏令，对改革官员俸禄制度提出了他的构想：“往古时候，年岁丰穰则增加官员俸禄，若遇歉收则俸禄随之减少。如今不妨也制定一个标准，依据时节好坏，核发官员俸禄。”
王莽这个构想，与今天有些人提出将公务员工资与经济社会发展指标相挂钩的建议可谓不谋而合，既契合古制，又颇具现代理念。可惜的是，在当时的技术条件特别是统计手段下，根本就不可能制定出这么一个计算丰歉多少的标准，结果是，各级官员最终还是领不到工资。
那么，官员领不到工资怎么办？可想而知，“天下吏以不得俸禄，并为奸利”，“各因官职为奸，受取赇赂以自供给焉”。而看到大小官员丝毫不能体会自己的良苦用心，丝毫不以国事为重，丝毫没有与百姓同甘共苦的情怀，王莽愈加恼怒，进而下令，对贪污受贿官员“收其家所有财产五分之四以助边急”，并动员鼓励小吏告发上司，奴婢告发主人，冀望以严刑酷法杜绝腐败。谁想腐败却愈演愈烈，人民也越来越不得安生，终于一发而不可收拾，短暂的新莽王朝轰然塌台。
王莽取消官员俸禄，与他所推行的诸多“托古改制”措施一样，绝不仅仅是“闹剧”而已，背后反映出来的其实是一种强烈的道德主义色彩。认真说来，这项措施难道不正符合人们的道德期盼—作为国家官员，不是号称为百姓服务吗？那就不但应当和百姓同甘共苦，而且还要吃苦在前，就算少拿、不拿工资，又有何不可？只不过，这样做的效果如何，现实同样也已经给了王莽答案。
事实上，官员无俸作为一项制度，在历史上还果真存在过。北魏前期实行的就是官员无俸制，国家对官员只进行不定期的班赏。由于没有稳定的收入来源，各级官员只好“取之于民”，“吏多贪墨”，“士无风节”，“货赂大行”，“贪者得肆其奸，廉者不能自保”，吏治陷入整体性腐败，尽管朝廷多次严厉惩治，但收效甚微。直到孝文帝改革，才全面推行俸禄制，北魏官员无俸制也成为中国古代官员俸禄制度史上一段短暂的插曲。
朱元璋“铁腕治吏”
中国历史上，朱元璋大概是出身最底层、经历最坎坷的皇帝了。他出身贫苦农民家庭，从小是个放牛娃，16岁时父母死于瘟疫，只好去寺院当小沙弥。谁知又遇荒年，连寺院都没饭吃，只好又去云游四方，边乞讨边打发正当青春的生命时光。他后来参加起义队伍，也是从士兵干起，一步一步走上人生的顶峰。正是因为这段崎岖的人生道路，因为尝尽底层生活的艰辛，朱元璋对于贪官污吏有着发自肺腑的愤恨，堪称史上治贪治吏最严酷的皇帝。
朱元璋治吏严酷到什么程度？像凌迟、弃市等刑罚已不能表达他的愤怒，他甚至发明了“剥皮实草”这种令人不寒而栗的酷刑。在这样的高压政策下，甚至有读书人因为害怕做官，不惜剁指自残以逃避征举。尽管后世对于朱元璋的性格、手段以及政策有诸多争议，但对于他治贪治吏的真诚却少有怀疑。
应当说，中国古代对于惩治官员腐败，至少在制度设计上并非全然阙无，甚至从总体上看，对官员犯罪的惩处还重于常人，即使遇有大赦，也常特别申明，贪官污吏不在赦列。但像朱元璋这样手段极端的，实属空前绝后。也许正是因为过于严酷，朱元璋死后，后来的皇帝纷纷废除了他的大多数政策。
如果说如此苦心孤诣、心血倾注却连自己的子孙都不能理解，尚且可以大度地苦笑几声，而一腔热情却未能带来吏治的清明，就不能不令朱元璋感到憋屈了。可以说，自从坐上皇位的那一天起，朱元璋就与贪官污吏作不懈的斗争，然而直到他死，贪污腐败也从未消绝，以至于朱元璋曾经充满无奈地说：“我欲除贪赃官吏，却奈何朝杀而暮犯！”
由朱元璋所确立的明代治吏两条基本思路是：低薪养吏与高压反腐。低薪，最终被明代中后期普遍性的吏治腐败证明是笑谈；高压，也在朱元璋、朱棣等政治强人死后化为烟影。回想到朱元璋那一声“朝杀而暮犯”的叹息，我们仿佛看到了一种英雄无力的悲凉、一种进退两难的无助。
回顾汉宣帝、王莽与朱元璋三种思路、措施迥异的反腐模式，很难简单作一褒贬。如果说加薪或者说高薪就可以养廉，我们就无法理解一些贪官超乎需求、近乎病态的对金钱疯狂的占有欲望，清代“养廉银”的失败更是对这一模式的否定。同样，不论是道德教育，还是严刑重法，在顽强的贪腐面前似乎也都无能为力。
另一方面，我们也不能就此认为这三种模式全无是处。如果用现在的眼光看，汉宣帝的做法，近似于通过赋予官员职业保障，解决“不必为”的问题；王莽的做法，相当于加强道德教育，解决“不愿为”的问题；朱元璋的做法，则是以严厉惩治，解决“不敢为”的问题。而在我们今天看来，还应当加强制度的力量，强化对权力运行的监督制约，解决“不能为”的问题。一言以蔽之，只有多管齐下、多措并举，才能实现对腐败这一古今中外头等难题有效的综合治理。
汉宣帝“加薪促廉”
汉宣帝刘询是汉武帝的曾孙、戾太子的孙子。汉武帝征和二年“巫蛊之祸”发生后，戾太子及其子女皆蒙屈而死，唯有尚在襁褓中的刘询幸存下来，但从此流落民间，直到十七岁时被霍光等迎立为帝。由于从小在民间长大，汉宣帝深知民事艰难、闾里奸邪以及吏治得失，深知百姓对于政治清明的期盼。他在位期间励精图治，特别是大力整饬吏治，史称“吏称其职，民安其业”，被后世誉为“宣帝中兴”，不少史论者认为，宣帝时期乃有汉一代最为鼎盛的时期。
那么，汉宣帝是如何治吏的呢？出人意料，汉宣帝治吏的一个重要手段，是给基层官吏“加薪”。神爵三年（前59），汉宣帝颁布了一个诏令：“吏不廉平则治道衰。今小吏皆勤事而俸禄薄，欲无侵渔百姓，难矣！其益吏百石以下俸十五。”
西汉官员的俸禄，从中央政府号称万石的三公到县里面百石以下的斗食佐吏，一共二十多级，越在基层，职位越低，俸禄也就越薄。特别是对于为数众多的低级官吏，还不像高官重臣，时不时能得到朝廷赏赐，如果仅靠薪水养家，难免有衣食温饱之忧，因此，若是有什么“侵渔百姓”的现象，怕也是不足为奇了。
如前所说，汉宣帝从小在民间长大，深知百姓疾苦，在他成长过程中，恐怕没少见到百姓受基层官吏盘剥勒索的情景。与此同时，他又清醒认识到，这些和百姓直接打交道的小官小吏，拿着微薄薪水，承担着大量繁重的日常事务，光靠道德说教，或者靠汉武帝时期那种严刑重法，想从根本上解决腐败问题，“难矣”！古语说，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要让这些基层官吏安于职守，廉洁奉公，除了严厉惩治腐败外，还必须给予他们宽裕的生活保障，使他们不必挖空心思从百姓身上捞油水、找回报。
从怀着对百姓的感情出发，却落在了给基层官吏“涨工资”上，看似背道相驰，却深刻体现了汉宣帝冷静的现实主义态度。特别是将加薪对象限定在基层官吏上，说明汉宣帝对此有着清醒的判断，而非滥用国家财力。当然，汉宣帝治吏，除了加薪还有许多手段，而加薪也并不必然成廉，要使官员清正廉洁，还需要系统的配套措施，不是简单一个“加薪”所能解决。
王莽“道德反腐”
王莽在历史上一直以反面人物的形象出现，不过，如今也有人认为，王莽的治国政策，恰恰最符合儒家“王道乐土”的理念，甚至有人将他比作堂吉诃德式的悲剧人物。而王莽的失败，也恰恰说明了儒家理想与现实的冲突。
王莽当上皇帝后，由于帝位来得不太光彩，“欲震威以惧下”，于是外兴战事，内乱制度，上疑大臣，下扰人民，短短几年时间，就使西汉承平之业变得千疮百孔，百姓颠沛流离。
面对混乱局面，王莽以国家尚未安定为由，下令“上自公侯，下至小吏，皆不得俸禄”，就是说，停发了所有官员的工资，接着又颁布诏令，对改革官员俸禄制度提出了他的构想：“往古时候，年岁丰穰则增加官员俸禄，若遇歉收则俸禄随之减少。如今不妨也制定一个标准，依据时节好坏，核发官员俸禄。”
王莽这个构想，与今天有些人提出将公务员工资与经济社会发展指标相挂钩的建议可谓不谋而合，既契合古制，又颇具现代理念。可惜的是，在当时的技术条件特别是统计手段下，根本就不可能制定出这么一个计算丰歉多少的标准，结果是，各级官员最终还是领不到工资。
那么，官员领不到工资怎么办？可想而知，“天下吏以不得俸禄，并为奸利”，“各因官职为奸，受取赇赂以自供给焉”。而看到大小官员丝毫不能体会自己的良苦用心，丝毫不以国事为重，丝毫没有与百姓同甘共苦的情怀，王莽愈加恼怒，进而下令，对贪污受贿官员“收其家所有财产五分之四以助边急”，并动员鼓励小吏告发上司，奴婢告发主人，冀望以严刑酷法杜绝腐败。谁想腐败却愈演愈烈，人民也越来越不得安生，终于一发而不可收拾，短暂的新莽王朝轰然塌台。
王莽取消官员俸禄，与他所推行的诸多“托古改制”措施一样，绝不仅仅是“闹剧”而已，背后反映出来的其实是一种强烈的道德主义色彩。认真说来，这项措施难道不正符合人们的道德期盼—作为国家官员，不是号称为百姓服务吗？那就不但应当和百姓同甘共苦，而且还要吃苦在前，就算少拿、不拿工资，又有何不可？只不过，这样做的效果如何，现实同样也已经给了王莽答案。
事实上，官员无俸作为一项制度，在历史上还果真存在过。北魏前期实行的就是官员无俸制，国家对官员只进行不定期的班赏。由于没有稳定的收入来源，各级官员只好“取之于民”，“吏多贪墨”，“士无风节”，“货赂大行”，“贪者得肆其奸，廉者不能自保”，吏治陷入整体性腐败，尽管朝廷多次严厉惩治，但收效甚微。直到孝文帝改革，才全面推行俸禄制，北魏官员无俸制也成为中国古代官员俸禄制度史上一段短暂的插曲。
朱元璋“铁腕治吏”
中国历史上，朱元璋大概是出身最底层、经历最坎坷的皇帝了。他出身贫苦农民家庭，从小是个放牛娃，16岁时父母死于瘟疫，只好去寺院当小沙弥。谁知又遇荒年，连寺院都没饭吃，只好又去云游四方，边乞讨边打发正当青春的生命时光。他后来参加起义队伍，也是从士兵干起，一步一步走上人生的顶峰。正是因为这段崎岖的人生道路，因为尝尽底层生活的艰辛，朱元璋对于贪官污吏有着发自肺腑的愤恨，堪称史上治贪治吏最严酷的皇帝。
朱元璋治吏严酷到什么程度？像凌迟、弃市等刑罚已不能表达他的愤怒，他甚至发明了“剥皮实草”这种令人不寒而栗的酷刑。在这样的高压政策下，甚至有读书人因为害怕做官，不惜剁指自残以逃避征举。尽管后世对于朱元璋的性格、手段以及政策有诸多争议，但对于他治贪治吏的真诚却少有怀疑。
应当说，中国古代对于惩治官员腐败，至少在制度设计上并非全然阙无，甚至从总体上看，对官员犯罪的惩处还重于常人，即使遇有大赦，也常特别申明，贪官污吏不在赦列。但像朱元璋这样手段极端的，实属空前绝后。也许正是因为过于严酷，朱元璋死后，后来的皇帝纷纷废除了他的大多数政策。
如果说如此苦心孤诣、心血倾注却连自己的子孙都不能理解，尚且可以大度地苦笑几声，而一腔热情却未能带来吏治的清明，就不能不令朱元璋感到憋屈了。可以说，自从坐上皇位的那一天起，朱元璋就与贪官污吏作不懈的斗争，然而直到他死，贪污腐败也从未消绝，以至于朱元璋曾经充满无奈地说：“我欲除贪赃官吏，却奈何朝杀而暮犯！”
由朱元璋所确立的明代治吏两条基本思路是：低薪养吏与高压反腐。低薪，最终被明代中后期普遍性的吏治腐败证明是笑谈；高压，也在朱元璋、朱棣等政治强人死后化为烟影。回想到朱元璋那一声“朝杀而暮犯”的叹息，我们仿佛看到了一种英雄无力的悲凉、一种进退两难的无助。
回顾汉宣帝、王莽与朱元璋三种思路、措施迥异的反腐模式，很难简单作一褒贬。如果说加薪或者说高薪就可以养廉，我们就无法理解一些贪官超乎需求、近乎病态的对金钱疯狂的占有欲望，清代“养廉银”的失败更是对这一模式的否定。同样，不论是道德教育，还是严刑重法，在顽强的贪腐面前似乎也都无能为力。
另一方面，我们也不能就此认为这三种模式全无是处。如果用现在的眼光看，汉宣帝的做法，近似于通过赋予官员职业保障，解决“不必为”的问题；王莽的做法，相当于加强道德教育，解决“不愿为”的问题；朱元璋的做法，则是以严厉惩治，解决“不敢为”的问题。而在我们今天看来，还应当加强制度的力量，强化对权力运行的监督制约，解决“不能为”的问题。一言以蔽之，只有多管齐下、多措并举，才能实现对腐败这一古今中外头等难题有效的综合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