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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图书版权页中修项记录，不可或缺。但由于“惯例”不同，各出版社在版权页上标明的版项的版数变更记录差异较大。本文对比进行了详细论述。
关键词：
变更记录 版权页 版次 印次 印数
从事图书编辑工作多年，逐渐对图书的版权页有了独特的兴趣，但凡拿到一本书，首先翻看的是版权页。
图书版权页中各项记录提供的信息，往往是“内容简介”所不能及的，但也有缺憾。目前，由于“惯例”不同，各出版社在版权页上标明的版印次“变更记录”存在较大的差异，如版次变更前后的印次是否相加、不同版次的印数是否累计计算等。而涉及版印次“变更记录”数据统计方法的有关规定并无国家标准，仅见于《图书出版法规政策须知》一书。其中，《关于图书版本记录的规定》(以下简称“《规定》”)于1972年12月7日由国务院出版口发布，是否师出“有名”?计算方法是否科学、合理?均值得斟酌和讨论。倘若版印次“变更记录”只有出版社编务部门和上级主管部门能知其所以然，显然有悖于将其公开于版权页的初衷。
版权页记录版次变更数据的做法，源于外文图书受版权法约束逐渐形成的“惯例”。但由于版税结算方式不同和“版次多，印次少”的客观原因使然，外文图书的版权页不记录印次，也不公示印数。中文图书采用版权页记录版次变更数据的做法始于20世纪50年代前后，其时并无“规范”可以遵循，也没有统一的格式可以参照，各社对“版次”“印次”的理解和表述也不尽相同。如上海万叶书店1953年出版的《苏联舞蹈选》版权页记录版印次和印数的格式为：
11，001－16，000
一九五二年二月十日初版·一九五三年一月廿日五版
再如上海新音乐出版社1953年出版的《练耳和视唱》版权页记录版印次和印数的格式为：一九五二年七月五日万叶初版重版至一九五三年三月一日
三版共印6，000册
一九五三年十月三十日新一版
上海印1－2，000册
经过核实，以上两个例子中，“五版”实际上是现在所说的“5次”，“三版”实际上是现在所说的“3次”。另外，《练耳和视唱》修订版(即“新一版”)的印数是从“1”起算的，并没有和初版三个印次的总数累计计算。这种计算方法，基本符合《辞海》(缩印本)“印次”条中“另行起算”的解释：
图书印刷的次数，从第一版第一次印刷起，每重印一次，即在“版本记录”上累计表明。同一本书的印次，即使因版次变更，仍应累计。如第一版已印刷二次，该版重印时即为第二版第三次；或注明第一版印次记录，第二版另行起算。
以下是两个基本符合《辞海》(缩印本)“印次”条“另行起算”版次、印次的例子。
其一，上海新音乐出版社出版的《视唱教程》(第一册)第2版第1次版权页的记录：
一九五〇年八月至一九五三年二月上音六版
一九五三年十一月新音乐第一版
累计印数25，000册
一九五四年二月二十日新二版第一次印刷
上海印1－5，000册
其二，上海新音樂出版社出版的《视唱教程》(第一册)第2版第3次版权页的记录：
一九五三年十一月新一版第一次印刷
一九五四年七月新一版第三次印刷
累计印数10，001－13，000
在以上两个例子中，该书的版次、印次、印数一目了然，不会给读者造成任何误解。但是，如果按照《辞海》，(缩印本)“印次”条中“仍应累计”的计算方法和“规定”的要求，以及目前有些出版社的习惯用法，一本书的第1版印了2次，每次1000册，那么修订版的版印次“变更记录”应为“2011年5月第2版，2011年5月第3次印刷；印数：3000册”。读者很可能会误解为该书的第2版已经印刷了3次；又由于“印数”前没有“累计”字样，读者还会误解为本次印数为3000册。
同样的例子，有些出版社采用《辞海》(缩印本)“印次”条“另行起算”的简化形式，即“2011年5月第2版，2011年5月第1次印刷，印数：1000册”。相比之下，《辞海》(缩印本)“印次”条“另行起算”方法的简化形式更简单明了，不会给读者造成任何误解。由此看来，20世纪so年代上海新音乐出版社的版本记录更接近1972年12月7日国务院出版口颁布的《规定》。
商务印书馆《现代汉语词典》(第5版)版权页上的版次、印次记录比较详细，例如：
版次：
1960年试印本
1965年试用本
1978年12月第1版
1983年1月第2版
1996年7月第3版
2002年5月第4版
2005年6月第5版
2005年6月第334次印刷
印数：200000册
上述版次、印次记录均符合《规定》的要求，脉络也较清晰，但印数却没有“从第一版第一次印刷起累计计算”。中文图书与外文图书最大的不同就是“版次少，印次多”，因此，有兴趣的读者可能更关心印次的数据。《现代汉语词典》在版权页标明7个版本共印了334次(截至2005年5月)，倒不如直接告诉读者7个版本各印了多少次更具有实际意义。如是，也引发了“印次须从第一版第一次印刷计算起，重印时应将以前各版的印次累计进去”的《规定》是否合理的思考。
根据《关于禁止中国标准书号“一号多用”的规定》(1994年11月14日，新出图[1994]957号)：对每一种图书的不同形式应分别使用一个ISBN编号。以下情况应单独使用书号：图书馆、出版社内部和有关机构统计图书品种时均以ISBN编号为准，一个书号为一个品种。相同书名、相同作者的初版图书和修订版图书使用了不相同的书号，在各种报表中均作为两个品种统计。如，修订版的累计印数中包含了初版各印次的印数，但修订版与初版并不是一本书。因此，修订版按照《规定》累计初版的印次和印数，实际上是“有水分”的“虚数”。
当前，有不少读者对图书的版次、印次感兴趣，很多写毕业论文的在校学生想确知一本书的版次、印次和印数的数据，需要跑几次出版社查阅总编室的档案，因为按照《规定》和《辞海》(缩印本)“印次”条所说的两种方法在图书版权页上标明的数据，既不全面，也不准确，大多数读者都不知其然，更不知其所以然。
为了提高版印次“变更记录”的准确性和可读性，笔者建议在图书版权页上提供版次时间和最后一个印次的时间，不同版次的印次和印数不累计计算。以人民音乐出版社出版的《中国近现代音乐史》为例，该书修订两次，三个版本共印26次，建议版权页上的版印次“变更记录”应涉及的内容和格式如下：
1984年2月第1版1991年3月第4次印刷
累计印数：25，630册
1994年10月第2版2002年7月第10次印刷
累计印数：40，750册
2002年10月第3版2008年8月第12次印刷
(A)印数：98，221-108，220册
(B)累计印数：108，220册
倘若第3版继续加印，采用(A)格式；新的修订版(第4版)出版后，采用(B)格式，这样的记录方式可能略嫌繁琐，特别是版次、印次较多的图书。但是，同一版次的印次、累计印数准确，版次变更时间清晰，版印次“变更记录”才有实际意义，才能让所有看这本书的人看得懂版次变更情况。
参考文献：
[1]中共中央宣传部出版局，新闻出版署图书管理司编.图书出版法规政策须知[M].北京：学习出版社，1994：40.
[2]辞海[C].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80：405.
[3]汪毓和，中国近现代音乐史[M].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1984年第1版、1994年第2版、2002年第3版.
(作者单位：人民音乐出版社)
图书版权页中修项记录，不可或缺。但由于“惯例”不同，各出版社在版权页上标明的版项的版数变更记录差异较大。本文对比进行了详细论述。
关键词：
变更记录 版权页 版次 印次 印数
从事图书编辑工作多年，逐渐对图书的版权页有了独特的兴趣，但凡拿到一本书，首先翻看的是版权页。
图书版权页中各项记录提供的信息，往往是“内容简介”所不能及的，但也有缺憾。目前，由于“惯例”不同，各出版社在版权页上标明的版印次“变更记录”存在较大的差异，如版次变更前后的印次是否相加、不同版次的印数是否累计计算等。而涉及版印次“变更记录”数据统计方法的有关规定并无国家标准，仅见于《图书出版法规政策须知》一书。其中，《关于图书版本记录的规定》(以下简称“《规定》”)于1972年12月7日由国务院出版口发布，是否师出“有名”?计算方法是否科学、合理?均值得斟酌和讨论。倘若版印次“变更记录”只有出版社编务部门和上级主管部门能知其所以然，显然有悖于将其公开于版权页的初衷。
版权页记录版次变更数据的做法，源于外文图书受版权法约束逐渐形成的“惯例”。但由于版税结算方式不同和“版次多，印次少”的客观原因使然，外文图书的版权页不记录印次，也不公示印数。中文图书采用版权页记录版次变更数据的做法始于20世纪50年代前后，其时并无“规范”可以遵循，也没有统一的格式可以参照，各社对“版次”“印次”的理解和表述也不尽相同。如上海万叶书店1953年出版的《苏联舞蹈选》版权页记录版印次和印数的格式为：
11，001－16，000
一九五二年二月十日初版·一九五三年一月廿日五版
再如上海新音乐出版社1953年出版的《练耳和视唱》版权页记录版印次和印数的格式为：一九五二年七月五日万叶初版重版至一九五三年三月一日
三版共印6，000册
一九五三年十月三十日新一版
上海印1－2，000册
经过核实，以上两个例子中，“五版”实际上是现在所说的“5次”，“三版”实际上是现在所说的“3次”。另外，《练耳和视唱》修订版(即“新一版”)的印数是从“1”起算的，并没有和初版三个印次的总数累计计算。这种计算方法，基本符合《辞海》(缩印本)“印次”条中“另行起算”的解释：
图书印刷的次数，从第一版第一次印刷起，每重印一次，即在“版本记录”上累计表明。同一本书的印次，即使因版次变更，仍应累计。如第一版已印刷二次，该版重印时即为第二版第三次；或注明第一版印次记录，第二版另行起算。
以下是两个基本符合《辞海》(缩印本)“印次”条“另行起算”版次、印次的例子。
其一，上海新音乐出版社出版的《视唱教程》(第一册)第2版第1次版权页的记录：
一九五〇年八月至一九五三年二月上音六版
一九五三年十一月新音乐第一版
累计印数25，000册
一九五四年二月二十日新二版第一次印刷
上海印1－5，000册
其二，上海新音樂出版社出版的《视唱教程》(第一册)第2版第3次版权页的记录：
一九五三年十一月新一版第一次印刷
一九五四年七月新一版第三次印刷
累计印数10，001－13，000
在以上两个例子中，该书的版次、印次、印数一目了然，不会给读者造成任何误解。但是，如果按照《辞海》，(缩印本)“印次”条中“仍应累计”的计算方法和“规定”的要求，以及目前有些出版社的习惯用法，一本书的第1版印了2次，每次1000册，那么修订版的版印次“变更记录”应为“2011年5月第2版，2011年5月第3次印刷；印数：3000册”。读者很可能会误解为该书的第2版已经印刷了3次；又由于“印数”前没有“累计”字样，读者还会误解为本次印数为3000册。
同样的例子，有些出版社采用《辞海》(缩印本)“印次”条“另行起算”的简化形式，即“2011年5月第2版，2011年5月第1次印刷，印数：1000册”。相比之下，《辞海》(缩印本)“印次”条“另行起算”方法的简化形式更简单明了，不会给读者造成任何误解。由此看来，20世纪so年代上海新音乐出版社的版本记录更接近1972年12月7日国务院出版口颁布的《规定》。
商务印书馆《现代汉语词典》(第5版)版权页上的版次、印次记录比较详细，例如：
版次：
1960年试印本
1965年试用本
1978年12月第1版
1983年1月第2版
1996年7月第3版
2002年5月第4版
2005年6月第5版
2005年6月第334次印刷
印数：200000册
上述版次、印次记录均符合《规定》的要求，脉络也较清晰，但印数却没有“从第一版第一次印刷起累计计算”。中文图书与外文图书最大的不同就是“版次少，印次多”，因此，有兴趣的读者可能更关心印次的数据。《现代汉语词典》在版权页标明7个版本共印了334次(截至2005年5月)，倒不如直接告诉读者7个版本各印了多少次更具有实际意义。如是，也引发了“印次须从第一版第一次印刷计算起，重印时应将以前各版的印次累计进去”的《规定》是否合理的思考。
根据《关于禁止中国标准书号“一号多用”的规定》(1994年11月14日，新出图[1994]957号)：对每一种图书的不同形式应分别使用一个ISBN编号。以下情况应单独使用书号：图书馆、出版社内部和有关机构统计图书品种时均以ISBN编号为准，一个书号为一个品种。相同书名、相同作者的初版图书和修订版图书使用了不相同的书号，在各种报表中均作为两个品种统计。如，修订版的累计印数中包含了初版各印次的印数，但修订版与初版并不是一本书。因此，修订版按照《规定》累计初版的印次和印数，实际上是“有水分”的“虚数”。
当前，有不少读者对图书的版次、印次感兴趣，很多写毕业论文的在校学生想确知一本书的版次、印次和印数的数据，需要跑几次出版社查阅总编室的档案，因为按照《规定》和《辞海》(缩印本)“印次”条所说的两种方法在图书版权页上标明的数据，既不全面，也不准确，大多数读者都不知其然，更不知其所以然。
为了提高版印次“变更记录”的准确性和可读性，笔者建议在图书版权页上提供版次时间和最后一个印次的时间，不同版次的印次和印数不累计计算。以人民音乐出版社出版的《中国近现代音乐史》为例，该书修订两次，三个版本共印26次，建议版权页上的版印次“变更记录”应涉及的内容和格式如下：
1984年2月第1版1991年3月第4次印刷
累计印数：25，630册
1994年10月第2版2002年7月第10次印刷
累计印数：40，750册
2002年10月第3版2008年8月第12次印刷
(A)印数：98，221-108，220册
(B)累计印数：108，220册
倘若第3版继续加印，采用(A)格式；新的修订版(第4版)出版后，采用(B)格式，这样的记录方式可能略嫌繁琐，特别是版次、印次较多的图书。但是，同一版次的印次、累计印数准确，版次变更时间清晰，版印次“变更记录”才有实际意义，才能让所有看这本书的人看得懂版次变更情况。
参考文献：
[1]中共中央宣传部出版局，新闻出版署图书管理司编.图书出版法规政策须知[M].北京：学习出版社，1994：40.
[2]辞海[C].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80：405.
[3]汪毓和，中国近现代音乐史[M].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1984年第1版、1994年第2版、2002年第3版.
(作者单位：人民音乐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