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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图书版权页中修项记录,不可或缺。但由于“惯例”不同,各出版社在版权页上标明的版项的版数变更记录差异较大。本文对比进行了详细论述。
关键词:
变更记录 版权页 版次 印次 印数
从事图书编辑工作多年,逐渐对图书的版权页有了独特的兴趣,但凡拿到一本书,首先翻看的是版权页。
图书版权页中各项记录提供的信息,往往是“内容简介”所不能及的,但也有缺憾。目前,由于“惯例”不同,各出版社在版权页上标明的版印次“变更记录”存在较大的差异,如版次变更前后的印次是否相加、不同版次的印数是否累计计算等。而涉及版印次“变更记录”数据统计方法的有关规定并无国家标准,仅见于《图书出版法规政策须知》一书。其中,《关于图书版本记录的规定》(以下简称“《规定》”)于1972年12月7日由国务院出版口发布,是否师出“有名”?计算方法是否科学、合理?均值得斟酌和讨论。倘若版印次“变更记录”只有出版社编务部门和上级主管部门能知其所以然,显然有悖于将其公开于版权页的初衷。
版权页记录版次变更数据的做法,源于外文图书受版权法约束逐渐形成的“惯例”。但由于版税结算方式不同和“版次多,印次少”的客观原因使然,外文图书的版权页不记录印次,也不公示印数。中文图书采用版权页记录版次变更数据的做法始于20世纪50年代前后,其时并无“规范”可以遵循,也没有统一的格式可以参照,各社对“版次”“印次”的理解和表述也不尽相同。如上海万叶书店1953年出版的《苏联舞蹈选》版权页记录版印次和印数的格式为:
11,001-16,000
一九五二年二月十日初版·一九五三年一月廿日五版
再如上海新音乐出版社1953年出版的《练耳和视唱》版权页记录版印次和印数的格式为:一九五二年七月五日万叶初版重版至一九五三年三月一日
三版共印6,000册
一九五三年十月三十日新一版
上海印1-2,000册
经过核实,以上两个例子中,“五版”实际上是现在所说的“5次”,“三版”实际上是现在所说的“3次”。另外,《练耳和视唱》修订版(即“新一版”)的印数是从“1”起算的,并没有和初版三个印次的总数累计计算。这种计算方法,基本符合《辞海》(缩印本)“印次”条中“另行起算”的解释:
图书印刷的次数,从第一版第一次印刷起,每重印一次,即在“版本记录”上累计表明。同一本书的印次,即使因版次变更,仍应累计。如第一版已印刷二次,该版重印时即为第二版第三次;或注明第一版印次记录,第二版另行起算。
以下是两个基本符合《辞海》(缩印本)“印次”条“另行起算”版次、印次的例子。
其一,上海新音乐出版社出版的《视唱教程》(第一册)第2版第1次版权页的记录:
一九五〇年八月至一九五三年二月上音六版
一九五三年十一月新音乐第一版
累计印数25,000册
一九五四年二月二十日新二版第一次印刷
上海印1-5,000册
其二,上海新音樂出版社出版的《视唱教程》(第一册)第2版第3次版权页的记录:
一九五三年十一月新一版第一次印刷
一九五四年七月新一版第三次印刷
累计印数10,001-13,000
在以上两个例子中,该书的版次、印次、印数一目了然,不会给读者造成任何误解。但是,如果按照《辞海》,(缩印本)“印次”条中“仍应累计”的计算方法和“规定”的要求,以及目前有些出版社的习惯用法,一本书的第1版印了2次,每次1000册,那么修订版的版印次“变更记录”应为“2011年5月第2版,2011年5月第3次印刷;印数:3000册”。读者很可能会误解为该书的第2版已经印刷了3次;又由于“印数”前没有“累计”字样,读者还会误解为本次印数为3000册。
同样的例子,有些出版社采用《辞海》(缩印本)“印次”条“另行起算”的简化形式,即“2011年5月第2版,2011年5月第1次印刷,印数:1000册”。相比之下,《辞海》(缩印本)“印次”条“另行起算”方法的简化形式更简单明了,不会给读者造成任何误解。由此看来,20世纪so年代上海新音乐出版社的版本记录更接近1972年12月7日国务院出版口颁布的《规定》。
商务印书馆《现代汉语词典》(第5版)版权页上的版次、印次记录比较详细,例如:
版次:
1960年试印本
1965年试用本
1978年12月第1版
1983年1月第2版
1996年7月第3版
2002年5月第4版
2005年6月第5版
2005年6月第334次印刷
印数:200000册
上述版次、印次记录均符合《规定》的要求,脉络也较清晰,但印数却没有“从第一版第一次印刷起累计计算”。中文图书与外文图书最大的不同就是“版次少,印次多”,因此,有兴趣的读者可能更关心印次的数据。《现代汉语词典》在版权页标明7个版本共印了334次(截至2005年5月),倒不如直接告诉读者7个版本各印了多少次更具有实际意义。如是,也引发了“印次须从第一版第一次印刷计算起,重印时应将以前各版的印次累计进去”的《规定》是否合理的思考。
根据《关于禁止中国标准书号“一号多用”的规定》(1994年11月14日,新出图[1994]957号):对每一种图书的不同形式应分别使用一个ISBN编号。以下情况应单独使用书号:图书馆、出版社内部和有关机构统计图书品种时均以ISBN编号为准,一个书号为一个品种。相同书名、相同作者的初版图书和修订版图书使用了不相同的书号,在各种报表中均作为两个品种统计。如,修订版的累计印数中包含了初版各印次的印数,但修订版与初版并不是一本书。因此,修订版按照《规定》累计初版的印次和印数,实际上是“有水分”的“虚数”。
当前,有不少读者对图书的版次、印次感兴趣,很多写毕业论文的在校学生想确知一本书的版次、印次和印数的数据,需要跑几次出版社查阅总编室的档案,因为按照《规定》和《辞海》(缩印本)“印次”条所说的两种方法在图书版权页上标明的数据,既不全面,也不准确,大多数读者都不知其然,更不知其所以然。
为了提高版印次“变更记录”的准确性和可读性,笔者建议在图书版权页上提供版次时间和最后一个印次的时间,不同版次的印次和印数不累计计算。以人民音乐出版社出版的《中国近现代音乐史》为例,该书修订两次,三个版本共印26次,建议版权页上的版印次“变更记录”应涉及的内容和格式如下:
1984年2月第1版1991年3月第4次印刷
累计印数:25,630册
1994年10月第2版2002年7月第10次印刷
累计印数:40,750册
2002年10月第3版2008年8月第12次印刷
(A)印数:98,221-108,220册
(B)累计印数:108,220册
倘若第3版继续加印,采用(A)格式;新的修订版(第4版)出版后,采用(B)格式,这样的记录方式可能略嫌繁琐,特别是版次、印次较多的图书。但是,同一版次的印次、累计印数准确,版次变更时间清晰,版印次“变更记录”才有实际意义,才能让所有看这本书的人看得懂版次变更情况。
参考文献:
[1]中共中央宣传部出版局,新闻出版署图书管理司编.图书出版法规政策须知[M].北京:学习出版社,1994:40.
[2]辞海[C].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80:405.
[3]汪毓和,中国近现代音乐史[M].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1984年第1版、1994年第2版、2002年第3版.
(作者单位:人民音乐出版社)
图书版权页中修项记录,不可或缺。但由于“惯例”不同,各出版社在版权页上标明的版项的版数变更记录差异较大。本文对比进行了详细论述。
关键词:
变更记录 版权页 版次 印次 印数
从事图书编辑工作多年,逐渐对图书的版权页有了独特的兴趣,但凡拿到一本书,首先翻看的是版权页。
图书版权页中各项记录提供的信息,往往是“内容简介”所不能及的,但也有缺憾。目前,由于“惯例”不同,各出版社在版权页上标明的版印次“变更记录”存在较大的差异,如版次变更前后的印次是否相加、不同版次的印数是否累计计算等。而涉及版印次“变更记录”数据统计方法的有关规定并无国家标准,仅见于《图书出版法规政策须知》一书。其中,《关于图书版本记录的规定》(以下简称“《规定》”)于1972年12月7日由国务院出版口发布,是否师出“有名”?计算方法是否科学、合理?均值得斟酌和讨论。倘若版印次“变更记录”只有出版社编务部门和上级主管部门能知其所以然,显然有悖于将其公开于版权页的初衷。
版权页记录版次变更数据的做法,源于外文图书受版权法约束逐渐形成的“惯例”。但由于版税结算方式不同和“版次多,印次少”的客观原因使然,外文图书的版权页不记录印次,也不公示印数。中文图书采用版权页记录版次变更数据的做法始于20世纪50年代前后,其时并无“规范”可以遵循,也没有统一的格式可以参照,各社对“版次”“印次”的理解和表述也不尽相同。如上海万叶书店1953年出版的《苏联舞蹈选》版权页记录版印次和印数的格式为:
11,001-16,000
一九五二年二月十日初版·一九五三年一月廿日五版
再如上海新音乐出版社1953年出版的《练耳和视唱》版权页记录版印次和印数的格式为:一九五二年七月五日万叶初版重版至一九五三年三月一日
三版共印6,000册
一九五三年十月三十日新一版
上海印1-2,000册
经过核实,以上两个例子中,“五版”实际上是现在所说的“5次”,“三版”实际上是现在所说的“3次”。另外,《练耳和视唱》修订版(即“新一版”)的印数是从“1”起算的,并没有和初版三个印次的总数累计计算。这种计算方法,基本符合《辞海》(缩印本)“印次”条中“另行起算”的解释:
图书印刷的次数,从第一版第一次印刷起,每重印一次,即在“版本记录”上累计表明。同一本书的印次,即使因版次变更,仍应累计。如第一版已印刷二次,该版重印时即为第二版第三次;或注明第一版印次记录,第二版另行起算。
以下是两个基本符合《辞海》(缩印本)“印次”条“另行起算”版次、印次的例子。
其一,上海新音乐出版社出版的《视唱教程》(第一册)第2版第1次版权页的记录:
一九五〇年八月至一九五三年二月上音六版
一九五三年十一月新音乐第一版
累计印数25,000册
一九五四年二月二十日新二版第一次印刷
上海印1-5,000册
其二,上海新音樂出版社出版的《视唱教程》(第一册)第2版第3次版权页的记录:
一九五三年十一月新一版第一次印刷
一九五四年七月新一版第三次印刷
累计印数10,001-13,000
在以上两个例子中,该书的版次、印次、印数一目了然,不会给读者造成任何误解。但是,如果按照《辞海》,(缩印本)“印次”条中“仍应累计”的计算方法和“规定”的要求,以及目前有些出版社的习惯用法,一本书的第1版印了2次,每次1000册,那么修订版的版印次“变更记录”应为“2011年5月第2版,2011年5月第3次印刷;印数:3000册”。读者很可能会误解为该书的第2版已经印刷了3次;又由于“印数”前没有“累计”字样,读者还会误解为本次印数为3000册。
同样的例子,有些出版社采用《辞海》(缩印本)“印次”条“另行起算”的简化形式,即“2011年5月第2版,2011年5月第1次印刷,印数:1000册”。相比之下,《辞海》(缩印本)“印次”条“另行起算”方法的简化形式更简单明了,不会给读者造成任何误解。由此看来,20世纪so年代上海新音乐出版社的版本记录更接近1972年12月7日国务院出版口颁布的《规定》。
商务印书馆《现代汉语词典》(第5版)版权页上的版次、印次记录比较详细,例如:
版次:
1960年试印本
1965年试用本
1978年12月第1版
1983年1月第2版
1996年7月第3版
2002年5月第4版
2005年6月第5版
2005年6月第334次印刷
印数:200000册
上述版次、印次记录均符合《规定》的要求,脉络也较清晰,但印数却没有“从第一版第一次印刷起累计计算”。中文图书与外文图书最大的不同就是“版次少,印次多”,因此,有兴趣的读者可能更关心印次的数据。《现代汉语词典》在版权页标明7个版本共印了334次(截至2005年5月),倒不如直接告诉读者7个版本各印了多少次更具有实际意义。如是,也引发了“印次须从第一版第一次印刷计算起,重印时应将以前各版的印次累计进去”的《规定》是否合理的思考。
根据《关于禁止中国标准书号“一号多用”的规定》(1994年11月14日,新出图[1994]957号):对每一种图书的不同形式应分别使用一个ISBN编号。以下情况应单独使用书号:图书馆、出版社内部和有关机构统计图书品种时均以ISBN编号为准,一个书号为一个品种。相同书名、相同作者的初版图书和修订版图书使用了不相同的书号,在各种报表中均作为两个品种统计。如,修订版的累计印数中包含了初版各印次的印数,但修订版与初版并不是一本书。因此,修订版按照《规定》累计初版的印次和印数,实际上是“有水分”的“虚数”。
当前,有不少读者对图书的版次、印次感兴趣,很多写毕业论文的在校学生想确知一本书的版次、印次和印数的数据,需要跑几次出版社查阅总编室的档案,因为按照《规定》和《辞海》(缩印本)“印次”条所说的两种方法在图书版权页上标明的数据,既不全面,也不准确,大多数读者都不知其然,更不知其所以然。
为了提高版印次“变更记录”的准确性和可读性,笔者建议在图书版权页上提供版次时间和最后一个印次的时间,不同版次的印次和印数不累计计算。以人民音乐出版社出版的《中国近现代音乐史》为例,该书修订两次,三个版本共印26次,建议版权页上的版印次“变更记录”应涉及的内容和格式如下:
1984年2月第1版1991年3月第4次印刷
累计印数:25,630册
1994年10月第2版2002年7月第10次印刷
累计印数:40,750册
2002年10月第3版2008年8月第12次印刷
(A)印数:98,221-108,220册
(B)累计印数:108,220册
倘若第3版继续加印,采用(A)格式;新的修订版(第4版)出版后,采用(B)格式,这样的记录方式可能略嫌繁琐,特别是版次、印次较多的图书。但是,同一版次的印次、累计印数准确,版次变更时间清晰,版印次“变更记录”才有实际意义,才能让所有看这本书的人看得懂版次变更情况。
参考文献:
[1]中共中央宣传部出版局,新闻出版署图书管理司编.图书出版法规政策须知[M].北京:学习出版社,1994:40.
[2]辞海[C].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80:405.
[3]汪毓和,中国近现代音乐史[M].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1984年第1版、1994年第2版、2002年第3版.
(作者单位:人民音乐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