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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文本中的造物：从神话到科幻
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曾提出神话实为文章之渊源①。事实上，在中西方历代的文学类型中皆可见神话的身影。其中，科幻小说中频繁出现神话的踪迹。神话与科幻小说的结合看似并不合常理。达科·苏恩文曾从文类角度对神话和科幻小说进行对比，他认为两者实质上是对立的。神话和科幻小说都将陌生化作为潜势态度和宰制形式手段②。通过陌生化，两者制造出某种惊异效果，其目的是透过表层世界探寻真理认识自我。不过，科幻小说和神话是认知陌生化和超自然陌生化的对立③。科幻小说是“科”与“幻”的结合，是陌生化与认知的相互作用，认知指向“科”，陌生化指向“幻”。这里的“幻”不是无根的幻想，区别于奇幻、玄幻，陌生化所制造的“惊异”须在一定认知法则支配下才能成立。科幻小说从符合科学理性的认知原则出发展开想象进入未知世界。由于科幻小说受所在时代准则的影响较大，且经验世界是变动不居的，所以，作为基础的认知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建立在认知性基础上的“幻”自然亦相应改变。因此，科幻小说与现实世界的关系尤为密切。简言之，科幻小说是历史性、认知性与陌生化的结合。神话则是非认知的，它把人类之间的关系视作固定不变且由超自然力量所决定的，所以神话形成的是一种超自然的陌生化效果。神话企图用一套固定的阐释模式应对经验世界而无视现实世界中的动态变化，因而是非历史的。
作为两种对立的文类，造物（包括造人）主题使他们能够同躯共生。“造物”与“创世”密切联系在一起，它们在文本中可追溯至神话。神话无疑是一个庞大的话语集群，它的影响辐射深广，无论是国家抑或种族、民族都具有形形色色赖以支撑的神话体系。从中国的盘古开天地、女娲造人到古希腊罗马的创世神话再到佩娄岛民兄妹和泥拌血的造人故事，创世造人成为世界各路神话共同的核心母题。从科幻小说产生伊始，科幻与神话相结合的叙事模式便成为世界科幻作家自觉撷取的创作路径，创世造人情节在科幻小说中尤为常见，“造物主”亦成为科幻作家热衷塑造的典型形象。造物之所以成为各路神话共享的母题，源自原初人类对自己和外在世界的探索欲，造物神话是人类自我探求的手段，是初民给自己的合理解释。同样的，“以人类为种族、以整体的人类为作品主角……关注人类起源、人类生存目的和人类终极命运”④是科幻创作的重要命题，因此，造物神话植入科幻创作其实并不突兀。“任何神话都是用想象和借助想象以征服自然力，支配自然力，把自然力加以形象化;因而，随着这些自然力之实际上被支配，神话也就消失了。”⑤ 不过，文类的遗迹和魂灵仍会在新的文学形式中飘荡。在志怪小说、神魔小说等古代通俗文学中满溢神话色彩，古代诗歌、戏剧等文类中亦不乏对神话故事的援引和改编。包括神话在内的古代幻想小说成为我国科幻小说创作的前史，研究者总能从前科幻状态中发见科幻要素和科幻构思。
被引入科幻小说是神话得以延续的方式，它作为一种思维而存续。“唯神话虽生文章，而诗人则为神话之仇敌，盖当歌颂记叙之际，每不免有所粉饰，失其本来，是以神话虽托诗歌以广大，以存留，然以因之而改易，而消歇也。如天地开辟之说，在中国所留遗者，已设想较高，而初民之本色不可见，即其例矣。”⑥正如鲁迅所言，神话依托各种文学类型留存后世，也因此失却原初面目。“造物”主题从神话迁徙至科幻小说之时经历了一场基因突变。在传统神话中，对于造物主来说，人是对神的模仿，人因此获得了超越于其他生命的命名。造物神话特点是时间的缺场，它营造了宏大单一的循环系统，将人类的生死锁闭其中。人的命运和活动都由造物主的超自然神力所掌控。由此，“我是怎么来的”即生的问题永远与过去相关，却无涉当下与未来。科幻小说颠覆了传统神话的造物观，神话中对世界和人类的原初认识在科幻小说中更迭为合乎科学的解释，造物主与全知全能的神秘力量在科技理性扫视下分崩离析，伴随着上帝之死而来的是人类纪，身披科技战甲的人成为万物之主掌控着生死谜题。纵观科幻史，远自第一篇科幻小说玛丽·雪莱的《弗莱肯斯坦》（1818）到威尔斯的《莫洛博士岛》（1896），从阿道司·赫胥黎《美丽新世界》（1932）到菲利普·迪克《仿生人会梦见电子羊吗？》（1968），再到威廉·吉布森《神经漫游者》（1984）、罗伯特·J.索耶的《计算中的上帝》（2000）以及当下的众多科幻作品，造物魅影或隐或现地引导着科幻小说创作的思维走向。引入“造物”主题的科幻小说一方面彰显了上帝已死的事实，另一方面对人之将死进行预演。造物运动不再是传统神话中神造万物的版本，它演化为一场你死我活的追赶，在上帝与人类之间，在人类与新人类甚至非人类之间，在X与Y之间……造物运动永无休止地游走于文本，时空中不断滋生的科幻文本对造物主进行合围并逗弄着它们——扶持与逼迫相交织，造物主们从骄纵自信到惶惶不可终日，在你方唱罢我登台的更替中，造物主已然丧失实际意义，唯有造物体验的多巴胺气息荡漾于宇宙时空。
植入“造物”的科幻小说种类多样，就我国当前的科幻小说创作来看，有新人类系列小说、赛博朋克小说、异星科幻小说、改编造物神话的科幻小说，以及启用神话思维创作的其他科幻作品。与造物主题相应，科幻作家们塑造了多种多样的造物主形象，在这些形象身上寄予着作家对人类现状和未来走向的思考。的确，科幻小说能够依托飞速发展的科技历史地构想未来，以想象的未来模型反思当下，“造物”成为科幻实现这一目的不可或缺的一环。刘慈欣、王晋康、韩松、陈楸帆、飞氘等科幻作家将造物主题植入科幻创作，塑造异变的造物主形象，揭示“天道”崩塌与传统伦理法则的断裂，追索造物运动中上帝之死和人之死的宿命循环如何实现对人类中心主义的彻底瓦解，继而开启一个失控的后人类未来。
二、僭越：造物主的显在
纵观世界神话，造人作为造物主的創作活动在实用性与游戏性中体现出神圣性。神造人或处于实用的目的，使人类为神所驱使，譬如帮助神管理其他动植物，“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⑦。或是无目的随性造物，譬如“俗说天地开辟，未有人民，女娲抟黄土作人，剧务，力不暇供，乃引绳于泥中，举以为人”⑧。无论是中国神话中的女娲造人还是在古希腊神话中流传下来的普罗米修斯仿神造人等都带有很大随意性。抟土、和泥、吹气等描述是神能力的具象表现，无论是实用性的还是游戏性的造人，造人过程对于人来说都具神秘性和神圣性。人倚仗造物主的神迹才得以安生，人要听从造物主的旨意、做造物主忠实的奴仆，如果违背神的旨意将受到惩罚。在神的全知全能面前，人确证自身的有限性。有限性生成对造物主的崇拜同时也埋下僭越之心。人因惧生敬又因奇生探，因此神话衍生出原始的宗教和科学，这时的科学与宗教分享着共同的思想背景——即整个宇宙受制于一种神性的本原。自19世纪以来，科学与宗教演化为泾渭分明的对立范畴。在亚历山大· 柯瓦雷关于科学思想史的叙述中，上帝是牛顿和莱布尼茨等科学家思考宇宙的假设，是宇宙这一机械钟的缔造者和掌控者⑨。科学家根据自己的需要不断修改着上帝的形象，一如牛顿“工作日的上帝”确证了上帝的在场，莱布尼茨“休息日的上帝”意味着上帝的缺席。科学研究的后来者向人们宣告上帝的退位。在现代科技替代宗教成为人类的绝对信仰之时，被放逐的上帝重现于科幻小说之中。
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曾提出神话实为文章之渊源①。事实上，在中西方历代的文学类型中皆可见神话的身影。其中，科幻小说中频繁出现神话的踪迹。神话与科幻小说的结合看似并不合常理。达科·苏恩文曾从文类角度对神话和科幻小说进行对比，他认为两者实质上是对立的。神话和科幻小说都将陌生化作为潜势态度和宰制形式手段②。通过陌生化，两者制造出某种惊异效果，其目的是透过表层世界探寻真理认识自我。不过，科幻小说和神话是认知陌生化和超自然陌生化的对立③。科幻小说是“科”与“幻”的结合，是陌生化与认知的相互作用，认知指向“科”，陌生化指向“幻”。这里的“幻”不是无根的幻想，区别于奇幻、玄幻，陌生化所制造的“惊异”须在一定认知法则支配下才能成立。科幻小说从符合科学理性的认知原则出发展开想象进入未知世界。由于科幻小说受所在时代准则的影响较大，且经验世界是变动不居的，所以，作为基础的认知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建立在认知性基础上的“幻”自然亦相应改变。因此，科幻小说与现实世界的关系尤为密切。简言之，科幻小说是历史性、认知性与陌生化的结合。神话则是非认知的，它把人类之间的关系视作固定不变且由超自然力量所决定的，所以神话形成的是一种超自然的陌生化效果。神话企图用一套固定的阐释模式应对经验世界而无视现实世界中的动态变化，因而是非历史的。
作为两种对立的文类，造物（包括造人）主题使他们能够同躯共生。“造物”与“创世”密切联系在一起，它们在文本中可追溯至神话。神话无疑是一个庞大的话语集群，它的影响辐射深广，无论是国家抑或种族、民族都具有形形色色赖以支撑的神话体系。从中国的盘古开天地、女娲造人到古希腊罗马的创世神话再到佩娄岛民兄妹和泥拌血的造人故事，创世造人成为世界各路神话共同的核心母题。从科幻小说产生伊始，科幻与神话相结合的叙事模式便成为世界科幻作家自觉撷取的创作路径，创世造人情节在科幻小说中尤为常见，“造物主”亦成为科幻作家热衷塑造的典型形象。造物之所以成为各路神话共享的母题，源自原初人类对自己和外在世界的探索欲，造物神话是人类自我探求的手段，是初民给自己的合理解释。同样的，“以人类为种族、以整体的人类为作品主角……关注人类起源、人类生存目的和人类终极命运”④是科幻创作的重要命题，因此，造物神话植入科幻创作其实并不突兀。“任何神话都是用想象和借助想象以征服自然力，支配自然力，把自然力加以形象化;因而，随着这些自然力之实际上被支配，神话也就消失了。”⑤ 不过，文类的遗迹和魂灵仍会在新的文学形式中飘荡。在志怪小说、神魔小说等古代通俗文学中满溢神话色彩，古代诗歌、戏剧等文类中亦不乏对神话故事的援引和改编。包括神话在内的古代幻想小说成为我国科幻小说创作的前史，研究者总能从前科幻状态中发见科幻要素和科幻构思。
被引入科幻小说是神话得以延续的方式，它作为一种思维而存续。“唯神话虽生文章，而诗人则为神话之仇敌，盖当歌颂记叙之际，每不免有所粉饰，失其本来，是以神话虽托诗歌以广大，以存留，然以因之而改易，而消歇也。如天地开辟之说，在中国所留遗者，已设想较高，而初民之本色不可见，即其例矣。”⑥正如鲁迅所言，神话依托各种文学类型留存后世，也因此失却原初面目。“造物”主题从神话迁徙至科幻小说之时经历了一场基因突变。在传统神话中，对于造物主来说，人是对神的模仿，人因此获得了超越于其他生命的命名。造物神话特点是时间的缺场，它营造了宏大单一的循环系统，将人类的生死锁闭其中。人的命运和活动都由造物主的超自然神力所掌控。由此，“我是怎么来的”即生的问题永远与过去相关，却无涉当下与未来。科幻小说颠覆了传统神话的造物观，神话中对世界和人类的原初认识在科幻小说中更迭为合乎科学的解释，造物主与全知全能的神秘力量在科技理性扫视下分崩离析，伴随着上帝之死而来的是人类纪，身披科技战甲的人成为万物之主掌控着生死谜题。纵观科幻史，远自第一篇科幻小说玛丽·雪莱的《弗莱肯斯坦》（1818）到威尔斯的《莫洛博士岛》（1896），从阿道司·赫胥黎《美丽新世界》（1932）到菲利普·迪克《仿生人会梦见电子羊吗？》（1968），再到威廉·吉布森《神经漫游者》（1984）、罗伯特·J.索耶的《计算中的上帝》（2000）以及当下的众多科幻作品，造物魅影或隐或现地引导着科幻小说创作的思维走向。引入“造物”主题的科幻小说一方面彰显了上帝已死的事实，另一方面对人之将死进行预演。造物运动不再是传统神话中神造万物的版本，它演化为一场你死我活的追赶，在上帝与人类之间，在人类与新人类甚至非人类之间，在X与Y之间……造物运动永无休止地游走于文本，时空中不断滋生的科幻文本对造物主进行合围并逗弄着它们——扶持与逼迫相交织，造物主们从骄纵自信到惶惶不可终日，在你方唱罢我登台的更替中，造物主已然丧失实际意义，唯有造物体验的多巴胺气息荡漾于宇宙时空。
植入“造物”的科幻小说种类多样，就我国当前的科幻小说创作来看，有新人类系列小说、赛博朋克小说、异星科幻小说、改编造物神话的科幻小说，以及启用神话思维创作的其他科幻作品。与造物主题相应，科幻作家们塑造了多种多样的造物主形象，在这些形象身上寄予着作家对人类现状和未来走向的思考。的确，科幻小说能够依托飞速发展的科技历史地构想未来，以想象的未来模型反思当下，“造物”成为科幻实现这一目的不可或缺的一环。刘慈欣、王晋康、韩松、陈楸帆、飞氘等科幻作家将造物主题植入科幻创作，塑造异变的造物主形象，揭示“天道”崩塌与传统伦理法则的断裂，追索造物运动中上帝之死和人之死的宿命循环如何实现对人类中心主义的彻底瓦解，继而开启一个失控的后人类未来。
二、僭越：造物主的显在
纵观世界神话，造人作为造物主的創作活动在实用性与游戏性中体现出神圣性。神造人或处于实用的目的，使人类为神所驱使，譬如帮助神管理其他动植物，“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⑦。或是无目的随性造物，譬如“俗说天地开辟，未有人民，女娲抟黄土作人，剧务，力不暇供，乃引绳于泥中，举以为人”⑧。无论是中国神话中的女娲造人还是在古希腊神话中流传下来的普罗米修斯仿神造人等都带有很大随意性。抟土、和泥、吹气等描述是神能力的具象表现，无论是实用性的还是游戏性的造人，造人过程对于人来说都具神秘性和神圣性。人倚仗造物主的神迹才得以安生，人要听从造物主的旨意、做造物主忠实的奴仆，如果违背神的旨意将受到惩罚。在神的全知全能面前，人确证自身的有限性。有限性生成对造物主的崇拜同时也埋下僭越之心。人因惧生敬又因奇生探，因此神话衍生出原始的宗教和科学，这时的科学与宗教分享着共同的思想背景——即整个宇宙受制于一种神性的本原。自19世纪以来，科学与宗教演化为泾渭分明的对立范畴。在亚历山大· 柯瓦雷关于科学思想史的叙述中，上帝是牛顿和莱布尼茨等科学家思考宇宙的假设，是宇宙这一机械钟的缔造者和掌控者⑨。科学家根据自己的需要不断修改着上帝的形象，一如牛顿“工作日的上帝”确证了上帝的在场，莱布尼茨“休息日的上帝”意味着上帝的缺席。科学研究的后来者向人们宣告上帝的退位。在现代科技替代宗教成为人类的绝对信仰之时，被放逐的上帝重现于科幻小说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