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盖叫天（1888—1970）是著名的京剧表演艺术家。原名张英杰，号燕南，直隶高阳（今属河北）人。幼入天津隆庆利科班，习武生，后改习老生。倒嗓后仍演武生。长期在上海一带演出。宗法李春来而有所发展。勤学苦练，虽曾断臂折腿而坚持不懈。演剧以短打武生为主，注重造型美，讲究表演人物神情气质，武戏文唱，形成自己的艺术风格，世称“盖派”。以演《武松》（包括《打虎》、《狮子楼》、《十字坡》、《快活林》等）、《三岔口》、《一箭仇》等剧著名，时有“英明盖世三岔口，杰作惊天十字坡”之誉。1952年参加第一届全国戏曲观摩演出大会，获荣誉奖。晚年传授技艺，著述讲学，颇多创见。历任浙江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副主席、中国戏曲家协会浙江省分会主席。
初进戏班
盖叫天的家在直隶保定府高阳县西延村，他从小生得黑，所以他的小名就叫老黑；又因为他生肖属鼠，鼠爱打洞，所以人家又管他叫“老洞”。除了张英杰这个名字外，他还有个名字叫燕南。
那时候，李鸿章任当直隶总督，在他的“治”下，连年水灾，百姓怨声载道。乡间没办法生活，就让人把孩子带出去学戏，因为这样总比在家挨饿的好，盖叫天的大哥就是这样离家去学戏的。盖叫天八岁半那年，他们在家中生活不下去了，随着他三哥打算从天津转道去上海投奔他大哥。高阳到天津，三百二十里地，坐不起车，他们背了个布褡裢，装了三十个窝窝头，二十张高粱饼和一吊二百钱，全家就这么上路了。在天津遇到了在上海叫师傅打得偷跑回来的四哥，于是就一同进了在天津的隆庆和科班。在科班时，他年纪很小。一瞅见没人，就动动刀枪，还偷着给自己勾个脸，把戏衣穿上。师兄们练功，他就在旁边看，虽然没有教，但不上半年，他学会了一些，而且不比他们差，大家看了很惊异，认为“这孩子不错”，于是，班里的一位老先生就给他开蒙教了几出戏。《昊天关》是他的开蒙戏，以后又学了《双盗印》和《八大锤》。
科班里，一天只吃两顿饭，早晨五点钟就起身，空着肚子练功。头一年练的功是拿顶、虎跳、踺子、小翻这四样。一年过后，再用八个月的时间练四面筋斗。所谓四面筋斗，就是“出场”、“前扑”、“蛮子”、“捏子”四种翻的种类，能翻出场，就大体可以出场跟着打武行了，所以叫“出场”。四面筋斗之后再练“手上的”。所谓“手上的”就是各种拳法。“手上的”练会了，再练把子。把子就是十八般武器的打法，每一种武器基本都有五套打法。
这以后才是学戏。武生开蒙大都是《探庄》、《蜈蚣岭》、《打虎》、《夜奔》这几出戏。头一出戏是个重要关键，一开始先学《探庄》，花了八个月时间，一举一动，一句话，一个字，都不能含糊过去，这一出戏有如一个“正”字，哪怕笨一些，但不能歪，处处按着规矩做，一点也不能油。否则走不上正路，再回头改就费事了。头一出戏基础没打好，以后的戏也学不好。这样按着顺序来，有了这几出戏的基础，以后的戏给他说一说，自己就能揣摩着表演了。
学文戏的先打孩子的戏学起，譬如《三娘教子》的倚哥，再是秀才、举人、进士、状元。到了状元，因为状元还不是官职，金殿题试之后，放了外官，那就打从七品知县的戏学起，再是知州、知府，然后位列三台，六部大臣，入阁拜相，方才戴起白满。要是一开始就唱《徐策跑城》，戴着白满，演老头，一咳嗽就不像。
他为什么叫“盖叫天”
在汉口搭班唱戏的时候，他母亲打河北老家来到上海。母子几年不见，他听说母亲来了，就急忙赶回上海。回到上海，他大哥的病还没好，闲在家里督促他练功学戏。除了练功，大哥还先后给他请了两位老先生教戏，一位是杨文玉老先生，一位是薛桐寿老先生。薛老先生是唱老旦的曾在太平天国军中的一个科班里坐科。大哥久病在家，一家人的生活没有倚仗，这时他跟两位老先生已经学了几十出戏，不能老在家里呆着，没办法，只好跟蟋蟀似的出去咬吧，不咬没小米吃。杭州、苏州是大地方，北京来的角儿除上海外，大多要去这两个地方演唱。为了挣钱养家，他只好去杭州搭戏。
本来他的艺名叫“金豆子”，是天津隆庆和科班的老齐先生起的。老齐先生瞅他长得精神抖擞，挺有个性，又演的是武戏，才给起的这名字。这会儿他十三岁，人站在那儿，像个画眉鸟似的，挺精神的。可是唱文戏用这名就不怎么合适，所以到了杭州，大伙儿合计着给他另起个艺名，研究来研究去，有说叫“小菊仙”，他不喜欢。那会儿谭鑫培叫“小叫天”，他说他就叫“小叫天”吧，他的意思是借着谭鑫培的名，弄点小米吃。不料在座有一个人瞧不起他，在一旁冷笑说：“哼，你也配叫这名儿！”这一下把他说火了，他年少气盛，和那个人当面顶起嘴来。为什么就不能用这名字？能把人看死了吗？他想，他不光要继承前辈的艺术，他还要自成一家，“盖”过叫天、独树一帜呢。就这样，他意气用事地用上了“盖叫天”这三个字。
在杭州，他头一天的打炮戏是《天水关》，他饰孔明。后面是《翠屏山》，因为他有《昊天关》和《赵家楼》的武戏底子，所以戏里石秀耍的一路六合刀，很受欢迎。几天打炮戏下来，立刻就“红”了。戏馆给他七十元一月的包银，这在当时已不少了。他娘在家等他挣钱买米下锅，大哥等他挣钱治病，打这时候起，他就背起了一家人的生活担子。杭州唱了一个时期，他回到上海参加玉仙茶园的班子，这时他只有十四岁。玉仙茶园的班主是老三麻子，老三麻子自己也登台演出，同台的还有赵如泉、谢月庭。他头四天的戏码是：第一天《翠屏山》，第二天是《白水滩》、《搜孤救孤》，第三天是《十八扯》，第四天是《溪皇庄》。这是他第一次用“盖叫天”的艺名和上海观众见面，跟在杭州、苏州一样，演出后受到观众的欢迎，观众时时叫好。
师承李春来
李春来，河北高碑店人，李春来十一岁进科班。十七岁出科，在天津崇庆、风仪各班演出，二十岁到北京，后去上海。在上海八年，结婚后回北京，与秦腔老生郭宝臣组织源顺和班，后再去上海。在上海先后设立春桂、春仙、桂仙三班，在上海数十年，十分走红。
李春来的腰腿功夫极好，动作敏捷，身段漂亮，他的《白水滩》棍花，草帽圈都有戏。他的《伐子都》，子都在金殿上精神失常，饮酒之时，从上场门的桌子后面一个“窜扑虎”越过桌子，窜出老远。他的“起泛儿”（动作前的起步）不像一般人借助脚蹬座椅，利用反弹力弹出，而是就地一蹿即起，由此可见他的功力。 以这样的功夫、阵容，加上服装，道具、把子的改进，怎么不风靡沪上。当时评论认为“北来武生莫之与竞”。“其武行之齐整，京津武剧皆莫能及，虽杨小楼在京之武戏，其配角亦未必及其各式兼全面认真。”当时上海有一位名妓叫朱桂珍，嫁给一个大官为妾。朱桂珍见李春来的黄天霸英俊威武，有“活天霸”之称，就托人介绍与李结识，日久生情，这事被大官发觉，李因之锒铛入狱，吃了两年官司。
正当李春来走红之时，盖叫天从外地回到上海，这时上海已经光复，清帝退位，民国建立，历史掀开新的一页。他回上海后，先在三洋泾桥的歌舞台演出，以后又加入丹桂第一台。盖叫天自知虽然有点名气，但艺术上还差得远，他如饥似渴地学习、磨炼，努力充实自己。李春来以短打著称，这与他的条件比较接近，因此，每次李春来演出，他都到后台认真看戏，专心学习。即使在李春来因事下狱的二年中，他也经常去探监送饭，并在探监时向李请教。李春来很受感动，无私地教了他不少东西。
李春来晚年境况不佳，因朱桂珍讼事，久不登台。后虽在大舞台搭班，但因年岁已大，锋芒已不如前，逐渐沦为配角，在大世界挂三牌四牌。这时盖叫天在天蟾舞台，是该台武生的梁柱。他敬重前辈，特保荐李春来到天蟾，自己甘居配角。李春来在他的侍奉下感到心情愉快，因此演出很精彩，二人合作得非常好。李春来最后一次演出，是在七十二岁的时候，演出他的代表作《伐子都》，仍扎大靠翻打跌扑，功夫不减当年。演出前盖叫天一直照料在侧，亲自为他扮戏。看到前辈晚年情景，七十高龄还要去台上为生活卖命，想到自己，瞻望前途，不寒而栗。他对人说：“将来我也一定是这样下场。”李春来于乙丑年七月中病殁。盖叫天虽然没有正式向李春来拜师，但他私淑李春来，梨园界一致认为他是李春来衣钵的继承者。他不但继承了李春来的艺术，而且经过他自己几十年的探索与创造，在已有基础上获得很大发展与提高，真可谓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第一次进京亮相
盖叫天第一次到北京演出，是1912年应“斌庆社”之约在文明园演出。他的这次演出，对他本人来说是一次重大的关键，因为北京素以“京朝派”自居，看不起外地的演员，称之为“外江派”，认为唯有京朝派演出处处合乎规矩，有准绳，唱、做、念、打都够得上水平。
北京的观众，听说来了一个上海的武生，大家对他的来京演出都抱着很大的怀疑与兴趣。演出的那天，很多京剧界知名的人士都到场了，武生名家杨小楼、俞振庭也来了。观众中最值得一提的是红豆馆主溥侗，他是当时戏剧评论的权威，他本人是清皇朝的贵族，爱好京戏，又有钱，花几百两银子向名家学一出戏。谭鑫培也教过他，虽是票友，确也是内行。
盖叫天第一天登台，红豆馆主带了一帮人在台下看戏。开始时，侧身坐着，边看边与人闲谈，看着看着，他不与人闲聊了，身子转了过去，正面对着台上，集中精力看盖叫天的演出，他被盖叫天的演出吸引过去了。演出后，他对人说：“盖叫天的演出处处合乎规矩，有真功夫，我们不能小看他。”杨小楼在台上挑帘看戏，身边一个演员说，盖叫天是天津“撂地”的把式。杨小楼听见，板起脸说：“撂地的把式？你来得了？十年八年也来不了！”他这一说，无人再敢说贬盖的话了。他赞赏盖叫天的演出，认为身手不凡，是个好样的。以杨小楼之艺术及审美尺度，而能赞赏盖叫天的艺术，自然非同一般。
杨小楼与盖叫天后来成了京剧武生的泰斗，一南一北，双峰对峙，人称“南盖北杨”。盖叫天、杨小楼、俞振庭都是京剧武生中的杰出人物，他们相互倾心，相互砥砺，都在武生的长靠与短打中超越前人，将武戏提高到一个新的高峰，他们之间，决无地域、门户的狭隘偏见，超越“京朝”、“外江”的观念，以艺论人，以艺会友。是英雄识英雄，惺惺惜惺惺。他们既是义结金兰的知交，相互激励，又是艺术上相互竞争的对手，在友谊的竞争中齐头并进，这才是真正的艺术大家，武生中的典范。
《狮子楼》折腿惊四座
1934年，盖叫天四十七岁，在他生活中发生了一件十分意外的事，这件意外事使他经受了异常痛苦的折磨，包括肉体上的与精神上的，但也给他艺术道路带来巨大的影响，他在痛苦的熬炼后，进入一个新的天地。
盖叫天成名以后日子也不好过，因为在艺术上、生活上还有演出业务上都有自己的主张，不愿随波逐流。但是他这样做，就只能日暮途穷，受到剧场老板们的排斥，很难得到演出的机会。他只能到江浙的小码头如宁波、舟山、无锡等地作一些短期的演出。
因此，从1923年到1933年，差不多十年时间，他就是在这样困难的情况下度过的。他的生活，经常靠典当借贷。可是他对练功，却从无一日懈怠。苦归苦，练归练，这也许是对艺术的热爱给予他战胜一切艰苦的力量。
在固守十年之后，他终于有了一次在上海演出的机会。1934年5月，上海大舞台与他签定合约，邀请他演出一个时期。他贴出的戏码是：头一天《恶虎村》；第二天《一箭仇》；第三天《武松》，都是盖叫天的名剧。
在演出《武松》时，其中《狮子楼》一场，剧场老板不按老戏的演法，为了争取观众，自作主张给搭上布景：一座漂漂亮亮的狮子楼。事先，盖叫天不知道，直到演出扮戏时，方才发现，按盖叫天的脾气，这种只为赚钱，不顾艺术的市侩做法，他是决不同意的。但演出已经开场，要更换也来不及了，再加上十年困守，今天终得演出机会，不能再一味依着自己主张，不得不迁就一下。于是只得忍着性子，硬着头皮把戏演下去。《狮子楼》是武松替兄报仇，与西门庆二人仇人相见，分外眼红，这里有一场恶斗，观众都屏息凝神注视着这场你死我活的搏斗。舞台上，西门庆见武松上楼，将酒杯向他掷去，武松用刀将酒盅挡住，二人打将起来，西门庆不敌，从窗口跃下，武松紧接在后，也要越窗跳楼。盖叫天走在这摇摇晃晃的布景上，心中十分恼火，但仍得忍住这口气。可是再一看，这个狮子楼的窗口，并不大，舞台上的布景能有多大的地位。窗前是一排窗栏，上面是屋檐，留下的窗口只有几尺高。跳低了，脚绊窗栏；跳高了，头碰屋檐，而且，这时西门庆已经先跳下去了，容不得犹豫，只有一条路：跳！盖叫天心一横，用了一个“燕子掠水式”，一下蹿出窗口。就在他蹿出窗口时，他发现先下地的西门庆还躺在那里，这可是惊人的意外。那天扮演西门庆的是陈鹤峰，按规矩，先下地的人要向前翻身，留下地位，让后下来的演员有个落地的地方。那天不知怎么，他下地后仍躺在原地不动，盖叫天发现后，怕自己砸着他，他不死也伤。为了避免这惨祸，他在半空中，将身子向外再用力一偏，躲过陈的身体。可是，他落下的地方，不是地板，而是舞台伸出去的部位，那部位是水泥浇的。当他落地时，只听见“喀嚓”一声，他的小腿骨折了，断骨从靴子里直戳到外面来。盖叫天像被刀子捅了一下，直痛到心里。他立刻想到：我台上演的是武松，武松不能在人面前躺下，我不能让英雄出丑！想到这里，他咬紧牙关，依然用金鸡独立式，亮了一个英武的相。观众为他这惊险的一跃，报以热烈的鼓掌。这时，只见黄豆大的汗珠从他脸上冒了出来，他手执钢刀兀立不动，后台的人不知出了什么事，他伸出三个手指一捏，掐断了锣鼓，暗示“闭幕”，检场的赶紧落下帷幕。等大幕落下，他方才不支倒地。 盖叫天的腿断了，但留在观众心目中的却依然是一个完美的英雄形象。当后台经理向观众说明，演员受伤，不能演出时，全场观众起立，鸦雀无声，静止片刻，一个个心情沉重地退出剧场，没有人吵嚷要退票。他们从没有见过这样认真对待艺术的演员，他们为他的坚强性格所震慑。后台当即将他送到一个伤科医生处，医生给他敷上石膏上了夹板。他休养好久。伤好了，要拆夹板了，他怀着很大的希望，等待伤愈重返舞台。可是，拆开石膏与夹板，他大失所望。原来那个庸医把他的骨头接歪了，这样的腿还能演戏么？他恨得咬牙切齿，问医生怎么办。
医生说：木已成舟，有什么办法，除非是断了重接。听了这话，盖叫天再问一句：可以重接么？医生说：当然可以，只是现在生米煮成熟饭了。盖叫天气愤地说：好，你给我重接！说着，将腿向床杆上猛力一砸，只听“喀嚓”一声，刚接上的腿又断了。这举动完全出乎医生的预料，他吓呆了，铁青着脸，半晌说不出话来。
后来，家人再把盖叫天送到仁济医院，由骨科主任陈澄医生为他治疗，重新将腿接好。卧床八个月，方才愈合。
两年后，他再度在上海更新舞台登台，演出的仍然是《武松》。观众听说盖叫天伤愈登台，都争着来看这位勇敢的艺术家，当演到《狮子楼》时，盖叫天不但功夫未减，相反演得更成熟，更完美了。
自家的规矩
演员与舞台的关系，在一般人的心中是难以体会的，因为一般人都只是个旁观者，对于舞台上的成败得失与切身的利害，那种血肉相连的关系，只有从事这项工作的演员，才能深察其中的甘苦。关于这，盖叫天有过一段叫人听了痛心的谈话。他说，在旧社会，唱戏的没几下真功夫，上台砸了，那可了不得。流氓、地痞要向你丢瓜皮、果核，戏院老板不但轰你走，还要用水洗洗院子，说你把他的台弄脏了。有些同行也瞧不起，不肯和你搭班配戏，叫你走投无路。因此，这一砸，你算完了。但也有个别人，又怕砸了，又不肯苦练，就钻门路，拜老爷，唱几出下流戏给地主、资本家开心取乐，靠他们捧捧场，骗口饭吃。可是有骨气的艺人，就宁肯饿死，也不肯向地主、资本家屈膝求荣，哪怕在台下砸个千回万回，也得把真功夫练出来，露精彩的给观众瞧，这就叫：宁肯砸在地上，不肯砸在台上。盖叫天在大舞
台演出《狮子楼》断腿的事，也是这种“宁肯砸在地上，不肯砸在台上”的精神表现。他虽然腿断了，但他演的武松没有倒下，始终是个持刀挺立的英雄形象。既保住人物的品局，又保住一个艺人的骨气，决不肯玷污半点舞台，简直可称之为“壮烈的”艺术精神。
还有就是演员在台上失手、出错这类常见的事，演员难免台上不失手。内行的观众，懂得全面地评价一个演员，不以一次失手而以偏概全。可是外行的观众就不然了，你一失手，他倒好就上来了，使演员难堪，下不了台。遇到这种事怎么办？盖叫天的哲学是：自己掉了自己拾起来。也就是说，你在哪里丢掉荣誉，还要在哪里把它挽回，“哪里跌倒，哪里爬起来。”
当然，首先要做到不失手。为了不失手，台下要坚持苦练，务必练到十拿九稳，得心应手。大家都知道盖叫天的《十字坡》中有一个掷攮子的绝活儿，即武松与孙二娘对打时，武松将一把雪亮的匕首向对方猛掷过去，直插在孙二娘的头旁。这个动作非有十分把握不行，否则便要出事故，伤人。我看过盖叫天的《十字坡》，少说也不下十余次，但从未见他有过失手，也从未听说过他在这绝招上有过失手。这就是因为他下苦功练的结果。而且每次演出之前，总要仔细察看台板，部位，并试着练习数十次，从不掉以轻心。如果万一失手，要设法补救，这补救的方法也还要与戏紧密结合。例如《四平山》李元霸舞双锤，如果不慎锤落了地，他认为不应该马上弯腰去拾。因为这时人物是骑在马上，这弯腰一抬，就离开了戏。应该翻身下马，拾了锤再转身上马，这样，一切动作都仍在戏里。据说，早年盖叫天有一次在演出中舞棍，不慎失手，棍落地上，他并不忙着去拾棍，而是注视着棍，一边看一边左右各使了两个身段，然后用左脚踏在棍的中间，一搓，棍滚上脚背，再向空中一踢，飞起落下，用手接住。灵敏、神奇，观众不但不为失手喝倒彩，反而为他的即兴创造喝彩不迭。
盖叫天的三子张剑鸣（艺名小盖叫天），本在学校读书，但生性爱戏。盖叫天在断腿养病时，在病床上教他戏，希望将来多一个孩子接他的班，张剑鸣第一出戏学的是《智取北湖州》，苦练单鞭，不知单鞭掉地多少回。后来林树森来探望，看见了，说孩子开蒙还是学《四平山》好。林树森与盖叫天是至交，林树森也是老三麻子的弟子，武功也好，主动提出让他来教，盖叫天也很放心。张剑鸣戏学成后，第一次登台，耍锤时，不小心锤失手落地。戏散后回到家，盖叫天问他：“掉了吧？”他低头不语，盖叫天不打不骂，给他二十个铜板，要他练台上失手的那一下子，要练一百回，练一回数一个铜板。以后，每天早上起床先练这一下，一天练九遍，直到保险不掉为止。
他的长子张翼鹏，在上海演出已经成了红角儿了，台上出了差错，他照样把他叫来严加训斥。他说：我们张家父子，有招无招，招数高低还在其次，要紧的是上场不含糊，不马虎，不偷工减料，这是张家的规矩。好一个“张家的规矩”，没有规矩不成方圆，正是有了这规矩方才诞生一丝不苟的盖派艺术，方才出现《狮子楼》断腿人不倒下的惊人壮举。
初进戏班
盖叫天的家在直隶保定府高阳县西延村，他从小生得黑，所以他的小名就叫老黑；又因为他生肖属鼠，鼠爱打洞，所以人家又管他叫“老洞”。除了张英杰这个名字外，他还有个名字叫燕南。
那时候，李鸿章任当直隶总督，在他的“治”下，连年水灾，百姓怨声载道。乡间没办法生活，就让人把孩子带出去学戏，因为这样总比在家挨饿的好，盖叫天的大哥就是这样离家去学戏的。盖叫天八岁半那年，他们在家中生活不下去了，随着他三哥打算从天津转道去上海投奔他大哥。高阳到天津，三百二十里地，坐不起车，他们背了个布褡裢，装了三十个窝窝头，二十张高粱饼和一吊二百钱，全家就这么上路了。在天津遇到了在上海叫师傅打得偷跑回来的四哥，于是就一同进了在天津的隆庆和科班。在科班时，他年纪很小。一瞅见没人，就动动刀枪，还偷着给自己勾个脸，把戏衣穿上。师兄们练功，他就在旁边看，虽然没有教，但不上半年，他学会了一些，而且不比他们差，大家看了很惊异，认为“这孩子不错”，于是，班里的一位老先生就给他开蒙教了几出戏。《昊天关》是他的开蒙戏，以后又学了《双盗印》和《八大锤》。
科班里，一天只吃两顿饭，早晨五点钟就起身，空着肚子练功。头一年练的功是拿顶、虎跳、踺子、小翻这四样。一年过后，再用八个月的时间练四面筋斗。所谓四面筋斗，就是“出场”、“前扑”、“蛮子”、“捏子”四种翻的种类，能翻出场，就大体可以出场跟着打武行了，所以叫“出场”。四面筋斗之后再练“手上的”。所谓“手上的”就是各种拳法。“手上的”练会了，再练把子。把子就是十八般武器的打法，每一种武器基本都有五套打法。
这以后才是学戏。武生开蒙大都是《探庄》、《蜈蚣岭》、《打虎》、《夜奔》这几出戏。头一出戏是个重要关键，一开始先学《探庄》，花了八个月时间，一举一动，一句话，一个字，都不能含糊过去，这一出戏有如一个“正”字，哪怕笨一些，但不能歪，处处按着规矩做，一点也不能油。否则走不上正路，再回头改就费事了。头一出戏基础没打好，以后的戏也学不好。这样按着顺序来，有了这几出戏的基础，以后的戏给他说一说，自己就能揣摩着表演了。
学文戏的先打孩子的戏学起，譬如《三娘教子》的倚哥，再是秀才、举人、进士、状元。到了状元，因为状元还不是官职，金殿题试之后，放了外官，那就打从七品知县的戏学起，再是知州、知府，然后位列三台，六部大臣，入阁拜相，方才戴起白满。要是一开始就唱《徐策跑城》，戴着白满，演老头，一咳嗽就不像。
他为什么叫“盖叫天”
在汉口搭班唱戏的时候，他母亲打河北老家来到上海。母子几年不见，他听说母亲来了，就急忙赶回上海。回到上海，他大哥的病还没好，闲在家里督促他练功学戏。除了练功，大哥还先后给他请了两位老先生教戏，一位是杨文玉老先生，一位是薛桐寿老先生。薛老先生是唱老旦的曾在太平天国军中的一个科班里坐科。大哥久病在家，一家人的生活没有倚仗，这时他跟两位老先生已经学了几十出戏，不能老在家里呆着，没办法，只好跟蟋蟀似的出去咬吧，不咬没小米吃。杭州、苏州是大地方，北京来的角儿除上海外，大多要去这两个地方演唱。为了挣钱养家，他只好去杭州搭戏。
本来他的艺名叫“金豆子”，是天津隆庆和科班的老齐先生起的。老齐先生瞅他长得精神抖擞，挺有个性，又演的是武戏，才给起的这名字。这会儿他十三岁，人站在那儿，像个画眉鸟似的，挺精神的。可是唱文戏用这名就不怎么合适，所以到了杭州，大伙儿合计着给他另起个艺名，研究来研究去，有说叫“小菊仙”，他不喜欢。那会儿谭鑫培叫“小叫天”，他说他就叫“小叫天”吧，他的意思是借着谭鑫培的名，弄点小米吃。不料在座有一个人瞧不起他，在一旁冷笑说：“哼，你也配叫这名儿！”这一下把他说火了，他年少气盛，和那个人当面顶起嘴来。为什么就不能用这名字？能把人看死了吗？他想，他不光要继承前辈的艺术，他还要自成一家，“盖”过叫天、独树一帜呢。就这样，他意气用事地用上了“盖叫天”这三个字。
在杭州，他头一天的打炮戏是《天水关》，他饰孔明。后面是《翠屏山》，因为他有《昊天关》和《赵家楼》的武戏底子，所以戏里石秀耍的一路六合刀，很受欢迎。几天打炮戏下来，立刻就“红”了。戏馆给他七十元一月的包银，这在当时已不少了。他娘在家等他挣钱买米下锅，大哥等他挣钱治病，打这时候起，他就背起了一家人的生活担子。杭州唱了一个时期，他回到上海参加玉仙茶园的班子，这时他只有十四岁。玉仙茶园的班主是老三麻子，老三麻子自己也登台演出，同台的还有赵如泉、谢月庭。他头四天的戏码是：第一天《翠屏山》，第二天是《白水滩》、《搜孤救孤》，第三天是《十八扯》，第四天是《溪皇庄》。这是他第一次用“盖叫天”的艺名和上海观众见面，跟在杭州、苏州一样，演出后受到观众的欢迎，观众时时叫好。
师承李春来
李春来，河北高碑店人，李春来十一岁进科班。十七岁出科，在天津崇庆、风仪各班演出，二十岁到北京，后去上海。在上海八年，结婚后回北京，与秦腔老生郭宝臣组织源顺和班，后再去上海。在上海先后设立春桂、春仙、桂仙三班，在上海数十年，十分走红。
李春来的腰腿功夫极好，动作敏捷，身段漂亮，他的《白水滩》棍花，草帽圈都有戏。他的《伐子都》，子都在金殿上精神失常，饮酒之时，从上场门的桌子后面一个“窜扑虎”越过桌子，窜出老远。他的“起泛儿”（动作前的起步）不像一般人借助脚蹬座椅，利用反弹力弹出，而是就地一蹿即起，由此可见他的功力。 以这样的功夫、阵容，加上服装，道具、把子的改进，怎么不风靡沪上。当时评论认为“北来武生莫之与竞”。“其武行之齐整，京津武剧皆莫能及，虽杨小楼在京之武戏，其配角亦未必及其各式兼全面认真。”当时上海有一位名妓叫朱桂珍，嫁给一个大官为妾。朱桂珍见李春来的黄天霸英俊威武，有“活天霸”之称，就托人介绍与李结识，日久生情，这事被大官发觉，李因之锒铛入狱，吃了两年官司。
正当李春来走红之时，盖叫天从外地回到上海，这时上海已经光复，清帝退位，民国建立，历史掀开新的一页。他回上海后，先在三洋泾桥的歌舞台演出，以后又加入丹桂第一台。盖叫天自知虽然有点名气，但艺术上还差得远，他如饥似渴地学习、磨炼，努力充实自己。李春来以短打著称，这与他的条件比较接近，因此，每次李春来演出，他都到后台认真看戏，专心学习。即使在李春来因事下狱的二年中，他也经常去探监送饭，并在探监时向李请教。李春来很受感动，无私地教了他不少东西。
李春来晚年境况不佳，因朱桂珍讼事，久不登台。后虽在大舞台搭班，但因年岁已大，锋芒已不如前，逐渐沦为配角，在大世界挂三牌四牌。这时盖叫天在天蟾舞台，是该台武生的梁柱。他敬重前辈，特保荐李春来到天蟾，自己甘居配角。李春来在他的侍奉下感到心情愉快，因此演出很精彩，二人合作得非常好。李春来最后一次演出，是在七十二岁的时候，演出他的代表作《伐子都》，仍扎大靠翻打跌扑，功夫不减当年。演出前盖叫天一直照料在侧，亲自为他扮戏。看到前辈晚年情景，七十高龄还要去台上为生活卖命，想到自己，瞻望前途，不寒而栗。他对人说：“将来我也一定是这样下场。”李春来于乙丑年七月中病殁。盖叫天虽然没有正式向李春来拜师，但他私淑李春来，梨园界一致认为他是李春来衣钵的继承者。他不但继承了李春来的艺术，而且经过他自己几十年的探索与创造，在已有基础上获得很大发展与提高，真可谓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第一次进京亮相
盖叫天第一次到北京演出，是1912年应“斌庆社”之约在文明园演出。他的这次演出，对他本人来说是一次重大的关键，因为北京素以“京朝派”自居，看不起外地的演员，称之为“外江派”，认为唯有京朝派演出处处合乎规矩，有准绳，唱、做、念、打都够得上水平。
北京的观众，听说来了一个上海的武生，大家对他的来京演出都抱着很大的怀疑与兴趣。演出的那天，很多京剧界知名的人士都到场了，武生名家杨小楼、俞振庭也来了。观众中最值得一提的是红豆馆主溥侗，他是当时戏剧评论的权威，他本人是清皇朝的贵族，爱好京戏，又有钱，花几百两银子向名家学一出戏。谭鑫培也教过他，虽是票友，确也是内行。
盖叫天第一天登台，红豆馆主带了一帮人在台下看戏。开始时，侧身坐着，边看边与人闲谈，看着看着，他不与人闲聊了，身子转了过去，正面对着台上，集中精力看盖叫天的演出，他被盖叫天的演出吸引过去了。演出后，他对人说：“盖叫天的演出处处合乎规矩，有真功夫，我们不能小看他。”杨小楼在台上挑帘看戏，身边一个演员说，盖叫天是天津“撂地”的把式。杨小楼听见，板起脸说：“撂地的把式？你来得了？十年八年也来不了！”他这一说，无人再敢说贬盖的话了。他赞赏盖叫天的演出，认为身手不凡，是个好样的。以杨小楼之艺术及审美尺度，而能赞赏盖叫天的艺术，自然非同一般。
杨小楼与盖叫天后来成了京剧武生的泰斗，一南一北，双峰对峙，人称“南盖北杨”。盖叫天、杨小楼、俞振庭都是京剧武生中的杰出人物，他们相互倾心，相互砥砺，都在武生的长靠与短打中超越前人，将武戏提高到一个新的高峰，他们之间，决无地域、门户的狭隘偏见，超越“京朝”、“外江”的观念，以艺论人，以艺会友。是英雄识英雄，惺惺惜惺惺。他们既是义结金兰的知交，相互激励，又是艺术上相互竞争的对手，在友谊的竞争中齐头并进，这才是真正的艺术大家，武生中的典范。
《狮子楼》折腿惊四座
1934年，盖叫天四十七岁，在他生活中发生了一件十分意外的事，这件意外事使他经受了异常痛苦的折磨，包括肉体上的与精神上的，但也给他艺术道路带来巨大的影响，他在痛苦的熬炼后，进入一个新的天地。
盖叫天成名以后日子也不好过，因为在艺术上、生活上还有演出业务上都有自己的主张，不愿随波逐流。但是他这样做，就只能日暮途穷，受到剧场老板们的排斥，很难得到演出的机会。他只能到江浙的小码头如宁波、舟山、无锡等地作一些短期的演出。
因此，从1923年到1933年，差不多十年时间，他就是在这样困难的情况下度过的。他的生活，经常靠典当借贷。可是他对练功，却从无一日懈怠。苦归苦，练归练，这也许是对艺术的热爱给予他战胜一切艰苦的力量。
在固守十年之后，他终于有了一次在上海演出的机会。1934年5月，上海大舞台与他签定合约，邀请他演出一个时期。他贴出的戏码是：头一天《恶虎村》；第二天《一箭仇》；第三天《武松》，都是盖叫天的名剧。
在演出《武松》时，其中《狮子楼》一场，剧场老板不按老戏的演法，为了争取观众，自作主张给搭上布景：一座漂漂亮亮的狮子楼。事先，盖叫天不知道，直到演出扮戏时，方才发现，按盖叫天的脾气，这种只为赚钱，不顾艺术的市侩做法，他是决不同意的。但演出已经开场，要更换也来不及了，再加上十年困守，今天终得演出机会，不能再一味依着自己主张，不得不迁就一下。于是只得忍着性子，硬着头皮把戏演下去。《狮子楼》是武松替兄报仇，与西门庆二人仇人相见，分外眼红，这里有一场恶斗，观众都屏息凝神注视着这场你死我活的搏斗。舞台上，西门庆见武松上楼，将酒杯向他掷去，武松用刀将酒盅挡住，二人打将起来，西门庆不敌，从窗口跃下，武松紧接在后，也要越窗跳楼。盖叫天走在这摇摇晃晃的布景上，心中十分恼火，但仍得忍住这口气。可是再一看，这个狮子楼的窗口，并不大，舞台上的布景能有多大的地位。窗前是一排窗栏，上面是屋檐，留下的窗口只有几尺高。跳低了，脚绊窗栏；跳高了，头碰屋檐，而且，这时西门庆已经先跳下去了，容不得犹豫，只有一条路：跳！盖叫天心一横，用了一个“燕子掠水式”，一下蹿出窗口。就在他蹿出窗口时，他发现先下地的西门庆还躺在那里，这可是惊人的意外。那天扮演西门庆的是陈鹤峰，按规矩，先下地的人要向前翻身，留下地位，让后下来的演员有个落地的地方。那天不知怎么，他下地后仍躺在原地不动，盖叫天发现后，怕自己砸着他，他不死也伤。为了避免这惨祸，他在半空中，将身子向外再用力一偏，躲过陈的身体。可是，他落下的地方，不是地板，而是舞台伸出去的部位，那部位是水泥浇的。当他落地时，只听见“喀嚓”一声，他的小腿骨折了，断骨从靴子里直戳到外面来。盖叫天像被刀子捅了一下，直痛到心里。他立刻想到：我台上演的是武松，武松不能在人面前躺下，我不能让英雄出丑！想到这里，他咬紧牙关，依然用金鸡独立式，亮了一个英武的相。观众为他这惊险的一跃，报以热烈的鼓掌。这时，只见黄豆大的汗珠从他脸上冒了出来，他手执钢刀兀立不动，后台的人不知出了什么事，他伸出三个手指一捏，掐断了锣鼓，暗示“闭幕”，检场的赶紧落下帷幕。等大幕落下，他方才不支倒地。 盖叫天的腿断了，但留在观众心目中的却依然是一个完美的英雄形象。当后台经理向观众说明，演员受伤，不能演出时，全场观众起立，鸦雀无声，静止片刻，一个个心情沉重地退出剧场，没有人吵嚷要退票。他们从没有见过这样认真对待艺术的演员，他们为他的坚强性格所震慑。后台当即将他送到一个伤科医生处，医生给他敷上石膏上了夹板。他休养好久。伤好了，要拆夹板了，他怀着很大的希望，等待伤愈重返舞台。可是，拆开石膏与夹板，他大失所望。原来那个庸医把他的骨头接歪了，这样的腿还能演戏么？他恨得咬牙切齿，问医生怎么办。
医生说：木已成舟，有什么办法，除非是断了重接。听了这话，盖叫天再问一句：可以重接么？医生说：当然可以，只是现在生米煮成熟饭了。盖叫天气愤地说：好，你给我重接！说着，将腿向床杆上猛力一砸，只听“喀嚓”一声，刚接上的腿又断了。这举动完全出乎医生的预料，他吓呆了，铁青着脸，半晌说不出话来。
后来，家人再把盖叫天送到仁济医院，由骨科主任陈澄医生为他治疗，重新将腿接好。卧床八个月，方才愈合。
两年后，他再度在上海更新舞台登台，演出的仍然是《武松》。观众听说盖叫天伤愈登台，都争着来看这位勇敢的艺术家，当演到《狮子楼》时，盖叫天不但功夫未减，相反演得更成熟，更完美了。
自家的规矩
演员与舞台的关系，在一般人的心中是难以体会的，因为一般人都只是个旁观者，对于舞台上的成败得失与切身的利害，那种血肉相连的关系，只有从事这项工作的演员，才能深察其中的甘苦。关于这，盖叫天有过一段叫人听了痛心的谈话。他说，在旧社会，唱戏的没几下真功夫，上台砸了，那可了不得。流氓、地痞要向你丢瓜皮、果核，戏院老板不但轰你走，还要用水洗洗院子，说你把他的台弄脏了。有些同行也瞧不起，不肯和你搭班配戏，叫你走投无路。因此，这一砸，你算完了。但也有个别人，又怕砸了，又不肯苦练，就钻门路，拜老爷，唱几出下流戏给地主、资本家开心取乐，靠他们捧捧场，骗口饭吃。可是有骨气的艺人，就宁肯饿死，也不肯向地主、资本家屈膝求荣，哪怕在台下砸个千回万回，也得把真功夫练出来，露精彩的给观众瞧，这就叫：宁肯砸在地上，不肯砸在台上。盖叫天在大舞
台演出《狮子楼》断腿的事，也是这种“宁肯砸在地上，不肯砸在台上”的精神表现。他虽然腿断了，但他演的武松没有倒下，始终是个持刀挺立的英雄形象。既保住人物的品局，又保住一个艺人的骨气，决不肯玷污半点舞台，简直可称之为“壮烈的”艺术精神。
还有就是演员在台上失手、出错这类常见的事，演员难免台上不失手。内行的观众，懂得全面地评价一个演员，不以一次失手而以偏概全。可是外行的观众就不然了，你一失手，他倒好就上来了，使演员难堪，下不了台。遇到这种事怎么办？盖叫天的哲学是：自己掉了自己拾起来。也就是说，你在哪里丢掉荣誉，还要在哪里把它挽回，“哪里跌倒，哪里爬起来。”
当然，首先要做到不失手。为了不失手，台下要坚持苦练，务必练到十拿九稳，得心应手。大家都知道盖叫天的《十字坡》中有一个掷攮子的绝活儿，即武松与孙二娘对打时，武松将一把雪亮的匕首向对方猛掷过去，直插在孙二娘的头旁。这个动作非有十分把握不行，否则便要出事故，伤人。我看过盖叫天的《十字坡》，少说也不下十余次，但从未见他有过失手，也从未听说过他在这绝招上有过失手。这就是因为他下苦功练的结果。而且每次演出之前，总要仔细察看台板，部位，并试着练习数十次，从不掉以轻心。如果万一失手，要设法补救，这补救的方法也还要与戏紧密结合。例如《四平山》李元霸舞双锤，如果不慎锤落了地，他认为不应该马上弯腰去拾。因为这时人物是骑在马上，这弯腰一抬，就离开了戏。应该翻身下马，拾了锤再转身上马，这样，一切动作都仍在戏里。据说，早年盖叫天有一次在演出中舞棍，不慎失手，棍落地上，他并不忙着去拾棍，而是注视着棍，一边看一边左右各使了两个身段，然后用左脚踏在棍的中间，一搓，棍滚上脚背，再向空中一踢，飞起落下，用手接住。灵敏、神奇，观众不但不为失手喝倒彩，反而为他的即兴创造喝彩不迭。
盖叫天的三子张剑鸣（艺名小盖叫天），本在学校读书，但生性爱戏。盖叫天在断腿养病时，在病床上教他戏，希望将来多一个孩子接他的班，张剑鸣第一出戏学的是《智取北湖州》，苦练单鞭，不知单鞭掉地多少回。后来林树森来探望，看见了，说孩子开蒙还是学《四平山》好。林树森与盖叫天是至交，林树森也是老三麻子的弟子，武功也好，主动提出让他来教，盖叫天也很放心。张剑鸣戏学成后，第一次登台，耍锤时，不小心锤失手落地。戏散后回到家，盖叫天问他：“掉了吧？”他低头不语，盖叫天不打不骂，给他二十个铜板，要他练台上失手的那一下子，要练一百回，练一回数一个铜板。以后，每天早上起床先练这一下，一天练九遍，直到保险不掉为止。
他的长子张翼鹏，在上海演出已经成了红角儿了，台上出了差错，他照样把他叫来严加训斥。他说：我们张家父子，有招无招，招数高低还在其次，要紧的是上场不含糊，不马虎，不偷工减料，这是张家的规矩。好一个“张家的规矩”，没有规矩不成方圆，正是有了这规矩方才诞生一丝不苟的盖派艺术，方才出现《狮子楼》断腿人不倒下的惊人壮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