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盖叫天(1888—1970)是著名的京剧表演艺术家。原名张英杰,号燕南,直隶高阳(今属河北)人。幼入天津隆庆利科班,习武生,后改习老生。倒嗓后仍演武生。长期在上海一带演出。宗法李春来而有所发展。勤学苦练,虽曾断臂折腿而坚持不懈。演剧以短打武生为主,注重造型美,讲究表演人物神情气质,武戏文唱,形成自己的艺术风格,世称“盖派”。以演《武松》(包括《打虎》、《狮子楼》、《十字坡》、《快活林》等)、《三岔口》、《一箭仇》等剧著名,时有“英明盖世三岔口,杰作惊天十字坡”之誉。1952年参加第一届全国戏曲观摩演出大会,获荣誉奖。晚年传授技艺,著述讲学,颇多创见。历任浙江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副主席、中国戏曲家协会浙江省分会主席。
初进戏班
盖叫天的家在直隶保定府高阳县西延村,他从小生得黑,所以他的小名就叫老黑;又因为他生肖属鼠,鼠爱打洞,所以人家又管他叫“老洞”。除了张英杰这个名字外,他还有个名字叫燕南。
那时候,李鸿章任当直隶总督,在他的“治”下,连年水灾,百姓怨声载道。乡间没办法生活,就让人把孩子带出去学戏,因为这样总比在家挨饿的好,盖叫天的大哥就是这样离家去学戏的。盖叫天八岁半那年,他们在家中生活不下去了,随着他三哥打算从天津转道去上海投奔他大哥。高阳到天津,三百二十里地,坐不起车,他们背了个布褡裢,装了三十个窝窝头,二十张高粱饼和一吊二百钱,全家就这么上路了。在天津遇到了在上海叫师傅打得偷跑回来的四哥,于是就一同进了在天津的隆庆和科班。在科班时,他年纪很小。一瞅见没人,就动动刀枪,还偷着给自己勾个脸,把戏衣穿上。师兄们练功,他就在旁边看,虽然没有教,但不上半年,他学会了一些,而且不比他们差,大家看了很惊异,认为“这孩子不错”,于是,班里的一位老先生就给他开蒙教了几出戏。《昊天关》是他的开蒙戏,以后又学了《双盗印》和《八大锤》。
科班里,一天只吃两顿饭,早晨五点钟就起身,空着肚子练功。头一年练的功是拿顶、虎跳、踺子、小翻这四样。一年过后,再用八个月的时间练四面筋斗。所谓四面筋斗,就是“出场”、“前扑”、“蛮子”、“捏子”四种翻的种类,能翻出场,就大体可以出场跟着打武行了,所以叫“出场”。四面筋斗之后再练“手上的”。所谓“手上的”就是各种拳法。“手上的”练会了,再练把子。把子就是十八般武器的打法,每一种武器基本都有五套打法。
这以后才是学戏。武生开蒙大都是《探庄》、《蜈蚣岭》、《打虎》、《夜奔》这几出戏。头一出戏是个重要关键,一开始先学《探庄》,花了八个月时间,一举一动,一句话,一个字,都不能含糊过去,这一出戏有如一个“正”字,哪怕笨一些,但不能歪,处处按着规矩做,一点也不能油。否则走不上正路,再回头改就费事了。头一出戏基础没打好,以后的戏也学不好。这样按着顺序来,有了这几出戏的基础,以后的戏给他说一说,自己就能揣摩着表演了。
学文戏的先打孩子的戏学起,譬如《三娘教子》的倚哥,再是秀才、举人、进士、状元。到了状元,因为状元还不是官职,金殿题试之后,放了外官,那就打从七品知县的戏学起,再是知州、知府,然后位列三台,六部大臣,入阁拜相,方才戴起白满。要是一开始就唱《徐策跑城》,戴着白满,演老头,一咳嗽就不像。
他为什么叫“盖叫天”
在汉口搭班唱戏的时候,他母亲打河北老家来到上海。母子几年不见,他听说母亲来了,就急忙赶回上海。回到上海,他大哥的病还没好,闲在家里督促他练功学戏。除了练功,大哥还先后给他请了两位老先生教戏,一位是杨文玉老先生,一位是薛桐寿老先生。薛老先生是唱老旦的曾在太平天国军中的一个科班里坐科。大哥久病在家,一家人的生活没有倚仗,这时他跟两位老先生已经学了几十出戏,不能老在家里呆着,没办法,只好跟蟋蟀似的出去咬吧,不咬没小米吃。杭州、苏州是大地方,北京来的角儿除上海外,大多要去这两个地方演唱。为了挣钱养家,他只好去杭州搭戏。
本来他的艺名叫“金豆子”,是天津隆庆和科班的老齐先生起的。老齐先生瞅他长得精神抖擞,挺有个性,又演的是武戏,才给起的这名字。这会儿他十三岁,人站在那儿,像个画眉鸟似的,挺精神的。可是唱文戏用这名就不怎么合适,所以到了杭州,大伙儿合计着给他另起个艺名,研究来研究去,有说叫“小菊仙”,他不喜欢。那会儿谭鑫培叫“小叫天”,他说他就叫“小叫天”吧,他的意思是借着谭鑫培的名,弄点小米吃。不料在座有一个人瞧不起他,在一旁冷笑说:“哼,你也配叫这名儿!”这一下把他说火了,他年少气盛,和那个人当面顶起嘴来。为什么就不能用这名字?能把人看死了吗?他想,他不光要继承前辈的艺术,他还要自成一家,“盖”过叫天、独树一帜呢。就这样,他意气用事地用上了“盖叫天”这三个字。
在杭州,他头一天的打炮戏是《天水关》,他饰孔明。后面是《翠屏山》,因为他有《昊天关》和《赵家楼》的武戏底子,所以戏里石秀耍的一路六合刀,很受欢迎。几天打炮戏下来,立刻就“红”了。戏馆给他七十元一月的包银,这在当时已不少了。他娘在家等他挣钱买米下锅,大哥等他挣钱治病,打这时候起,他就背起了一家人的生活担子。杭州唱了一个时期,他回到上海参加玉仙茶园的班子,这时他只有十四岁。玉仙茶园的班主是老三麻子,老三麻子自己也登台演出,同台的还有赵如泉、谢月庭。他头四天的戏码是:第一天《翠屏山》,第二天是《白水滩》、《搜孤救孤》,第三天是《十八扯》,第四天是《溪皇庄》。这是他第一次用“盖叫天”的艺名和上海观众见面,跟在杭州、苏州一样,演出后受到观众的欢迎,观众时时叫好。
师承李春来
李春来,河北高碑店人,李春来十一岁进科班。十七岁出科,在天津崇庆、风仪各班演出,二十岁到北京,后去上海。在上海八年,结婚后回北京,与秦腔老生郭宝臣组织源顺和班,后再去上海。在上海先后设立春桂、春仙、桂仙三班,在上海数十年,十分走红。
李春来的腰腿功夫极好,动作敏捷,身段漂亮,他的《白水滩》棍花,草帽圈都有戏。他的《伐子都》,子都在金殿上精神失常,饮酒之时,从上场门的桌子后面一个“窜扑虎”越过桌子,窜出老远。他的“起泛儿”(动作前的起步)不像一般人借助脚蹬座椅,利用反弹力弹出,而是就地一蹿即起,由此可见他的功力。 以这样的功夫、阵容,加上服装,道具、把子的改进,怎么不风靡沪上。当时评论认为“北来武生莫之与竞”。“其武行之齐整,京津武剧皆莫能及,虽杨小楼在京之武戏,其配角亦未必及其各式兼全面认真。”当时上海有一位名妓叫朱桂珍,嫁给一个大官为妾。朱桂珍见李春来的黄天霸英俊威武,有“活天霸”之称,就托人介绍与李结识,日久生情,这事被大官发觉,李因之锒铛入狱,吃了两年官司。
正当李春来走红之时,盖叫天从外地回到上海,这时上海已经光复,清帝退位,民国建立,历史掀开新的一页。他回上海后,先在三洋泾桥的歌舞台演出,以后又加入丹桂第一台。盖叫天自知虽然有点名气,但艺术上还差得远,他如饥似渴地学习、磨炼,努力充实自己。李春来以短打著称,这与他的条件比较接近,因此,每次李春来演出,他都到后台认真看戏,专心学习。即使在李春来因事下狱的二年中,他也经常去探监送饭,并在探监时向李请教。李春来很受感动,无私地教了他不少东西。
李春来晚年境况不佳,因朱桂珍讼事,久不登台。后虽在大舞台搭班,但因年岁已大,锋芒已不如前,逐渐沦为配角,在大世界挂三牌四牌。这时盖叫天在天蟾舞台,是该台武生的梁柱。他敬重前辈,特保荐李春来到天蟾,自己甘居配角。李春来在他的侍奉下感到心情愉快,因此演出很精彩,二人合作得非常好。李春来最后一次演出,是在七十二岁的时候,演出他的代表作《伐子都》,仍扎大靠翻打跌扑,功夫不减当年。演出前盖叫天一直照料在侧,亲自为他扮戏。看到前辈晚年情景,七十高龄还要去台上为生活卖命,想到自己,瞻望前途,不寒而栗。他对人说:“将来我也一定是这样下场。”李春来于乙丑年七月中病殁。盖叫天虽然没有正式向李春来拜师,但他私淑李春来,梨园界一致认为他是李春来衣钵的继承者。他不但继承了李春来的艺术,而且经过他自己几十年的探索与创造,在已有基础上获得很大发展与提高,真可谓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第一次进京亮相
盖叫天第一次到北京演出,是1912年应“斌庆社”之约在文明园演出。他的这次演出,对他本人来说是一次重大的关键,因为北京素以“京朝派”自居,看不起外地的演员,称之为“外江派”,认为唯有京朝派演出处处合乎规矩,有准绳,唱、做、念、打都够得上水平。
北京的观众,听说来了一个上海的武生,大家对他的来京演出都抱着很大的怀疑与兴趣。演出的那天,很多京剧界知名的人士都到场了,武生名家杨小楼、俞振庭也来了。观众中最值得一提的是红豆馆主溥侗,他是当时戏剧评论的权威,他本人是清皇朝的贵族,爱好京戏,又有钱,花几百两银子向名家学一出戏。谭鑫培也教过他,虽是票友,确也是内行。
盖叫天第一天登台,红豆馆主带了一帮人在台下看戏。开始时,侧身坐着,边看边与人闲谈,看着看着,他不与人闲聊了,身子转了过去,正面对着台上,集中精力看盖叫天的演出,他被盖叫天的演出吸引过去了。演出后,他对人说:“盖叫天的演出处处合乎规矩,有真功夫,我们不能小看他。”杨小楼在台上挑帘看戏,身边一个演员说,盖叫天是天津“撂地”的把式。杨小楼听见,板起脸说:“撂地的把式?你来得了?十年八年也来不了!”他这一说,无人再敢说贬盖的话了。他赞赏盖叫天的演出,认为身手不凡,是个好样的。以杨小楼之艺术及审美尺度,而能赞赏盖叫天的艺术,自然非同一般。
杨小楼与盖叫天后来成了京剧武生的泰斗,一南一北,双峰对峙,人称“南盖北杨”。盖叫天、杨小楼、俞振庭都是京剧武生中的杰出人物,他们相互倾心,相互砥砺,都在武生的长靠与短打中超越前人,将武戏提高到一个新的高峰,他们之间,决无地域、门户的狭隘偏见,超越“京朝”、“外江”的观念,以艺论人,以艺会友。是英雄识英雄,惺惺惜惺惺。他们既是义结金兰的知交,相互激励,又是艺术上相互竞争的对手,在友谊的竞争中齐头并进,这才是真正的艺术大家,武生中的典范。
《狮子楼》折腿惊四座
1934年,盖叫天四十七岁,在他生活中发生了一件十分意外的事,这件意外事使他经受了异常痛苦的折磨,包括肉体上的与精神上的,但也给他艺术道路带来巨大的影响,他在痛苦的熬炼后,进入一个新的天地。
盖叫天成名以后日子也不好过,因为在艺术上、生活上还有演出业务上都有自己的主张,不愿随波逐流。但是他这样做,就只能日暮途穷,受到剧场老板们的排斥,很难得到演出的机会。他只能到江浙的小码头如宁波、舟山、无锡等地作一些短期的演出。
因此,从1923年到1933年,差不多十年时间,他就是在这样困难的情况下度过的。他的生活,经常靠典当借贷。可是他对练功,却从无一日懈怠。苦归苦,练归练,这也许是对艺术的热爱给予他战胜一切艰苦的力量。
在固守十年之后,他终于有了一次在上海演出的机会。1934年5月,上海大舞台与他签定合约,邀请他演出一个时期。他贴出的戏码是:头一天《恶虎村》;第二天《一箭仇》;第三天《武松》,都是盖叫天的名剧。
在演出《武松》时,其中《狮子楼》一场,剧场老板不按老戏的演法,为了争取观众,自作主张给搭上布景:一座漂漂亮亮的狮子楼。事先,盖叫天不知道,直到演出扮戏时,方才发现,按盖叫天的脾气,这种只为赚钱,不顾艺术的市侩做法,他是决不同意的。但演出已经开场,要更换也来不及了,再加上十年困守,今天终得演出机会,不能再一味依着自己主张,不得不迁就一下。于是只得忍着性子,硬着头皮把戏演下去。《狮子楼》是武松替兄报仇,与西门庆二人仇人相见,分外眼红,这里有一场恶斗,观众都屏息凝神注视着这场你死我活的搏斗。舞台上,西门庆见武松上楼,将酒杯向他掷去,武松用刀将酒盅挡住,二人打将起来,西门庆不敌,从窗口跃下,武松紧接在后,也要越窗跳楼。盖叫天走在这摇摇晃晃的布景上,心中十分恼火,但仍得忍住这口气。可是再一看,这个狮子楼的窗口,并不大,舞台上的布景能有多大的地位。窗前是一排窗栏,上面是屋檐,留下的窗口只有几尺高。跳低了,脚绊窗栏;跳高了,头碰屋檐,而且,这时西门庆已经先跳下去了,容不得犹豫,只有一条路:跳!盖叫天心一横,用了一个“燕子掠水式”,一下蹿出窗口。就在他蹿出窗口时,他发现先下地的西门庆还躺在那里,这可是惊人的意外。那天扮演西门庆的是陈鹤峰,按规矩,先下地的人要向前翻身,留下地位,让后下来的演员有个落地的地方。那天不知怎么,他下地后仍躺在原地不动,盖叫天发现后,怕自己砸着他,他不死也伤。为了避免这惨祸,他在半空中,将身子向外再用力一偏,躲过陈的身体。可是,他落下的地方,不是地板,而是舞台伸出去的部位,那部位是水泥浇的。当他落地时,只听见“喀嚓”一声,他的小腿骨折了,断骨从靴子里直戳到外面来。盖叫天像被刀子捅了一下,直痛到心里。他立刻想到:我台上演的是武松,武松不能在人面前躺下,我不能让英雄出丑!想到这里,他咬紧牙关,依然用金鸡独立式,亮了一个英武的相。观众为他这惊险的一跃,报以热烈的鼓掌。这时,只见黄豆大的汗珠从他脸上冒了出来,他手执钢刀兀立不动,后台的人不知出了什么事,他伸出三个手指一捏,掐断了锣鼓,暗示“闭幕”,检场的赶紧落下帷幕。等大幕落下,他方才不支倒地。 盖叫天的腿断了,但留在观众心目中的却依然是一个完美的英雄形象。当后台经理向观众说明,演员受伤,不能演出时,全场观众起立,鸦雀无声,静止片刻,一个个心情沉重地退出剧场,没有人吵嚷要退票。他们从没有见过这样认真对待艺术的演员,他们为他的坚强性格所震慑。后台当即将他送到一个伤科医生处,医生给他敷上石膏上了夹板。他休养好久。伤好了,要拆夹板了,他怀着很大的希望,等待伤愈重返舞台。可是,拆开石膏与夹板,他大失所望。原来那个庸医把他的骨头接歪了,这样的腿还能演戏么?他恨得咬牙切齿,问医生怎么办。
医生说:木已成舟,有什么办法,除非是断了重接。听了这话,盖叫天再问一句:可以重接么?医生说:当然可以,只是现在生米煮成熟饭了。盖叫天气愤地说:好,你给我重接!说着,将腿向床杆上猛力一砸,只听“喀嚓”一声,刚接上的腿又断了。这举动完全出乎医生的预料,他吓呆了,铁青着脸,半晌说不出话来。
后来,家人再把盖叫天送到仁济医院,由骨科主任陈澄医生为他治疗,重新将腿接好。卧床八个月,方才愈合。
两年后,他再度在上海更新舞台登台,演出的仍然是《武松》。观众听说盖叫天伤愈登台,都争着来看这位勇敢的艺术家,当演到《狮子楼》时,盖叫天不但功夫未减,相反演得更成熟,更完美了。
自家的规矩
演员与舞台的关系,在一般人的心中是难以体会的,因为一般人都只是个旁观者,对于舞台上的成败得失与切身的利害,那种血肉相连的关系,只有从事这项工作的演员,才能深察其中的甘苦。关于这,盖叫天有过一段叫人听了痛心的谈话。他说,在旧社会,唱戏的没几下真功夫,上台砸了,那可了不得。流氓、地痞要向你丢瓜皮、果核,戏院老板不但轰你走,还要用水洗洗院子,说你把他的台弄脏了。有些同行也瞧不起,不肯和你搭班配戏,叫你走投无路。因此,这一砸,你算完了。但也有个别人,又怕砸了,又不肯苦练,就钻门路,拜老爷,唱几出下流戏给地主、资本家开心取乐,靠他们捧捧场,骗口饭吃。可是有骨气的艺人,就宁肯饿死,也不肯向地主、资本家屈膝求荣,哪怕在台下砸个千回万回,也得把真功夫练出来,露精彩的给观众瞧,这就叫:宁肯砸在地上,不肯砸在台上。盖叫天在大舞
台演出《狮子楼》断腿的事,也是这种“宁肯砸在地上,不肯砸在台上”的精神表现。他虽然腿断了,但他演的武松没有倒下,始终是个持刀挺立的英雄形象。既保住人物的品局,又保住一个艺人的骨气,决不肯玷污半点舞台,简直可称之为“壮烈的”艺术精神。
还有就是演员在台上失手、出错这类常见的事,演员难免台上不失手。内行的观众,懂得全面地评价一个演员,不以一次失手而以偏概全。可是外行的观众就不然了,你一失手,他倒好就上来了,使演员难堪,下不了台。遇到这种事怎么办?盖叫天的哲学是:自己掉了自己拾起来。也就是说,你在哪里丢掉荣誉,还要在哪里把它挽回,“哪里跌倒,哪里爬起来。”
当然,首先要做到不失手。为了不失手,台下要坚持苦练,务必练到十拿九稳,得心应手。大家都知道盖叫天的《十字坡》中有一个掷攮子的绝活儿,即武松与孙二娘对打时,武松将一把雪亮的匕首向对方猛掷过去,直插在孙二娘的头旁。这个动作非有十分把握不行,否则便要出事故,伤人。我看过盖叫天的《十字坡》,少说也不下十余次,但从未见他有过失手,也从未听说过他在这绝招上有过失手。这就是因为他下苦功练的结果。而且每次演出之前,总要仔细察看台板,部位,并试着练习数十次,从不掉以轻心。如果万一失手,要设法补救,这补救的方法也还要与戏紧密结合。例如《四平山》李元霸舞双锤,如果不慎锤落了地,他认为不应该马上弯腰去拾。因为这时人物是骑在马上,这弯腰一抬,就离开了戏。应该翻身下马,拾了锤再转身上马,这样,一切动作都仍在戏里。据说,早年盖叫天有一次在演出中舞棍,不慎失手,棍落地上,他并不忙着去拾棍,而是注视着棍,一边看一边左右各使了两个身段,然后用左脚踏在棍的中间,一搓,棍滚上脚背,再向空中一踢,飞起落下,用手接住。灵敏、神奇,观众不但不为失手喝倒彩,反而为他的即兴创造喝彩不迭。
盖叫天的三子张剑鸣(艺名小盖叫天),本在学校读书,但生性爱戏。盖叫天在断腿养病时,在病床上教他戏,希望将来多一个孩子接他的班,张剑鸣第一出戏学的是《智取北湖州》,苦练单鞭,不知单鞭掉地多少回。后来林树森来探望,看见了,说孩子开蒙还是学《四平山》好。林树森与盖叫天是至交,林树森也是老三麻子的弟子,武功也好,主动提出让他来教,盖叫天也很放心。张剑鸣戏学成后,第一次登台,耍锤时,不小心锤失手落地。戏散后回到家,盖叫天问他:“掉了吧?”他低头不语,盖叫天不打不骂,给他二十个铜板,要他练台上失手的那一下子,要练一百回,练一回数一个铜板。以后,每天早上起床先练这一下,一天练九遍,直到保险不掉为止。
他的长子张翼鹏,在上海演出已经成了红角儿了,台上出了差错,他照样把他叫来严加训斥。他说:我们张家父子,有招无招,招数高低还在其次,要紧的是上场不含糊,不马虎,不偷工减料,这是张家的规矩。好一个“张家的规矩”,没有规矩不成方圆,正是有了这规矩方才诞生一丝不苟的盖派艺术,方才出现《狮子楼》断腿人不倒下的惊人壮举。
初进戏班
盖叫天的家在直隶保定府高阳县西延村,他从小生得黑,所以他的小名就叫老黑;又因为他生肖属鼠,鼠爱打洞,所以人家又管他叫“老洞”。除了张英杰这个名字外,他还有个名字叫燕南。
那时候,李鸿章任当直隶总督,在他的“治”下,连年水灾,百姓怨声载道。乡间没办法生活,就让人把孩子带出去学戏,因为这样总比在家挨饿的好,盖叫天的大哥就是这样离家去学戏的。盖叫天八岁半那年,他们在家中生活不下去了,随着他三哥打算从天津转道去上海投奔他大哥。高阳到天津,三百二十里地,坐不起车,他们背了个布褡裢,装了三十个窝窝头,二十张高粱饼和一吊二百钱,全家就这么上路了。在天津遇到了在上海叫师傅打得偷跑回来的四哥,于是就一同进了在天津的隆庆和科班。在科班时,他年纪很小。一瞅见没人,就动动刀枪,还偷着给自己勾个脸,把戏衣穿上。师兄们练功,他就在旁边看,虽然没有教,但不上半年,他学会了一些,而且不比他们差,大家看了很惊异,认为“这孩子不错”,于是,班里的一位老先生就给他开蒙教了几出戏。《昊天关》是他的开蒙戏,以后又学了《双盗印》和《八大锤》。
科班里,一天只吃两顿饭,早晨五点钟就起身,空着肚子练功。头一年练的功是拿顶、虎跳、踺子、小翻这四样。一年过后,再用八个月的时间练四面筋斗。所谓四面筋斗,就是“出场”、“前扑”、“蛮子”、“捏子”四种翻的种类,能翻出场,就大体可以出场跟着打武行了,所以叫“出场”。四面筋斗之后再练“手上的”。所谓“手上的”就是各种拳法。“手上的”练会了,再练把子。把子就是十八般武器的打法,每一种武器基本都有五套打法。
这以后才是学戏。武生开蒙大都是《探庄》、《蜈蚣岭》、《打虎》、《夜奔》这几出戏。头一出戏是个重要关键,一开始先学《探庄》,花了八个月时间,一举一动,一句话,一个字,都不能含糊过去,这一出戏有如一个“正”字,哪怕笨一些,但不能歪,处处按着规矩做,一点也不能油。否则走不上正路,再回头改就费事了。头一出戏基础没打好,以后的戏也学不好。这样按着顺序来,有了这几出戏的基础,以后的戏给他说一说,自己就能揣摩着表演了。
学文戏的先打孩子的戏学起,譬如《三娘教子》的倚哥,再是秀才、举人、进士、状元。到了状元,因为状元还不是官职,金殿题试之后,放了外官,那就打从七品知县的戏学起,再是知州、知府,然后位列三台,六部大臣,入阁拜相,方才戴起白满。要是一开始就唱《徐策跑城》,戴着白满,演老头,一咳嗽就不像。
他为什么叫“盖叫天”
在汉口搭班唱戏的时候,他母亲打河北老家来到上海。母子几年不见,他听说母亲来了,就急忙赶回上海。回到上海,他大哥的病还没好,闲在家里督促他练功学戏。除了练功,大哥还先后给他请了两位老先生教戏,一位是杨文玉老先生,一位是薛桐寿老先生。薛老先生是唱老旦的曾在太平天国军中的一个科班里坐科。大哥久病在家,一家人的生活没有倚仗,这时他跟两位老先生已经学了几十出戏,不能老在家里呆着,没办法,只好跟蟋蟀似的出去咬吧,不咬没小米吃。杭州、苏州是大地方,北京来的角儿除上海外,大多要去这两个地方演唱。为了挣钱养家,他只好去杭州搭戏。
本来他的艺名叫“金豆子”,是天津隆庆和科班的老齐先生起的。老齐先生瞅他长得精神抖擞,挺有个性,又演的是武戏,才给起的这名字。这会儿他十三岁,人站在那儿,像个画眉鸟似的,挺精神的。可是唱文戏用这名就不怎么合适,所以到了杭州,大伙儿合计着给他另起个艺名,研究来研究去,有说叫“小菊仙”,他不喜欢。那会儿谭鑫培叫“小叫天”,他说他就叫“小叫天”吧,他的意思是借着谭鑫培的名,弄点小米吃。不料在座有一个人瞧不起他,在一旁冷笑说:“哼,你也配叫这名儿!”这一下把他说火了,他年少气盛,和那个人当面顶起嘴来。为什么就不能用这名字?能把人看死了吗?他想,他不光要继承前辈的艺术,他还要自成一家,“盖”过叫天、独树一帜呢。就这样,他意气用事地用上了“盖叫天”这三个字。
在杭州,他头一天的打炮戏是《天水关》,他饰孔明。后面是《翠屏山》,因为他有《昊天关》和《赵家楼》的武戏底子,所以戏里石秀耍的一路六合刀,很受欢迎。几天打炮戏下来,立刻就“红”了。戏馆给他七十元一月的包银,这在当时已不少了。他娘在家等他挣钱买米下锅,大哥等他挣钱治病,打这时候起,他就背起了一家人的生活担子。杭州唱了一个时期,他回到上海参加玉仙茶园的班子,这时他只有十四岁。玉仙茶园的班主是老三麻子,老三麻子自己也登台演出,同台的还有赵如泉、谢月庭。他头四天的戏码是:第一天《翠屏山》,第二天是《白水滩》、《搜孤救孤》,第三天是《十八扯》,第四天是《溪皇庄》。这是他第一次用“盖叫天”的艺名和上海观众见面,跟在杭州、苏州一样,演出后受到观众的欢迎,观众时时叫好。
师承李春来
李春来,河北高碑店人,李春来十一岁进科班。十七岁出科,在天津崇庆、风仪各班演出,二十岁到北京,后去上海。在上海八年,结婚后回北京,与秦腔老生郭宝臣组织源顺和班,后再去上海。在上海先后设立春桂、春仙、桂仙三班,在上海数十年,十分走红。
李春来的腰腿功夫极好,动作敏捷,身段漂亮,他的《白水滩》棍花,草帽圈都有戏。他的《伐子都》,子都在金殿上精神失常,饮酒之时,从上场门的桌子后面一个“窜扑虎”越过桌子,窜出老远。他的“起泛儿”(动作前的起步)不像一般人借助脚蹬座椅,利用反弹力弹出,而是就地一蹿即起,由此可见他的功力。 以这样的功夫、阵容,加上服装,道具、把子的改进,怎么不风靡沪上。当时评论认为“北来武生莫之与竞”。“其武行之齐整,京津武剧皆莫能及,虽杨小楼在京之武戏,其配角亦未必及其各式兼全面认真。”当时上海有一位名妓叫朱桂珍,嫁给一个大官为妾。朱桂珍见李春来的黄天霸英俊威武,有“活天霸”之称,就托人介绍与李结识,日久生情,这事被大官发觉,李因之锒铛入狱,吃了两年官司。
正当李春来走红之时,盖叫天从外地回到上海,这时上海已经光复,清帝退位,民国建立,历史掀开新的一页。他回上海后,先在三洋泾桥的歌舞台演出,以后又加入丹桂第一台。盖叫天自知虽然有点名气,但艺术上还差得远,他如饥似渴地学习、磨炼,努力充实自己。李春来以短打著称,这与他的条件比较接近,因此,每次李春来演出,他都到后台认真看戏,专心学习。即使在李春来因事下狱的二年中,他也经常去探监送饭,并在探监时向李请教。李春来很受感动,无私地教了他不少东西。
李春来晚年境况不佳,因朱桂珍讼事,久不登台。后虽在大舞台搭班,但因年岁已大,锋芒已不如前,逐渐沦为配角,在大世界挂三牌四牌。这时盖叫天在天蟾舞台,是该台武生的梁柱。他敬重前辈,特保荐李春来到天蟾,自己甘居配角。李春来在他的侍奉下感到心情愉快,因此演出很精彩,二人合作得非常好。李春来最后一次演出,是在七十二岁的时候,演出他的代表作《伐子都》,仍扎大靠翻打跌扑,功夫不减当年。演出前盖叫天一直照料在侧,亲自为他扮戏。看到前辈晚年情景,七十高龄还要去台上为生活卖命,想到自己,瞻望前途,不寒而栗。他对人说:“将来我也一定是这样下场。”李春来于乙丑年七月中病殁。盖叫天虽然没有正式向李春来拜师,但他私淑李春来,梨园界一致认为他是李春来衣钵的继承者。他不但继承了李春来的艺术,而且经过他自己几十年的探索与创造,在已有基础上获得很大发展与提高,真可谓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第一次进京亮相
盖叫天第一次到北京演出,是1912年应“斌庆社”之约在文明园演出。他的这次演出,对他本人来说是一次重大的关键,因为北京素以“京朝派”自居,看不起外地的演员,称之为“外江派”,认为唯有京朝派演出处处合乎规矩,有准绳,唱、做、念、打都够得上水平。
北京的观众,听说来了一个上海的武生,大家对他的来京演出都抱着很大的怀疑与兴趣。演出的那天,很多京剧界知名的人士都到场了,武生名家杨小楼、俞振庭也来了。观众中最值得一提的是红豆馆主溥侗,他是当时戏剧评论的权威,他本人是清皇朝的贵族,爱好京戏,又有钱,花几百两银子向名家学一出戏。谭鑫培也教过他,虽是票友,确也是内行。
盖叫天第一天登台,红豆馆主带了一帮人在台下看戏。开始时,侧身坐着,边看边与人闲谈,看着看着,他不与人闲聊了,身子转了过去,正面对着台上,集中精力看盖叫天的演出,他被盖叫天的演出吸引过去了。演出后,他对人说:“盖叫天的演出处处合乎规矩,有真功夫,我们不能小看他。”杨小楼在台上挑帘看戏,身边一个演员说,盖叫天是天津“撂地”的把式。杨小楼听见,板起脸说:“撂地的把式?你来得了?十年八年也来不了!”他这一说,无人再敢说贬盖的话了。他赞赏盖叫天的演出,认为身手不凡,是个好样的。以杨小楼之艺术及审美尺度,而能赞赏盖叫天的艺术,自然非同一般。
杨小楼与盖叫天后来成了京剧武生的泰斗,一南一北,双峰对峙,人称“南盖北杨”。盖叫天、杨小楼、俞振庭都是京剧武生中的杰出人物,他们相互倾心,相互砥砺,都在武生的长靠与短打中超越前人,将武戏提高到一个新的高峰,他们之间,决无地域、门户的狭隘偏见,超越“京朝”、“外江”的观念,以艺论人,以艺会友。是英雄识英雄,惺惺惜惺惺。他们既是义结金兰的知交,相互激励,又是艺术上相互竞争的对手,在友谊的竞争中齐头并进,这才是真正的艺术大家,武生中的典范。
《狮子楼》折腿惊四座
1934年,盖叫天四十七岁,在他生活中发生了一件十分意外的事,这件意外事使他经受了异常痛苦的折磨,包括肉体上的与精神上的,但也给他艺术道路带来巨大的影响,他在痛苦的熬炼后,进入一个新的天地。
盖叫天成名以后日子也不好过,因为在艺术上、生活上还有演出业务上都有自己的主张,不愿随波逐流。但是他这样做,就只能日暮途穷,受到剧场老板们的排斥,很难得到演出的机会。他只能到江浙的小码头如宁波、舟山、无锡等地作一些短期的演出。
因此,从1923年到1933年,差不多十年时间,他就是在这样困难的情况下度过的。他的生活,经常靠典当借贷。可是他对练功,却从无一日懈怠。苦归苦,练归练,这也许是对艺术的热爱给予他战胜一切艰苦的力量。
在固守十年之后,他终于有了一次在上海演出的机会。1934年5月,上海大舞台与他签定合约,邀请他演出一个时期。他贴出的戏码是:头一天《恶虎村》;第二天《一箭仇》;第三天《武松》,都是盖叫天的名剧。
在演出《武松》时,其中《狮子楼》一场,剧场老板不按老戏的演法,为了争取观众,自作主张给搭上布景:一座漂漂亮亮的狮子楼。事先,盖叫天不知道,直到演出扮戏时,方才发现,按盖叫天的脾气,这种只为赚钱,不顾艺术的市侩做法,他是决不同意的。但演出已经开场,要更换也来不及了,再加上十年困守,今天终得演出机会,不能再一味依着自己主张,不得不迁就一下。于是只得忍着性子,硬着头皮把戏演下去。《狮子楼》是武松替兄报仇,与西门庆二人仇人相见,分外眼红,这里有一场恶斗,观众都屏息凝神注视着这场你死我活的搏斗。舞台上,西门庆见武松上楼,将酒杯向他掷去,武松用刀将酒盅挡住,二人打将起来,西门庆不敌,从窗口跃下,武松紧接在后,也要越窗跳楼。盖叫天走在这摇摇晃晃的布景上,心中十分恼火,但仍得忍住这口气。可是再一看,这个狮子楼的窗口,并不大,舞台上的布景能有多大的地位。窗前是一排窗栏,上面是屋檐,留下的窗口只有几尺高。跳低了,脚绊窗栏;跳高了,头碰屋檐,而且,这时西门庆已经先跳下去了,容不得犹豫,只有一条路:跳!盖叫天心一横,用了一个“燕子掠水式”,一下蹿出窗口。就在他蹿出窗口时,他发现先下地的西门庆还躺在那里,这可是惊人的意外。那天扮演西门庆的是陈鹤峰,按规矩,先下地的人要向前翻身,留下地位,让后下来的演员有个落地的地方。那天不知怎么,他下地后仍躺在原地不动,盖叫天发现后,怕自己砸着他,他不死也伤。为了避免这惨祸,他在半空中,将身子向外再用力一偏,躲过陈的身体。可是,他落下的地方,不是地板,而是舞台伸出去的部位,那部位是水泥浇的。当他落地时,只听见“喀嚓”一声,他的小腿骨折了,断骨从靴子里直戳到外面来。盖叫天像被刀子捅了一下,直痛到心里。他立刻想到:我台上演的是武松,武松不能在人面前躺下,我不能让英雄出丑!想到这里,他咬紧牙关,依然用金鸡独立式,亮了一个英武的相。观众为他这惊险的一跃,报以热烈的鼓掌。这时,只见黄豆大的汗珠从他脸上冒了出来,他手执钢刀兀立不动,后台的人不知出了什么事,他伸出三个手指一捏,掐断了锣鼓,暗示“闭幕”,检场的赶紧落下帷幕。等大幕落下,他方才不支倒地。 盖叫天的腿断了,但留在观众心目中的却依然是一个完美的英雄形象。当后台经理向观众说明,演员受伤,不能演出时,全场观众起立,鸦雀无声,静止片刻,一个个心情沉重地退出剧场,没有人吵嚷要退票。他们从没有见过这样认真对待艺术的演员,他们为他的坚强性格所震慑。后台当即将他送到一个伤科医生处,医生给他敷上石膏上了夹板。他休养好久。伤好了,要拆夹板了,他怀着很大的希望,等待伤愈重返舞台。可是,拆开石膏与夹板,他大失所望。原来那个庸医把他的骨头接歪了,这样的腿还能演戏么?他恨得咬牙切齿,问医生怎么办。
医生说:木已成舟,有什么办法,除非是断了重接。听了这话,盖叫天再问一句:可以重接么?医生说:当然可以,只是现在生米煮成熟饭了。盖叫天气愤地说:好,你给我重接!说着,将腿向床杆上猛力一砸,只听“喀嚓”一声,刚接上的腿又断了。这举动完全出乎医生的预料,他吓呆了,铁青着脸,半晌说不出话来。
后来,家人再把盖叫天送到仁济医院,由骨科主任陈澄医生为他治疗,重新将腿接好。卧床八个月,方才愈合。
两年后,他再度在上海更新舞台登台,演出的仍然是《武松》。观众听说盖叫天伤愈登台,都争着来看这位勇敢的艺术家,当演到《狮子楼》时,盖叫天不但功夫未减,相反演得更成熟,更完美了。
自家的规矩
演员与舞台的关系,在一般人的心中是难以体会的,因为一般人都只是个旁观者,对于舞台上的成败得失与切身的利害,那种血肉相连的关系,只有从事这项工作的演员,才能深察其中的甘苦。关于这,盖叫天有过一段叫人听了痛心的谈话。他说,在旧社会,唱戏的没几下真功夫,上台砸了,那可了不得。流氓、地痞要向你丢瓜皮、果核,戏院老板不但轰你走,还要用水洗洗院子,说你把他的台弄脏了。有些同行也瞧不起,不肯和你搭班配戏,叫你走投无路。因此,这一砸,你算完了。但也有个别人,又怕砸了,又不肯苦练,就钻门路,拜老爷,唱几出下流戏给地主、资本家开心取乐,靠他们捧捧场,骗口饭吃。可是有骨气的艺人,就宁肯饿死,也不肯向地主、资本家屈膝求荣,哪怕在台下砸个千回万回,也得把真功夫练出来,露精彩的给观众瞧,这就叫:宁肯砸在地上,不肯砸在台上。盖叫天在大舞
台演出《狮子楼》断腿的事,也是这种“宁肯砸在地上,不肯砸在台上”的精神表现。他虽然腿断了,但他演的武松没有倒下,始终是个持刀挺立的英雄形象。既保住人物的品局,又保住一个艺人的骨气,决不肯玷污半点舞台,简直可称之为“壮烈的”艺术精神。
还有就是演员在台上失手、出错这类常见的事,演员难免台上不失手。内行的观众,懂得全面地评价一个演员,不以一次失手而以偏概全。可是外行的观众就不然了,你一失手,他倒好就上来了,使演员难堪,下不了台。遇到这种事怎么办?盖叫天的哲学是:自己掉了自己拾起来。也就是说,你在哪里丢掉荣誉,还要在哪里把它挽回,“哪里跌倒,哪里爬起来。”
当然,首先要做到不失手。为了不失手,台下要坚持苦练,务必练到十拿九稳,得心应手。大家都知道盖叫天的《十字坡》中有一个掷攮子的绝活儿,即武松与孙二娘对打时,武松将一把雪亮的匕首向对方猛掷过去,直插在孙二娘的头旁。这个动作非有十分把握不行,否则便要出事故,伤人。我看过盖叫天的《十字坡》,少说也不下十余次,但从未见他有过失手,也从未听说过他在这绝招上有过失手。这就是因为他下苦功练的结果。而且每次演出之前,总要仔细察看台板,部位,并试着练习数十次,从不掉以轻心。如果万一失手,要设法补救,这补救的方法也还要与戏紧密结合。例如《四平山》李元霸舞双锤,如果不慎锤落了地,他认为不应该马上弯腰去拾。因为这时人物是骑在马上,这弯腰一抬,就离开了戏。应该翻身下马,拾了锤再转身上马,这样,一切动作都仍在戏里。据说,早年盖叫天有一次在演出中舞棍,不慎失手,棍落地上,他并不忙着去拾棍,而是注视着棍,一边看一边左右各使了两个身段,然后用左脚踏在棍的中间,一搓,棍滚上脚背,再向空中一踢,飞起落下,用手接住。灵敏、神奇,观众不但不为失手喝倒彩,反而为他的即兴创造喝彩不迭。
盖叫天的三子张剑鸣(艺名小盖叫天),本在学校读书,但生性爱戏。盖叫天在断腿养病时,在病床上教他戏,希望将来多一个孩子接他的班,张剑鸣第一出戏学的是《智取北湖州》,苦练单鞭,不知单鞭掉地多少回。后来林树森来探望,看见了,说孩子开蒙还是学《四平山》好。林树森与盖叫天是至交,林树森也是老三麻子的弟子,武功也好,主动提出让他来教,盖叫天也很放心。张剑鸣戏学成后,第一次登台,耍锤时,不小心锤失手落地。戏散后回到家,盖叫天问他:“掉了吧?”他低头不语,盖叫天不打不骂,给他二十个铜板,要他练台上失手的那一下子,要练一百回,练一回数一个铜板。以后,每天早上起床先练这一下,一天练九遍,直到保险不掉为止。
他的长子张翼鹏,在上海演出已经成了红角儿了,台上出了差错,他照样把他叫来严加训斥。他说:我们张家父子,有招无招,招数高低还在其次,要紧的是上场不含糊,不马虎,不偷工减料,这是张家的规矩。好一个“张家的规矩”,没有规矩不成方圆,正是有了这规矩方才诞生一丝不苟的盖派艺术,方才出现《狮子楼》断腿人不倒下的惊人壮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