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媒介与人的关系，是传播研究的核心议题。在强调结构的学者那里，毋庸置疑的是：新的媒介将改变人对世界的观感和理解；而重视能动性的学者则认为，媒介本身并没有影响力，它们的使用者及其素养和想象力才是关键。无论是媒介研究者或从业者，都要晓得，在当代“高度定义、内在驱使，并相互汇集的传播科技”的领域内，个人和社会、在地化和全球化等各种关系处于不断流动的状态”。
“不断流动的状态”，鲍曼用“液态社会”(Liquid society)给出了形象的比拟。结构如深海，能动性如溪流，各展其能，谋划媒介与人的关系新图景。《电子媒介人的崛起——社会的媒介化及人与媒介关系的嬗变》(下文简称《崛起》)正是通过“媒介化社会”和“电子媒介人”两个核心概念，试图指引人们一探其中的曲径通幽和峰回路转。
“概念，是在一定研究视角内，解释纷杂社会现象的众目之纲，是学派、范式的定位点，也是理论和研究方法的基本单位和出发点。”在概念的提出和使用上，《崛起》并非“平地生雷”。
虽然，并无专门段落告知何为“媒介化社会”，但在夏德元的描述中，基于网络的发展，媒介化社会作为人类社会的全新阶段出现了，“人们的日常生活都无一例外地处在电子传媒覆盖之中，它所构筑的虚拟现实无时不在影响着人的行为方式和思维方式，传播与社会生活的深层互动日益彰显……媒介由‘人体的延伸’到分离异化，再重新回到人自身，人与媒介完全融为一体，难解难分”(2页)。
上述描述，依然着墨于媒介(特别是电子媒介)的结构性作用，但与站在媒介组织及其组织化生产立场上的常见解读不同在于，更加重视了人的因素——传者和受众，在这一人类历史新阶段中的社会化角色再造，既打开了人类传受关系的现实疆域，也必然影响到与之相关的理论探讨。
理论的探讨，在《崛起》中已有结合历史和逻辑的篇章梳理，不再赘述。此处只需进入社会世界，若干周遭事例便可印证将“传播人”作为基本假设的“大传播学”设想(6页)：
事例一。调查性报道，曾是媒介业者经由大众传播平台实现“监视环境”、“使社会各个不同部分相互关联以适应环境”两项社会功能的主要方式。但由于诸项制约，在媒介组织的日常生产活动中，往往出现“实话不实说”、“新闻难调查”的尴尬；更加致命的是，由于关联的体制失灵、政策失效问题，“被监视者”越来越善于应付媒介的调查，“雷声大雨点小”几成常态。于是，在组织化生产之外，专业的媒介生产者开始直接介入社会事件，以一种更加社会化的传播模式，影响、推动建构性的社会实践，比如《凤凰周刊》资深调查记者邓飞发起“免费午餐”项目，帮扶边远地区学童解决午餐问题；央视主播邱启明运用自身影响力，通过微博帮助贫困重病孩子接受昂贵的手术治疗。
事例二。传统意义上的受众，不再只是接受媒介提供的信息而已。近年来网络热议的“郭美美炫富”、“局长微博开房”等事件都是由草根网民发现、参与讨论并由此形成强大的社会舆论；而宜黄强拆事件的钟九如、7·23动车追尾事件的小炜伊(由亲友代发)则直接成为敏感信息生产和传播的主角——这些由民众发现、提供的信息，又成为媒介组织的选题来源，两者形成合力，推动正向的社会进程。
综上事例，国人莫不熟知，抽象观之，在媒介化社会中，信息的传统组织化生产与新兴社会化生产之间不断跨界和互动，其间产生的“化学反应”改变了媒介与人的关系。“传播人”的主体性和能动性必须通过一个新的框架去审视。
基于这一新的框架，我们或可更好地把握《崛起》对于“电子媒介人”的定义：“生活于媒介化社会，拥有各种电子媒介，具备随时发布和接受电子信息便利，成为媒介化社会电子网络节点和信息传播主体的人”(63页)。
《崛起》使用cyber-mediator作为“电子媒介人”的英文对应词，这与传统意义上对电子媒介(electronicmedia)的理解有所不同，cyber更多地指向网络，而electronic media则主要针对广播和电视。
既然指向网络，那么，网络传播必要的物理介质——电脑，就不能被忽视，毕竟，“尽管科技历史并不是20世纪后半叶媒体史的唯一分支，但是在任何历史分析中，首先出现的肯定是电脑”。
电脑，还有另一种叫法“计算机”——这句听上去没任何意义的话，倒是折射出一个很有意义的历史认知：一直到1970年代早期，人们还是将电脑主要当成计算机器。40年后的今天，或许没有人这样想，他或她膝上的“笔记本”(notebook)、手中的各种“板”(pad)已经成为生活中的大部分意义所在。从器物的角度反观这种意义的所在，可以得出：电脑发展之快、功能之全、影响之广，远胜周遭它物，“电子媒介人”的概念和实践也因此成立。
快、全、广——似乎成为“媒介化社会”的生存法则，弗利德曼告诉我们“世界是平的”，苹果电脑也在一个“光洁的平面”上极尽满足你的种种欲望。但不得不指出：电脑技术的纵深发展，也同样带来了人类思维的“平行化”，递进的逻辑推演、持续的注意力以及自主的创新精神都被打了折扣。《浅薄》、《失控》、《童年的消逝》等书名己然传递出身为“电子媒介人”的观念一行为主体对于电子媒介的警醒。
事实上，甫一翻开《崛起》，笔者最想读到的就是该书如何对“电子媒介人”作出反思。正如拿到莱文森的《新新媒介》，首先看的章节是“新新媒介的阴暗面”，莱氏归纳的弊端有：知识产权的侵犯、信息垃圾、网络流言、网络攻击、网络煽动、网络欺凌、网络盯梢和恐怖活动。那么，在夏德元这里，他对于“电子媒介人”人格迷失和文化冲突的省思，是为亮点：其一，人的从众心理，通过“快、全、广”的互联网加速强化，新一代“乌合之众”的主体性和思辨性缺失颇多，“脑残的YY(意淫)”、“雷人的圃事”、“拉黑的口水战”并非只是一笑而过的偶然逗乐，而成为“媒介化社会”必须承担的负面后果，这需要我们深思；其二，现今己不是攒钱买到一套《约翰·克里斯多夫》而欣喜不止的年代，人们也逐渐忘记了挑灯夜读的情景和心境，面对轻易获得的海量信息，“电子媒介人”从信息中获取知识、从知识中提炼思想的本领渐衰，传播的碎片化和思维的浅薄化彼此成为因果、恶性循环；其三，虽然网络的发展让外来务工人员在城郊小网吧与都市白领在CBD写字楼同享一个平等的网络世界，但技术演进必然要求的科学素养和社会经济门槛，使得不同代际、不同民族国家的民众在各种不平等中继续刷屏……
“人是天生的传播动物”(13页)，这是《崛起》开篇就重点论证的，以此衍生出“传播人”、“电子媒介人”等说法。虽然，人类自古而今的传播观念、态度和行为并非都由理性支配，无聊不等于无意义，“正如推特的 英文原意——Twitter所示，人们上微博，并不是要达成什么经过慎思的理性目标，而是仅仅想跟小鸟一样啾啾几声而已”(207页)。但是，我辈依然愿意相信：通过周而复始的演进、反思和修正过程，社会、媒介与人的发展还是能够在一定的规范和努力中不断逼近全面而自由的传播新境界。
诚然，笔者在这里使用的是“逼近”而非“实现”，或是受到彼得斯在《交流的无奈》中所说——“交流是没有保证的冒险。凭借符号去建立联系的尝试，都是一场赌博，无论其发生的规模是大还是小”——的影响，通俗地说，就是人与人之间，永远不可能“心连心”。可是，只要人类保有传播的天性，那么，即便不能全然实现“心连心”，却可以通过一次次的“手拉手”，逐渐逼近“心连心”。
逼近，即可能。夏德元没有陷于任何一种或悲观或乐观的决定论，他在“媒介化社会”的架构中围绕“电子媒介人”的历史、现状和未来提出了“以人为本”的规范性视角。更为笔者所关注的是，《崛起》还提出了一种“强调传育”的对策性假说。所谓“传育”，指的是“与德育、智育、体育、美育、劳动能力培育并列的关于传播素质的培养和教育”(109页)。“传育”之所以被强调，正是因为现时代“电子媒介人”自由而全面传播的发展愿景使然。
那么，“传育”究竟怎么教?特别是在“媒介化社会”中怎么教?《崛起》并没有展开论述，或许这是夏德元在下一本书中可以详细阐述的，这也是作为读者的我乐于再读的。
最后，从作者论的角度再说几句。笔者向来喜见观念和经验的统一，不喜“在天上画地图”。因为工作关系，夏德元从事的是一种传统而典型的组织化信息生产工作：在日常生活中，他也是一个深度参与社会化信息生产的“微博控”。因此，《崛起》这本书提出并论证“电子媒介人”的概念、实践，有其坚实的经验性支撑。正是因为工作、生活的经验，他能够作为传者，深切体会到网络为代表的新兴形态对传统媒介组织及其生产的影响，其中有冲击也有互动；也能够作为受众，在网络空间进行“自媒体”表达实践，其中有激荡也有跌荡。
那么，同为“电子媒介人”的你我，是不是也同样可以结合自身的传播经验，继续探究“媒介化社会”已知和未知的边界呢?
“不断流动的状态”，鲍曼用“液态社会”(Liquid society)给出了形象的比拟。结构如深海，能动性如溪流，各展其能，谋划媒介与人的关系新图景。《电子媒介人的崛起——社会的媒介化及人与媒介关系的嬗变》(下文简称《崛起》)正是通过“媒介化社会”和“电子媒介人”两个核心概念，试图指引人们一探其中的曲径通幽和峰回路转。
“概念，是在一定研究视角内，解释纷杂社会现象的众目之纲，是学派、范式的定位点，也是理论和研究方法的基本单位和出发点。”在概念的提出和使用上，《崛起》并非“平地生雷”。
虽然，并无专门段落告知何为“媒介化社会”，但在夏德元的描述中，基于网络的发展，媒介化社会作为人类社会的全新阶段出现了，“人们的日常生活都无一例外地处在电子传媒覆盖之中，它所构筑的虚拟现实无时不在影响着人的行为方式和思维方式，传播与社会生活的深层互动日益彰显……媒介由‘人体的延伸’到分离异化，再重新回到人自身，人与媒介完全融为一体，难解难分”(2页)。
上述描述，依然着墨于媒介(特别是电子媒介)的结构性作用，但与站在媒介组织及其组织化生产立场上的常见解读不同在于，更加重视了人的因素——传者和受众，在这一人类历史新阶段中的社会化角色再造，既打开了人类传受关系的现实疆域，也必然影响到与之相关的理论探讨。
理论的探讨，在《崛起》中已有结合历史和逻辑的篇章梳理，不再赘述。此处只需进入社会世界，若干周遭事例便可印证将“传播人”作为基本假设的“大传播学”设想(6页)：
事例一。调查性报道，曾是媒介业者经由大众传播平台实现“监视环境”、“使社会各个不同部分相互关联以适应环境”两项社会功能的主要方式。但由于诸项制约，在媒介组织的日常生产活动中，往往出现“实话不实说”、“新闻难调查”的尴尬；更加致命的是，由于关联的体制失灵、政策失效问题，“被监视者”越来越善于应付媒介的调查，“雷声大雨点小”几成常态。于是，在组织化生产之外，专业的媒介生产者开始直接介入社会事件，以一种更加社会化的传播模式，影响、推动建构性的社会实践，比如《凤凰周刊》资深调查记者邓飞发起“免费午餐”项目，帮扶边远地区学童解决午餐问题；央视主播邱启明运用自身影响力，通过微博帮助贫困重病孩子接受昂贵的手术治疗。
事例二。传统意义上的受众，不再只是接受媒介提供的信息而已。近年来网络热议的“郭美美炫富”、“局长微博开房”等事件都是由草根网民发现、参与讨论并由此形成强大的社会舆论；而宜黄强拆事件的钟九如、7·23动车追尾事件的小炜伊(由亲友代发)则直接成为敏感信息生产和传播的主角——这些由民众发现、提供的信息，又成为媒介组织的选题来源，两者形成合力，推动正向的社会进程。
综上事例，国人莫不熟知，抽象观之，在媒介化社会中，信息的传统组织化生产与新兴社会化生产之间不断跨界和互动，其间产生的“化学反应”改变了媒介与人的关系。“传播人”的主体性和能动性必须通过一个新的框架去审视。
基于这一新的框架，我们或可更好地把握《崛起》对于“电子媒介人”的定义：“生活于媒介化社会，拥有各种电子媒介，具备随时发布和接受电子信息便利，成为媒介化社会电子网络节点和信息传播主体的人”(63页)。
《崛起》使用cyber-mediator作为“电子媒介人”的英文对应词，这与传统意义上对电子媒介(electronicmedia)的理解有所不同，cyber更多地指向网络，而electronic media则主要针对广播和电视。
既然指向网络，那么，网络传播必要的物理介质——电脑，就不能被忽视，毕竟，“尽管科技历史并不是20世纪后半叶媒体史的唯一分支，但是在任何历史分析中，首先出现的肯定是电脑”。
电脑，还有另一种叫法“计算机”——这句听上去没任何意义的话，倒是折射出一个很有意义的历史认知：一直到1970年代早期，人们还是将电脑主要当成计算机器。40年后的今天，或许没有人这样想，他或她膝上的“笔记本”(notebook)、手中的各种“板”(pad)已经成为生活中的大部分意义所在。从器物的角度反观这种意义的所在，可以得出：电脑发展之快、功能之全、影响之广，远胜周遭它物，“电子媒介人”的概念和实践也因此成立。
快、全、广——似乎成为“媒介化社会”的生存法则，弗利德曼告诉我们“世界是平的”，苹果电脑也在一个“光洁的平面”上极尽满足你的种种欲望。但不得不指出：电脑技术的纵深发展，也同样带来了人类思维的“平行化”，递进的逻辑推演、持续的注意力以及自主的创新精神都被打了折扣。《浅薄》、《失控》、《童年的消逝》等书名己然传递出身为“电子媒介人”的观念一行为主体对于电子媒介的警醒。
事实上，甫一翻开《崛起》，笔者最想读到的就是该书如何对“电子媒介人”作出反思。正如拿到莱文森的《新新媒介》，首先看的章节是“新新媒介的阴暗面”，莱氏归纳的弊端有：知识产权的侵犯、信息垃圾、网络流言、网络攻击、网络煽动、网络欺凌、网络盯梢和恐怖活动。那么，在夏德元这里，他对于“电子媒介人”人格迷失和文化冲突的省思，是为亮点：其一，人的从众心理，通过“快、全、广”的互联网加速强化，新一代“乌合之众”的主体性和思辨性缺失颇多，“脑残的YY(意淫)”、“雷人的圃事”、“拉黑的口水战”并非只是一笑而过的偶然逗乐，而成为“媒介化社会”必须承担的负面后果，这需要我们深思；其二，现今己不是攒钱买到一套《约翰·克里斯多夫》而欣喜不止的年代，人们也逐渐忘记了挑灯夜读的情景和心境，面对轻易获得的海量信息，“电子媒介人”从信息中获取知识、从知识中提炼思想的本领渐衰，传播的碎片化和思维的浅薄化彼此成为因果、恶性循环；其三，虽然网络的发展让外来务工人员在城郊小网吧与都市白领在CBD写字楼同享一个平等的网络世界，但技术演进必然要求的科学素养和社会经济门槛，使得不同代际、不同民族国家的民众在各种不平等中继续刷屏……
“人是天生的传播动物”(13页)，这是《崛起》开篇就重点论证的，以此衍生出“传播人”、“电子媒介人”等说法。虽然，人类自古而今的传播观念、态度和行为并非都由理性支配，无聊不等于无意义，“正如推特的 英文原意——Twitter所示，人们上微博，并不是要达成什么经过慎思的理性目标，而是仅仅想跟小鸟一样啾啾几声而已”(207页)。但是，我辈依然愿意相信：通过周而复始的演进、反思和修正过程，社会、媒介与人的发展还是能够在一定的规范和努力中不断逼近全面而自由的传播新境界。
诚然，笔者在这里使用的是“逼近”而非“实现”，或是受到彼得斯在《交流的无奈》中所说——“交流是没有保证的冒险。凭借符号去建立联系的尝试，都是一场赌博，无论其发生的规模是大还是小”——的影响，通俗地说，就是人与人之间，永远不可能“心连心”。可是，只要人类保有传播的天性，那么，即便不能全然实现“心连心”，却可以通过一次次的“手拉手”，逐渐逼近“心连心”。
逼近，即可能。夏德元没有陷于任何一种或悲观或乐观的决定论，他在“媒介化社会”的架构中围绕“电子媒介人”的历史、现状和未来提出了“以人为本”的规范性视角。更为笔者所关注的是，《崛起》还提出了一种“强调传育”的对策性假说。所谓“传育”，指的是“与德育、智育、体育、美育、劳动能力培育并列的关于传播素质的培养和教育”(109页)。“传育”之所以被强调，正是因为现时代“电子媒介人”自由而全面传播的发展愿景使然。
那么，“传育”究竟怎么教?特别是在“媒介化社会”中怎么教?《崛起》并没有展开论述，或许这是夏德元在下一本书中可以详细阐述的，这也是作为读者的我乐于再读的。
最后，从作者论的角度再说几句。笔者向来喜见观念和经验的统一，不喜“在天上画地图”。因为工作关系，夏德元从事的是一种传统而典型的组织化信息生产工作：在日常生活中，他也是一个深度参与社会化信息生产的“微博控”。因此，《崛起》这本书提出并论证“电子媒介人”的概念、实践，有其坚实的经验性支撑。正是因为工作、生活的经验，他能够作为传者，深切体会到网络为代表的新兴形态对传统媒介组织及其生产的影响，其中有冲击也有互动；也能够作为受众，在网络空间进行“自媒体”表达实践，其中有激荡也有跌荡。
那么，同为“电子媒介人”的你我，是不是也同样可以结合自身的传播经验，继续探究“媒介化社会”已知和未知的边界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