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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5月13日是印度近代政党政治生活中的一个转折点。普遍被人看好的印度人民党(简称印人党)在印度第十四届人民院大选中意外出局，连续执政六年之久的瓦杰帕伊政府黯然下台。这一变故使印度国内无数观察家大跌眼镜，也引起了国际社会的普遍关注。印人党为什么会在如日中天的时候失去政权?这在过去的500天里一直是一个热门话题。
印人党传奇般地崛起
印人党成立于1980年4月，当时只是偏隅印度北部一个地方性小党，在1984年的大选中，该党只获2席，而到1996年该党席位猛增至161席，一跃成为印议会第一大党。在短短的12年间席位增加了159席，席位数连年翻番，这是印度独立以来政治生活中的一大奇迹。
应该说，印人党的崛起占尽了天时、地利与人和。
80年代末开始，由于没有一个政党能够在大选中获得单独组阁所需的席位，印度进入了一个或是由少数派执政，或是由多党联合执政的时期，其结果是政局动荡不定，政府更迭频繁。在1989年12月至1999年4月的10年中，印度共组织了8届中央政府，其中6届只执政了一年左右，最短的只有13天。造成这种局面的客观原因是长期在印执政的国大党衰弱了，特别是在“三化”浪潮，即经济全球化、自由化和私有化的冲击下，作为国大党三大意识形态支柱的世俗民族主义、甘地主义和尼赫鲁社会主义思想体系开始垮塌。这为印度政坛留下了政治真空，直接导致80年代末印度政党政治多元化、地方化和种姓化趋势的加剧，从而为印人党的崛起提供了契机。
其次，随着伊斯兰原教旨主义中心的东移，从80年代中后期开始，南亚国家受伊斯兰原教旨主义风暴中心外围的影响越来越大，教派矛盾日趋激烈，尤其是1992年12月6日位于印度北方邦阿约迪亚市的巴布里清真寺被毁成为一个标志性事件。印度地处南亚次大陆的中心位置，“北背雪山、三垂大海”，西边是伊斯兰世界，石油国家与之隔海相望，东边紧邻的是穆斯林人口占绝大多数的孟加拉国，置身其间的印度教徒的自我意识不断加强，另一方面作为少数民族的印度穆斯林群众对其生存空间的狭小也感到恐慌，所以任何一点外部刺激都会重新点燃“印度教至上主义”的死灰，激化宗教矛盾。
第三，从印度的人文环境来看，印度教徒占印度总人口的82％。印人党成立之时就已经成为了“印度教同盟大家庭”的当然成员，把自己与世界印度教大会(VHP)、国民志愿服务团(RSS)等印度教教派组织捆绑在一起，共同发起了“恢复罗摩盛世”、“重建罗摩神庙”等运动。随着印度现代化进程的加快和对外开放力度的不断加大，传统的印度教徒对现代化所造成的紧张状态和异质文化产生了强烈的反弹，印度教教派主义得到了主张捍卫印度教传统文化和经济民族主义思想人士的支持。以印度商人、律师、工程师、文官和知识分子为代表的“成功人士”于是纷纷加入到印度教复兴主义者的行列中来了。
印人党看到了这些有利条件，所以先期打出了“一种文化、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印度教理念，之后又宣扬“建(印度教大神罗摩)庙、修宪(废除宪法中有关赋予克什米尔特殊地位的370条款)和实施统一民法”。这些政策主张具有一定的文化张力，尤其能得到城市中产阶级选民的支持。加上一些所谓的世俗政党，为谋自身利益，向“权利逻辑”投降，因而就不难理解印人党发展如此迅速的原委了。
印人党失利的三大原因
印人党执政时间之长仅次于国大党。6年间，印度政局基本稳定，经济保持中高速增长，综合国力有所增强，国际地位显著提高。在这种情况下，印人党败北的结果就连反对党也没有想到。现在看来，印人党失利的原因大致有三个方面：
首先，印人党偏面追求高增长，忽视社会的全面协调发展，因而未能赢得最广大人民群众对改革与发展的理解和配合。印人党执政期间，印国内生产总值实现了年均6．1％的增长率，尤其是执政后期，印经济增长速度接近，甚至一度超过我国。印人党提出在下一个“五年计划”中，要实现年均8％至10％的增长速度，达到“使印在2020年成为发达国家”的目标。尽管印人党也注意到要保持政治发展与经济改革的良性互动，口头上表示要维护社会政治的“平衡发展”，但印人党并未真正重视一些社会经济的老大难问题，特别是农业“靠天吃饭”、农村基础设施落后造成发展瓶颈，以及农民收入偏低等的问题。印度经济改革的受益面狭窄使既得利益者越来越富，社会两极分化愈加明显，过早地出现了社会转型期的综合症。印人党因而被指责为是一个“反农民、反穷人和反群众”的政党。
其次，印人党的教派主义色彩尚未完全收敛，选民担心教派主义思潮的抬头会影响社会稳定。印人党上台后为尽快实现从反对党到执政党的角色转变，以总理瓦杰帕伊为代表的温和派主张淡化教派主义色彩，承诺搁置三大教派主张，并努力与“印度教同盟大家庭”的其它成员保持距离，以此来重塑自身形象，传承国大党作为全国性政党的责任感。但事实上，印人党党内强硬派守拙耐心不够，在意识形态问题上与温和派的控制与反控制之争接连不断。尤其是2002年2月发生在古吉拉特邦的教派冲突让选民进一步感到印人党还有一个可怕的“隐藏着的行动纲领”。
第三，印人党盲目乐观，缺乏忧患意识，在战术上轻敌，导致政策的取向性失误。2004年2月，印人党决定把原定于9月举行的大选提前，主要原因是由于印人党认为其政绩骄人，“感觉良好”。2002-2003财年，印经济有较好表现，GDP增长率为8．1％，尤其是第四季度GDP的增长率高达10．3％。外交领域也出现了多年来少有的和平景象，不仅理顺了与美、俄、欧、日等大国或大国集团的关系，而且还改善了与中国和巴基斯坦等邻国的关系。印人党自信地认为，反对党尚不具备扳倒它的实力，因而打出了“闪亮印度”的竞选口号。印人党内有人声称，这次大选已经不是谁输谁赢的问题，而是印人党赢多赢少的问题。党内甚至一度还讨论过，得到简单多数议席后还要不要联合其他小党组阁的问题。
国大党虽然仓促应战，且内政外交政策主张与印人党严重雷同，但却因树立了“亲民”、“世俗”和“开放”的形象，得到选民的认可。
印人党代表性的启迪
印人党沉浮的经历应验了“其兴亦勃焉，其亡亦忽焉”那句老话，其经验与教训无论对于印人党还是对于其它政党都是值得借鉴的。
从印人党的阶级属性来看，印人党代表的是印度教中、高种姓阶层的利益。尽管印人党也曾与低种姓政党结盟，推选贱民出任党的高级领导人，还大量吸收非印度教徒入党，但这种举动往往被看作是印人党的政治作秀。退一步讲，即使印人党不能赢得非印度教徒的支持，理论上也应能够得到占人口绝大部分的印度教徒的支持，但是印人党建党25年来，得票率一直徘徊在25％左右，在本次大选中的得票率仅为22．2％。这一事实说明，印人党并没有真正成为印度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政治代表。
从印人党的意识形态来看，印人党借以发家的印度教教派主义思想并不是当今印度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印度教教派主义在某种特定的条件下固然可以成为凝聚印度教徒的强大思想武器，但这种主张“只有印度教徒的价值才是医治印度政治弊病的灵丹妙药”的宗教多数人主义思想，它忽视了印度社会多元化的现实，同时也严重地阻碍了宗教力量与世俗政权之间在真正意义上进行对话与理解。显然，当今印度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不再是教派之间或者是教派内部的矛盾，人们关注更多的是国计民生问题，越来越多的印度人已经变得十分理性和现实。当两亿印度中产阶级仰望天空的时候，他们看到的并不是印度教大神梵天、湿婆和毗湿奴，他们看到的是人造卫星和太阳能。因此，印人党坚持的“印度教至上主义”思想和文化理念与当今印度的世俗化进程是格格不入的。
(本文责任编辑：刘万镇)
印人党传奇般地崛起
印人党成立于1980年4月，当时只是偏隅印度北部一个地方性小党，在1984年的大选中，该党只获2席，而到1996年该党席位猛增至161席，一跃成为印议会第一大党。在短短的12年间席位增加了159席，席位数连年翻番，这是印度独立以来政治生活中的一大奇迹。
应该说，印人党的崛起占尽了天时、地利与人和。
80年代末开始，由于没有一个政党能够在大选中获得单独组阁所需的席位，印度进入了一个或是由少数派执政，或是由多党联合执政的时期，其结果是政局动荡不定，政府更迭频繁。在1989年12月至1999年4月的10年中，印度共组织了8届中央政府，其中6届只执政了一年左右，最短的只有13天。造成这种局面的客观原因是长期在印执政的国大党衰弱了，特别是在“三化”浪潮，即经济全球化、自由化和私有化的冲击下，作为国大党三大意识形态支柱的世俗民族主义、甘地主义和尼赫鲁社会主义思想体系开始垮塌。这为印度政坛留下了政治真空，直接导致80年代末印度政党政治多元化、地方化和种姓化趋势的加剧，从而为印人党的崛起提供了契机。
其次，随着伊斯兰原教旨主义中心的东移，从80年代中后期开始，南亚国家受伊斯兰原教旨主义风暴中心外围的影响越来越大，教派矛盾日趋激烈，尤其是1992年12月6日位于印度北方邦阿约迪亚市的巴布里清真寺被毁成为一个标志性事件。印度地处南亚次大陆的中心位置，“北背雪山、三垂大海”，西边是伊斯兰世界，石油国家与之隔海相望，东边紧邻的是穆斯林人口占绝大多数的孟加拉国，置身其间的印度教徒的自我意识不断加强，另一方面作为少数民族的印度穆斯林群众对其生存空间的狭小也感到恐慌，所以任何一点外部刺激都会重新点燃“印度教至上主义”的死灰，激化宗教矛盾。
第三，从印度的人文环境来看，印度教徒占印度总人口的82％。印人党成立之时就已经成为了“印度教同盟大家庭”的当然成员，把自己与世界印度教大会(VHP)、国民志愿服务团(RSS)等印度教教派组织捆绑在一起，共同发起了“恢复罗摩盛世”、“重建罗摩神庙”等运动。随着印度现代化进程的加快和对外开放力度的不断加大，传统的印度教徒对现代化所造成的紧张状态和异质文化产生了强烈的反弹，印度教教派主义得到了主张捍卫印度教传统文化和经济民族主义思想人士的支持。以印度商人、律师、工程师、文官和知识分子为代表的“成功人士”于是纷纷加入到印度教复兴主义者的行列中来了。
印人党看到了这些有利条件，所以先期打出了“一种文化、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印度教理念，之后又宣扬“建(印度教大神罗摩)庙、修宪(废除宪法中有关赋予克什米尔特殊地位的370条款)和实施统一民法”。这些政策主张具有一定的文化张力，尤其能得到城市中产阶级选民的支持。加上一些所谓的世俗政党，为谋自身利益，向“权利逻辑”投降，因而就不难理解印人党发展如此迅速的原委了。
印人党失利的三大原因
印人党执政时间之长仅次于国大党。6年间，印度政局基本稳定，经济保持中高速增长，综合国力有所增强，国际地位显著提高。在这种情况下，印人党败北的结果就连反对党也没有想到。现在看来，印人党失利的原因大致有三个方面：
首先，印人党偏面追求高增长，忽视社会的全面协调发展，因而未能赢得最广大人民群众对改革与发展的理解和配合。印人党执政期间，印国内生产总值实现了年均6．1％的增长率，尤其是执政后期，印经济增长速度接近，甚至一度超过我国。印人党提出在下一个“五年计划”中，要实现年均8％至10％的增长速度，达到“使印在2020年成为发达国家”的目标。尽管印人党也注意到要保持政治发展与经济改革的良性互动，口头上表示要维护社会政治的“平衡发展”，但印人党并未真正重视一些社会经济的老大难问题，特别是农业“靠天吃饭”、农村基础设施落后造成发展瓶颈，以及农民收入偏低等的问题。印度经济改革的受益面狭窄使既得利益者越来越富，社会两极分化愈加明显，过早地出现了社会转型期的综合症。印人党因而被指责为是一个“反农民、反穷人和反群众”的政党。
其次，印人党的教派主义色彩尚未完全收敛，选民担心教派主义思潮的抬头会影响社会稳定。印人党上台后为尽快实现从反对党到执政党的角色转变，以总理瓦杰帕伊为代表的温和派主张淡化教派主义色彩，承诺搁置三大教派主张，并努力与“印度教同盟大家庭”的其它成员保持距离，以此来重塑自身形象，传承国大党作为全国性政党的责任感。但事实上，印人党党内强硬派守拙耐心不够，在意识形态问题上与温和派的控制与反控制之争接连不断。尤其是2002年2月发生在古吉拉特邦的教派冲突让选民进一步感到印人党还有一个可怕的“隐藏着的行动纲领”。
第三，印人党盲目乐观，缺乏忧患意识，在战术上轻敌，导致政策的取向性失误。2004年2月，印人党决定把原定于9月举行的大选提前，主要原因是由于印人党认为其政绩骄人，“感觉良好”。2002-2003财年，印经济有较好表现，GDP增长率为8．1％，尤其是第四季度GDP的增长率高达10．3％。外交领域也出现了多年来少有的和平景象，不仅理顺了与美、俄、欧、日等大国或大国集团的关系，而且还改善了与中国和巴基斯坦等邻国的关系。印人党自信地认为，反对党尚不具备扳倒它的实力，因而打出了“闪亮印度”的竞选口号。印人党内有人声称，这次大选已经不是谁输谁赢的问题，而是印人党赢多赢少的问题。党内甚至一度还讨论过，得到简单多数议席后还要不要联合其他小党组阁的问题。
国大党虽然仓促应战，且内政外交政策主张与印人党严重雷同，但却因树立了“亲民”、“世俗”和“开放”的形象，得到选民的认可。
印人党代表性的启迪
印人党沉浮的经历应验了“其兴亦勃焉，其亡亦忽焉”那句老话，其经验与教训无论对于印人党还是对于其它政党都是值得借鉴的。
从印人党的阶级属性来看，印人党代表的是印度教中、高种姓阶层的利益。尽管印人党也曾与低种姓政党结盟，推选贱民出任党的高级领导人，还大量吸收非印度教徒入党，但这种举动往往被看作是印人党的政治作秀。退一步讲，即使印人党不能赢得非印度教徒的支持，理论上也应能够得到占人口绝大部分的印度教徒的支持，但是印人党建党25年来，得票率一直徘徊在25％左右，在本次大选中的得票率仅为22．2％。这一事实说明，印人党并没有真正成为印度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政治代表。
从印人党的意识形态来看，印人党借以发家的印度教教派主义思想并不是当今印度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印度教教派主义在某种特定的条件下固然可以成为凝聚印度教徒的强大思想武器，但这种主张“只有印度教徒的价值才是医治印度政治弊病的灵丹妙药”的宗教多数人主义思想，它忽视了印度社会多元化的现实，同时也严重地阻碍了宗教力量与世俗政权之间在真正意义上进行对话与理解。显然，当今印度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不再是教派之间或者是教派内部的矛盾，人们关注更多的是国计民生问题，越来越多的印度人已经变得十分理性和现实。当两亿印度中产阶级仰望天空的时候，他们看到的并不是印度教大神梵天、湿婆和毗湿奴，他们看到的是人造卫星和太阳能。因此，印人党坚持的“印度教至上主义”思想和文化理念与当今印度的世俗化进程是格格不入的。
(本文责任编辑：刘万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