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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5年是我国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决胜阶段，尽管外部环境复杂多变，国内经济下行压力较大，但是我们仍然有信心适应、把握和引领经济发展的新常态，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改善生态环境、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中实现两个“双中高”，即保持经济中高速增长、促进发展迈向中高端水平，不断增进人民福祉，取得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伟大胜利。
2016年是“十三五”的开局之年，根据目前各方面的分析，世界经济仍然处于深度调整之中，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一些趋势性变化和周期性变化因素相互交织，国内经济下行压力比较大，困难仍然会比较多，特别是结构性的矛盾仍然相当突出，需要我们按照《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的要求，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关于经济工作的要求来做好工作。从发展改革系统的研究队伍来看，要进一步加强前瞻性研究，提前谋划，提出好的意见和建议，做好政策储备，以促进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希望大家围绕发展改革工作进一步多思考、勤调研、重研讨，提出破解难题的意见和建议。
第一，保持经济中高速增长，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开好头起好步。从目前的预测看，2016年世界经济复苏的步伐仍然艰难曲折。我国发展面临的外部环境复杂多变，美联储政策调整可能带来的国际金融市场变化，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低位振荡所带来的影响等，都是不稳定不确定因素，会对我国产生输入型通缩压力。从国内看，出口、投资、工业对经济增长的支撑力量有所减弱，而新的增长动力还在成长之中，要下大功夫扭转出口、投资、工业增幅下滑的趋势，对2016年稳增长、扩内需、调结构的任务做好充分准备。按照党的十八大要求，“十三五”规划《建议》提出，到2020年实现国内生产总值比2010年翻一番，同时实现城乡居民人均收入也同步翻一番。习近平总书记在《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的说明》中也提到，要实现这个目标，今后5年要保持6.5%以上的经济增长速度。既然是预期目标，就要考虑与社会预期相衔接，引导社会预期朝着有利于促进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方向去努力。这就需要我们把稳增长与调结构更好地结合起来，通过稳增长为调结构提供一个稳定的宏观环境，同时通过加大结构改革和调整的力度，保持经济中高速增长。所谓中高速增长，在中国来说是一位数的增长，8%、7%、6.5%都是中高速增长。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长期保持了接近两位数的增长。与过去两位数的增长相比，现在是中高速增长，但即使是中高速增长，6%、7%的增长速度在世界范围内仍属于高速增长，这是相对而言的。速度本身并不是唯一的标准，速度背后的质量、效益、结构更为重要，但速度确实是一个领头指标，各项指标都与此相关。特别是在目前情况下，效益与速度的关联性还很大，据观察，目前在全国31个省区市中，除了个别经济转型比较早、效果已经显现的省市外，大多数地方的效益都随速度而下降，部分地区效益下降还快于速度下降，这是现行的经济运行机制所决定的。所以，要正确处理效益和速度的关系，从研究的角度也要分析透。比如说，现在的税制结构，是以流转税为主，经济流转起来才能有税收，这种以间接税为主的税制结构，企业的利润和税收都与速度有关，这都是需要我们深入研究的内容。
第二，以结构性改革调整为动力，增强经济特别是企业的活力。“十三五”规划《建议》提出了五大发展理念，也提出要推进结构性改革。这就需要加快完善各方面的体制机制，破除不利于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为发展提供持续的动力。最为关键的是，针对当前企业效益不高、生产经营困难等问题，要采取针对性措施进行改革调整。我们的改革要把行政体制改革，重点是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把正确处理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放在重要位置，进一步提升政府公共服务水平，进一步放宽企业市场准入门槛。在这方面，发展改革系统做了很大努力，80%—90%的审批项目都已经从国家下放到地方，有的直接放给市场、放给企业。有的地方放在县里的比例很大，也确实释放了红利。当然，职权放在县级是不是都有必要，也正在研究当中，这项改革仍然是进行时。同时，要深化国有企业改革，深化财税金融体制改革，深化投资价格体制改革，加快城镇化、农业农村、科技、生态文明建设等方面以及开放型经济体制改革，增强经济活力。按照中央深改办的统计，2014年出台了几十项改革措施，2015年又出台了几十项，特别是出台了很多关键领域的改革措施，需要结合地方情况认真研究、贯彻落实。在加快改革的同时，要增强企业活力，减轻企业负担、降低企业综合成本，要进一步研究采取降税、降费、降息、降率、降价的措施，促进企业正常运营。在当前情况下，采取降税措施需要付出很大努力。积极的财政政策一方面是增加支出，另一方面是结构性减税和普遍性降费，这方面还需要做很多研究。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推进经济结构性改革和结构调整，是一个大课题。结构性改革是一个舶来词，现在西方国家进行宏观调控，一方面是量化宽松，另一方面是结构性改革。大多数国家都进行了量化宽松，结果有利有弊，各国结构性改革的程度也有很大差异。中国的结构性改革在世界宏观经济政策中是一个亮点。要从中国实际出发，加大结构调整的力度，有保有压，有进有退，消化、转移、压缩过剩产能，积极支持新技术、新产品、新业态、新产业的加快发展，形成经济增长新动力。
第三，以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为抓手，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创新是五大发展理念之首，是中央提出的重大战略思想。中央早就提出到2020年要建成创新型国家，“十三五”规划《建议》对此进行了重申，把这个目标放在重要的位置。创新不是一句空话，而要落在实处。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不仅仅是草根创新，还包括精英创新；不仅指小企业，大中企业也要创业创新。其中，关键是要在全社会创造一个有利于创业创新的环境，以市场为导向，以企业为主体，以个人即创业者、创新者，也包括科学家的努力为支撑，以提高质量效益为目标，把科技创新和经济发展更好地结合起来，甚至结合到每一个地区、每一个系統、每一个企业、每一个岗位，那么，科技创新引领发展的作用就会更有效地发挥。其中，要组织实施一些重大科技工程，也要组织实施一些重大技术改造工程，支持企业提高创新水平，扶持创新企业和新兴产业的成长。国家在这方面做了很多部署，需要进一步结合实际研究落实。 第四，以民生和消费为引领，加大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投资的力度。在调整结构中，一个重要的比例关系就是投资和消费，关键是要把投资和消费更好地结合起来。从近两年的经济形势来看，居民消费已经出现上升的势头。虽然我们的工业指标不是很理想，增幅仍在下滑，但服务业上升趋势和消费上升趋势非常明显，在一些具体的消费领域，例如旅游、文化、交通领域等，十分兴旺。我们要适应中国经济的这种情况，即居民收入已经达到中上水平。例如，按常住人口算，北京居民收入水平已超过1万美元，全国平均水平是7000多美元，沿海地区平均达到1万美元。按世界的算法，我国中产阶层人数已经超过了美国。這样的情况下，必须对消费升级加以引领和适应，这就需要把投资的方向转到为消费升级服务上来，打造更好的消费环境。投资是中间需求，消费是最终需求，中间需求往往是生产资料，最终需求往往是生活资料，只有中间需求为最终需求创造条件，需求的连带效应才会发生，而不是简单地为投资而投资。因此，要特别加大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投资力度，改善居民生活和消费环境。对此，国家已经做出了一系列部署，国家发展改革委先后提出了十一大类重大投资工程包，其中有许多都是与消费密切相连的，同时还提出了六大领域消费工程。要通过结构性改革和调整、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来调动企业积极性。企业的投资是自主的，同时国家要加以引导，从政府来说更重要的是加大公共产品、公共服务的投资力度。在这方面，中国比发达国家差了很多，虽然我国有一些基础设施比较新，但是从覆盖性、普及性、可及性上看，与世界平均水平相比还有很大差距。以北京为例，作为基础设施最好的地方，节假日期间居民驾车出城进城都还是不畅通的，所以在这方面还有很大潜力，投资关键是看投资方向。
第五，以城镇化和区域发展战略为依托，着力促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城镇化是大战略，与公共产品、公共服务投资密切相关，也与城市市民的消费升级和农民工的消费正常化密切相关。现在国务院已经批准了一些城镇化改革的试点，这方面还需要加快试点，把试点更多地转化为可复制、可推广的内容，在更大的面上发挥作用。区域战略现在是“4+3”。继续推进的四大板块战略仍为西部大开发、东北振兴、中部崛起、东部率先。三个新的经济增长支撑带战略，一个是“一带一路”建设，这是一个统筹国际国内的大战略，涉及到众多省区市，是对外开放和对内开发相结合的大战略。另外两个是京津冀协同发展和长江经济带建设，这些战略都体现了把轴带开发与板块发展相结合的思路，这在全国区域发展上是一种新的战略构想，需要更多地转入实施和落实，这里有很多问题都需要研究。
第六，以总量平衡和结构优化为准绳，创新和完善宏观调控方式。总量平衡仍然是宏观调控的重要目标，结构优化和总量平衡都是宏观调控要重视的方面。近年来，在创新宏观调控上先后提出了区间调控、定向调控、相机调控、精准调控，这都是对宏观调控方式的完善和创新。在没有采取财政货币强刺激措施的情况下，保持了经济中高速增长，促进了结构调整，这很不容易。十八届五中全会对创新宏观调控提出了新的要求，就宏观调控的目标来说，之前是四大目标——经济增长、物价稳定、就业增加、国际收支平衡，而现在有了更多的考虑，要把结构性的目标、微观的目标如质量和效益放到宏观调控目标当中去，这几年也开始着手在做，例如，科技进步、节能减排等，都要作为宏观调控的目标。同时，居民收入等一些民生目标也要考虑在内。国际上经济政策目标包括四大宏观目标和两大微观目标，微观目标就是资源配置合理化和收入分配平等化，具体的落实就是质量效益、民生目标，大家可以结合国内外的实践与理论进行深入研究。宏观调控方式的创新也需要我国深入研究，比如，区间调控既有速度的区间，也有几个指标综合的区间，如通胀率、失业率的关系，即所谓的菲利普斯曲线，还有欧洲人提出的定向调控（Target Regulation）等。过去提到宏观政策就是财政货币政策，而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产业政策、投资政策、区域政策都作为宏观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要研究如何将这些政策与整个宏观调控结合起来，并成为一个政策体系。总的来说，应当坚持宏观政策要稳、产业政策要准、微观政策要活、改革政策要实、社会政策要托底的总体思路，来加强宏观调控的可预期性、针对性、有效性。
总之，我国已经进入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期和全面深化改革、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攻坚期，肩负的使命前所未有，遇到的困难也十分艰巨。发展改革科研系统为宏观决策服务，为区域协调发展服务，具有鲜明的特色，在推动全国各地的发展改革工作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中国的改革和发展从来都是条条块块同时进行的，很多改革经验是基层、是人民群众创造的，然后加以总结并在全国复制推广，需要继续研究实践中一些行之有效的办法。虽然增长速度、经济结构和发展方式等方面都在发生大的变化，但对于过去在保持经济持续健康发展、促进结构调整、推动区域协调发展过程中积累的很多经验和做法，还要继承和发展。有些在实践中有效的东西，不能在调整的过程中简单放弃。这就需要发展改革系统的同志们按照中央的要求，理论和实际相结合，研究有效的办法。继续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坚持党的思想路线，做好研究。
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国家发展改革委宏观院列入国家高端智库的首批试点，这是一个重大机遇，也是全系统加强研究、加强联系的重要契机，希望宏观院团结带领发展改革科研系统，上下联动，改革创新，不断提高理论和实际相结合的研究能力，提升研究水平，特别是要针对现实问题提出建议、意见和方案，为推动“十三五”规划的顺利实施，为2016年经济保持平稳健康发展，为最终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做出应有贡献。
〔本文为作者在第21次全国发展改革系统研究院（所）长会议暨成果交流会上的致辞，有删节〕
2016年是“十三五”的开局之年，根据目前各方面的分析，世界经济仍然处于深度调整之中，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一些趋势性变化和周期性变化因素相互交织，国内经济下行压力比较大，困难仍然会比较多，特别是结构性的矛盾仍然相当突出，需要我们按照《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的要求，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关于经济工作的要求来做好工作。从发展改革系统的研究队伍来看，要进一步加强前瞻性研究，提前谋划，提出好的意见和建议，做好政策储备，以促进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希望大家围绕发展改革工作进一步多思考、勤调研、重研讨，提出破解难题的意见和建议。
第一，保持经济中高速增长，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开好头起好步。从目前的预测看，2016年世界经济复苏的步伐仍然艰难曲折。我国发展面临的外部环境复杂多变，美联储政策调整可能带来的国际金融市场变化，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低位振荡所带来的影响等，都是不稳定不确定因素，会对我国产生输入型通缩压力。从国内看，出口、投资、工业对经济增长的支撑力量有所减弱，而新的增长动力还在成长之中，要下大功夫扭转出口、投资、工业增幅下滑的趋势，对2016年稳增长、扩内需、调结构的任务做好充分准备。按照党的十八大要求，“十三五”规划《建议》提出，到2020年实现国内生产总值比2010年翻一番，同时实现城乡居民人均收入也同步翻一番。习近平总书记在《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的说明》中也提到，要实现这个目标，今后5年要保持6.5%以上的经济增长速度。既然是预期目标，就要考虑与社会预期相衔接，引导社会预期朝着有利于促进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方向去努力。这就需要我们把稳增长与调结构更好地结合起来，通过稳增长为调结构提供一个稳定的宏观环境，同时通过加大结构改革和调整的力度，保持经济中高速增长。所谓中高速增长，在中国来说是一位数的增长，8%、7%、6.5%都是中高速增长。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长期保持了接近两位数的增长。与过去两位数的增长相比，现在是中高速增长，但即使是中高速增长，6%、7%的增长速度在世界范围内仍属于高速增长，这是相对而言的。速度本身并不是唯一的标准，速度背后的质量、效益、结构更为重要，但速度确实是一个领头指标，各项指标都与此相关。特别是在目前情况下，效益与速度的关联性还很大，据观察，目前在全国31个省区市中，除了个别经济转型比较早、效果已经显现的省市外，大多数地方的效益都随速度而下降，部分地区效益下降还快于速度下降，这是现行的经济运行机制所决定的。所以，要正确处理效益和速度的关系，从研究的角度也要分析透。比如说，现在的税制结构，是以流转税为主，经济流转起来才能有税收，这种以间接税为主的税制结构，企业的利润和税收都与速度有关，这都是需要我们深入研究的内容。
第二，以结构性改革调整为动力，增强经济特别是企业的活力。“十三五”规划《建议》提出了五大发展理念，也提出要推进结构性改革。这就需要加快完善各方面的体制机制，破除不利于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为发展提供持续的动力。最为关键的是，针对当前企业效益不高、生产经营困难等问题，要采取针对性措施进行改革调整。我们的改革要把行政体制改革，重点是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把正确处理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放在重要位置，进一步提升政府公共服务水平，进一步放宽企业市场准入门槛。在这方面，发展改革系统做了很大努力，80%—90%的审批项目都已经从国家下放到地方，有的直接放给市场、放给企业。有的地方放在县里的比例很大，也确实释放了红利。当然，职权放在县级是不是都有必要，也正在研究当中，这项改革仍然是进行时。同时，要深化国有企业改革，深化财税金融体制改革，深化投资价格体制改革，加快城镇化、农业农村、科技、生态文明建设等方面以及开放型经济体制改革，增强经济活力。按照中央深改办的统计，2014年出台了几十项改革措施，2015年又出台了几十项，特别是出台了很多关键领域的改革措施，需要结合地方情况认真研究、贯彻落实。在加快改革的同时，要增强企业活力，减轻企业负担、降低企业综合成本，要进一步研究采取降税、降费、降息、降率、降价的措施，促进企业正常运营。在当前情况下，采取降税措施需要付出很大努力。积极的财政政策一方面是增加支出，另一方面是结构性减税和普遍性降费，这方面还需要做很多研究。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推进经济结构性改革和结构调整，是一个大课题。结构性改革是一个舶来词，现在西方国家进行宏观调控，一方面是量化宽松，另一方面是结构性改革。大多数国家都进行了量化宽松，结果有利有弊，各国结构性改革的程度也有很大差异。中国的结构性改革在世界宏观经济政策中是一个亮点。要从中国实际出发，加大结构调整的力度，有保有压，有进有退，消化、转移、压缩过剩产能，积极支持新技术、新产品、新业态、新产业的加快发展，形成经济增长新动力。
第三，以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为抓手，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创新是五大发展理念之首，是中央提出的重大战略思想。中央早就提出到2020年要建成创新型国家，“十三五”规划《建议》对此进行了重申，把这个目标放在重要的位置。创新不是一句空话，而要落在实处。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不仅仅是草根创新，还包括精英创新；不仅指小企业，大中企业也要创业创新。其中，关键是要在全社会创造一个有利于创业创新的环境，以市场为导向，以企业为主体，以个人即创业者、创新者，也包括科学家的努力为支撑，以提高质量效益为目标，把科技创新和经济发展更好地结合起来，甚至结合到每一个地区、每一个系統、每一个企业、每一个岗位，那么，科技创新引领发展的作用就会更有效地发挥。其中，要组织实施一些重大科技工程，也要组织实施一些重大技术改造工程，支持企业提高创新水平，扶持创新企业和新兴产业的成长。国家在这方面做了很多部署，需要进一步结合实际研究落实。 第四，以民生和消费为引领，加大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投资的力度。在调整结构中，一个重要的比例关系就是投资和消费，关键是要把投资和消费更好地结合起来。从近两年的经济形势来看，居民消费已经出现上升的势头。虽然我们的工业指标不是很理想，增幅仍在下滑，但服务业上升趋势和消费上升趋势非常明显，在一些具体的消费领域，例如旅游、文化、交通领域等，十分兴旺。我们要适应中国经济的这种情况，即居民收入已经达到中上水平。例如，按常住人口算，北京居民收入水平已超过1万美元，全国平均水平是7000多美元，沿海地区平均达到1万美元。按世界的算法，我国中产阶层人数已经超过了美国。這样的情况下，必须对消费升级加以引领和适应，这就需要把投资的方向转到为消费升级服务上来，打造更好的消费环境。投资是中间需求，消费是最终需求，中间需求往往是生产资料，最终需求往往是生活资料，只有中间需求为最终需求创造条件，需求的连带效应才会发生，而不是简单地为投资而投资。因此，要特别加大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投资力度，改善居民生活和消费环境。对此，国家已经做出了一系列部署，国家发展改革委先后提出了十一大类重大投资工程包，其中有许多都是与消费密切相连的，同时还提出了六大领域消费工程。要通过结构性改革和调整、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来调动企业积极性。企业的投资是自主的，同时国家要加以引导，从政府来说更重要的是加大公共产品、公共服务的投资力度。在这方面，中国比发达国家差了很多，虽然我国有一些基础设施比较新，但是从覆盖性、普及性、可及性上看，与世界平均水平相比还有很大差距。以北京为例，作为基础设施最好的地方，节假日期间居民驾车出城进城都还是不畅通的，所以在这方面还有很大潜力，投资关键是看投资方向。
第五，以城镇化和区域发展战略为依托，着力促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城镇化是大战略，与公共产品、公共服务投资密切相关，也与城市市民的消费升级和农民工的消费正常化密切相关。现在国务院已经批准了一些城镇化改革的试点，这方面还需要加快试点，把试点更多地转化为可复制、可推广的内容，在更大的面上发挥作用。区域战略现在是“4+3”。继续推进的四大板块战略仍为西部大开发、东北振兴、中部崛起、东部率先。三个新的经济增长支撑带战略，一个是“一带一路”建设，这是一个统筹国际国内的大战略，涉及到众多省区市，是对外开放和对内开发相结合的大战略。另外两个是京津冀协同发展和长江经济带建设，这些战略都体现了把轴带开发与板块发展相结合的思路，这在全国区域发展上是一种新的战略构想，需要更多地转入实施和落实，这里有很多问题都需要研究。
第六，以总量平衡和结构优化为准绳，创新和完善宏观调控方式。总量平衡仍然是宏观调控的重要目标，结构优化和总量平衡都是宏观调控要重视的方面。近年来，在创新宏观调控上先后提出了区间调控、定向调控、相机调控、精准调控，这都是对宏观调控方式的完善和创新。在没有采取财政货币强刺激措施的情况下，保持了经济中高速增长，促进了结构调整，这很不容易。十八届五中全会对创新宏观调控提出了新的要求，就宏观调控的目标来说，之前是四大目标——经济增长、物价稳定、就业增加、国际收支平衡，而现在有了更多的考虑，要把结构性的目标、微观的目标如质量和效益放到宏观调控目标当中去，这几年也开始着手在做，例如，科技进步、节能减排等，都要作为宏观调控的目标。同时，居民收入等一些民生目标也要考虑在内。国际上经济政策目标包括四大宏观目标和两大微观目标，微观目标就是资源配置合理化和收入分配平等化，具体的落实就是质量效益、民生目标，大家可以结合国内外的实践与理论进行深入研究。宏观调控方式的创新也需要我国深入研究，比如，区间调控既有速度的区间，也有几个指标综合的区间，如通胀率、失业率的关系，即所谓的菲利普斯曲线，还有欧洲人提出的定向调控（Target Regulation）等。过去提到宏观政策就是财政货币政策，而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产业政策、投资政策、区域政策都作为宏观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要研究如何将这些政策与整个宏观调控结合起来，并成为一个政策体系。总的来说，应当坚持宏观政策要稳、产业政策要准、微观政策要活、改革政策要实、社会政策要托底的总体思路，来加强宏观调控的可预期性、针对性、有效性。
总之，我国已经进入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期和全面深化改革、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攻坚期，肩负的使命前所未有，遇到的困难也十分艰巨。发展改革科研系统为宏观决策服务，为区域协调发展服务，具有鲜明的特色，在推动全国各地的发展改革工作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中国的改革和发展从来都是条条块块同时进行的，很多改革经验是基层、是人民群众创造的，然后加以总结并在全国复制推广，需要继续研究实践中一些行之有效的办法。虽然增长速度、经济结构和发展方式等方面都在发生大的变化，但对于过去在保持经济持续健康发展、促进结构调整、推动区域协调发展过程中积累的很多经验和做法，还要继承和发展。有些在实践中有效的东西，不能在调整的过程中简单放弃。这就需要发展改革系统的同志们按照中央的要求，理论和实际相结合，研究有效的办法。继续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坚持党的思想路线，做好研究。
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国家发展改革委宏观院列入国家高端智库的首批试点，这是一个重大机遇，也是全系统加强研究、加强联系的重要契机，希望宏观院团结带领发展改革科研系统，上下联动，改革创新，不断提高理论和实际相结合的研究能力，提升研究水平，特别是要针对现实问题提出建议、意见和方案，为推动“十三五”规划的顺利实施，为2016年经济保持平稳健康发展，为最终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做出应有贡献。
〔本文为作者在第21次全国发展改革系统研究院（所）长会议暨成果交流会上的致辞，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