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马桥文化是太湖地区一支夏商时期文化,然而对其起源问题,学界一直争论较大。近些年来,随着研究的深入,大多数学者都认为浙西南和闽北的肩头弄文化大量北上涌入太湖地区是马桥文化形成的主要来源,其数量甚至超过了马桥文化中的良渚文化因素。当然马桥文化在发展过程中,也多少接受了中原二里头文化和二里冈文化的一定影响。总之,马桥文化是从浙西南和闽北地区移民来的文化观点似已趋于为大家所公认。然而,年来《南方文物》先后收到两篇有关马桥文化探源的论作,它们各自对上述较公认的观点都提出了不同程度的挑战,甚至是截然不同的观点,现一并予以刊载,期盼能引起学界的关注和讨论。《论马桥文化的起源》一文所持观点,不仅与前述学界一般所公认的观点截然不同,与《试谈马桥文化的泥质红褐印纹陶》中的观点也判然有别。此文在分别对马桥文化和肩头弄文化的第一、第二、第三单元的文化特征、年代逐一进行介绍和分析后,特别详细介绍了近十余年来闽北地区的一些重要考古新发现材料,如光泽马岭遗址、武夷山市的葫芦山遗址、邵武斗米山遗址和浦城猫耳山遗址等,指出这些考古学遗存除有的下层有更早的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外,其出土器物与浙西南肩头弄第一至第三单元的基本一致,表明它们属于时代相近的同一类文化遗存。这类遗存有着自身的文化发展系列,福建有的考古学者将其称为"马头类型",焦天龙则认为,考虑到武夷山市的葫芦山遗址发掘时间最早、发掘规模最大、获取资料又较丰富,建议将其统一称为"葫芦山文化"。此文在对分布于浙西南和闽北地区的葫芦山文化与太湖和杭州湾地区马桥文化进行比较后,认为无论从时间上还是从空间上,过去将肩头弄的所谓"第一单元"陶器群作为马桥文化的祖先文化带有很强的假设性,缺乏系统考古材料的支持。根据碳-14测年数据,两者的年代范围基本是重合的,葫芦山文化的主体年代应在距今3500年至4000年之间,马桥文化的年代则为距今3200年至3900年,所以不存在两者有前后传承关系。从陶器和石器群特征看差别更是巨大,最明显之处就是葫芦山文化根本不见鼎、甗等三足器和觯、觚等饮器,而鼎、甗、觯、觚等则是马桥文化主要器物。即便是两地均有的罐类器,除共有凹底特征外,其他在陶质、陶色和装饰纹样等方面,均差异很大。葫芦山文化的陶器群绝大多数都通体施加黑衣,但黑衣陶在马桥文化中只占少数。在石器特征上,两者的差异更大。葫芦山文化根本不见马桥文化的有段石锛和斜柄石刀。到目前为止,葫芦山文化仍未发现任何青铜器,很有可能仍处于新石器阶段,这也与马桥文化有很大不同。为此,作者认为马桥文化的主体不是发源于浙西南和闽北地区,而是另有来源。由于目前对处于良渚文化和马桥文化之间的广富林文化的认识还很不全面,马桥文化是否是广富林文化的延续目前还无法作出判断。所以,从现有材料分析,马桥文化很可能主要是外来北方文化因素与环太湖地区原有的文化的混合变化体,在文化形成过程中,也接受了来自南方的一些影响(如鸭形壶、凹底罐等)。对焦天龙先生所持马桥文化之源的上述观点,当然我们尚可深入探讨,但文中特别重视和引证福建闽北地区一系列考古新发现材料确是很有意义的事,我想,随着今后浙西南地区考古工作的深入开展,这一地区的新石器晚期至青铜时代初期即早期文明的面貌必将日趋清晰。对马桥文化之源的探索,我不曾深入研究,但有一点笔者认为必须特别关注的是,即焦先生在文中提到的介于良渚文化和马桥文化之间的广富林文化。近年来,上海考古学者对松江广富林遗址的发掘取得了突破性进展,发现了众多的考古遗迹和大批文化遗物,随着今后资料的公布,相信对探索马桥文化之源会大有裨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