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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继承和总结前人认识成果基础上，朱熹对道德教育根本宗旨、理论基础、基本内容和修养方法等方面進行了经验化的提升和实践，构建起一套完整、系统的道德教育思想体系。挖掘其合理内核，与时俱进地加以吸收、借鉴，可以为新时代加强领导干部政德建设提供诸多有益启示。
关键词：朱熹;道德教育; 政德建设
doi：10.3969/j.issn.1009-0339.2020.04.011
[中图分类号]D26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339（2020）04-0059-06
朱熹是南宋著名哲学家、思想家，更是才华卓著的教育家、文学家。作为儒家道德教育思想的集大成者，朱熹在教育实践中构建起一套完整、系统的道德教育思想体系，对新时代加强领导干部政德建设有启示意义。
一、朱熹道德教育思想的来源
历代儒学家对道德教育的普遍关注，宋代文化兴盛及教育制度的改革、自身教育实践活动的积累共同组成了朱熹道德教育思想的来源。
（一）历代儒学家对道德教育的普遍关注
道德教育向来为历代儒学家所普遍关注，被视作治国理政良方。孔子、孟子、董仲舒、韩愈等著名思想家的研究和实践，成为朱熹道德教育思想的源头。
1.对先秦以来儒家道德思想的继承和总结。早在先秦时期，就有了关于道德教育思想的诸多论述。作为道德教育的奠基者，孔子推崇的仁政思想构建了儒家道德教育思想的基本框架。为了改变春秋战国时期礼崩乐坏、道德失序的社会局面，他主张以仁德治理国家，将德行养成视为教育的首要任务，形成“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的教育实践路径。孟子以“大丈夫”为理想人格目标，从“恻隐、羞恶、辞让、是非”“四心”出发，衍生出“仁、义、礼、智”“四端”，认为后天的道德教育可以实现天赋善端向现实善举的转化。荀子认为人性本恶，善良的属性可以后天培养，强调“化性起伪”，试图通过加强礼仪道德的教育来改变善恶属性。在此后的历史发展过程中，班固、董仲舒、王符等对道德教育的内容、方法、原则等作了进一步发展和完善。朱熹继承先秦以来儒家重视道德教育的优良传统，并对道德教育的指导思想、价值准则、实现途径等方面进行总结和创新，实现理论化、系统化的提升。
2.对宋代理学先贤道德教育思想的弘扬与发挥。北宋时期，周敦颐、“二程”、张载等理学家，无一例外都将道德教育作为理学思想的重要方面加以阐述。周敦颐提出“无极而太极”的宇宙本体论，以此讨论道德心性。张载用“天命之性”“气质之性”对人性加以区分，强调“天命之性”与生俱来，但受到后天“气”的影响，会产生不同的“气质之性”。程颢、程颐同样推崇“性即理”，认为“天理”反映在人身上，就是“性”，“气”有清浊，“性”随“气”变，因而需要通过道德教育来“变化气质”，除弊明善。朱熹赞同双重人性论的观点，提出“人之所以生，理与气合而已”。符合“天理”的“天命之性”，加上“理”“气”杂成的“气质之性”共同构成人性的两个方面，这是其道德教育思想形成的直接理论前提。
（二）宋代开放兼容的文化环境影响
朱熹道德教育思想的形成与当时的文化发展、学术环境、教育制度密切相关，南宋开放包容的文化环境为其提供了社会基础。
1.优待文士，宽松开放的文化氛围。宋朝建立之初，统治者心存忧患，吸取前朝历史教训，防止武将作乱，削弱武将对军队的控制权，开创了“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政治局面，知识分子的地位空前提高。宋太祖赵匡胤立下“优待文士”“不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者”的祖训，得到了继承和推行，使得知识备受推崇，文人备受尊重，推动文化教育的繁荣发展。
2.崇尚儒学，多元并存的文化格局。宋朝崇尚儒学的同时，出现儒、释、道等多元并存的文化格局，统治阶级普遍认为“三教之设，其旨一也”，将其视为殊途同归的存在，三者共同存在，和平共处、相互促进，包括程颢、程颐在内的许多思想家都有“出入释老”的经历。受当时社会环境的影响，青少年时期的朱熹也曾一度痴迷佛老之学，后在李侗先生的教导下，体会到儒学之经典，在吸收、改造、运用佛老有益元素的基础上，形成集大成的理学体系。
3.注重践履，改革创新的教育制度。在“尊文崇儒”文教政策的推动下，宋朝读书学文的风气盛行，教育在社会生活中的影响和作用得以凸显。北宋“庆历兴学”“熙宁兴学”“崇宁兴学”虽然未获成功，但从教育管理机构、管理人员、教学内容、教学方法等方面不同程度改革、完善了科举和教育制度，使宋代教育呈现一派生气勃勃的景象。到了南宋，连年战争使各级各类教育均受到严重冲击，宋高宗将教育作为培养、储备人才的重要手段，恢复、重建各地官学，使得道德教育有了相对稳定的场所。南宋在延续推行北宋科举制度的同时，打破门阀登记制度的约束，放宽门第要求，扩大录用范围，将大批饱学之士选拔进入朝廷人才队伍。但这种以科举考试步入仕途为目标的教育，也暴露存在片面追求应试文章，忽视道德考察的弊端，容易让读书人陷入沽名钓誉的功利歧途。加之当时内忧外患的政治局面，发达开放的经济形势，日益严重的阶级矛盾，全社会急需重构伦理纲常、重整道德秩序，重立建道德价值，朱熹试图在遵循人伦道德规范的前提下，以道德教育来达到“正君心——正朝廷——正百官——正万民”的目标。
（三）自身教育实践活动的积累
作为一位有实际教育教学经历的思想家，朱熹一生都在坚定不移地以各种方式推动教育。不论是以书院为平台，办学讲学，在各地任地方官，推动社会教化，还是与同期学者交流论辩，取长补短，丰富的教育实践活动，使其道德教育思想的形成、丰富、发展有了深厚的实践根基。
1.以书院为平台，致力办学讲学。南宋时期，基层书院成为民间教育的重要机构。朱熹将书院作为推行其教育思想的重要平台，依托在闽北创办的寒泉精舍、云谷晦庵草堂、竹林精舍（后世称考亭书院）、武夷精舍读书学习、著书立说、办学讲学，将“四书”列为书院固定教材，教育学生“读圣贤书、行仁义事、存忠孝心、立修齐志”，彰显鲜明的道德教育理念。任职江西时，他寻访白鹿洞书院旧址，加以重建，招生收徒、增加学田，亲自授课，并组织研讨论辩，专门订立《白鹿洞书院揭示》，从五教之目、为学之序、修身之要、处世之要、接物之要等方面，系统阐述书院教育的根本目的、基本要求、具体方法、一般规律，包含丰富的道德思想，成为后世书院普遍遵循的纲领性学规。他担任荆湖南路安抚使时，修复岳麓书院，扩大规模，培养了一大批理学人才，形成“道林三百众，书院一千徒”的繁盛局面，他手书的“忠孝廉节”成为其书院道德教育的缩影。 2.在各地任地方官，推动社会教化。朱熹不论是任同安主簿、知南康军，还是任提举两浙东路、知漳州，始终把推动社会教化、涵养民风作为重要施政目标。早在任同安主簿的时候，在大兴县学的同时，他就当地因婚姻之礼不规范所出现的不道德现象，专门发布《申严昏礼状》严令禁止，以《政和五礼》规范推行。在知南康军任上，他深入挖掘当地历史文化资源，以历史上忠孝节义的名人为榜样，教育当地百姓要孝顺父母，以易懂的语言将儒家典籍通俗化，用以敦厉民俗。任职漳州、浙东时他颁布一系列敦厉民风的公告条例、乡规民约，以强化道德和制度约束相结合的方式，推动社会教化。
3.与同期学者交流论辩，实现取长补短。为完善和论证自己的思想、学说，朱熹多次与张拭、陆九渊、陈亮等学者，围绕一些重要的学术问题开展交流论辩，从而取长补短，充实知识体系。如乾道三年（1167年），在岳麓书院他与张拭共同论学、讲学，围绕“中和”“动静”“仁义”等方面展开热烈讨论，尤其是在修养工夫方面开展了深入论辩，坚定了其修身养性的方法和原则。淳熙九年（1182年），朱熹与陈亮围绕“王霸义利”展开深刻探讨，对究竟该推崇以道德为本的仁政王道，还是该注重富国强兵、强权政治的霸道开展相互评论。
二、朱熹道德教育思想的主要内容
朱熹在继承、总结前人成果基础上，立足社会现实，结合自身教育实践，形成了包括根本目的、内在动力、基本方法、具体要求等在内的道德教育思想体系。
（一）为己之学，学以明伦——道德教育的根本目的
朱熹主张学习的出发点在于学以致用，提升自身道德修养，从而不断完善人格。学习的根本目的在于“明人伦”，他明确提出“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此人之大伦也。庠、序、学、校，皆以名此而已”[1]355。朱熹将父子、君臣、夫妇、兄弟、朋友之间伦理关系的正确处理，视作各类教育机构教学工作的根本目的和任务，认为社会生活中每个人都能根据自己的身份履行应有的职责，然后推己及人，就能实现“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大道。
（二）学贵立志，持之以恒——德行修养的内在动力
在朱熹看来，想在各自领域有所建树，就必须树立崇高、远大的志向，以此为内在动力，明确追求奋斗的目标、方向。尤其是在道德领域，他认为志向要立足于如何做人。他强调“凡人须以圣贤为己任”[2]119，要求门人弟子以圣贤先哲为榜样，立志定向，完善人格。在这样的基础上，朱熹还提出：“苟不能居敬以持之，此心亦泛然而无主，悠悠终日，亦只是虚言。”[3]如果不能坚持到底，再高的志向也是空话，所以他主张以“居敬”的态度持之以恒，从而真正实现道德修养的提升。
（三）居敬涵养，格物穷理——追求仁德的基本方法
在朱熹看来，提升道德修养要掌握“居敬涵养”“格物穷理”的基本方法。他认为：“‘敬’字工夫，乃圣门第一义，彻头彻尾，不可顷刻间断。”[4]187“敬之一字，致知者，万善根本，涵养、省察、格物致知，种种工夫，皆从此出，方有依据”[5]2313。这种“敬”通常与“畏”相连相通，“只是有所畏谨，不敢放纵。如此则身心收敛，如有所畏”[4]191。可见，“敬”不是静坐停滞，万事皆休，而是指收敛身心、专心致志、表里如一的敬畏态度。通过这种态度进行道德品质的自我体察，涵养德性，为格物穷理准备充分的主体条件。以这样的态度“穷极事物之理”“穷理者，欲知事物之所以然与其所当然者而已。知其所以然，故志不惑;知其所当然 ，故行不谬”[5]3132。认为只有居敬穷理，才能明白所作所为的规律和准则，不会出现谬误。“穷理”的前提在于“格物”，“‘格物 ’二字最好。物，谓事物也，须穷极事物之理到尽处，便有一个是，一个非，是的便行，非的便不行”[6]248。所“穷”之“理”既包括物用之理，也包括“仁、义、礼、智、信”这样的人伦之理，所以他又说：“君臣、父子、兄弟、朋友，皆人所不能无者，但学者须要穷格得尽。事父母，则当尽其孝，处兄弟，则当尽其友。如此之类，须是要见得尽。若有一毫不尽，便是穷格不至也。”[6]254
（四）省察慎独，迁善改过——德行修养的具体要求
朱熹重视道德修养方面的自我反省，认为在私心私欲初露苗头时，就要通过反省、检查，将其消灭在萌芽状态，如果不良言行已经发生，更要反省、检查，并纠正不符合伦理道德规范的言行。同时，他赞同儒家修养论所倡导的“君子慎其独”，主张“无时不省察”。在省察慎独的基础上，朱熹还提出“迁善改过”的要求，对《孟子·公孙丑上》中称赞子路“人告之以有过则喜”，作出注释：“喜其得闻而改之，其勇于自修也。”[1]279认为子路乐于虚心听取并接受他人批评，勇于改正自己的错误和缺点，是修身成德的榜样。他大力推崇程子“学问之道无他也，为其知不善，则速改以从善而已”[1]70的观点。《白鹿洞书院揭示》将“言忠信，行笃敬。惩忿窒欲，迁善改过”列为“修身之要”。崇安五夫里（今武夷山市五夫镇）朱子故居紫阳楼内，高悬“不远复”三字，也体现了朱熹对总结、反思、迁善改过的主张。
（五）知行相须，不可偏废——道德教育的落脚之处
知行关系是朱熹道德教育思想体系中的重要内容。他认为知识的获取和具体的实践是做学问的两个主要途径。在道德教育领域也是如此，“知”是对道德伦理纲常的认识和把握，“行”则是对所获道德知识的切实实践。道德知识的获得要依赖道德实践，而道德实践也需要道德知识的指导。在二者顺序上，他主张“知先行后”的观点，认为：“儒者之学，大要以穷理为先。盖凡一物有一理，须先明此，然后心之所发，轻重长短，各有准则。”[2]124道德教育中需先让学生掌握伦理道德知识，理解其内涵和价值，对其坚信不疑，才能在实践中有原则和尺度。就二者重要性而言，他认为“学之之博，未若知之之要;知之之要，未若行之之实”[7]198 。“学——知——行”是一环比一环更重要的过程，通过学习掌握道德知识，最终要实现道德行为的转化，出发点和落脚点均在于实践。“为学之实，固在践履，苟徒知而不行，诚与不学无异”[5]2812 。这就要求教育者不能只满足于对受教育者进行道德理论的灌输，更要加强道德行为的引导和训练，反之则无法实现其价值。就两者并进效果而言，他说：“知之愈明，则行之愈笃;行之愈篤，则知之愈明。二者皆不可偏废。”[5]2814将其视为相互促进、不可偏废的两个方面。 三、朱熹道德教育思想对领导干部政德建设的启示
政德，也称官德。习近平强调：“所谓官德，也就是从政道德，是为官当政者从政德行的综合反映，包括思想政治和品德作风等各方面的素养。”[8]践行政德的主体是为官当政者，即各级领导干部。其德性修养对其他社会成员有很强的示范和引领作用，关联党风、政风，甚至影响民风和整个社会风气。新时代加强领导干部政德建设，对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引领良好社会风尚，具有重要意义。朱熹的道德教育思想中不少主张和理论有积极价值，应汲取其中的有益因素，将其与当前实际相结合，寻求加强领导干部政德建设的有效路径。
（一）律己修身，增强自身道德修养
朱熹强调统治者及各级官吏律己修身的重要性，他说：“人君为政，在于得人，而取人之则，又在于修身，能仁其身，则有君有臣，而政无不举矣。”[1]47认为“为政在人”，通过修身才能把“仁”的原则体现出来，并贯穿于治国理政之中，推动国家长治久安。各级领导干部作为国家事业的主要推动力量，亦应律己修身，增强自身道德修养。
1.加强学习，融会贯通提升道德修养。朱熹把博学看作“修己治人”的有效方法，认为只有不断加强学习，才能把握事物的本质和规律，推动素质能力提升，并且明确了“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逐层递进的学习过程，认为广泛深入学习是存疑提问、全面思考、明晰判断、指导实践的前提和基础。朱熹本人涉猎广泛、具有广博的阅读量，他要求学生抓住读书明理这一学习要领，博览群书，将各类学问知识融会贯通，达到学以养德、学以修德的目标。对当前领导干部政德建设而言，只有立足时代发展需要，以高度的责任感和积极的进取精神，树立终身学习的理念，在实践中完善自我教育，提升政德修养，抵制不良诱惑，才能实现政德规范要求到个人价值行动的自觉转换。
2.心存敬畏，持之以恒强化自我约束。朱熹认为：“敬，只是一个畏字”，它是实现“仁”、成为“君子”的重要途径，这种“敬”体现在“方无事时，敬于自持……及应事时，敬于应事”[4]192“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都少个敬不得”[4]193等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不论是自我修养还是具体事务、治国理政，“敬”都是基本原则。各级领导干部从政、处世应心存敬畏，方能持之以恒强化自我约束。一要敬畏人民。朱熹把人民看作国家长治久安的根本，在同安主簿任上，他在办公大堂正中高悬“视民如伤”匾额，作为为官座右铭。中国共产党来自人民、植根人民，各级领导干部要时刻心存敬畏，真正在内心上尊重群众、感情上融入群众、行动上帮扶群众，才能履职尽责，不负使命。二要敬畏权力。各级领导干部都不同程度掌握公共权力，这种权力实质上与责任相对应，应敬畏权力，秉公用权，决不能把手中的权力当成自己的私有财产，当成自己谋利的资本。三要敬畏党纪国法。不论担任何种职务、做何种决策，都要有法律观念，敬畏法律权威，始终做到在法律的框架内行事。
3.慎独慎微，时刻保持清正廉洁本色。对《中庸》里的“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故君子慎其独也”，朱熹注释道：“隐，暗处也。微，细事也。独者，人所不知而己所独知之地也。”[1]38哪怕是一个人独处时，或者思想初有萌动、他人尚不知晓时，也不会放肆而为，而是自觉遏制微小恶念的发展，谨慎从事，努力为善去恶。各级领导干部更需慎独慎微，强化约束自我的意识和能力，坚持从小事小节上增强修养，在一点一滴中完善自我，管好自己本人的同时，管好身边亲友和工作人员，时刻保持清正廉洁本色。
（二）知行合一，推动具体工作实践
朱熹强调切实笃行、具体实践：“既得知，若不真实去做，那个道理也只是悬在这里，无个安泊之处。”[9]领导干部政德建设也应是如此，各级领导干部应立足本职工作，学以致用，知行合一，切实推动具体工作實践。
1.坚定信念，树立崇高理想。朱熹一生，满怀“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政治理想，入朝奏事，针砭时弊，匡正君心;地方任职，脚踏实地为国为民;兴办书院，不遗余力推动道德教育。新时代，各级领导干部更应坚定信念，树立共产主义崇高理想，担当起推动人民幸福、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之重任。唯有如此，才能有明确、高尚的道德追求，全心全意为人民、为国家、为民族贡献个人的力量。
2.立足岗位，切实履职尽责。政德建设的根本目的在于推动实践，各级领导干部一方面要加强政德建设，树立正确的价值观、权力观、政绩观，明确初心使命、责任担当，并立足岗位，用以指导和评价自身政德实践，真正实现政德规范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在各自岗位上履职尽责;另一方面，应在实践活动中加深政德认知、情感体验，进一步坚定理想信念，塑造良好、稳固的政德品质。
3.传承创新，不断与时俱进。古往今来，历朝历代统治阶级都重视为官之德，朱熹的道德教育思想中也不乏对各级官吏的教育、规范和约束。但随着时代发展、岁月迁移和世情国情党情的新变化，政德建设的内容和要求也应随之变化，应充分汲取中华优秀传统官德思想精华，继承发展马克思主义道德理论，结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治国理政实践探索，与时俱进地加以创新，信念坚定明大德，率先垂范守公德，律己修身严私德。
（三）完善制度，建立有效管理机制
朱熹的道德教育思想既主张正面的积极教育引导，也倡导采取必要的制度加以约束，二者是相互联系、密不可分的。一方面，倘若只有生硬的制度约束，缺乏人们内心能够真正接受的“理义”教育，就只能是被动地遵从，不能真正理解道德规范的意义和作用，无法自觉将其内化于心，外化于行。所以朱熹说：“尝谓学校之政，不患法制之不立，而患理义之不足以悦其心，夫理义之不足以悦其心，而区区于法制之末以防之，其犹决湍之水注千仞之壑，而作翳萧苇以捍其冲流也，亦必不胜矣。”[5]3568另一方面，朱熹并不完全否定制度的约束作用，反而认为这是不可忽视的。他提出“学者须先置身于法度规矩中，使持于此者足以胜乎彼，则自然有进步处”[5]3571，主张实现道德教育引导与制度约束的有机统一。这对当前领导干部政德建设而言，同样需要建立德刑结合、行之有效的管理机制。 1.建立科学选人用人制度，突出政德导向。加强领导干部政德建设，需要建立科学合理的选人用人制度，严格把好“入口关”，确保干部队伍质量。在考核基本内容上，坚持“德才兼备，以德为先”基本原则，以“对党忠诚”“服务人民”“廉洁自律”为重点，细化考核标准，加强对领导干部政治品行、道德操守、思想作风的考核。
2.强化政德监督管理机制，形成强大合力。通过组织、群众、舆论等多种载体，多管齐下，完善政德监督管理机制，形成强大合力，推动领导干部政德修养水平提升。一是强化组织纪律监督。由组织、纪检、监察各部门采取经常性的专项督察、明察暗访、考核评议等形式，将政德监督范围从工作空间，拓展到生活、交友、娱乐各个领域，为领导干部政德提供动态长效监督。二是强化群众监督。通过推动党务政务公开，搭建群众监督平台，设立举报信箱、公布举报电话、选聘政德监督员等方式，创造条件让群众参与到领导干部政德监督之中。三是强化舆论监督。充分发挥电视、广播、报纸等传统媒体作用，加之微信、微博、手机APP等新媒体平台，强化社会舆论导向，形成制约和规范领导干部政德的综合推动力。
3.构建完善政德立法体系，筑牢法律基础。法律是道德的底线。政德建设不仅是伦理道德要求，也是政治要求、法律要求，需要法律提供刚性约束。虽然《公务员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国共产党党员领导干部廉洁从政若干准则》《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等法律法规和党纪党规都或多或少涉及政德规范，但尚未出台政德建设专项法规。需要加快政德立法进程，研究制定专门法规，通过法律的权威性和强制性，加强领导干部政德规范，为推动政德建设系统化、规范化提供法律依据。
（四）宣传教育，营造良好社会氛围
良好政德的形成，既需要领导干部个人的道德修养提升，也需要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和社会风气的涵养。所以，需要广泛开展宣传教育，为加强领导干部政德建设营造良好氛围。
1.发挥各类干部教育培训机构作用。各级党校、行政学院、干部学院、社会主义学院作为党和国家干部教育培训的重要机构，在加强领导干部政德教育方面责无旁贷。要通过开设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领导干部职业道德、党章党纪党规等方面课程，结合多种教学方式，引导领导干部明大德、守公德、严私德，自觉追求高尚情操、坚守道德底线、远离低级趣味、引领时代新风。
2.各级各单位各部门长效推动。各级各单位各部门主要领导要充分发挥表率示范作用，以身作则，带头遵守政德规范。把政德教育融入党委（党组）中心组学习，推动领导班子成员成为政德教育的引领者和示范者。在“三会一课”、日常业务學习中体现政德建设内容，将政德建设与增强党性相结合、与业务提升相结合、与服务群众相结合，增强学习实效。运用正方两方面典型案例，进行政德建设警示教育，做到警钟常鸣，实现政德教育常态化、长效化，促进整个干部队伍政德教育水平的提高。
3.全社会各行业各领域广泛宣传。要充分利用报纸、广播、电视、微信、微博等传播媒介，在全社会范围内，大力弘扬中华民族传统美德，广泛宣传先模人物和先进典型，形成重道德、讲修养、尚清廉的良好社会风气。
[参考文献]
[1]朱杰人，等.朱子全书（修订版）：第6册[M].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
[2]黎靖德.朱子语类（卷八）[M].长沙：岳麓书院，1996.
[3]黎靖德.朱子语类（卷十八）[M].长沙：岳麓书院，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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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黎靖德.朱子语类（卷十五）[M].长沙：岳麓书院，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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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习近平.用权讲官德 交往有原则[J].求是，2004（19）.
[9]黎靖德.朱子语类（卷六十九）[M].长沙：岳麓书院，1996：1540.
责任编辑：陈振波
关键词：朱熹;道德教育; 政德建设
doi：10.3969/j.issn.1009-0339.2020.04.011
[中图分类号]D26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339（2020）04-0059-06
朱熹是南宋著名哲学家、思想家，更是才华卓著的教育家、文学家。作为儒家道德教育思想的集大成者，朱熹在教育实践中构建起一套完整、系统的道德教育思想体系，对新时代加强领导干部政德建设有启示意义。
一、朱熹道德教育思想的来源
历代儒学家对道德教育的普遍关注，宋代文化兴盛及教育制度的改革、自身教育实践活动的积累共同组成了朱熹道德教育思想的来源。
（一）历代儒学家对道德教育的普遍关注
道德教育向来为历代儒学家所普遍关注，被视作治国理政良方。孔子、孟子、董仲舒、韩愈等著名思想家的研究和实践，成为朱熹道德教育思想的源头。
1.对先秦以来儒家道德思想的继承和总结。早在先秦时期，就有了关于道德教育思想的诸多论述。作为道德教育的奠基者，孔子推崇的仁政思想构建了儒家道德教育思想的基本框架。为了改变春秋战国时期礼崩乐坏、道德失序的社会局面，他主张以仁德治理国家，将德行养成视为教育的首要任务，形成“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的教育实践路径。孟子以“大丈夫”为理想人格目标，从“恻隐、羞恶、辞让、是非”“四心”出发，衍生出“仁、义、礼、智”“四端”，认为后天的道德教育可以实现天赋善端向现实善举的转化。荀子认为人性本恶，善良的属性可以后天培养，强调“化性起伪”，试图通过加强礼仪道德的教育来改变善恶属性。在此后的历史发展过程中，班固、董仲舒、王符等对道德教育的内容、方法、原则等作了进一步发展和完善。朱熹继承先秦以来儒家重视道德教育的优良传统，并对道德教育的指导思想、价值准则、实现途径等方面进行总结和创新，实现理论化、系统化的提升。
2.对宋代理学先贤道德教育思想的弘扬与发挥。北宋时期，周敦颐、“二程”、张载等理学家，无一例外都将道德教育作为理学思想的重要方面加以阐述。周敦颐提出“无极而太极”的宇宙本体论，以此讨论道德心性。张载用“天命之性”“气质之性”对人性加以区分，强调“天命之性”与生俱来，但受到后天“气”的影响，会产生不同的“气质之性”。程颢、程颐同样推崇“性即理”，认为“天理”反映在人身上，就是“性”，“气”有清浊，“性”随“气”变，因而需要通过道德教育来“变化气质”，除弊明善。朱熹赞同双重人性论的观点，提出“人之所以生，理与气合而已”。符合“天理”的“天命之性”，加上“理”“气”杂成的“气质之性”共同构成人性的两个方面，这是其道德教育思想形成的直接理论前提。
（二）宋代开放兼容的文化环境影响
朱熹道德教育思想的形成与当时的文化发展、学术环境、教育制度密切相关，南宋开放包容的文化环境为其提供了社会基础。
1.优待文士，宽松开放的文化氛围。宋朝建立之初，统治者心存忧患，吸取前朝历史教训，防止武将作乱，削弱武将对军队的控制权，开创了“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政治局面，知识分子的地位空前提高。宋太祖赵匡胤立下“优待文士”“不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者”的祖训，得到了继承和推行，使得知识备受推崇，文人备受尊重，推动文化教育的繁荣发展。
2.崇尚儒学，多元并存的文化格局。宋朝崇尚儒学的同时，出现儒、释、道等多元并存的文化格局，统治阶级普遍认为“三教之设，其旨一也”，将其视为殊途同归的存在，三者共同存在，和平共处、相互促进，包括程颢、程颐在内的许多思想家都有“出入释老”的经历。受当时社会环境的影响，青少年时期的朱熹也曾一度痴迷佛老之学，后在李侗先生的教导下，体会到儒学之经典，在吸收、改造、运用佛老有益元素的基础上，形成集大成的理学体系。
3.注重践履，改革创新的教育制度。在“尊文崇儒”文教政策的推动下，宋朝读书学文的风气盛行，教育在社会生活中的影响和作用得以凸显。北宋“庆历兴学”“熙宁兴学”“崇宁兴学”虽然未获成功，但从教育管理机构、管理人员、教学内容、教学方法等方面不同程度改革、完善了科举和教育制度，使宋代教育呈现一派生气勃勃的景象。到了南宋，连年战争使各级各类教育均受到严重冲击，宋高宗将教育作为培养、储备人才的重要手段，恢复、重建各地官学，使得道德教育有了相对稳定的场所。南宋在延续推行北宋科举制度的同时，打破门阀登记制度的约束，放宽门第要求，扩大录用范围，将大批饱学之士选拔进入朝廷人才队伍。但这种以科举考试步入仕途为目标的教育，也暴露存在片面追求应试文章，忽视道德考察的弊端，容易让读书人陷入沽名钓誉的功利歧途。加之当时内忧外患的政治局面，发达开放的经济形势，日益严重的阶级矛盾，全社会急需重构伦理纲常、重整道德秩序，重立建道德价值，朱熹试图在遵循人伦道德规范的前提下，以道德教育来达到“正君心——正朝廷——正百官——正万民”的目标。
（三）自身教育实践活动的积累
作为一位有实际教育教学经历的思想家，朱熹一生都在坚定不移地以各种方式推动教育。不论是以书院为平台，办学讲学，在各地任地方官，推动社会教化，还是与同期学者交流论辩，取长补短，丰富的教育实践活动，使其道德教育思想的形成、丰富、发展有了深厚的实践根基。
1.以书院为平台，致力办学讲学。南宋时期，基层书院成为民间教育的重要机构。朱熹将书院作为推行其教育思想的重要平台，依托在闽北创办的寒泉精舍、云谷晦庵草堂、竹林精舍（后世称考亭书院）、武夷精舍读书学习、著书立说、办学讲学，将“四书”列为书院固定教材，教育学生“读圣贤书、行仁义事、存忠孝心、立修齐志”，彰显鲜明的道德教育理念。任职江西时，他寻访白鹿洞书院旧址，加以重建，招生收徒、增加学田，亲自授课，并组织研讨论辩，专门订立《白鹿洞书院揭示》，从五教之目、为学之序、修身之要、处世之要、接物之要等方面，系统阐述书院教育的根本目的、基本要求、具体方法、一般规律，包含丰富的道德思想，成为后世书院普遍遵循的纲领性学规。他担任荆湖南路安抚使时，修复岳麓书院，扩大规模，培养了一大批理学人才，形成“道林三百众，书院一千徒”的繁盛局面，他手书的“忠孝廉节”成为其书院道德教育的缩影。 2.在各地任地方官，推动社会教化。朱熹不论是任同安主簿、知南康军，还是任提举两浙东路、知漳州，始终把推动社会教化、涵养民风作为重要施政目标。早在任同安主簿的时候，在大兴县学的同时，他就当地因婚姻之礼不规范所出现的不道德现象，专门发布《申严昏礼状》严令禁止，以《政和五礼》规范推行。在知南康军任上，他深入挖掘当地历史文化资源，以历史上忠孝节义的名人为榜样，教育当地百姓要孝顺父母，以易懂的语言将儒家典籍通俗化，用以敦厉民俗。任职漳州、浙东时他颁布一系列敦厉民风的公告条例、乡规民约，以强化道德和制度约束相结合的方式，推动社会教化。
3.与同期学者交流论辩，实现取长补短。为完善和论证自己的思想、学说，朱熹多次与张拭、陆九渊、陈亮等学者，围绕一些重要的学术问题开展交流论辩，从而取长补短，充实知识体系。如乾道三年（1167年），在岳麓书院他与张拭共同论学、讲学，围绕“中和”“动静”“仁义”等方面展开热烈讨论，尤其是在修养工夫方面开展了深入论辩，坚定了其修身养性的方法和原则。淳熙九年（1182年），朱熹与陈亮围绕“王霸义利”展开深刻探讨，对究竟该推崇以道德为本的仁政王道，还是该注重富国强兵、强权政治的霸道开展相互评论。
二、朱熹道德教育思想的主要内容
朱熹在继承、总结前人成果基础上，立足社会现实，结合自身教育实践，形成了包括根本目的、内在动力、基本方法、具体要求等在内的道德教育思想体系。
（一）为己之学，学以明伦——道德教育的根本目的
朱熹主张学习的出发点在于学以致用，提升自身道德修养，从而不断完善人格。学习的根本目的在于“明人伦”，他明确提出“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此人之大伦也。庠、序、学、校，皆以名此而已”[1]355。朱熹将父子、君臣、夫妇、兄弟、朋友之间伦理关系的正确处理，视作各类教育机构教学工作的根本目的和任务，认为社会生活中每个人都能根据自己的身份履行应有的职责，然后推己及人，就能实现“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大道。
（二）学贵立志，持之以恒——德行修养的内在动力
在朱熹看来，想在各自领域有所建树，就必须树立崇高、远大的志向，以此为内在动力，明确追求奋斗的目标、方向。尤其是在道德领域，他认为志向要立足于如何做人。他强调“凡人须以圣贤为己任”[2]119，要求门人弟子以圣贤先哲为榜样，立志定向，完善人格。在这样的基础上，朱熹还提出：“苟不能居敬以持之，此心亦泛然而无主，悠悠终日，亦只是虚言。”[3]如果不能坚持到底，再高的志向也是空话，所以他主张以“居敬”的态度持之以恒，从而真正实现道德修养的提升。
（三）居敬涵养，格物穷理——追求仁德的基本方法
在朱熹看来，提升道德修养要掌握“居敬涵养”“格物穷理”的基本方法。他认为：“‘敬’字工夫，乃圣门第一义，彻头彻尾，不可顷刻间断。”[4]187“敬之一字，致知者，万善根本，涵养、省察、格物致知，种种工夫，皆从此出，方有依据”[5]2313。这种“敬”通常与“畏”相连相通，“只是有所畏谨，不敢放纵。如此则身心收敛，如有所畏”[4]191。可见，“敬”不是静坐停滞，万事皆休，而是指收敛身心、专心致志、表里如一的敬畏态度。通过这种态度进行道德品质的自我体察，涵养德性，为格物穷理准备充分的主体条件。以这样的态度“穷极事物之理”“穷理者，欲知事物之所以然与其所当然者而已。知其所以然，故志不惑;知其所当然 ，故行不谬”[5]3132。认为只有居敬穷理，才能明白所作所为的规律和准则，不会出现谬误。“穷理”的前提在于“格物”，“‘格物 ’二字最好。物，谓事物也，须穷极事物之理到尽处，便有一个是，一个非，是的便行，非的便不行”[6]248。所“穷”之“理”既包括物用之理，也包括“仁、义、礼、智、信”这样的人伦之理，所以他又说：“君臣、父子、兄弟、朋友，皆人所不能无者，但学者须要穷格得尽。事父母，则当尽其孝，处兄弟，则当尽其友。如此之类，须是要见得尽。若有一毫不尽，便是穷格不至也。”[6]254
（四）省察慎独，迁善改过——德行修养的具体要求
朱熹重视道德修养方面的自我反省，认为在私心私欲初露苗头时，就要通过反省、检查，将其消灭在萌芽状态，如果不良言行已经发生，更要反省、检查，并纠正不符合伦理道德规范的言行。同时，他赞同儒家修养论所倡导的“君子慎其独”，主张“无时不省察”。在省察慎独的基础上，朱熹还提出“迁善改过”的要求，对《孟子·公孙丑上》中称赞子路“人告之以有过则喜”，作出注释：“喜其得闻而改之，其勇于自修也。”[1]279认为子路乐于虚心听取并接受他人批评，勇于改正自己的错误和缺点，是修身成德的榜样。他大力推崇程子“学问之道无他也，为其知不善，则速改以从善而已”[1]70的观点。《白鹿洞书院揭示》将“言忠信，行笃敬。惩忿窒欲，迁善改过”列为“修身之要”。崇安五夫里（今武夷山市五夫镇）朱子故居紫阳楼内，高悬“不远复”三字，也体现了朱熹对总结、反思、迁善改过的主张。
（五）知行相须，不可偏废——道德教育的落脚之处
知行关系是朱熹道德教育思想体系中的重要内容。他认为知识的获取和具体的实践是做学问的两个主要途径。在道德教育领域也是如此，“知”是对道德伦理纲常的认识和把握，“行”则是对所获道德知识的切实实践。道德知识的获得要依赖道德实践，而道德实践也需要道德知识的指导。在二者顺序上，他主张“知先行后”的观点，认为：“儒者之学，大要以穷理为先。盖凡一物有一理，须先明此，然后心之所发，轻重长短，各有准则。”[2]124道德教育中需先让学生掌握伦理道德知识，理解其内涵和价值，对其坚信不疑，才能在实践中有原则和尺度。就二者重要性而言，他认为“学之之博，未若知之之要;知之之要，未若行之之实”[7]198 。“学——知——行”是一环比一环更重要的过程，通过学习掌握道德知识，最终要实现道德行为的转化，出发点和落脚点均在于实践。“为学之实，固在践履，苟徒知而不行，诚与不学无异”[5]2812 。这就要求教育者不能只满足于对受教育者进行道德理论的灌输，更要加强道德行为的引导和训练，反之则无法实现其价值。就两者并进效果而言，他说：“知之愈明，则行之愈笃;行之愈篤，则知之愈明。二者皆不可偏废。”[5]2814将其视为相互促进、不可偏废的两个方面。 三、朱熹道德教育思想对领导干部政德建设的启示
政德，也称官德。习近平强调：“所谓官德，也就是从政道德，是为官当政者从政德行的综合反映，包括思想政治和品德作风等各方面的素养。”[8]践行政德的主体是为官当政者，即各级领导干部。其德性修养对其他社会成员有很强的示范和引领作用，关联党风、政风，甚至影响民风和整个社会风气。新时代加强领导干部政德建设，对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引领良好社会风尚，具有重要意义。朱熹的道德教育思想中不少主张和理论有积极价值，应汲取其中的有益因素，将其与当前实际相结合，寻求加强领导干部政德建设的有效路径。
（一）律己修身，增强自身道德修养
朱熹强调统治者及各级官吏律己修身的重要性，他说：“人君为政，在于得人，而取人之则，又在于修身，能仁其身，则有君有臣，而政无不举矣。”[1]47认为“为政在人”，通过修身才能把“仁”的原则体现出来，并贯穿于治国理政之中，推动国家长治久安。各级领导干部作为国家事业的主要推动力量，亦应律己修身，增强自身道德修养。
1.加强学习，融会贯通提升道德修养。朱熹把博学看作“修己治人”的有效方法，认为只有不断加强学习，才能把握事物的本质和规律，推动素质能力提升，并且明确了“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逐层递进的学习过程，认为广泛深入学习是存疑提问、全面思考、明晰判断、指导实践的前提和基础。朱熹本人涉猎广泛、具有广博的阅读量，他要求学生抓住读书明理这一学习要领，博览群书，将各类学问知识融会贯通，达到学以养德、学以修德的目标。对当前领导干部政德建设而言，只有立足时代发展需要，以高度的责任感和积极的进取精神，树立终身学习的理念，在实践中完善自我教育，提升政德修养，抵制不良诱惑，才能实现政德规范要求到个人价值行动的自觉转换。
2.心存敬畏，持之以恒强化自我约束。朱熹认为：“敬，只是一个畏字”，它是实现“仁”、成为“君子”的重要途径，这种“敬”体现在“方无事时，敬于自持……及应事时，敬于应事”[4]192“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都少个敬不得”[4]193等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不论是自我修养还是具体事务、治国理政，“敬”都是基本原则。各级领导干部从政、处世应心存敬畏，方能持之以恒强化自我约束。一要敬畏人民。朱熹把人民看作国家长治久安的根本，在同安主簿任上，他在办公大堂正中高悬“视民如伤”匾额，作为为官座右铭。中国共产党来自人民、植根人民，各级领导干部要时刻心存敬畏，真正在内心上尊重群众、感情上融入群众、行动上帮扶群众，才能履职尽责，不负使命。二要敬畏权力。各级领导干部都不同程度掌握公共权力，这种权力实质上与责任相对应，应敬畏权力，秉公用权，决不能把手中的权力当成自己的私有财产，当成自己谋利的资本。三要敬畏党纪国法。不论担任何种职务、做何种决策，都要有法律观念，敬畏法律权威，始终做到在法律的框架内行事。
3.慎独慎微，时刻保持清正廉洁本色。对《中庸》里的“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故君子慎其独也”，朱熹注释道：“隐，暗处也。微，细事也。独者，人所不知而己所独知之地也。”[1]38哪怕是一个人独处时，或者思想初有萌动、他人尚不知晓时，也不会放肆而为，而是自觉遏制微小恶念的发展，谨慎从事，努力为善去恶。各级领导干部更需慎独慎微，强化约束自我的意识和能力，坚持从小事小节上增强修养，在一点一滴中完善自我，管好自己本人的同时，管好身边亲友和工作人员，时刻保持清正廉洁本色。
（二）知行合一，推动具体工作实践
朱熹强调切实笃行、具体实践：“既得知，若不真实去做，那个道理也只是悬在这里，无个安泊之处。”[9]领导干部政德建设也应是如此，各级领导干部应立足本职工作，学以致用，知行合一，切实推动具体工作實践。
1.坚定信念，树立崇高理想。朱熹一生，满怀“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政治理想，入朝奏事，针砭时弊，匡正君心;地方任职，脚踏实地为国为民;兴办书院，不遗余力推动道德教育。新时代，各级领导干部更应坚定信念，树立共产主义崇高理想，担当起推动人民幸福、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之重任。唯有如此，才能有明确、高尚的道德追求，全心全意为人民、为国家、为民族贡献个人的力量。
2.立足岗位，切实履职尽责。政德建设的根本目的在于推动实践，各级领导干部一方面要加强政德建设，树立正确的价值观、权力观、政绩观，明确初心使命、责任担当，并立足岗位，用以指导和评价自身政德实践，真正实现政德规范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在各自岗位上履职尽责;另一方面，应在实践活动中加深政德认知、情感体验，进一步坚定理想信念，塑造良好、稳固的政德品质。
3.传承创新，不断与时俱进。古往今来，历朝历代统治阶级都重视为官之德，朱熹的道德教育思想中也不乏对各级官吏的教育、规范和约束。但随着时代发展、岁月迁移和世情国情党情的新变化，政德建设的内容和要求也应随之变化，应充分汲取中华优秀传统官德思想精华，继承发展马克思主义道德理论，结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治国理政实践探索，与时俱进地加以创新，信念坚定明大德，率先垂范守公德，律己修身严私德。
（三）完善制度，建立有效管理机制
朱熹的道德教育思想既主张正面的积极教育引导，也倡导采取必要的制度加以约束，二者是相互联系、密不可分的。一方面，倘若只有生硬的制度约束，缺乏人们内心能够真正接受的“理义”教育，就只能是被动地遵从，不能真正理解道德规范的意义和作用，无法自觉将其内化于心，外化于行。所以朱熹说：“尝谓学校之政，不患法制之不立，而患理义之不足以悦其心，夫理义之不足以悦其心，而区区于法制之末以防之，其犹决湍之水注千仞之壑，而作翳萧苇以捍其冲流也，亦必不胜矣。”[5]3568另一方面，朱熹并不完全否定制度的约束作用，反而认为这是不可忽视的。他提出“学者须先置身于法度规矩中，使持于此者足以胜乎彼，则自然有进步处”[5]3571，主张实现道德教育引导与制度约束的有机统一。这对当前领导干部政德建设而言，同样需要建立德刑结合、行之有效的管理机制。 1.建立科学选人用人制度，突出政德导向。加强领导干部政德建设，需要建立科学合理的选人用人制度，严格把好“入口关”，确保干部队伍质量。在考核基本内容上，坚持“德才兼备，以德为先”基本原则，以“对党忠诚”“服务人民”“廉洁自律”为重点，细化考核标准，加强对领导干部政治品行、道德操守、思想作风的考核。
2.强化政德监督管理机制，形成强大合力。通过组织、群众、舆论等多种载体，多管齐下，完善政德监督管理机制，形成强大合力，推动领导干部政德修养水平提升。一是强化组织纪律监督。由组织、纪检、监察各部门采取经常性的专项督察、明察暗访、考核评议等形式，将政德监督范围从工作空间，拓展到生活、交友、娱乐各个领域，为领导干部政德提供动态长效监督。二是强化群众监督。通过推动党务政务公开，搭建群众监督平台，设立举报信箱、公布举报电话、选聘政德监督员等方式，创造条件让群众参与到领导干部政德监督之中。三是强化舆论监督。充分发挥电视、广播、报纸等传统媒体作用，加之微信、微博、手机APP等新媒体平台，强化社会舆论导向，形成制约和规范领导干部政德的综合推动力。
3.构建完善政德立法体系，筑牢法律基础。法律是道德的底线。政德建设不仅是伦理道德要求，也是政治要求、法律要求，需要法律提供刚性约束。虽然《公务员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国共产党党员领导干部廉洁从政若干准则》《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等法律法规和党纪党规都或多或少涉及政德规范，但尚未出台政德建设专项法规。需要加快政德立法进程，研究制定专门法规，通过法律的权威性和强制性，加强领导干部政德规范，为推动政德建设系统化、规范化提供法律依据。
（四）宣传教育，营造良好社会氛围
良好政德的形成，既需要领导干部个人的道德修养提升，也需要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和社会风气的涵养。所以，需要广泛开展宣传教育，为加强领导干部政德建设营造良好氛围。
1.发挥各类干部教育培训机构作用。各级党校、行政学院、干部学院、社会主义学院作为党和国家干部教育培训的重要机构，在加强领导干部政德教育方面责无旁贷。要通过开设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领导干部职业道德、党章党纪党规等方面课程，结合多种教学方式，引导领导干部明大德、守公德、严私德，自觉追求高尚情操、坚守道德底线、远离低级趣味、引领时代新风。
2.各级各单位各部门长效推动。各级各单位各部门主要领导要充分发挥表率示范作用，以身作则，带头遵守政德规范。把政德教育融入党委（党组）中心组学习，推动领导班子成员成为政德教育的引领者和示范者。在“三会一课”、日常业务學习中体现政德建设内容，将政德建设与增强党性相结合、与业务提升相结合、与服务群众相结合，增强学习实效。运用正方两方面典型案例，进行政德建设警示教育，做到警钟常鸣，实现政德教育常态化、长效化，促进整个干部队伍政德教育水平的提高。
3.全社会各行业各领域广泛宣传。要充分利用报纸、广播、电视、微信、微博等传播媒介，在全社会范围内，大力弘扬中华民族传统美德，广泛宣传先模人物和先进典型，形成重道德、讲修养、尚清廉的良好社会风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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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陈振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