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百年前的今天（1920年6月14日），肆虐欧洲两年之久的西班牙流感即将结束，德国学者马克斯·韦伯（Max Weber，1864-1920）却因染上流感引发肺炎而不幸逝世。就在韦伯去世前两三年，他在德国慕尼黑先后以“学术作为一种志业”和“政治作为一种志业”为题，发表了两场演讲，影响深远。中译本韦伯文集之《学术与政治》（钱永祥等译，上海三联书店，2019）就是这两篇演讲稿的合集。时逢韦伯逝世100周年，作为即将走上学术道路的青年学生，重读《学术作为一种志业》，别是一般滋味在心头。
　　这两次演讲发生在1917-1919年，这是德国乃至整个欧洲历史的转折点：向前看，20世纪初，德国迅速崛起，跻身欧洲强国之列;向后看，一战中德国战败，经济萧条，内外交困。现实大起大落，思想领域波诡云谲——旧的价值被打碎，而新的价值还未建立起来。学术圈内，人们普遍自视为“表演事业”的“经理人”;政治界里，“心志政治家”们陶醉于“浪漫的感动”之中。此时的青年应该何去何从？韦伯的两次“志业演讲”就这样应运而生。两次演讲均属 “精神工作作为志业”系列演讲的一部分，其目的是指导青年学子将学术或政治作为人生的“志业”。可以说，韦伯赋予了学术与政治在世俗职业之外的一种超然价值，那就是出于信仰而全身心投入的事业。

　　“学术作为志业”演讲发表于1917年冬季。当时在人头攒动的斯坦尼克艺术厅里，学生们迫切地希望这位学术巨擘能够为他们即将开始的学术生涯指点迷津。然而，韦伯并没有满足他们的期待——不仅没有一句劝勉，反而是泼冷水一般的“劝退”。一方面，他列举了“青椒”（高校青年教师）们进大学教书之始所面临的各种外在条件：收入微薄、开课受限、生活缺乏保障、评职称靠运气、教学科研难兼顾……韦伯把学术生涯比作“一场疯狂的冒险”。韦伯还抛出了一个意味深长的灵魂拷问：“你真的相信，你能够年复一年看着平庸之辈一个接一个爬到你的前面，而既不怨怼亦无创痛吗？ ”
　　另一方面，韦伯指出：“学术从传统到现代，一步一步地背离着它的初衷，它沿着追求真理的路线前行，最终却通向了‘怀疑’，我们不再迷信任何神秘莫测的力量了。正是对传统学术的颠覆构建了现代学术的体系。”对此，韦伯有一个著名的论断：“我们的时代，是一个理性化、理知化，尤其是将世界之迷魅加以祛除的时代。”学术使宗教失去了光辉，却无法代替宗教解决人的精神困境。
　　那么，学术无能为力吗？不，学术除了提供实用价值和方法论指导，更重要的是帮助我们获得“自我的清明”，这比轻率地选择一个信仰更有意义。学术值得献身吗？韦伯没有正面回答。正如他在“政治作为志业”演讲中也不提及政治立场一样。李凯尔特认为：“这位正在演说的人，内心里强行压抑着什么，根本上比他说出口的还要丰富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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