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轻抚着水，轻抚着风》

　　这一天还是来了。每一年我们都翘首等候着诺贝尔文学奖的结果，然后猜阿摩司·奥兹（Amos Oz，1939-2018）会不会获奖。二○一八年，诺贝尔文学奖暂不颁发，而奥兹也于岁末因病辞世。十二月二十八日，范尼亚·奥兹-萨尔兹伯格在推特上宣布：
　　我亲爱的父亲，阿摩司·奥兹，一个完美的家庭男人、作家，热爱和平和温和路线的人，在与癌症进行了短暂的抗争之后，今天安详地辞世。他身边环绕着爱他的人，直到临终，他也一直知道他们都在他身边。希望他的优秀遗产继续使这个世界变得更加美好。
　　几个月前，我刚刚翻译完奥兹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写就的小说《轻抚着水，轻抚着风》。这本书不長，只有八万多字。它并不是传统的叙事小说。全书有四十七个小章节，平均每一节也就是两千来字，从地域上来说，是在波兰和以色列之间来回转换;从人物上来说，主要是在男主人公波马兰兹和女主人公斯特法之间转换，有些章节也分给了其他一些次要人物;从时间上来说，则是在二战前的欧洲和二战后的以色列之间转换。到故事结尾时，刚刚从二战中幸存下来，走在以色列的街头再也不必担心受到路人嘲笑和捉弄的犹太人，又在“应许之地”迎接新的战争。
　　这么短的小说，令人惊奇的是它能在较短的篇幅中达到两个目的。一是比较生动而准确地传达了各种情绪和感情。二是用寥寥数语刻画出许多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和平时代人们对知识的狂热、执着的追求;“公主”斯特法对普通钟表匠的儿子的真挚爱情;周围男人们对斯特法的爱慕;政客们的残忍和冷酷;以色列基布兹那群单纯而又认真的人们，从书记到他怪异的儿子，到他两个忠心耿耿的“情妇”，甚至连波马兰兹教授的科学补习班的孩子们，都无不生动、细腻，令人对他们的命运产生深切的关注和同情。
　　我读过长篇累牍的历史巨著，那些巨著讲述二战中犹太人的悲惨遭遇，以及战后他们流离失所、无处为家的经历。然而，历史和政治学关注的是大画面，是政治家们如何运筹帷幄、军人们如何奋勇征战的经过，至于卷入这场战争的主体—交战双方各国的居民大抵都是以集体的形象出现。而文学，则和电影一样，能够把群体个人化，用单独个人的形象和经历来讲故事，于是，它令我们与历史和历史人物更加亲近，就像我们一伸手，就能够轻抚到有点自闭症的波马兰兹—他会躲开，因为他有洁癖和强迫症，一切必须干干净净、井井有条;我们也能够轻抚斯特法，尽管她个性坚强，能够将几百位强悍男儿指挥得团团转，心中却只真心爱一个人，那个柔弱、自闭、有数学天赋的钟表匠的儿子。他们从纳粹大屠杀中死里逃生，然而应许之地并不是梦想中的天堂，迎接他们的仍是连绵不断的战火和冲突。
　　奥兹用他的笔轻抚这些人。再也不要伤害这些破碎的心灵，他们已经承受了太多太多。
　　像波马兰兹一样，很多从纳粹大屠杀中幸存的犹太人，并不喜欢谈及自己死里逃生的经过，大约承受了太多的苦难，他们不想再重复一次，哪怕是在语言上。苦难中有太多的残酷和屈辱，因为他们在这个过程中被剥夺了人的尊严。

二、母亲和儿子：《爱与黑暗的故事》

　　二○○五年，奥兹写了回忆录《爱与黑暗的故事》（A Tale of Love and Darkness）。少年奥兹亲历现代以色列国家的诞生，聆听母亲讲述她的故乡旧事，目睹她遭受着抑郁症的折磨。
　　奥兹的母亲也叫范尼亚，她生于罗夫诺（Rovno），当时是在波兰境内，今名里夫尼，属乌克兰。受到锡安主义的影响，范尼亚童年的梦想就是来到圣地以色列，那个流着牛奶和蜜的地方，然后让沙漠开满鲜花。她和家人离开欧洲以后，德国人、立陶宛人和波兰人在她和姐妹们曾经野营的山谷开战，在两天之内，杀掉了两万三千犹太人，杀死了她认识的几乎每一个人。
　　二○一五年，娜塔莉·波特曼将这部回忆录拍成电影。她坚持这部电影一定要用希伯来语来拍摄。
　　电影中年幼的阿摩司跟着叔叔到一个阿拉伯上层人士家里做客，在后花园中，阿摩司和一个阿拉伯小女孩对话说：“这个国家的地方足够两个民族来居住。我们只需要学会在和平和互相尊重中和睦共处。”
　　看着电影，过了几分钟，我的希伯来语慢慢回来，借助英文字幕，我能够跟上比较简单的对话。
　　阿摩司成年以后，将自己的姓从克劳斯纳（Klausner）改为奥兹（Oz，希伯来语，意为力量），有了自己的女儿以后，又给她取名为范尼亚，以纪念自己的母亲。犹太人传统，可以用长辈的名字为自己的孩子命名，但只能用已经过世的长辈的名字。
　　童年阿摩司和阿拉伯小女孩纯真友好的对话中也时时暗含危机和冲突，短暂的温馨，后来却又带来了误解、伤害和敌意。我们已经知道了小男孩的生平故事，也知道了这两个民族后来的命运，看起来只有沉重，没有悬念。
　　电影的后半部更为个人，提醒观众，写这本书的阿摩司·奥兹是在回忆自己的童年和母亲，而不是在写政论……画面依旧沉郁晦暗，母亲生病的细节更加令人揪心。电影使用了很多时空闪回的蒙太奇，老态龙钟的晚年阿摩司，年幼的天真敏感的小阿摩司，和被疾病、忧伤折磨的年轻母亲交互穿插，原小说的旁白，加上电影的音像语言，同时叙述着家国和个人的悲剧，更加令人痛彻肺腑。深爱你的母亲为什么会选择离开你，有谁能够回答这样的问题。
　　阿摩司·奥兹的文字在字里行间弥漫着浓郁的忧伤和沉重，总是让我想起那个十二岁便失去母亲的男孩子。有一些创伤是无法恢复的。

三、范尼亚·奥兹

　　奥兹从来没有访问过母亲出生的地方。二○一四年，他的女儿范尼亚前往里夫尼，访问了她的祖母成长的地方，并且将她的旅行拍成了纪录片，向父亲和其他观众展示了与她同名的祖母曾经生活过、后来逃离的地方。
　　奥兹的女儿范尼亚是我在牛津时的希伯来语老师。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她丈夫埃利·萨尔兹伯格在牛津做访问学者，她在写论文，于是一边陪读一边给我们上课挣钱。范尼亚其实跟我算大半个同行，不过她偏理论，钻研的是德国政治哲学，我偏实录，选了以色列政治和外交史。 　　彼时我刚刚出国，从前的英语也就够考考托福、GRE，真上课时非常吃力。加上我还硬着头皮开始翻译我导师诺亚·卢卡斯的《以色列现代史》，花在学希伯来语上的时间并不多，只记得每天早上上课时有些惭愧，要么作业没有做完，要么单词没有记住，总之，我上的范尼亚的希伯来语课，在我这个一向高分低能的学生的学习生涯里，算是少见的松懈。
　　范尼亚依牛津的传统，也请学生到她家里吃饭。她的公寓在牛津另一头，我们都没有车，倒了两次车才到达。吃的什么东西我也不记得，总之是比不得中国人请客的丰盛。我的希伯来语学得一般，倒是在她家从一位英国同学那里学了一个英语谚语：开往中国的慢班客船（slow boat to China），说的就是我们来她家的路程。
　　她丈夫埃利温文尔雅，看着比她年轻至少五岁。后来知道她从小随父亲阿摩司·奥兹住在基布兹，就怀疑是不是基布兹的生活使她显得更苍老一些。
　　埃利和范尼亚都是世俗主义者，世俗到什么程度？他们结婚，为了避开拉比的干预，还专门跑到临近的塞浦路斯结婚。以色列是移民国家，为了方便移民前来以色列居住，他们也承认在国外结成的世俗婚姻。

四、父亲和女儿：《犹太人和话语》

　　阿摩司·奥兹的小说，写的是个人、家庭中最隐秘最脆弱的故事，虽然这些故事，发生在欧洲和中东最激烈动荡的时期，不可避免地带入了世界历史的大场面，但这里的政治只是背景，是隐含在他的叙述中的。但他并不回避政治，他的一生中，一直坚持着明确的政治立场。
　　奥兹写了很多非虚构文字，其中一本——《犹太人和话语》（Jews and Words）是和范尼亚一起合作的。范尼亚是政治史学家，这本书就是文学家父亲和史学家女儿就犹太思想和理论进行的深刻对话。这本书中的叙述方式既有叙事，又有学术研究，既有对话，也有争论，他们谈及的话题，涉猎犹太教中最源远流长的姓名、格言、争议、文本和妙语背后的故事，他们认为，正是这些话语，构成了每一代犹太人之间的纽带。他们认为，犹太人的延续性，甚至犹太人的独特性，并非来自重要的地点、纪念碑、英雄人物或者仪式，而是来自书面语言，以及一代代人之间的争论。我离开犹太研究已有时日，再读这本书，想起从前在教室和图书馆读过的经典，再读到讲述个中三昧的种种趣闻，不禁时时莞尔。
　　《犹太人和话语》一书的封面设计是一张饱经风霜的厚实的旧沙发和一张较小较新、颜色也稍浅的沙发，中间摆着的大约是一本犹太经典，显然是象征着这一对促膝而坐、倾心交谈的父女。
　　几个月前，翻译完这本书以后，我给范尼亚发了一封邮件。我告诉她，其实，作为译者，我从翻译中得到的收获最大，即使是通过英文转译，我也能够感覺到作者的激情、痛苦和对书中人物的热爱。蛮荒的景色、严酷的天气、惨烈的历史，都构成了我们目睹这群人生活的恶劣环境。奥兹用那么少的文字，描写出了那么多的人物，从主角到龙套，都承受着生命的重负和悲剧，然而，他们在严苛的命运之前，仍然表现出了非凡的勇气、热忱和爱。
　　今天，收到了范尼亚的来信。她认为我对奥兹著作的评价非常准确。她说，奥兹去世之前几个月，她一直在忙着看护他。他去世以后，她根本没有预料到会有这么多朋友甚至素不相识的陌生人表达出如此深切的哀悼：“我的家人，朋友，还有阿摩司的众多读者，都默默地下定决心，一定要让我父亲的火炬继续熊熊燃烧，他的文字和话语，将会让这个世界更加美好。随信附上我在我父亲葬礼上致的悼词，并附上一张他的手抚摸他的书的照片—我特别珍爱这张照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