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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于近代中国而言，是一个急遽变革的危机时代。早在道光年间，士大夫阶层中的一些先觉之士即已意识到阽危时代的全面来临，遂有了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迫切议论。伴随着晚清时期“处士横议”风气而起的，是交相煎迫、逼拶而至的内忧外患。屡受外侮的惨痛经历，每次重大战事的失败屈辱，庶几构成近代中国历史的一大脉络。在这样复杂诡谲的时代情势下，危机意识成为此一时期传统诗、文以及小说、戏剧等文体的共同议题。忧国忧时的晚清作者，无论是精英阶层的士大夫，还是身无功名的在野士人，无不借着文学的形式表述其识见、议论与悲慨。唐人白居易倡言的“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的文学精神，在晚清文学中俯拾可见。与史家还原历史的宏大追求不同，这一时期的文学书写更多留下的是大时代变乱中普通个体的一己体认，细微然而鲜活。
晚清之大变局，以鸦片战争为肇端。考之史籍，可知鸦片战争的挫败并未立即激起举国上下的震动，很多人依旧沉浸在天朝上国的虚幻中；就文学而观之，则有不少清醒者借诗、词、文等传统文体来抒写心中的沉痛之感，遂有爱国诗潮的涌现。其实早在鸦片战争前，先觉者如龚自珍等人，已有悲慨奋起之作。其在大型组诗《己亥杂诗》中，大声指陈“九洲生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尊隐》一文中又说：“则山中之民，有大音声起，天地为之钟鼓，神人为之波涛矣。”[1]作为先觉者，龚自珍已有了挽救颓世的变革之想。激荡自鸦片战争的这股爱国诗潮，初起于战前，盛于1840年至1843年间，余波则及于战后多年，可说与这场战争相始终。其中诗作，从鸦片泛滥、虎门销烟到战争爆发，并定海、厦门、镇江诸战役，以及颟顸清廷签订屈辱条约的整个过程，均于诗中一一呈现[2]。这样一股创作风潮在中国文学史上是相当突出的。相较于诗歌、小说、戏剧等叙事文体对鸦片战争的关注要滞后得多。就戏剧而言，传奇有《招隐居》，杂剧有《暗藏莺》，此二部均不及战事，仅铺演鸦片之危害。就小说而言，今存作品有《芙蓉外史》（1895）、《罂粟花》（1907）、《黑籍冤魂》（1909）等。其中，观我斋主人的《罂粟花》叙写了鸦片战争全史，起讫为康熙以至道光，书中对当时的卖国群奸多有指斥。較溪八咏楼主的《芙蓉外史》（一名《蜃楼外史》）四十回、彭养鸥的《黑籍冤魂》（1909）二十四回等近10种说部，多为敷衍鸦片毒害，而很少正面叙写鸦片战争历程。从这些说部作品的创作时间看，大多作于鸦片战争60多年后，于此也可略窥时人心态，鸦片战争的失败，并未从根本上警醒国人，“老大帝国”尚在大国残梦中沉睡。
道光三十年十二月（1851），太平天国发生，随之而起的还有捻乱、回变、苗乱，20余年间动乱几乎遍及全国各省，再加上二次英、法联军的威胁，清廷统治几乎面临崩溃解体。反映这个激变时期的文学，仍然是诗歌创作早于叙事文体；小说创作远远滞后，并且颇多诬蔑言辞。分而观之，这一时期的诗歌创作，以郑珍《巢经巢诗钞后集》、金和《秋蟪吟馆诗钞》七卷为代表。其中，郑珍亲身经历了太平军战役，金和则亲身体验过南京围城的生活，故二人诗作颇多对于当下时政的点染。而反映上述诸多战事的小说，有遭劫余生的《扫荡粤逆演义》（1897）、不题撰人的《左文襄公征西演义》（1904）、严庭樾的《国朝中兴记》（1909）及《中兴平捻记》等。在这些作品中，无不以挞伐批判的立场视太平军、捻军等为“逆”，语多影射，显示出时代变乱情势下历史面相的复杂多变。
同光之际，外患日重。至光绪十年（1884），由于法国欲图侵占越南，遂引起中法战争。此一役持续时间不长，中方虽于陆战方面有刘永福、冯子材大败法军，但海战中福建水师遭受重创，最终中法之战以“法国不胜而胜，吾国不败而败”结束。对于中法之役的这一结局，颇有国人借由多种文学形式书写愤慨心境。参与了当时战事的彭玉麟作《感事》四首，写下了“岩廊忽用和戎愤，绝域旋教罢战回。不许黄龙成痛饮，古今一辙使人哀”的悲愤诗句。当和议消息传到后，郑观应则有“十万征人齐堕泪”的诗句。此外，黄遵宪的《人境庐诗草》、李慈铭的《越缦堂诗》等，也可寻绎出颇多纪实抒愤之作[3]。关于中法之战，民心士气的英勇旺盛，老大帝国的孱弱颟顸，均于此一时期的诗作中得以呈显。而关于此役的小说，今所见长篇仅有对镜狂呼客所著《死中求活》（1909）一种[4]。相较于相关诗作的迅疾出现，《死中求活》写于中法之役25年后，由于经过了时间的沉淀，作者叙写的重点已不拘囿于当时战事的铺演，拂去历史的烟云，小说作品中既有对于“活地狱”般窳败时局的犀利剖析，也有对于挽救颓世的热切企望。失望而不绝望，在作者这样相对相生的矛盾叙写中，作品本身具有了自足的省思力量。
中法战争稍歇，甲午战争爆发。此役最终以《马关条约》的屈辱签订而结束。甲午一役败于蕞尔小邦，极大震动了国人，这场战役的深创剧痛，对当时政局、社会动向以及民族心理的至深影响，甚至在数十年之后仍然能感觉得到。无论是平壤陆战的雨夜溃逃，还是黄海海战的损兵折舰，最终旅顺口的全军败溃，无不令国人痛心震愕。事实上，伴随甲午战败，以李鸿章为首的30年自强运动也宣告彻底失败。战争失利，亡国灭种的危机逼拶而来。国人将种种激烈情绪诉诸于文学，使得此一时期的作品数量相当可观。
诗歌创作方面，最为凸显的是黄遵宪。由于黄遵宪直接参与了中日战后交涉，故而他在《人境庐诗草》第八卷中有许多关于甲午之役的诗作，若目之为甲午史诗也颇为允当。《悲平壤》中云“一将囚拘一将诛，万五千人作降奴”、《东沟行》又云“从此华船匿不出，人言船坚不如疾，有器无人终委敌”，诗句沉痛，皆为实录。而与清廷的苒弱昏聩形成强烈对比的，是台湾义民力反割台、奋勇抗日的动人事迹。丘逢甲著《岭云海日楼诗钞》十二卷，其中绝大部分都是叙写乙未割台后台湾人民哀恸悲愤的心情，《春愁》中说“四百万人同一哭，去年今日割台湾”，愤激之情激荡于笔端。
除却诗歌作品，当时的散文战纪、笔记小说等也充分反映了“我君可欺，而我民不可欺；我官可玩，而我民不可玩”[5]的悲愤情怀。小说方面，有关甲午之役的作品较为多见。欧阳健先生在《历史小说史》中指出，晚清时事小说万马齐喑的沉寂局面，是被台湾人民可歌可泣的反割台运动首先冲破的，诚如斯言。有关反割台运动的小说作品，大致又可分为两大类，一类为铺演甲午战事之作，比如，洪兴全的《中东大战演义》（1900）、平情客的《中东和战本末纪略》（1902），甚至还有一部高太痴的文言小说《梦平倭奴记》（1895）等；一类为反映乙未割台、台湾民众抗日之作，比如《台战实纪》（一名《台战演义》，1895）、《台湾巾帼英雄传初集》（1895）及《刘大将军平倭百战百胜图说》（1895）等。由于小说作者识见不同，省思的层面也不尽相同，从而使得小说作品呈现出不同面貌。与前此关注时事激变的其他作品相比，描摹台湾民众抗愤义举系列作品中的难得之处，还在于众多巾帼英雄厕身于关心国运之列，其中有慨然从军者，也有毁家纾难者。在这些救国女杰的身上，尚有着传统的忠烈之气，但同时也流溢出国族认同的危机感，这使得这些女性形象点染上了浓烈的时代氛围。若从出书时间论，在这些小说作品中，以管斯骏之《刘大将军平倭百战百胜图说》成书最为迅疾。战事正酣，小说已然刊出。但是也许正因为急于公布于世，故而情节相当简略。另外还有突出的一点，就是小说采用了不同于他书的图说形式，有些类似于今日的连环画。由这种创作方式，同时也可见出晚清报业的繁兴对于小说创作的影响。 随着民族危机的加深，清廷面临严重的政治、经济危机。甲午之战失败后，列强在中国掀起瓜分狂潮，纷纷划定势力范围，中国渐沦为半殖民地。当时的有识之士目睹国势衰颓，倡扬变法维新。就政治意义而言，此一救亡运动受到多方阻力，最终在顽固守旧派的扼杀下迅即失败，但是对晚清文学风气而言，实有其不可忽视的作用。据现有的文献资料看，有关戊戌维新始末的小说作品，有古润野道人的《捉拿康梁二逆演义》（1899）、孙景贤的《轰天雷》（1902）、黄小配的《大马扁》（1908）。此外，旅生的《痴人说梦记》（1905）、八宝王郎（王俊卿）的《冷眼观》（1908）等作品也对戊戌维新有所涉及。
大概由于戊戌变法是一场内部的政治变革运动，不同于鸦片战争以来的历次外侮，故而体现于小说作品中，作者的创作态度或为惊疑，或为丑诋，或为同情，使得戊戌维新这一重大时事在小说作品中表现为不同的面目和不同的理路，个中差别与对比甚是耐人寻味。依据作者表现在小说中的思想立场，此一系列的时事小说作品约可分为两大类：一类对维新变法持惊疑或丑诋态度，在其笔下，维新志士多成为倡乱之徒，或者是怀有异志的投机者，其中以《捉拿康梁二逆演义》（1899）与黄小配之《大马扁》（1908）最为突出，作品中颇多荒诞、虚构之笔。《捉拿康梁二逆演义》的作者为了丑化康有为，竟然杜撰出康氏因借尸图诈、触犯公怒，遂畏罪远遁、羁留外洋四载的经历。何以作者作此诬笔，则只能从意识形态差异、作者痛恨康梁变法而有意为之来解释了。而且，这样的倾向性，事实上也代表了当时一些人的识见，故而这类作品自有其价值。另一类则是同情变法维新，旨在为维新志士鸣不平，如孙景贤之《轰天雷》。对于维新志士，作者充满了同情之意。“六君子”被难一节，借小说中一个小人物刘顺的眼中看去，先是“从容自若，毫无凄楚意”，后“从容就戮”，写出诸烈士谈笑赴死的风采，正与史载相合，而一扫前书《康梁演义》《大马扁》中对六人就义时畏死、惊惧、悔悟等种种诬枉、失实的描写。时事的真面目在此终得以公正体现。若要追问一下，为何同一重大事件在不同作者笔下呈显出不同面目，其实答案也并不难寻，考虑到晚清本就是这样一个新旧杂陈的时代，充满着新旧之间的磗格与冲突，在此时代氛围下，关于戊戌维新的系列小说有对于康氏的敌意、丑诋、争议乃至同情、赞赏，并非怪事。反而正因为此，呈现出真切的时代氛围来。
随着国是日非，亡国灭种的危机更为深重。光绪二十六年（1900），以农村广大乡民所发起的义和团运动乘势而起。同时，一些士人以“礼失求诸野”的心态，转而向文化下层寻求助力，希望借此阻遏亡国的进程。一时间中国上下排外仇教的趋向不可收拾，最终酿成了近代中国灾难中的一环，史家称之为“庚子国变”。这一重大事件的结局，是义和团民的滚滚人头，还有四亿五千万两白银的巨额赔款，以及由此而来的整个民族心理、民族士气的大挫伤。对于这一重大时事，晚清作家也有着相当深刻的自觉，试图通过作品及时传达其面临民族危机时的历史意识和兴亡之感，展示出一个民族在内外交困、走投无路时极端膨胀的疯狂与非理性。随意翻览，可以看到反映庚子国变这一家国浩劫的文学作品，数量最多。今可见到的诗词专册，有巴里客延清的《庚子都门纪事诗》六卷、《补编》一卷，胡思敬《驴背集》四卷，郭则禨《庚子诗鉴》四卷、《补》一卷，以及王鹏运、朱古微等群体唱和之《庚子秋词》二卷、《春蛰吟》一卷等数种。前面提及的黄遵宪《人境庐诗草》末二卷所收则均为庚子、辛丑间（1900—1901）的诗作，凡九十五首。黄遵宪不满于清廷利用义和团而肇祸，于是发出质疑之声：“揖盗开门终自误，虐臣衅鼓果何心？”（《述闻》之七），又丑诋诸大臣云“举国成狂病，群官作贼曹。驴王兼狗相，踊跃喜同袍”（《京乱补述》）；倪在田在其《枯生松斋集》中认为此一劫难之惨痛，“甚于庚申，久于庚申”（《巨鱼篇》“序”）；公之瘿《燕市吟》中说“交民巷，公使居，大拨国帑供修衢，不许红围车子出其途”[6]，直接痛斥清廷醉生梦死、甘为列强之奴才。凡此种种，恰可见出历史大变局下身为普通个体的各种认知与体味。小说作品方面，有胡思敬的《救劫传》（1902）、连梦青的《邻女语》（1904）、黄小配的《镜中影》（1906）[7]、杭慎修的《白话痛史》（1909）等，诸作品间可互相比照；说唱文学方面，有李伯元的《庚子国变弹词》等数种；戏剧有林纾的《蜀鹃啼》传奇，赵祥瑗、吴梅的《枯井泪》杂剧等，无不呈现出时代的动向。
总体来看，叙写庚子事变的几部小说作品，于大端没有违背史实的记载，对于此一重大事件的呈现也不及描写戊戌政变的小说驳杂、丰富，但是也因为作者关怀现实与世变角度的不同，兼之以艺术技巧的巧拙高低，遂使得作品颇有不同。其中，《救劫传》与《镜中影》以最切近的时空距离观照庚子国变，成书较早，《邻女语》次之，《白话痛史》则迟至宣统元年（1909）问世。时光的流转，带给作品以影响，最为明显的即是对于义和团的看法，由强烈否定、极为反感、爱恨交织到渐趋持平，较少对于义和团的痛诋。无论持何种态度，无不体现出了当时民众对于此一家国劫难的认知与判断，反映了存在于底层社会的生动复杂的观念世界。除却小说作品，李伯元的《庚子国变弹词》（1901—1902），开始动笔写作于事变发展的最后阶段，堪称此一国难的即时记录。作者自言“庚辛（1900—1901）两年大事，摘抉无遗”[8]，自视其书为当世时事的完整记录。纵观全书，此书在涵容史实、描写事变诸方面确然较为齐全，正可与上述作品相比勘。
庚子事变后，国人开始产生更深刻的觉醒，求新求变蔚为时代风气，立宪运动、革命运动也如火如荼地展开，遂造成了晚清革命派文学的风行。当时刊于海外的革命文学，有欧榘甲的《新广东》，陈天华的《猛回头》《警世钟》，吴樾的《暗杀时代》等；其他革命派小说有《痛定痛》（1903）、《亡国恨》（1903）、《瓜分惨祸预言记》（1903）等十数部。而光绪三十一年（1905）又发生了抵制美国华工禁约运动。先是海外华侨不断发表废约言论，稍后国内各个阶层迅即响应，一致抵制美货，要求美国修改苛虐华人的条约禁例。一时反美之集会、演说与传单频传交汇，其抵制规模之大、意志之坚，均是前所未有的。虽然抵制美约运动最终以失败结束，然而昭显了中国民众抗御外侮的志气与决心。 此一风潮对于文学之激荡，仍以诗歌创作为先。早在道光二十七年（1847），张维屏即有反映华工去洋之不幸命运的诗作《金山篇》，至此又有黄遵宪的《逐客篇》。由于闽粤人在美最多，故而以方言写作的诗歌、说唱作品也很多。小说方面，有不题撰人之《苦社会》（1905）、碧荷馆主人之《黄金世界》（1906）、中国凉血人之《拒约奇谈》（1906）等，皆是与工约风潮紧密关联的作品。传奇有南荃居士之《海侨春》一种。此外，报章体文字均很尖锐地持反美态度。这些作品，议论或有偏差处，然而均为血泪文字，意在借此唤醒国人认识列强的真面目，进而凝聚民力，团结对外，具有积极与进步的意义。其中，《拒约奇谈》颇为细致地记叙了抵制中美公约运动的历程，作品题“中国凉血人”作，由作者以“凉血”为笔名，可见他是有意识地对当时一些漠视、破坏运动的人予以讽刺。反美禁约运动最终以失败终止，其间有着复杂的原因。其中参与者的人格高下不一，或者说民族性格中的一些固陋因素也是不可忽略的一个原因。《拒约奇谈》中也有对此方面的思考。作者将抵制运动的名存实亡归为国人的不重公德，这实际上已经是从民族性格的缺陷角度展开思索。
由以上简单的胪列，我们可以看到，在晚清这样一个历史大变局下，一方面，随着历史与社会动向的新变，文学创作亦随之呈现不同的风貌，与历史动向、时代史事紧密纠合在一起；一方面，产生于此一时代大背景下的文学，也是时时环扣着政治社会与时代思潮来铺叙敷演的。故而研读此一时期的文学作品，无异于阅读一部更为鲜活、生动的中国近代史。刘勰在《文心雕龙·时序》篇中论述文章因时而变，有着“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的总结。晚清文学与时代风潮、历史动向的密切关联，可谓对此一总结的鲜明而直接的呈现。
[本文为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项目（NKZXB1253）阶段性成果。]
注释
[1]龚自珍：《乙丙之际著议第七》，《龚定庵全集类编》（卷四），中国书店1991年版。
[2]详见阿英辑：《鸦片战争文学集》，台北广雅出版公司1982年版。
[3]详见阿英辑：《中法战争文学集》，台北广雅出版公司1982年版，总计收入相关诗文、小说、戏文约七十家。
[4]阿英曾言：“写中法战争之小说……单册极难得。余竭数年之力，始得《死中求活》一种，然仍非原本。”见《小说三谈》，“国难小说丛话”，收入《小说闲谈四种》，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2页。
[5]见光绪二十一年（1895）闰五月二十三日《申报》“论台民义愤亦足以震摄远人”一文。
[6]详见阿英辑《庚子事变文学集》（二册，台北广雅出版公司1982年版），除前举诗词专册未收外，共录相关文学作品约百三十家。
[7]《镜中影》一书国内久佚，后经颜廷亮先生辗转由英国博物院复印得此书，并由香港“纪念黄世仲基金会”于2003年出版，方使此作重现国内。
[8]李伯元：《庚子国变弹词·例言》，收入《晚清小说大系》，台北广雅出版公司1984年版，第4页。
晚清之大变局，以鸦片战争为肇端。考之史籍，可知鸦片战争的挫败并未立即激起举国上下的震动，很多人依旧沉浸在天朝上国的虚幻中；就文学而观之，则有不少清醒者借诗、词、文等传统文体来抒写心中的沉痛之感，遂有爱国诗潮的涌现。其实早在鸦片战争前，先觉者如龚自珍等人，已有悲慨奋起之作。其在大型组诗《己亥杂诗》中，大声指陈“九洲生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尊隐》一文中又说：“则山中之民，有大音声起，天地为之钟鼓，神人为之波涛矣。”[1]作为先觉者，龚自珍已有了挽救颓世的变革之想。激荡自鸦片战争的这股爱国诗潮，初起于战前，盛于1840年至1843年间，余波则及于战后多年，可说与这场战争相始终。其中诗作，从鸦片泛滥、虎门销烟到战争爆发，并定海、厦门、镇江诸战役，以及颟顸清廷签订屈辱条约的整个过程，均于诗中一一呈现[2]。这样一股创作风潮在中国文学史上是相当突出的。相较于诗歌、小说、戏剧等叙事文体对鸦片战争的关注要滞后得多。就戏剧而言，传奇有《招隐居》，杂剧有《暗藏莺》，此二部均不及战事，仅铺演鸦片之危害。就小说而言，今存作品有《芙蓉外史》（1895）、《罂粟花》（1907）、《黑籍冤魂》（1909）等。其中，观我斋主人的《罂粟花》叙写了鸦片战争全史，起讫为康熙以至道光，书中对当时的卖国群奸多有指斥。較溪八咏楼主的《芙蓉外史》（一名《蜃楼外史》）四十回、彭养鸥的《黑籍冤魂》（1909）二十四回等近10种说部，多为敷衍鸦片毒害，而很少正面叙写鸦片战争历程。从这些说部作品的创作时间看，大多作于鸦片战争60多年后，于此也可略窥时人心态，鸦片战争的失败，并未从根本上警醒国人，“老大帝国”尚在大国残梦中沉睡。
道光三十年十二月（1851），太平天国发生，随之而起的还有捻乱、回变、苗乱，20余年间动乱几乎遍及全国各省，再加上二次英、法联军的威胁，清廷统治几乎面临崩溃解体。反映这个激变时期的文学，仍然是诗歌创作早于叙事文体；小说创作远远滞后，并且颇多诬蔑言辞。分而观之，这一时期的诗歌创作，以郑珍《巢经巢诗钞后集》、金和《秋蟪吟馆诗钞》七卷为代表。其中，郑珍亲身经历了太平军战役，金和则亲身体验过南京围城的生活，故二人诗作颇多对于当下时政的点染。而反映上述诸多战事的小说，有遭劫余生的《扫荡粤逆演义》（1897）、不题撰人的《左文襄公征西演义》（1904）、严庭樾的《国朝中兴记》（1909）及《中兴平捻记》等。在这些作品中，无不以挞伐批判的立场视太平军、捻军等为“逆”，语多影射，显示出时代变乱情势下历史面相的复杂多变。
同光之际，外患日重。至光绪十年（1884），由于法国欲图侵占越南，遂引起中法战争。此一役持续时间不长，中方虽于陆战方面有刘永福、冯子材大败法军，但海战中福建水师遭受重创，最终中法之战以“法国不胜而胜，吾国不败而败”结束。对于中法之役的这一结局，颇有国人借由多种文学形式书写愤慨心境。参与了当时战事的彭玉麟作《感事》四首，写下了“岩廊忽用和戎愤，绝域旋教罢战回。不许黄龙成痛饮，古今一辙使人哀”的悲愤诗句。当和议消息传到后，郑观应则有“十万征人齐堕泪”的诗句。此外，黄遵宪的《人境庐诗草》、李慈铭的《越缦堂诗》等，也可寻绎出颇多纪实抒愤之作[3]。关于中法之战，民心士气的英勇旺盛，老大帝国的孱弱颟顸，均于此一时期的诗作中得以呈显。而关于此役的小说，今所见长篇仅有对镜狂呼客所著《死中求活》（1909）一种[4]。相较于相关诗作的迅疾出现，《死中求活》写于中法之役25年后，由于经过了时间的沉淀，作者叙写的重点已不拘囿于当时战事的铺演，拂去历史的烟云，小说作品中既有对于“活地狱”般窳败时局的犀利剖析，也有对于挽救颓世的热切企望。失望而不绝望，在作者这样相对相生的矛盾叙写中，作品本身具有了自足的省思力量。
中法战争稍歇，甲午战争爆发。此役最终以《马关条约》的屈辱签订而结束。甲午一役败于蕞尔小邦，极大震动了国人，这场战役的深创剧痛，对当时政局、社会动向以及民族心理的至深影响，甚至在数十年之后仍然能感觉得到。无论是平壤陆战的雨夜溃逃，还是黄海海战的损兵折舰，最终旅顺口的全军败溃，无不令国人痛心震愕。事实上，伴随甲午战败，以李鸿章为首的30年自强运动也宣告彻底失败。战争失利，亡国灭种的危机逼拶而来。国人将种种激烈情绪诉诸于文学，使得此一时期的作品数量相当可观。
诗歌创作方面，最为凸显的是黄遵宪。由于黄遵宪直接参与了中日战后交涉，故而他在《人境庐诗草》第八卷中有许多关于甲午之役的诗作，若目之为甲午史诗也颇为允当。《悲平壤》中云“一将囚拘一将诛，万五千人作降奴”、《东沟行》又云“从此华船匿不出，人言船坚不如疾，有器无人终委敌”，诗句沉痛，皆为实录。而与清廷的苒弱昏聩形成强烈对比的，是台湾义民力反割台、奋勇抗日的动人事迹。丘逢甲著《岭云海日楼诗钞》十二卷，其中绝大部分都是叙写乙未割台后台湾人民哀恸悲愤的心情，《春愁》中说“四百万人同一哭，去年今日割台湾”，愤激之情激荡于笔端。
除却诗歌作品，当时的散文战纪、笔记小说等也充分反映了“我君可欺，而我民不可欺；我官可玩，而我民不可玩”[5]的悲愤情怀。小说方面，有关甲午之役的作品较为多见。欧阳健先生在《历史小说史》中指出，晚清时事小说万马齐喑的沉寂局面，是被台湾人民可歌可泣的反割台运动首先冲破的，诚如斯言。有关反割台运动的小说作品，大致又可分为两大类，一类为铺演甲午战事之作，比如，洪兴全的《中东大战演义》（1900）、平情客的《中东和战本末纪略》（1902），甚至还有一部高太痴的文言小说《梦平倭奴记》（1895）等；一类为反映乙未割台、台湾民众抗日之作，比如《台战实纪》（一名《台战演义》，1895）、《台湾巾帼英雄传初集》（1895）及《刘大将军平倭百战百胜图说》（1895）等。由于小说作者识见不同，省思的层面也不尽相同，从而使得小说作品呈现出不同面貌。与前此关注时事激变的其他作品相比，描摹台湾民众抗愤义举系列作品中的难得之处，还在于众多巾帼英雄厕身于关心国运之列，其中有慨然从军者，也有毁家纾难者。在这些救国女杰的身上，尚有着传统的忠烈之气，但同时也流溢出国族认同的危机感，这使得这些女性形象点染上了浓烈的时代氛围。若从出书时间论，在这些小说作品中，以管斯骏之《刘大将军平倭百战百胜图说》成书最为迅疾。战事正酣，小说已然刊出。但是也许正因为急于公布于世，故而情节相当简略。另外还有突出的一点，就是小说采用了不同于他书的图说形式，有些类似于今日的连环画。由这种创作方式，同时也可见出晚清报业的繁兴对于小说创作的影响。 随着民族危机的加深，清廷面临严重的政治、经济危机。甲午之战失败后，列强在中国掀起瓜分狂潮，纷纷划定势力范围，中国渐沦为半殖民地。当时的有识之士目睹国势衰颓，倡扬变法维新。就政治意义而言，此一救亡运动受到多方阻力，最终在顽固守旧派的扼杀下迅即失败，但是对晚清文学风气而言，实有其不可忽视的作用。据现有的文献资料看，有关戊戌维新始末的小说作品，有古润野道人的《捉拿康梁二逆演义》（1899）、孙景贤的《轰天雷》（1902）、黄小配的《大马扁》（1908）。此外，旅生的《痴人说梦记》（1905）、八宝王郎（王俊卿）的《冷眼观》（1908）等作品也对戊戌维新有所涉及。
大概由于戊戌变法是一场内部的政治变革运动，不同于鸦片战争以来的历次外侮，故而体现于小说作品中，作者的创作态度或为惊疑，或为丑诋，或为同情，使得戊戌维新这一重大时事在小说作品中表现为不同的面目和不同的理路，个中差别与对比甚是耐人寻味。依据作者表现在小说中的思想立场，此一系列的时事小说作品约可分为两大类：一类对维新变法持惊疑或丑诋态度，在其笔下，维新志士多成为倡乱之徒，或者是怀有异志的投机者，其中以《捉拿康梁二逆演义》（1899）与黄小配之《大马扁》（1908）最为突出，作品中颇多荒诞、虚构之笔。《捉拿康梁二逆演义》的作者为了丑化康有为，竟然杜撰出康氏因借尸图诈、触犯公怒，遂畏罪远遁、羁留外洋四载的经历。何以作者作此诬笔，则只能从意识形态差异、作者痛恨康梁变法而有意为之来解释了。而且，这样的倾向性，事实上也代表了当时一些人的识见，故而这类作品自有其价值。另一类则是同情变法维新，旨在为维新志士鸣不平，如孙景贤之《轰天雷》。对于维新志士，作者充满了同情之意。“六君子”被难一节，借小说中一个小人物刘顺的眼中看去，先是“从容自若，毫无凄楚意”，后“从容就戮”，写出诸烈士谈笑赴死的风采，正与史载相合，而一扫前书《康梁演义》《大马扁》中对六人就义时畏死、惊惧、悔悟等种种诬枉、失实的描写。时事的真面目在此终得以公正体现。若要追问一下，为何同一重大事件在不同作者笔下呈显出不同面目，其实答案也并不难寻，考虑到晚清本就是这样一个新旧杂陈的时代，充满着新旧之间的磗格与冲突，在此时代氛围下，关于戊戌维新的系列小说有对于康氏的敌意、丑诋、争议乃至同情、赞赏，并非怪事。反而正因为此，呈现出真切的时代氛围来。
随着国是日非，亡国灭种的危机更为深重。光绪二十六年（1900），以农村广大乡民所发起的义和团运动乘势而起。同时，一些士人以“礼失求诸野”的心态，转而向文化下层寻求助力，希望借此阻遏亡国的进程。一时间中国上下排外仇教的趋向不可收拾，最终酿成了近代中国灾难中的一环，史家称之为“庚子国变”。这一重大事件的结局，是义和团民的滚滚人头，还有四亿五千万两白银的巨额赔款，以及由此而来的整个民族心理、民族士气的大挫伤。对于这一重大时事，晚清作家也有着相当深刻的自觉，试图通过作品及时传达其面临民族危机时的历史意识和兴亡之感，展示出一个民族在内外交困、走投无路时极端膨胀的疯狂与非理性。随意翻览，可以看到反映庚子国变这一家国浩劫的文学作品，数量最多。今可见到的诗词专册，有巴里客延清的《庚子都门纪事诗》六卷、《补编》一卷，胡思敬《驴背集》四卷，郭则禨《庚子诗鉴》四卷、《补》一卷，以及王鹏运、朱古微等群体唱和之《庚子秋词》二卷、《春蛰吟》一卷等数种。前面提及的黄遵宪《人境庐诗草》末二卷所收则均为庚子、辛丑间（1900—1901）的诗作，凡九十五首。黄遵宪不满于清廷利用义和团而肇祸，于是发出质疑之声：“揖盗开门终自误，虐臣衅鼓果何心？”（《述闻》之七），又丑诋诸大臣云“举国成狂病，群官作贼曹。驴王兼狗相，踊跃喜同袍”（《京乱补述》）；倪在田在其《枯生松斋集》中认为此一劫难之惨痛，“甚于庚申，久于庚申”（《巨鱼篇》“序”）；公之瘿《燕市吟》中说“交民巷，公使居，大拨国帑供修衢，不许红围车子出其途”[6]，直接痛斥清廷醉生梦死、甘为列强之奴才。凡此种种，恰可见出历史大变局下身为普通个体的各种认知与体味。小说作品方面，有胡思敬的《救劫传》（1902）、连梦青的《邻女语》（1904）、黄小配的《镜中影》（1906）[7]、杭慎修的《白话痛史》（1909）等，诸作品间可互相比照；说唱文学方面，有李伯元的《庚子国变弹词》等数种；戏剧有林纾的《蜀鹃啼》传奇，赵祥瑗、吴梅的《枯井泪》杂剧等，无不呈现出时代的动向。
总体来看，叙写庚子事变的几部小说作品，于大端没有违背史实的记载，对于此一重大事件的呈现也不及描写戊戌政变的小说驳杂、丰富，但是也因为作者关怀现实与世变角度的不同，兼之以艺术技巧的巧拙高低，遂使得作品颇有不同。其中，《救劫传》与《镜中影》以最切近的时空距离观照庚子国变，成书较早，《邻女语》次之，《白话痛史》则迟至宣统元年（1909）问世。时光的流转，带给作品以影响，最为明显的即是对于义和团的看法，由强烈否定、极为反感、爱恨交织到渐趋持平，较少对于义和团的痛诋。无论持何种态度，无不体现出了当时民众对于此一家国劫难的认知与判断，反映了存在于底层社会的生动复杂的观念世界。除却小说作品，李伯元的《庚子国变弹词》（1901—1902），开始动笔写作于事变发展的最后阶段，堪称此一国难的即时记录。作者自言“庚辛（1900—1901）两年大事，摘抉无遗”[8]，自视其书为当世时事的完整记录。纵观全书，此书在涵容史实、描写事变诸方面确然较为齐全，正可与上述作品相比勘。
庚子事变后，国人开始产生更深刻的觉醒，求新求变蔚为时代风气，立宪运动、革命运动也如火如荼地展开，遂造成了晚清革命派文学的风行。当时刊于海外的革命文学，有欧榘甲的《新广东》，陈天华的《猛回头》《警世钟》，吴樾的《暗杀时代》等；其他革命派小说有《痛定痛》（1903）、《亡国恨》（1903）、《瓜分惨祸预言记》（1903）等十数部。而光绪三十一年（1905）又发生了抵制美国华工禁约运动。先是海外华侨不断发表废约言论，稍后国内各个阶层迅即响应，一致抵制美货，要求美国修改苛虐华人的条约禁例。一时反美之集会、演说与传单频传交汇，其抵制规模之大、意志之坚，均是前所未有的。虽然抵制美约运动最终以失败结束，然而昭显了中国民众抗御外侮的志气与决心。 此一风潮对于文学之激荡，仍以诗歌创作为先。早在道光二十七年（1847），张维屏即有反映华工去洋之不幸命运的诗作《金山篇》，至此又有黄遵宪的《逐客篇》。由于闽粤人在美最多，故而以方言写作的诗歌、说唱作品也很多。小说方面，有不题撰人之《苦社会》（1905）、碧荷馆主人之《黄金世界》（1906）、中国凉血人之《拒约奇谈》（1906）等，皆是与工约风潮紧密关联的作品。传奇有南荃居士之《海侨春》一种。此外，报章体文字均很尖锐地持反美态度。这些作品，议论或有偏差处，然而均为血泪文字，意在借此唤醒国人认识列强的真面目，进而凝聚民力，团结对外，具有积极与进步的意义。其中，《拒约奇谈》颇为细致地记叙了抵制中美公约运动的历程，作品题“中国凉血人”作，由作者以“凉血”为笔名，可见他是有意识地对当时一些漠视、破坏运动的人予以讽刺。反美禁约运动最终以失败终止，其间有着复杂的原因。其中参与者的人格高下不一，或者说民族性格中的一些固陋因素也是不可忽略的一个原因。《拒约奇谈》中也有对此方面的思考。作者将抵制运动的名存实亡归为国人的不重公德，这实际上已经是从民族性格的缺陷角度展开思索。
由以上简单的胪列，我们可以看到，在晚清这样一个历史大变局下，一方面，随着历史与社会动向的新变，文学创作亦随之呈现不同的风貌，与历史动向、时代史事紧密纠合在一起；一方面，产生于此一时代大背景下的文学，也是时时环扣着政治社会与时代思潮来铺叙敷演的。故而研读此一时期的文学作品，无异于阅读一部更为鲜活、生动的中国近代史。刘勰在《文心雕龙·时序》篇中论述文章因时而变，有着“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的总结。晚清文学与时代风潮、历史动向的密切关联，可谓对此一总结的鲜明而直接的呈现。
[本文为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项目（NKZXB1253）阶段性成果。]
注释
[1]龚自珍：《乙丙之际著议第七》，《龚定庵全集类编》（卷四），中国书店1991年版。
[2]详见阿英辑：《鸦片战争文学集》，台北广雅出版公司1982年版。
[3]详见阿英辑：《中法战争文学集》，台北广雅出版公司1982年版，总计收入相关诗文、小说、戏文约七十家。
[4]阿英曾言：“写中法战争之小说……单册极难得。余竭数年之力，始得《死中求活》一种，然仍非原本。”见《小说三谈》，“国难小说丛话”，收入《小说闲谈四种》，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2页。
[5]见光绪二十一年（1895）闰五月二十三日《申报》“论台民义愤亦足以震摄远人”一文。
[6]详见阿英辑《庚子事变文学集》（二册，台北广雅出版公司1982年版），除前举诗词专册未收外，共录相关文学作品约百三十家。
[7]《镜中影》一书国内久佚，后经颜廷亮先生辗转由英国博物院复印得此书，并由香港“纪念黄世仲基金会”于2003年出版，方使此作重现国内。
[8]李伯元：《庚子国变弹词·例言》，收入《晚清小说大系》，台北广雅出版公司1984年版，第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