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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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夫养夫”是中国传统社会广泛存在的一种婚俗,通常被视为恶习和陋俗.建国之后,“招夫养夫”基本上不复存在,在新时期,取而代之的是“带夫改嫁”,并被评价为一种高尚的美德.这是由法律规范结构改变引起的人物内部关系重组,继而致使道德评价彻底逆转.法律规范结构的改变直接取决于离婚帮助义务的弱化,在更为基础的意义上,依赖于经济模式、社会分工、生活保障体系的变迁,以及男女平等、一夫一妻、贞操观念的转变.前述因素在三个层次上分别对应着法律的文本规范、社会基础、价值观念,构成了从陋俗到美德嬗变的法理逻辑.在此基础上,“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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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夫养夫”是中国传统社会广泛存在的一种婚俗,通常被视为恶习和陋俗.建国之后,“招夫养夫”基本上不复存在,在新时期,取而代之的是“带夫改嫁”,并被评价为一种高尚的美德.这是由法律规范结构改变引起的人物内部关系重组,继而致使道德评价彻底逆转.法律规范结构的改变直接取决于离婚帮助义务的弱化,在更为基础的意义上,依赖于经济模式、社会分工、生活保障体系的变迁,以及男女平等、一夫一妻、贞操观念的转变.前述因素在三个层次上分别对应着法律的文本规范、社会基础、价值观念,构成了从陋俗到美德嬗变的法理逻辑.在此基础上,“带夫改嫁”就不再是一种生存策略,而得以在合乎法律规定的基础上又高于法律标准,上升至道德境界.我国《民法典》第1090条强化了离婚后的帮助义务,表明新时代的民法典已经开始反思以自由为核心的现代主义婚姻伦理,更加重视婚姻关系所衍生的恩义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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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际仲裁领域,越权无效原则被广泛提及但却多有误解.对越权无效原则的考察,应区分实体与程序两个维度.就实体维度而言,试图精确界定“越权”是徒劳的,是否构成“越权”须根据个案具体分析.为防止个案中对“越权”的恣意判断,应遵循有限性、严格性、客观性的认定标准.在程序方面,由于外部法律体系的差异,不同的仲裁类型在由谁判断“越权”、“越权”有何后果等方面呈现出差异化的发展脉络.商事仲裁解决私法争端,越权裁决须经有权法院审查决定是否予以撤销.投资仲裁处理公法性争端,以拓展当事方异议空间、强化裁决审查机制为改革方向.
欧盟法院为认定“向公众传播行为”而提出的“新公众标准”是误读《伯尔尼公约》和《伯尔尼公约指南》的结果,虽经欧盟法院的限缩性解释,也与国际条约不符.根据“新公众标准”为“深层链接”定性的做法,混淆了对传播权的保护和对技术措施的保护,也混淆了直接侵权与间接侵权的界限.我国不应移植和参考“新公众标准”,而应以相关行为是否产生了新的“传播源”为标准,对各类传播行为做出精准的判断,特别是正确认定提供“深层链接”行为的性质.
依照《民事诉讼法》第67条第1款,不负举证责任的当事人负有协助调查取证的义务.违反该义务,即构成妨碍举证.由于协助调查取证义务相当广泛,既包括诉讼中的提交或协助义务,也包括诉前在预计存在举证必要时形成或保存重要证据手段的义务,因此举证妨碍的适用范围亦相当广泛.然而,我国的举证妨碍规范存在重大疏漏,不仅未将过失或不作为的妨碍形态以及不可移动的证据标的物纳入其中,而且有关举证妨碍后果的规定亦不尽统一.在澄清举证妨碍的规范思想的基础之上进一步探讨第三人协助调查取证义务的适用范围,对于明确妨碍举证与妨害诉讼的关系
无论是倡导从管制型公司法转向自治型公司法,还是借鉴合同正义形塑公司正义,抑或是着力于服务型公司法的打造,均需通过体系化、精细化与正当化的具体程序才能予以有力保障与充分实现.但我国重实体轻程序的传统观念以及对公司法程序规范的定位偏失导致公司法文本存在程序规范简陋粗疏、有实体权利但无对应程序、应有但未有程序等诸多缺陷,并引发内部争议激烈化、公司纠纷外部化和实体权利虚设化之弊端.因此,有必要重塑公司法程序性规范价值,将其定位由反应性、单一型、内部化转向前瞻性、复合型与内外部结合,扩充多元化的程序性规范来源,并从
2021年国际形势深刻演变,单边主义逆流涌动,新冠肺炎疫情继续蔓延,传统热点纷争挥之不去,非传统安全问题进一步显现.在此背景下,全球治理赤字、信任赤字、和平赤字、发展赤字有增无减,世界力量对比加速演变,大国关系深度调整,国际秩序受到严重冲击,国际社会面临诸多跨国性和全球性问题的挑战.
2021年是全球经济经历二战后最大幅度衰退后又快速复苏的一年.随着疫苗研发与接种人数增长以及各级防控加强,新冠肺炎疫情对世界经济的冲击呈减弱态势,各国尤其是主要经济体为应对疫情而推出的财政与货币政策也在不同程度上助推了经济复苏.疫情的不稳定和应对政策产生的一些副作用,再加上疫情前便已存在的各种问题和各主要经济体未来政策调整的方向与力度,共同构成了影响2022年世界经济走势的基本因素.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逆全球化思潮抬头,中美两国关系日趋紧张.中美矛盾在奥巴马政府时期逐渐显露并在特朗普政府时期完全公开化.拜登政府上台后,中美博弈在形式上虽更加“外交化”,但内在矛盾仍在扩大.中美矛盾已成为美国“深层政府”(Deep State)对华固有认知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下,国际格局加速演变.中美世纪博弈正日益展现在世人面前.
技术标准在风险行政中具有重要作用,但对其性质和地位却屡有争议.技术标准在实质上是行政机关的一种专业技术判断,发挥着审查基准的功能,其效力取决于法律的规定方式.制定技术标准固然要遵循科学原则,但也要考虑社会的可接受性等因素.故而,技术标准既有依托于专家理性的专业性,也有价值判断的行政性,属于风险管理的一种手段,应当由风险管理机关去完成制定.技术标准的制定程序既要遵守科学原则的要求,由专家组织从事制定和技术审查工作;同时也要遵守民主原则的要求,广泛听取意见、接受公众监督.正是因为技术标准具有如此属性,其司法审
法律常识是人们拥有并在日常生活中自然运用的具有法律意义的普通而浅显的经验知识、共同而朴素的情感态度和大众化而自明性的基本道理.法律常识既具有日常意义,又具有法治意义,还具有理论意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必须认真而严肃地对待法律常识,真诚而谨慎地运用法律常识.
2021年,世界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安全形势总体稳定,但内部张力持续增加,加之新冠肺炎疫情继续蔓延,国际安全秩序受到考验和冲击,国际安全中不稳定因素增加、不确定风险上升.美国强化对霸权的护持,在努力维系原有同盟体系的同时,开始搭建新的安全架构,导致大国竞争继续升温,也使国际安全合作空间进一步收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