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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2008年9月起,中国新闻界对“三鹿奶粉引发儿童患肾结石”的揭露性报道,以及由此引发出全国各界人士对食品卫生、食品监管的高度重视,给人们留下的印象极为深刻。那些日子里,人们都在关注着新闻工作者对这一事件层层递进的报道。这种景象,已经多年不见。人民群众衷心感谢那些不惧艰险、探求事实真相的优秀记者。而按照新闻界的行业惯例,“首开第一腔”的报道者,其贡献是特别大的。
那么,这个人到底是谁呢?笔者看到,《中国新闻出版报》《新闻记者》杂志、《记者观察》杂志、《今传媒》杂志上都有文章,高度评价了第一个在报道中点出“三鹿奶粉”企业名称的人,他就是上海《东方早报》记者简光洲。有的文章说,“他的一篇报道,揭开了‘三鹿婴幼儿奶粉配方重大安全事故’的黑幕”,“这名记者,这篇报道,创造了质疑性揭丑报道的光辉范例,无疑将载入中国新闻史。”(引自《今传媒》2008年11期)很多新闻界的报刊都这么说,似乎就可以成为定论了。这些文章也被全国多家新闻类的报纸所转载。但是,笔者一直关注着这个事件及对事件的报道,不能同意这种评价。既然已经涉及到中国新闻史了,是否也能容许本人发表意见,让新闻史能够书写得更准确、更客观一些?
第一,创造性的新闻思维最可贵
把婴儿结石与奶粉联系起来,这是最有价值的创造性思维,而这个工作并不是简光洲做的。比如,可以查到的是,武汉的《长江商报》2008年8月28日发表了一篇报道《3个婴儿同一种病,婴儿奶粉是元凶?》(作者胡梦),《兰州晨报》去年9月9日发表《14名婴儿同患“肾结石”》(作者沈丽莉),也将病患归因于某种品牌的奶粉(没点“三鹿”的名),次日这名记者又做了连续报道。也正是《兰州晨报》的这两篇报道上了网,简光洲去年9月10日看了这些报道之后,才引出了他就此写稿的灵感。总之,简光洲不是第一个把结石和奶粉联系起来的记者。
文学创作上有个说法:第一个把女人比做花的是天才,第二个把女人比做花的是庸才,第三个把女人比做花的,就是蠢才了。同样,新闻作品要向社会提供新鲜的事实、新鲜的观点。把婴幼儿结石与奶粉联系起来,这就是有创见的思维,这就是新闻的亮点!《兰州晨报》即使不是第一个提出来的,但肯定早于《东方早报》,更是《东方早报》的报道之源。
第二,点名要有确凿的根据
食品安全,是读者关注度极高的主题。同样是在2008年9月10日这天,笔者也在网上看到了《兰州晨报》的报道,里面提到了某品牌,就在那儿猜想,到底是哪一个牌子?中国奶粉也就那么几个名牌,不是这家,就是那家。人同此心,兰州当地的读者,难道不会打听,不探明究竟,搞清楚到底是哪种品牌吗?饭是要天天吃的,菜是要天天买的,一早上到菜市场,到底哪种奶粉有毒?这就是一个不搞清楚不行的、迫在眉睫的问题!在这种舆论需求的压力之下,这个名肯定是要点的,只是早一天晚一天罢了。当地报纸当然知道是哪一家企业,何时点名,只是整体策划中的具体步骤而已。
而简光洲是根据什么点名的呢?从他的写作体会文章中可以看到,他是在网上看了《兰州晨报》的报道之后,打电话到报道里面提到接诊患病儿童的解放军第一医院,问了一下医生,得知是“三鹿”奶粉,于是就点了名。对于这样一个很复杂的问题,依靠单一的新闻来源,没有通过多种新闻来源互相印证、核对,就发布了新闻,这是相当轻率、相当危险的行为。
第三,没有采访就没有新闻
简光洲去年9月11日在《东方早报》就此事发表了半个版的报道点名“三鹿”,而他是在点名报道发表当天(9月11日)晚上8点,才坐飞机去兰州进行现场采访的!这样的新闻作风,真把人吓出一身冷汗。
笔者现在已经一把年纪,当初刚进新闻界,前辈们教的是“脚板子底下出新闻”,现在新闻界讲的是“三贴近”。对此,不明白,怎么可以在远离新闻事实的地方,看看别人的报道,就写出来一条新闻,然后再受到几乎全国性的赞誉?新闻教科书里有一个经典说法:“采访是弄清事实真相的艰苦战斗。”在远离上海的地方,有的孩子因为喝了有害的奶粉而患了病,有的媒体的记者既没有到现场去,也没有看到一个患病的儿童,却可以写得活灵活现,这是小说家呀,还是记者?如果这种作派可以行得通,中国海军到亚丁湾去打击海盗,我们的记者何必随船远航,进行报道?四川汶川发生了地震,那么多记者何必赶到现场去?世界杯足球赛,全世界那么多记者争着去,还得要特别的证件才能入场,他们在自己的报社里看着电视转播写报道,那该多么省钱省事!可是,那还叫记者吗?
第四,是不是点名了就特别好,不点名就特别不好
笔者所在的城市有四家新闻类报纸,有时候发生了一起治安类事件,四家报纸都去做报道,对涉案人、涉案单位,有的报纸写了名,有的报纸不写名,有的报纸用“某”字代替。不管是各家报社内部,还是社会读者,从来没听说过,写名的就是好报道,不写名的就不是好报道。对于“三鹿”,什么时候点名,这是个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事情。田径跑道上是不允许“抢跑”的,但常有运动员抢了一点儿,裁判员觉得微不足道,不值得叫回来重新跑一次,这个运动员就占了便宜,也许打破了纪录还不一定。但是,如果把这当做经验到处介绍,显然不会引导运动员树立良好的体育作风。新闻行业评功论过,也应同此道理。
第五,对新闻同行是否有适当的尊重
对比一下两篇报道,《兰州晨报》的题目是《14名婴儿同患‘肾结石’》,《东方早报》的题目是《甘肃14婴儿同患肾病,疑因喝‘三鹿奶粉’所致》,这两者高度相似。《兰州晨报》报道的导语是: “去年9月8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医院泌尿科接收了一名来自甘肃岷县的特殊患者,病人是一名只有8个月大的婴儿,可是却患有‘双肾多发性结石’和‘输尿管结石’病症,这是该院自2008年6月28日以来收治的第14名患有相同疾病的不满周岁的婴儿,这14名婴儿有着许多相同点:都来自甘肃农村,均不满周岁,都长期食用某品牌奶粉。”《东方早报》报道的导语是:“2008年9月8日,位于甘肃省兰州市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医院泌尿科又接收了一名8个月大、来自该省岷县的患有‘双肾多发性结石’和‘输尿管结石’病症的婴儿,这是该院三个多月来接收的第14名患有同样疾病病例。”这又高度相似!作者在遥远的上海,却写得像亲眼看见了似的!
显然,《东方早报》发表的是一篇转摘转述类的新闻,或者说是编辑、辑录性质的新闻。最原始、最艰苦的工作,是由《兰州晨报》的记者做的。按照新闻界规范的做法,应该写明转摘转述的来源,并且不能把它当成自己的作品。可是,在《东方早报》半个版的文章里,没有一个字提到消息的原始来源《兰州晨报》,反而在作者位置上,清清楚楚地写上了早报记者的名字!笔者所在的报社,天天晚上都有编辑在接收新华社的稿件,有时也要从网上改写上面的稿件,有时候要把多篇改写,合成为一篇,得费很多脑筋。可是,如果谁把这样的稿件写上自己的名字,报社不把他开除了才怪呢!
最后想说的是,新闻界应当坦坦荡荡地交换意见。简光洲的做法,与笔者所理解新闻从业的理论是不能兼容的。第一,新闻的价值判断,应该是看它是否提供了受众欲知、应知、而未知的信息,“有一种奶粉能引起婴儿得肾结石”,这就是新鲜度、关注度很高的信息,“这种奶粉就是‘三鹿’”,是前一信息顺势引出的补充信息,反而不是那么重要,因为以后视前,中国的好多奶粉都出了问题,不止“三鹿”一家。第二,应当坚持记者到第一线去,记者的天职,应当是搜集第一手信息、并多角度验证信息的可靠性,将其转化成为毋庸置疑、无懈可击的新闻,而不是没有把握、信不信由你的新闻,更不能依赖网络,提供一些新闻二手货。当然,原先笔者也无意批评什么人。但是,如果肯定他的这种做法,为其评功摆好,任其遍地开花,那对今天的新闻界是很危险的。
(作者单位:大连日报社)
那么,这个人到底是谁呢?笔者看到,《中国新闻出版报》《新闻记者》杂志、《记者观察》杂志、《今传媒》杂志上都有文章,高度评价了第一个在报道中点出“三鹿奶粉”企业名称的人,他就是上海《东方早报》记者简光洲。有的文章说,“他的一篇报道,揭开了‘三鹿婴幼儿奶粉配方重大安全事故’的黑幕”,“这名记者,这篇报道,创造了质疑性揭丑报道的光辉范例,无疑将载入中国新闻史。”(引自《今传媒》2008年11期)很多新闻界的报刊都这么说,似乎就可以成为定论了。这些文章也被全国多家新闻类的报纸所转载。但是,笔者一直关注着这个事件及对事件的报道,不能同意这种评价。既然已经涉及到中国新闻史了,是否也能容许本人发表意见,让新闻史能够书写得更准确、更客观一些?
第一,创造性的新闻思维最可贵
把婴儿结石与奶粉联系起来,这是最有价值的创造性思维,而这个工作并不是简光洲做的。比如,可以查到的是,武汉的《长江商报》2008年8月28日发表了一篇报道《3个婴儿同一种病,婴儿奶粉是元凶?》(作者胡梦),《兰州晨报》去年9月9日发表《14名婴儿同患“肾结石”》(作者沈丽莉),也将病患归因于某种品牌的奶粉(没点“三鹿”的名),次日这名记者又做了连续报道。也正是《兰州晨报》的这两篇报道上了网,简光洲去年9月10日看了这些报道之后,才引出了他就此写稿的灵感。总之,简光洲不是第一个把结石和奶粉联系起来的记者。
文学创作上有个说法:第一个把女人比做花的是天才,第二个把女人比做花的是庸才,第三个把女人比做花的,就是蠢才了。同样,新闻作品要向社会提供新鲜的事实、新鲜的观点。把婴幼儿结石与奶粉联系起来,这就是有创见的思维,这就是新闻的亮点!《兰州晨报》即使不是第一个提出来的,但肯定早于《东方早报》,更是《东方早报》的报道之源。
第二,点名要有确凿的根据
食品安全,是读者关注度极高的主题。同样是在2008年9月10日这天,笔者也在网上看到了《兰州晨报》的报道,里面提到了某品牌,就在那儿猜想,到底是哪一个牌子?中国奶粉也就那么几个名牌,不是这家,就是那家。人同此心,兰州当地的读者,难道不会打听,不探明究竟,搞清楚到底是哪种品牌吗?饭是要天天吃的,菜是要天天买的,一早上到菜市场,到底哪种奶粉有毒?这就是一个不搞清楚不行的、迫在眉睫的问题!在这种舆论需求的压力之下,这个名肯定是要点的,只是早一天晚一天罢了。当地报纸当然知道是哪一家企业,何时点名,只是整体策划中的具体步骤而已。
而简光洲是根据什么点名的呢?从他的写作体会文章中可以看到,他是在网上看了《兰州晨报》的报道之后,打电话到报道里面提到接诊患病儿童的解放军第一医院,问了一下医生,得知是“三鹿”奶粉,于是就点了名。对于这样一个很复杂的问题,依靠单一的新闻来源,没有通过多种新闻来源互相印证、核对,就发布了新闻,这是相当轻率、相当危险的行为。
第三,没有采访就没有新闻
简光洲去年9月11日在《东方早报》就此事发表了半个版的报道点名“三鹿”,而他是在点名报道发表当天(9月11日)晚上8点,才坐飞机去兰州进行现场采访的!这样的新闻作风,真把人吓出一身冷汗。
笔者现在已经一把年纪,当初刚进新闻界,前辈们教的是“脚板子底下出新闻”,现在新闻界讲的是“三贴近”。对此,不明白,怎么可以在远离新闻事实的地方,看看别人的报道,就写出来一条新闻,然后再受到几乎全国性的赞誉?新闻教科书里有一个经典说法:“采访是弄清事实真相的艰苦战斗。”在远离上海的地方,有的孩子因为喝了有害的奶粉而患了病,有的媒体的记者既没有到现场去,也没有看到一个患病的儿童,却可以写得活灵活现,这是小说家呀,还是记者?如果这种作派可以行得通,中国海军到亚丁湾去打击海盗,我们的记者何必随船远航,进行报道?四川汶川发生了地震,那么多记者何必赶到现场去?世界杯足球赛,全世界那么多记者争着去,还得要特别的证件才能入场,他们在自己的报社里看着电视转播写报道,那该多么省钱省事!可是,那还叫记者吗?
第四,是不是点名了就特别好,不点名就特别不好
笔者所在的城市有四家新闻类报纸,有时候发生了一起治安类事件,四家报纸都去做报道,对涉案人、涉案单位,有的报纸写了名,有的报纸不写名,有的报纸用“某”字代替。不管是各家报社内部,还是社会读者,从来没听说过,写名的就是好报道,不写名的就不是好报道。对于“三鹿”,什么时候点名,这是个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事情。田径跑道上是不允许“抢跑”的,但常有运动员抢了一点儿,裁判员觉得微不足道,不值得叫回来重新跑一次,这个运动员就占了便宜,也许打破了纪录还不一定。但是,如果把这当做经验到处介绍,显然不会引导运动员树立良好的体育作风。新闻行业评功论过,也应同此道理。
第五,对新闻同行是否有适当的尊重
对比一下两篇报道,《兰州晨报》的题目是《14名婴儿同患‘肾结石’》,《东方早报》的题目是《甘肃14婴儿同患肾病,疑因喝‘三鹿奶粉’所致》,这两者高度相似。《兰州晨报》报道的导语是: “去年9月8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医院泌尿科接收了一名来自甘肃岷县的特殊患者,病人是一名只有8个月大的婴儿,可是却患有‘双肾多发性结石’和‘输尿管结石’病症,这是该院自2008年6月28日以来收治的第14名患有相同疾病的不满周岁的婴儿,这14名婴儿有着许多相同点:都来自甘肃农村,均不满周岁,都长期食用某品牌奶粉。”《东方早报》报道的导语是:“2008年9月8日,位于甘肃省兰州市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医院泌尿科又接收了一名8个月大、来自该省岷县的患有‘双肾多发性结石’和‘输尿管结石’病症的婴儿,这是该院三个多月来接收的第14名患有同样疾病病例。”这又高度相似!作者在遥远的上海,却写得像亲眼看见了似的!
显然,《东方早报》发表的是一篇转摘转述类的新闻,或者说是编辑、辑录性质的新闻。最原始、最艰苦的工作,是由《兰州晨报》的记者做的。按照新闻界规范的做法,应该写明转摘转述的来源,并且不能把它当成自己的作品。可是,在《东方早报》半个版的文章里,没有一个字提到消息的原始来源《兰州晨报》,反而在作者位置上,清清楚楚地写上了早报记者的名字!笔者所在的报社,天天晚上都有编辑在接收新华社的稿件,有时也要从网上改写上面的稿件,有时候要把多篇改写,合成为一篇,得费很多脑筋。可是,如果谁把这样的稿件写上自己的名字,报社不把他开除了才怪呢!
最后想说的是,新闻界应当坦坦荡荡地交换意见。简光洲的做法,与笔者所理解新闻从业的理论是不能兼容的。第一,新闻的价值判断,应该是看它是否提供了受众欲知、应知、而未知的信息,“有一种奶粉能引起婴儿得肾结石”,这就是新鲜度、关注度很高的信息,“这种奶粉就是‘三鹿’”,是前一信息顺势引出的补充信息,反而不是那么重要,因为以后视前,中国的好多奶粉都出了问题,不止“三鹿”一家。第二,应当坚持记者到第一线去,记者的天职,应当是搜集第一手信息、并多角度验证信息的可靠性,将其转化成为毋庸置疑、无懈可击的新闻,而不是没有把握、信不信由你的新闻,更不能依赖网络,提供一些新闻二手货。当然,原先笔者也无意批评什么人。但是,如果肯定他的这种做法,为其评功摆好,任其遍地开花,那对今天的新闻界是很危险的。
(作者单位:大连日报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