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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中国摄影家协会和浙江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共同主办，浙江省摄影家协会、《中国摄影》杂志社、中国美术学院跨媒体学院承办的“TOP20·2017中国当代摄影新锐展”评选于2017年10月24日结束。此次活动共收到509份数字文件的投稿，符合征集规范的投稿501份，其中有40份作品包含了纸质图像。
评委会经过初评和终评两个阶段的斟酌和讨论，最终评出“TOP20·2017中国当代摄影新锐展”入选摄影师20人/组（其中一组作品的作者为摄影师组合），他们是：王磊（《你可以当它是是场梦，但我告诉你的都是真的》）、孙凛（《新生地》）、石勐尧（《我和爷爷》）、李舜（《格物致知》）、李止（《洪谷》）、许力静（《mono》）、杨达（《东时区》）、陈见非（《佛隐》）、陈华（《在长安》）、吴郑鸥（《今天你会不会来》）、周仰（《漫长的告别》）、金向怡（《归来的流亡》）、郭棚（《黑洞》）、赵谦（《边缘及边角料》）、唐晶（《美丽新世界》）、黄乖儿&汪润中（《触》）、曾戈（《致幻》）、裘诚（《sigh》）、廖梓怡（《沉寂的追寻》）、樊丽勇（《傩者》）。本期专题将向读者展呈全部20组入围作品以及评委为之撰写的评语，其中有4组作品曾在本刊刊载过，此次将以部分版面重现的方式予以展示。
“TOP20·2017中国当代摄影新锐展”组委会主任由中国摄影家协会分党组书记、驻会副主席郑更生和浙江省文联党组书记、副主席、书记处常务书记田宇原担任。中国摄影家协会分党组成员、秘书长高琴任评委会主任。评委包括（按姓氏笔划排序）： 评论家、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副教授任悦，评论家、策展人姜纬，《中国摄影》杂志主编晋永权，摄影家、策展人、2011年第一届TOP20获奖者曾翰，艺术家、中国美术学院跨媒体学院院长管怀宾，艺术家、中央美术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缪晓春。浙江省摄影家协会秘书长毛小芳和《中国摄影》杂志副主编李波担任评委会秘书。“理想国”艺术类图书编辑、摄影评论写作者胡昊和青年艺术家黄东黎为特邀观察员，二位也为本期专题各撰写观察报告一篇，对本届新锐展的投稿作品映射的创作现象和评选中的争议话题进行了有启发意义的探讨。
12月8日上午10点，“TOP20·2017中国当代摄影新锐展”在杭州浙江美术馆开幕。与往届“新锐展”由承办方设计、制作和布展不同，此次的展区设计和参展作品的输出制作皆由参展者完成，现场布展也有他们的积极参与，对展览现场效果的重视是这些参展者的共性。浙江省文联党组书记、副主席、书记处常务书记田宇原，浙江省文联党组成员、书记处书记徐晓，中国摄协副主席雍和，浙江省摄协主席吴宗其，中国电力摄影学会副会长蔡建平，中国美术学院跨媒体学院院长管怀宾，《中国摄影》杂志副主编李波等及本届“新锐展”部分入选者与当地观众共同见证了展览启幕。开幕式由浙江省摄影家协会秘书长毛小芳主持。开幕式结束后，参展艺术家通过“在艺live”的直播平台为未到现场的观众作了展览导览，共有8500余人在线实时观看。下午，浙江美术馆报告厅举行了面向公众的讲座及交流活动，包括“TOP20·2017中国当代新锐摄影展”评委与嘉宾讲座，以及围绕作品意识与创造力两个主题展开的青年学者与艺术创作者交流会。 12月9日上午，“新锐展”的入围者与部分评委在浙江美术馆还进行了气氛轻松的讨论会。
不再新的“新銳”话题
从2011举办首届开始，“TOP20·中国当代摄影新锐展”（下简称“新锐展”）至今已是第四届。设置之初，“新锐展”吸引到了彼时已然较为成熟的创作者投稿；六七年已过，曾经入围过的“新锐”作者中的一部分也已成为更为成熟的创作者。王久良、张巍、骆丹、塔可、曾翰、游莉、魏壁、刘张铂泷、孙略、李智、邸晋军、邵文欢、范顺赞、储楚、蔡东东、杜子、冯立、刘思麟等过往三届的入围者的创作实践，都不同程度地参与了中国当代摄影面貌的构建，吸引着其他一些创作者吸收乃至模仿自己的创作理念、手段和价值观，由此生发出涉及面更广的创作现象以及围绕着这些现象的谈论与争辩。
字面意义上看，“曾经新锐”的引导意义和号召力在一定时期内与人们的期待和愿景相一致。人们不愿囿于“新”的时间和主体身份限制，也不希望为“锐”刻意设置坚硬排他的边角，而是希望寻找更多的对于摄影相关实践有着自由创新与探索，对自身和当代世界有着敏锐而独特的观察和思考的创作者。故而，发掘“新锐”的初衷，在于为摄影在当下的发展与扩张寻求更多更扎实的立论依据，而不是反过来，简单地赋予一些异于“常态”的风格以“合法性”，或者为之建立新的山头，为破而破。
时至今日，“新锐”已经不是一个陌生的提法。围绕着它，有推崇和追逐，也多了争辩、质疑乃至批判。一些场合下，如同曾经被研读、推崇的“荷赛”套路一般，“新锐”被狭隘地等同于某些特定的摄影语言，或与“看不懂”“格局小”“故弄玄虚”等反馈绑定在一起。另一方面，涉及“新锐”或当代摄影的比赛与奖项近年来得到的关注度不低，从作者、作品、奖金到评委评语，都能够成为话题和噱头。何伊宁曾在为“色影无忌·2015中国新锐摄影奖”撰写的《从“悬浮”到“落地”—年轻创作者理想中的新锐摄影奖》一文中提到：“从宣布入围摄影师的那一刻起，围绕着作品和奖项所展开的各种讨论便成为线上线下广大网名的谈资。那些鼓励的、赞赏的、轻薄的、挑衅的文字和言语在线上线下纠缠，奖项本身的意义正不断的被弱化，被消费。”如其所言，由入选结果引发的“站队”或者比武般的纠缠，一方面意味着真正有营养、有效果的理性且科学的探讨的缺失—它们才能参与构成相对完善、有参考价值的“发掘-评价”体系。另一方面，这些纠缠的确可以暴露出“新锐”奖项和比赛在筹备和选拔的过程中存在的、有讨论和研究价值的话题。以入围及获奖作品同人们的期待以及奖项本身对“新锐”价值追求目标的距离为出发点，值得思考的问题包括：官方与非官方主办机构评委选择、评选机制、评选标准上的差异以及成因；当下国内摄影行业具备话语权的机构（主办方）和个人（评委）对于新的摄影创作实践迈出多大步伐，远离自我认知范围多远的宽容度；一部分“新锐”作品较为复杂的创作规则、内涵以及特定的呈现空间和形式等信息如何有效地传递给评审者（这也是投稿者自身需要考虑的问题，详见观察员黄东黎的文章《对“新锐展”的二次观看》）；国内“新锐”作品中种种主题、理念和手法与国外流行趋势是否存在“时差”等。 当下的“新锐”选拔，人们看待“新锐”的观点，以及围绕“新锐”的争辩相互交织，共同形成了这个不再新的话题不断更新的生态。我们一方面期待着会有真正令人欣喜、至新至锐的作者和作品在一次次评选中脱颖而出，一方面则需要降低期望值，让一部分目光转而专注于“新锐”的生态以及编织出这些生态的各种问题。本届“新锐展”的收稿情况和评选，也许能够成为这种生态的一份不完全的样本。
“20”内外
较之以往，本届评选没有设推委，希望以此实现更多渠道的自发性的稿源。在评委们齐聚杭州参与正式评选之前，他们各自在符合参评要求的501份数字文件投稿中进行了初选，汇总出205份等待复选的作品。本小节将以这205份作品为范畴，对本届“新锐展”作简要的现象陈述和探讨。
本届评选的特邀观察员之一胡昊在其观察报告《以新锐之名》一文中提醒我们去考虑一个问题：“经历了起初三届的一个权威且稀缺的选拔性摄影展自然能把近几年、乃至近十年间最活跃、最优秀的摄影人汇集起来，但在‘厚积薄发’之后，当它‘消耗’完这个多年来的储备之后又会面临什么样的情形？”尽管“储备”并不会决然出现真空，但从收到的509份稿件以及初选出的205份作品来看，真正更新我们对当下摄影认知的非常少，这也是评委的评选必须要面对的现实状况。
本刊编辑对这205份投稿作品进行了简单的分类，意在为读者展示此次参评作品的概貌。因划分的类别相互之间以及不同类别中的作品之间都可能存在交集，故这些划分仅供参考。第一类是关注“摄影的本体性与相关摄影文化探讨”的作品，可以说这类作品最为直观地响应着探索“新”与“锐”种种可能样态的诉求。这部分的34组投稿作品的话题涵盖了摄影复制性、物质性与时间，摄影多元的生成方式，摄影与文字（书法）、声音（音乐）、绘画、动态影像、电子游戏、数字信息处理技术等媒介和技术的交融与转换，摄影与消费主义、身份认同等议题，摄影与哲学等，最终有4组作品入选。这类作品外的其他几类，更多的表现为我们业已熟悉的创作主题或手法，它们包括“导演摄影与叙事”（14组中有1组最终入选，包括商业性质或人类学式的导演摄影、虚构或半虚构的摄影故事），“空间与历史”（36组中有5组最终入选，这些表现空间图像的作品多以“景观摄影”的形态出现，其创作动机或立足点包括考古学、新闻传播、中国传统文人精神以及更为人熟悉的社会学），“日常：现实和幻想的碎片”（49组中有2组最终入选，这类作品或多或少代表着被一部分观看者狭隘理解着的“新锐”样式），“自我、家庭及亲密关系”（18组中有4组最终入选，这些表现自我与周遭关系的作品中的一部分往往因为其私密的角度而猛烈的影像冲击力而被肤浅、武断地赋予“新锐”之限定），“摄影与行为”（11组中有2组最终入选，摄影图像成为一种行为的结果，或者记录着这些行为，它服从于创作者设置的规则，部分作品不排斥甚至需要他人的参与来共同完成），“现成图像的再创作”（6组中无最终入选）以及“社会纪实影像”（37组中有2组最终入选）。
这些类别的作品分布状况之外，还有三个现象值得一提：一是前几年较为流行的古典工艺创作，在这205份作品中只有不到10组。二是对摄影书的重视，20组入围作品中有6组包含了摄影书的呈现，甚至是以摄影书为作品主体；而40组纸质投稿作品中，摄影书在其中也占了多数。三是包括大部分入围者在内的一部分投稿者，十分重视作品在展览现场的呈现，不再满足于“拍完即止”。这一方面表现在他们的投稿文件夹内，除常规的作品图像外，往往伴有过往参展的现场图或者展览设计图；另一方面，在12月8日开幕的“TOP20·2017中国当代摄影新锐展”中，从设计到最后布展实施，都能见到不同作者积极的介入。
“延续性”是此次“新锐展”评选中不可忽视的现象，主要体现在参评者身份和作品两个层面。就前者而言，205位参评者中的很多人已经在中国当下摄影中青年群体里有了一定的知名度，他们的摄影创作或者相关摄影的其他实践（如外文文献译介、访谈、写作、编辑、策展等）近年来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关注，而这一人群中已有过国内其他当代摄影奖（如三影堂摄影奖、色影无忌·中国新锐摄影奖、侯登科纪实摄影奖等）入围、提名或获奖经历的不占少数，甚至包括国外世界性摄影比赛的获奖者。他们中一部分人的参评作品或已经在国内外其他展览或比赛中得到认可，另一部分则选择将新作投到评选中（这自然也会承担一定的风险，尤其是当评委感受到新旧作之间的落差之后）。
作品层面的“延续性”特征也非常明显，这呼应着前文提到的“新锐”话题早已不新这一现状。国内“曾经新锐”以及国外更早的当代摄影创作思路、主题或者手法被确认为适合“继承”的模板后，对于“新人新作”的期待和评价更多地转变成了对作品“完成度+亮点”的考量。本届评委姜纬在评选现场的一句感慨“我从投稿作品里看到了好多小塔可、小曾翰”，直白地道出了创作层面的“延续性”演变为“模仿”的尴尬。而在评选结束后的公示期间，亦有人依据入围作品与其他作品的某种相似性，拟出了一份“伪TOP20·2017中国当代摄影新銳展”的入围作品。不可否认的是，单就摄影语言（景别、反差、色调、虚实关系等）来看，包括景观摄影（以及与新地形摄影和杜塞尔多夫学派的关联），游走与私密生活中的抓取（可以联系到的关键词有新纪实、森山大道、闪光灯、“私摄影”等），对现成图像的奇异化处理（近年来欧美的流行风潮之一），逻辑和叙事性不强的碎片化图像（详见胡昊的文章《以新锐之名》），还有近几年热度逐渐降低的导演（剧画）式摄影等，都或多或少在许多投稿作品上被再现。更重要的是，以相近手法创作与呈现作品的入围者与“落选者”之间的对比和评价，往往成为此类评选或比赛之后的讨论与争辩的重要一环。这种状况说到底又指回了“新锐展”的初衷和期待—发现那些以自己独特的角度和方式，理解摄影、创作作品的人，这也某种程度应和了评委曾翰的思考：“怎么样把潜力变成实力”。 越过藩篱：“庙堂”与“江湖”
“庙堂”与“江湖”，这一组词汇暗示的对立关系在不同的语境下可作不同的解读，而在国内摄影的语境内，最主要表现于两套不同诉求：宣传与对自我关注的议题挖掘与表达（这两套诉求的差异和关联是个大话题，此处不展开），1970年代中后期至今，它们彼此的关系样态呈现出两条河流平行而进的态势，其间或有支流相互靠近，亦可存在共同的河网，但多数情况下呈二元状态—无论是实践主体，还是方法论层面。
而近些年来，由“江湖”向“庙堂”调水的工程越来越得到重视，越过某些藩篱、为“江湖”和“庙堂”之群体间建立更全面、更深入的沟通机制，亦越渐呈现出迫切性：一方面让“庙堂”看到且真正认识到“新”摄影的价值和意义，另一方面也让更多的“江湖”能者选择并认可这一平台，至少在某些层面消解掉由官方和非官方的差异构建起的围墙。
事实上，越过藩籬并不是毫无尺度的，一些带有官方属性的目的和标准是在讨论“TOP20·中国当代摄影新锐展”时必须要被纳入考虑的，比如：评选既要代表学术和艺术的方向，同时在具体的操作中必须适当把握分寸；通过新锐的评选和展览，旨在更好地为文艺的繁荣出一份力；希望获评的作者在做艺术时一方面坚持群众性，同时不能放弃艺术性……这些标准和规则为每一届的“新锐展”定下基调，也成为某些作品能否最终入围、得到展示和推广的关联因素。
“TOP20·中国当代摄影新锐展”走到今天，一直参与策划和推动这一活动的浙江省摄影家协会秘书长毛小芳深有很多体会。在她看来，这几年中，挑战和困难一直都是并存的。在经历第一届“新锐展”评选后的质疑声以及稍后《南方周末》用四五个版面对新锐展的报道“正名”后，后面几届的“新锐展”得到了越来越多的支持—来自官方层面的信任和帮助，以及在创作者群体中越来越多的关注度。
在浙江省文联党组书记、副主席、书记处常务书记田宇原看来，“TOP20·中国当代摄影新锐展”是浙江省摄影家协会近年来激发区域内摄影创作和评论活力的多项举措的一部分。这一出自官方语境、辐射全国的活动和平台，不仅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和改变着中国摄影的某些现实生态，也让更多的年轻摄影师、分布在各个领域的新摄影群体及其作品进入以摄影家协会为代表的“体制内”的视野。浙江省摄影家协会主席吴宗其对此就颇有感慨：“‘新锐展’吸引了一些体制外的创作者参与，甚至原来从来不参加比赛的人也都来了，这是我们觉得很欣慰的一点。”另一方面，由此引导着各级各类摄影组织开始更多关注当下的摄影新生态—后者正是“新锐展”带来的很直接的效果。一些在官方语境中工作的摄影人，以及一部分曾长时间致力于某种相对传统的摄影美学、摄影范式的实践者，开始尝试接纳、认可那些其经验领域之外的新之种种，并自发地将其转化为自己的实践。从这个角度来看，抱有发掘新人新作希冀的“新锐展”，或多或少对于上述摄影主体是有指引作用的。具体到浙江摄影范畴内，“新锐展”这个平台打开了浙江摄影人的视野，让更多的人看到了摄影发展的多种可能性，也吸引了很多中青年艺术家参与到浙江省摄影家协会的专业活动中来，有效地整合了浙江的专业摄影资源：如中国美术学院之下的摄影系、跨媒体艺术学院、中国摄影文献研究所，浙江传媒学院，浙江摄影出版社等平台和人员，还有在国外留学的青年艺术家，也回到浙江创立、运营着民间和个人的平台。这些资源和平台经与“新锐展”相联动，不断推动着浙江摄影从原来的沙龙审美向今天的多元发展转变。
秉承着鼓励摄影创新的勇气与探索精神的初衷，并不断交合着时代发展的种种现象与问题，同时应对着媒介技术推进所带来的崭新的影像命题，“TOP20·中国当代摄影新锐展”已经成为中国当代摄影的风向标和重要窗口。围绕“TOP20·2017中国当代摄影新锐展”的征稿、评选、展览、讲座和交流，参与活动的局内人和关注它的局外人的体验、评论、建议甚至批判，对于“TOP20·中国当代摄影新锐展”这个平台的继续发展和新一代摄影创作者的成长，都意义非常。2017年的“新锐展”告一段落，但作为一个在新的历史时期文艺生态环境中的长期项目，和中国当代艺术与摄影界的追求锐志和先锋气质的青年文化品牌，“TOP20·中国当代摄影新锐展”在突破自我、引领发展的道路上还有很多工作要做。
策展人、评论家姜纬在2017年12月8日“TOP20·中国当代摄影新锐展”开幕活动的发言中，引用了医学博士讴歌所著小说《九月里的30年》中的一句话：“趁着还年轻，信它一回吧。”以此作结，愿“新锐”之精神，永不衰朽。
（本文插图由何博拍摄）
评委会经过初评和终评两个阶段的斟酌和讨论，最终评出“TOP20·2017中国当代摄影新锐展”入选摄影师20人/组（其中一组作品的作者为摄影师组合），他们是：王磊（《你可以当它是是场梦，但我告诉你的都是真的》）、孙凛（《新生地》）、石勐尧（《我和爷爷》）、李舜（《格物致知》）、李止（《洪谷》）、许力静（《mono》）、杨达（《东时区》）、陈见非（《佛隐》）、陈华（《在长安》）、吴郑鸥（《今天你会不会来》）、周仰（《漫长的告别》）、金向怡（《归来的流亡》）、郭棚（《黑洞》）、赵谦（《边缘及边角料》）、唐晶（《美丽新世界》）、黄乖儿&汪润中（《触》）、曾戈（《致幻》）、裘诚（《sigh》）、廖梓怡（《沉寂的追寻》）、樊丽勇（《傩者》）。本期专题将向读者展呈全部20组入围作品以及评委为之撰写的评语，其中有4组作品曾在本刊刊载过，此次将以部分版面重现的方式予以展示。
“TOP20·2017中国当代摄影新锐展”组委会主任由中国摄影家协会分党组书记、驻会副主席郑更生和浙江省文联党组书记、副主席、书记处常务书记田宇原担任。中国摄影家协会分党组成员、秘书长高琴任评委会主任。评委包括（按姓氏笔划排序）： 评论家、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副教授任悦，评论家、策展人姜纬，《中国摄影》杂志主编晋永权，摄影家、策展人、2011年第一届TOP20获奖者曾翰，艺术家、中国美术学院跨媒体学院院长管怀宾，艺术家、中央美术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缪晓春。浙江省摄影家协会秘书长毛小芳和《中国摄影》杂志副主编李波担任评委会秘书。“理想国”艺术类图书编辑、摄影评论写作者胡昊和青年艺术家黄东黎为特邀观察员，二位也为本期专题各撰写观察报告一篇，对本届新锐展的投稿作品映射的创作现象和评选中的争议话题进行了有启发意义的探讨。
12月8日上午10点，“TOP20·2017中国当代摄影新锐展”在杭州浙江美术馆开幕。与往届“新锐展”由承办方设计、制作和布展不同，此次的展区设计和参展作品的输出制作皆由参展者完成，现场布展也有他们的积极参与，对展览现场效果的重视是这些参展者的共性。浙江省文联党组书记、副主席、书记处常务书记田宇原，浙江省文联党组成员、书记处书记徐晓，中国摄协副主席雍和，浙江省摄协主席吴宗其，中国电力摄影学会副会长蔡建平，中国美术学院跨媒体学院院长管怀宾，《中国摄影》杂志副主编李波等及本届“新锐展”部分入选者与当地观众共同见证了展览启幕。开幕式由浙江省摄影家协会秘书长毛小芳主持。开幕式结束后，参展艺术家通过“在艺live”的直播平台为未到现场的观众作了展览导览，共有8500余人在线实时观看。下午，浙江美术馆报告厅举行了面向公众的讲座及交流活动，包括“TOP20·2017中国当代新锐摄影展”评委与嘉宾讲座，以及围绕作品意识与创造力两个主题展开的青年学者与艺术创作者交流会。 12月9日上午，“新锐展”的入围者与部分评委在浙江美术馆还进行了气氛轻松的讨论会。
不再新的“新銳”话题
从2011举办首届开始，“TOP20·中国当代摄影新锐展”（下简称“新锐展”）至今已是第四届。设置之初，“新锐展”吸引到了彼时已然较为成熟的创作者投稿；六七年已过，曾经入围过的“新锐”作者中的一部分也已成为更为成熟的创作者。王久良、张巍、骆丹、塔可、曾翰、游莉、魏壁、刘张铂泷、孙略、李智、邸晋军、邵文欢、范顺赞、储楚、蔡东东、杜子、冯立、刘思麟等过往三届的入围者的创作实践，都不同程度地参与了中国当代摄影面貌的构建，吸引着其他一些创作者吸收乃至模仿自己的创作理念、手段和价值观，由此生发出涉及面更广的创作现象以及围绕着这些现象的谈论与争辩。
字面意义上看，“曾经新锐”的引导意义和号召力在一定时期内与人们的期待和愿景相一致。人们不愿囿于“新”的时间和主体身份限制，也不希望为“锐”刻意设置坚硬排他的边角，而是希望寻找更多的对于摄影相关实践有着自由创新与探索，对自身和当代世界有着敏锐而独特的观察和思考的创作者。故而，发掘“新锐”的初衷，在于为摄影在当下的发展与扩张寻求更多更扎实的立论依据，而不是反过来，简单地赋予一些异于“常态”的风格以“合法性”，或者为之建立新的山头，为破而破。
时至今日，“新锐”已经不是一个陌生的提法。围绕着它，有推崇和追逐，也多了争辩、质疑乃至批判。一些场合下，如同曾经被研读、推崇的“荷赛”套路一般，“新锐”被狭隘地等同于某些特定的摄影语言，或与“看不懂”“格局小”“故弄玄虚”等反馈绑定在一起。另一方面，涉及“新锐”或当代摄影的比赛与奖项近年来得到的关注度不低，从作者、作品、奖金到评委评语，都能够成为话题和噱头。何伊宁曾在为“色影无忌·2015中国新锐摄影奖”撰写的《从“悬浮”到“落地”—年轻创作者理想中的新锐摄影奖》一文中提到：“从宣布入围摄影师的那一刻起，围绕着作品和奖项所展开的各种讨论便成为线上线下广大网名的谈资。那些鼓励的、赞赏的、轻薄的、挑衅的文字和言语在线上线下纠缠，奖项本身的意义正不断的被弱化，被消费。”如其所言，由入选结果引发的“站队”或者比武般的纠缠，一方面意味着真正有营养、有效果的理性且科学的探讨的缺失—它们才能参与构成相对完善、有参考价值的“发掘-评价”体系。另一方面，这些纠缠的确可以暴露出“新锐”奖项和比赛在筹备和选拔的过程中存在的、有讨论和研究价值的话题。以入围及获奖作品同人们的期待以及奖项本身对“新锐”价值追求目标的距离为出发点，值得思考的问题包括：官方与非官方主办机构评委选择、评选机制、评选标准上的差异以及成因；当下国内摄影行业具备话语权的机构（主办方）和个人（评委）对于新的摄影创作实践迈出多大步伐，远离自我认知范围多远的宽容度；一部分“新锐”作品较为复杂的创作规则、内涵以及特定的呈现空间和形式等信息如何有效地传递给评审者（这也是投稿者自身需要考虑的问题，详见观察员黄东黎的文章《对“新锐展”的二次观看》）；国内“新锐”作品中种种主题、理念和手法与国外流行趋势是否存在“时差”等。 当下的“新锐”选拔，人们看待“新锐”的观点，以及围绕“新锐”的争辩相互交织，共同形成了这个不再新的话题不断更新的生态。我们一方面期待着会有真正令人欣喜、至新至锐的作者和作品在一次次评选中脱颖而出，一方面则需要降低期望值，让一部分目光转而专注于“新锐”的生态以及编织出这些生态的各种问题。本届“新锐展”的收稿情况和评选，也许能够成为这种生态的一份不完全的样本。
“20”内外
较之以往，本届评选没有设推委，希望以此实现更多渠道的自发性的稿源。在评委们齐聚杭州参与正式评选之前，他们各自在符合参评要求的501份数字文件投稿中进行了初选，汇总出205份等待复选的作品。本小节将以这205份作品为范畴，对本届“新锐展”作简要的现象陈述和探讨。
本届评选的特邀观察员之一胡昊在其观察报告《以新锐之名》一文中提醒我们去考虑一个问题：“经历了起初三届的一个权威且稀缺的选拔性摄影展自然能把近几年、乃至近十年间最活跃、最优秀的摄影人汇集起来，但在‘厚积薄发’之后，当它‘消耗’完这个多年来的储备之后又会面临什么样的情形？”尽管“储备”并不会决然出现真空，但从收到的509份稿件以及初选出的205份作品来看，真正更新我们对当下摄影认知的非常少，这也是评委的评选必须要面对的现实状况。
本刊编辑对这205份投稿作品进行了简单的分类，意在为读者展示此次参评作品的概貌。因划分的类别相互之间以及不同类别中的作品之间都可能存在交集，故这些划分仅供参考。第一类是关注“摄影的本体性与相关摄影文化探讨”的作品，可以说这类作品最为直观地响应着探索“新”与“锐”种种可能样态的诉求。这部分的34组投稿作品的话题涵盖了摄影复制性、物质性与时间，摄影多元的生成方式，摄影与文字（书法）、声音（音乐）、绘画、动态影像、电子游戏、数字信息处理技术等媒介和技术的交融与转换，摄影与消费主义、身份认同等议题，摄影与哲学等，最终有4组作品入选。这类作品外的其他几类，更多的表现为我们业已熟悉的创作主题或手法，它们包括“导演摄影与叙事”（14组中有1组最终入选，包括商业性质或人类学式的导演摄影、虚构或半虚构的摄影故事），“空间与历史”（36组中有5组最终入选，这些表现空间图像的作品多以“景观摄影”的形态出现，其创作动机或立足点包括考古学、新闻传播、中国传统文人精神以及更为人熟悉的社会学），“日常：现实和幻想的碎片”（49组中有2组最终入选，这类作品或多或少代表着被一部分观看者狭隘理解着的“新锐”样式），“自我、家庭及亲密关系”（18组中有4组最终入选，这些表现自我与周遭关系的作品中的一部分往往因为其私密的角度而猛烈的影像冲击力而被肤浅、武断地赋予“新锐”之限定），“摄影与行为”（11组中有2组最终入选，摄影图像成为一种行为的结果，或者记录着这些行为，它服从于创作者设置的规则，部分作品不排斥甚至需要他人的参与来共同完成），“现成图像的再创作”（6组中无最终入选）以及“社会纪实影像”（37组中有2组最终入选）。
这些类别的作品分布状况之外，还有三个现象值得一提：一是前几年较为流行的古典工艺创作，在这205份作品中只有不到10组。二是对摄影书的重视，20组入围作品中有6组包含了摄影书的呈现，甚至是以摄影书为作品主体；而40组纸质投稿作品中，摄影书在其中也占了多数。三是包括大部分入围者在内的一部分投稿者，十分重视作品在展览现场的呈现，不再满足于“拍完即止”。这一方面表现在他们的投稿文件夹内，除常规的作品图像外，往往伴有过往参展的现场图或者展览设计图；另一方面，在12月8日开幕的“TOP20·2017中国当代摄影新锐展”中，从设计到最后布展实施，都能见到不同作者积极的介入。
“延续性”是此次“新锐展”评选中不可忽视的现象，主要体现在参评者身份和作品两个层面。就前者而言，205位参评者中的很多人已经在中国当下摄影中青年群体里有了一定的知名度，他们的摄影创作或者相关摄影的其他实践（如外文文献译介、访谈、写作、编辑、策展等）近年来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关注，而这一人群中已有过国内其他当代摄影奖（如三影堂摄影奖、色影无忌·中国新锐摄影奖、侯登科纪实摄影奖等）入围、提名或获奖经历的不占少数，甚至包括国外世界性摄影比赛的获奖者。他们中一部分人的参评作品或已经在国内外其他展览或比赛中得到认可，另一部分则选择将新作投到评选中（这自然也会承担一定的风险，尤其是当评委感受到新旧作之间的落差之后）。
作品层面的“延续性”特征也非常明显，这呼应着前文提到的“新锐”话题早已不新这一现状。国内“曾经新锐”以及国外更早的当代摄影创作思路、主题或者手法被确认为适合“继承”的模板后，对于“新人新作”的期待和评价更多地转变成了对作品“完成度+亮点”的考量。本届评委姜纬在评选现场的一句感慨“我从投稿作品里看到了好多小塔可、小曾翰”，直白地道出了创作层面的“延续性”演变为“模仿”的尴尬。而在评选结束后的公示期间，亦有人依据入围作品与其他作品的某种相似性，拟出了一份“伪TOP20·2017中国当代摄影新銳展”的入围作品。不可否认的是，单就摄影语言（景别、反差、色调、虚实关系等）来看，包括景观摄影（以及与新地形摄影和杜塞尔多夫学派的关联），游走与私密生活中的抓取（可以联系到的关键词有新纪实、森山大道、闪光灯、“私摄影”等），对现成图像的奇异化处理（近年来欧美的流行风潮之一），逻辑和叙事性不强的碎片化图像（详见胡昊的文章《以新锐之名》），还有近几年热度逐渐降低的导演（剧画）式摄影等，都或多或少在许多投稿作品上被再现。更重要的是，以相近手法创作与呈现作品的入围者与“落选者”之间的对比和评价，往往成为此类评选或比赛之后的讨论与争辩的重要一环。这种状况说到底又指回了“新锐展”的初衷和期待—发现那些以自己独特的角度和方式，理解摄影、创作作品的人，这也某种程度应和了评委曾翰的思考：“怎么样把潜力变成实力”。 越过藩篱：“庙堂”与“江湖”
“庙堂”与“江湖”，这一组词汇暗示的对立关系在不同的语境下可作不同的解读，而在国内摄影的语境内，最主要表现于两套不同诉求：宣传与对自我关注的议题挖掘与表达（这两套诉求的差异和关联是个大话题，此处不展开），1970年代中后期至今，它们彼此的关系样态呈现出两条河流平行而进的态势，其间或有支流相互靠近，亦可存在共同的河网，但多数情况下呈二元状态—无论是实践主体，还是方法论层面。
而近些年来，由“江湖”向“庙堂”调水的工程越来越得到重视，越过某些藩篱、为“江湖”和“庙堂”之群体间建立更全面、更深入的沟通机制，亦越渐呈现出迫切性：一方面让“庙堂”看到且真正认识到“新”摄影的价值和意义，另一方面也让更多的“江湖”能者选择并认可这一平台，至少在某些层面消解掉由官方和非官方的差异构建起的围墙。
事实上，越过藩籬并不是毫无尺度的，一些带有官方属性的目的和标准是在讨论“TOP20·中国当代摄影新锐展”时必须要被纳入考虑的，比如：评选既要代表学术和艺术的方向，同时在具体的操作中必须适当把握分寸；通过新锐的评选和展览，旨在更好地为文艺的繁荣出一份力；希望获评的作者在做艺术时一方面坚持群众性，同时不能放弃艺术性……这些标准和规则为每一届的“新锐展”定下基调，也成为某些作品能否最终入围、得到展示和推广的关联因素。
“TOP20·中国当代摄影新锐展”走到今天，一直参与策划和推动这一活动的浙江省摄影家协会秘书长毛小芳深有很多体会。在她看来，这几年中，挑战和困难一直都是并存的。在经历第一届“新锐展”评选后的质疑声以及稍后《南方周末》用四五个版面对新锐展的报道“正名”后，后面几届的“新锐展”得到了越来越多的支持—来自官方层面的信任和帮助，以及在创作者群体中越来越多的关注度。
在浙江省文联党组书记、副主席、书记处常务书记田宇原看来，“TOP20·中国当代摄影新锐展”是浙江省摄影家协会近年来激发区域内摄影创作和评论活力的多项举措的一部分。这一出自官方语境、辐射全国的活动和平台，不仅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和改变着中国摄影的某些现实生态，也让更多的年轻摄影师、分布在各个领域的新摄影群体及其作品进入以摄影家协会为代表的“体制内”的视野。浙江省摄影家协会主席吴宗其对此就颇有感慨：“‘新锐展’吸引了一些体制外的创作者参与，甚至原来从来不参加比赛的人也都来了，这是我们觉得很欣慰的一点。”另一方面，由此引导着各级各类摄影组织开始更多关注当下的摄影新生态—后者正是“新锐展”带来的很直接的效果。一些在官方语境中工作的摄影人，以及一部分曾长时间致力于某种相对传统的摄影美学、摄影范式的实践者，开始尝试接纳、认可那些其经验领域之外的新之种种，并自发地将其转化为自己的实践。从这个角度来看，抱有发掘新人新作希冀的“新锐展”，或多或少对于上述摄影主体是有指引作用的。具体到浙江摄影范畴内，“新锐展”这个平台打开了浙江摄影人的视野，让更多的人看到了摄影发展的多种可能性，也吸引了很多中青年艺术家参与到浙江省摄影家协会的专业活动中来，有效地整合了浙江的专业摄影资源：如中国美术学院之下的摄影系、跨媒体艺术学院、中国摄影文献研究所，浙江传媒学院，浙江摄影出版社等平台和人员，还有在国外留学的青年艺术家，也回到浙江创立、运营着民间和个人的平台。这些资源和平台经与“新锐展”相联动，不断推动着浙江摄影从原来的沙龙审美向今天的多元发展转变。
秉承着鼓励摄影创新的勇气与探索精神的初衷，并不断交合着时代发展的种种现象与问题，同时应对着媒介技术推进所带来的崭新的影像命题，“TOP20·中国当代摄影新锐展”已经成为中国当代摄影的风向标和重要窗口。围绕“TOP20·2017中国当代摄影新锐展”的征稿、评选、展览、讲座和交流，参与活动的局内人和关注它的局外人的体验、评论、建议甚至批判，对于“TOP20·中国当代摄影新锐展”这个平台的继续发展和新一代摄影创作者的成长，都意义非常。2017年的“新锐展”告一段落，但作为一个在新的历史时期文艺生态环境中的长期项目，和中国当代艺术与摄影界的追求锐志和先锋气质的青年文化品牌，“TOP20·中国当代摄影新锐展”在突破自我、引领发展的道路上还有很多工作要做。
策展人、评论家姜纬在2017年12月8日“TOP20·中国当代摄影新锐展”开幕活动的发言中，引用了医学博士讴歌所著小说《九月里的30年》中的一句话：“趁着还年轻，信它一回吧。”以此作结，愿“新锐”之精神，永不衰朽。
（本文插图由何博拍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