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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和现代性有什么关系？现代战争起自何时？不少历史学家常常以军事及武器装备的科技化和工业化划分现代战争史。由此发展出一种技术决定论的历史观，仿佛现代战争的出现仅仅是将现代工业和科学技术引入武器生产后的必然结果。战争的胜败甚至可以成为敌对双方现代化与否的明证。在欧美学界，直到近年来，才有一些学者试图从政治决策、大众动员、民族主义情绪等角度人手，探讨战争形式从十九世纪后期至二十世纪两次大战的历史演变。剑桥大学近期出版的由弗斯特与纳格勒合编的文集《通向全民战争之路：美国独立战争与德国统一战争，1861—1871》就是一例。此书的主题选取已经表明，现代历史上战争不是新式军事工业如化学武器及核武器的生产所能完全解释的，相反，“全民战争”(total war)的政治决策起了相当大的作用。文集收有德国历史研究院两三年前主办的同主题学术会议的全部论文。《泰晤士副刊》第4908号(一九九八年六月十九日)刊登了普法战争专家霍华德(Michael Howard)的书评，进一步肯定了编者与作者们探讨战争史的角度。
文集着眼于通过对美国南北战争和德国统一战争的比较，探讨“全民战争”这一战争形式在现代历史上的形成及其后果。所谓“全民战争”是指动员普通民众参与或以普通民众为打击对象的战争，与之相对的是“有限战争”(limitedWar)，指的是只由正规军参战，而不卷入民事机构和普通民众的战争。现代史上的“全民战争”之所以引起关注，多少与对世界大战和法西斯主义的历史反思有一定关系。正如作者之一费尔曼指出的，以民事机构和人民为打击对象的战争古已有之，并不是现代技术发展的必然结果。十七世纪欧洲的宗教“三十年战争”，就战争范围、大众动员程度和杀伤人数而言都十足称得上是“全民参战”的、以人民为对象的战争。这不啻提出了一个问题，即号称与宗教相对立的种种“现代”政治体系和价值观为何非但没有阻止全民战争，反而使其随着现代军事武器的使用变得更加普遍？什么能够像过去的宗教狂热一样有力地发动现代全民战争？大约就是在这类问题背景上，美国南北战争究竟算不算“全民战争”的问题引起了争议。
那些认为南北战争是一场“非全民战争”的作者强调，‘‘全民战争”是二十世纪初形成的概念，是二十世纪军事技术和战争策略的体现，与南北战争毫无关联。比如尼利认为，南北战争显然不可同“全民战争”混为一谈，因为林肯的出发点并不是摧毁南方政权，也不曾动员全部人力物力为战争服务。有些北方军事将领确实曾经威胁毁灭南方社会经济，却并不意味着毫无分寸地屠杀人民。但是这种说法遭到另一些学者针锋相对的反驳。哈戈美指出，南北战争是“历史上第一场现代全民战争”，因为政治家和军事将领首次合作，组织起美国北方工业化社会的所有人力物力，用以摧毁另一个社会的物质资源和社会政治系统。另一位作者麦克弗森以统计数字证明，南北战争给南方社会带来了空前的浩劫。南方在战争中死去六十二万人，在南方人口中所占的百分比高于一次世界大战中任何国家的战争死亡率，仅次于二战战争死亡率的最高地域(伏尔加河和莱因河之间的地带)。麦克弗森还指出，林肯领导下的美国北方将领虽然没有对南方人民实行肉体消灭，但却明确宣称，摧毁南方人生存意志精神同消灭其正规军同样重要：“将敌方的人民置于贫困和悲惨会比杀伤敌军更快导致对方的屈服。”
书评人霍华德认为，即使南北战争有别于那些以民众为消灭对象的二十世纪战争，但这场战争中的北方一端实际上发展出后来全民战争的许多特征，比如有组织有计划地动员大众参战，调动其情感因素等。他引用文集的另两位作者布鲁丹和贝林格的研究，证明这些活动使“解放”成为最有力的战争道义动员口号。这两位作者分别考察了南北双方在爱国主义战争宣传动员方面的特点。布鲁丹的研究指出，林肯自觉运用一切手段宣传“解放”，不仅旨在获得北方人力物力上的支持，而且旨在以建立美国民族国家的新政治基础。贝林格的研究表明，南方也有爱国主义，而且强烈到为抵御北方军而决一死战的地步。但相比之下，南方爱国主义只限于保护地方家园，南方政府决定打这场战争的目的很简单：生存。很快林肯及其幕僚便意识到，若不彻底摧毁南方的物质资源和生存环境以击毁其人民的生存意志，这场战争就难以获胜。书评人指出，北方没有做的只是将南方人看作同印地安人一样可以整体消灭的异己族类。
至于德国(普鲁士)，其通向“全民战争”之路与南北战争略有不同。民族主义宣传最初在德国统一战争中只扮演了相当边缘的角色，因为对丹麦和奥地利的战争都是速决战。但自从普法战争起，速决战的黄金时代就宣告结束。尽管法国正规军已全部被普鲁士军消灭，法国人却不承认战败。德国首脑中意见分歧，俾斯麦认为拒绝战败的只是盘踞巴黎的一小撮革命党，只要把巴黎炸平，不愁法国政府不投降；军事将领墨尔克却看出蕴藏在整个法国民族之内的愤恨不平，从而认为对法国实行军事管制必将导致连续不断的游击战争，唯一的解决办法似乎就是采纳美国南北战争将领舍尔丹的建议，向法国人民开战。不过，德国未及发起这场以法国人民为对象的战争，原因是法国人民很快投票议和，唯恐失去大革命后刚刚建立的内部秩序稳定。但是，书评人指出，与美国南北战争有一比的是法国政府对巴黎公社之战。普法战争平定半年之后，法国首相举兵进攻巴黎，以消灭普鲁士军队未及消灭的“闹事者”和“和平秩序危害者”。这一仗屠杀了十二万人，是不折不扣的“以人民为对象的”战争。
究竟什么因素使得“全民战争”在现代历史上取得了合法性，乃至成为两次世界大战的主要战争形式？书评人霍华德最终指出，使“全民战争”成为不归之途的是现代民主制国家的建立。在十九世纪六十年代，美国、德国和法国通过内战建立民主制的民族国家之过程本身就是“全民参与”的，同时又是“以人民为对象的”战争。霍华德没有对民族国家与民主制国家之间的历史重叠作进一步的理论阐述。但民族国家与民主国家之间的这种历史重叠性也许正是战争史研究的独特贡献。
文集着眼于通过对美国南北战争和德国统一战争的比较，探讨“全民战争”这一战争形式在现代历史上的形成及其后果。所谓“全民战争”是指动员普通民众参与或以普通民众为打击对象的战争，与之相对的是“有限战争”(limitedWar)，指的是只由正规军参战，而不卷入民事机构和普通民众的战争。现代史上的“全民战争”之所以引起关注，多少与对世界大战和法西斯主义的历史反思有一定关系。正如作者之一费尔曼指出的，以民事机构和人民为打击对象的战争古已有之，并不是现代技术发展的必然结果。十七世纪欧洲的宗教“三十年战争”，就战争范围、大众动员程度和杀伤人数而言都十足称得上是“全民参战”的、以人民为对象的战争。这不啻提出了一个问题，即号称与宗教相对立的种种“现代”政治体系和价值观为何非但没有阻止全民战争，反而使其随着现代军事武器的使用变得更加普遍？什么能够像过去的宗教狂热一样有力地发动现代全民战争？大约就是在这类问题背景上，美国南北战争究竟算不算“全民战争”的问题引起了争议。
那些认为南北战争是一场“非全民战争”的作者强调，‘‘全民战争”是二十世纪初形成的概念，是二十世纪军事技术和战争策略的体现，与南北战争毫无关联。比如尼利认为，南北战争显然不可同“全民战争”混为一谈，因为林肯的出发点并不是摧毁南方政权，也不曾动员全部人力物力为战争服务。有些北方军事将领确实曾经威胁毁灭南方社会经济，却并不意味着毫无分寸地屠杀人民。但是这种说法遭到另一些学者针锋相对的反驳。哈戈美指出，南北战争是“历史上第一场现代全民战争”，因为政治家和军事将领首次合作，组织起美国北方工业化社会的所有人力物力，用以摧毁另一个社会的物质资源和社会政治系统。另一位作者麦克弗森以统计数字证明，南北战争给南方社会带来了空前的浩劫。南方在战争中死去六十二万人，在南方人口中所占的百分比高于一次世界大战中任何国家的战争死亡率，仅次于二战战争死亡率的最高地域(伏尔加河和莱因河之间的地带)。麦克弗森还指出，林肯领导下的美国北方将领虽然没有对南方人民实行肉体消灭，但却明确宣称，摧毁南方人生存意志精神同消灭其正规军同样重要：“将敌方的人民置于贫困和悲惨会比杀伤敌军更快导致对方的屈服。”
书评人霍华德认为，即使南北战争有别于那些以民众为消灭对象的二十世纪战争，但这场战争中的北方一端实际上发展出后来全民战争的许多特征，比如有组织有计划地动员大众参战，调动其情感因素等。他引用文集的另两位作者布鲁丹和贝林格的研究，证明这些活动使“解放”成为最有力的战争道义动员口号。这两位作者分别考察了南北双方在爱国主义战争宣传动员方面的特点。布鲁丹的研究指出，林肯自觉运用一切手段宣传“解放”，不仅旨在获得北方人力物力上的支持，而且旨在以建立美国民族国家的新政治基础。贝林格的研究表明，南方也有爱国主义，而且强烈到为抵御北方军而决一死战的地步。但相比之下，南方爱国主义只限于保护地方家园，南方政府决定打这场战争的目的很简单：生存。很快林肯及其幕僚便意识到，若不彻底摧毁南方的物质资源和生存环境以击毁其人民的生存意志，这场战争就难以获胜。书评人指出，北方没有做的只是将南方人看作同印地安人一样可以整体消灭的异己族类。
至于德国(普鲁士)，其通向“全民战争”之路与南北战争略有不同。民族主义宣传最初在德国统一战争中只扮演了相当边缘的角色，因为对丹麦和奥地利的战争都是速决战。但自从普法战争起，速决战的黄金时代就宣告结束。尽管法国正规军已全部被普鲁士军消灭，法国人却不承认战败。德国首脑中意见分歧，俾斯麦认为拒绝战败的只是盘踞巴黎的一小撮革命党，只要把巴黎炸平，不愁法国政府不投降；军事将领墨尔克却看出蕴藏在整个法国民族之内的愤恨不平，从而认为对法国实行军事管制必将导致连续不断的游击战争，唯一的解决办法似乎就是采纳美国南北战争将领舍尔丹的建议，向法国人民开战。不过，德国未及发起这场以法国人民为对象的战争，原因是法国人民很快投票议和，唯恐失去大革命后刚刚建立的内部秩序稳定。但是，书评人指出，与美国南北战争有一比的是法国政府对巴黎公社之战。普法战争平定半年之后，法国首相举兵进攻巴黎，以消灭普鲁士军队未及消灭的“闹事者”和“和平秩序危害者”。这一仗屠杀了十二万人，是不折不扣的“以人民为对象的”战争。
究竟什么因素使得“全民战争”在现代历史上取得了合法性，乃至成为两次世界大战的主要战争形式？书评人霍华德最终指出，使“全民战争”成为不归之途的是现代民主制国家的建立。在十九世纪六十年代，美国、德国和法国通过内战建立民主制的民族国家之过程本身就是“全民参与”的，同时又是“以人民为对象的”战争。霍华德没有对民族国家与民主制国家之间的历史重叠作进一步的理论阐述。但民族国家与民主国家之间的这种历史重叠性也许正是战争史研究的独特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