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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子相逢不相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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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要从一份电报说起。在那个年代,缓事发信,急事发报。而发电报,一般又都是家有告急,或突发灾难。因为电报上每发一字,需要五分钱或是六分钱,这五分、六分,能换几个鸡蛋。所以,世界上最简洁的文字是电报,最令人不安的文字,也是电报。
树叶偶尔打着旋地落下来,在清晨的阳光中颤抖着。落叶不是绿色,更多的叶子,是绿色,绿得明亮而纯洁,它们密密麻麻地攀爬在树枝头,成了一片光亮,像燃烧在金属上的大火,迸发着无边的火花,浓缩着夏日的精华。地面上的斑驳光影随着迎风摆动的树枝在跳动,像是有意识地爱抚着路面。我是踩着这婆娑树影,见到了吴建忠,一个已经退休5 年的公路养护技术员。
我见吴建忠时,尚不知道他的老父亲也是一个养路工。
这要从一份电报说起。在那个年代,缓事发信,急事发报。而发电报,一般又都是家有告急,或突发灾难。因为电报上每发一字,需要五分钱或是六分钱,这五分、六分,能换几个鸡蛋。所以,世界上最简洁的文字是电报,最令人不安的文字,也是电报。吴建忠10岁时,家里收到公路养护段上发的一份电报,只有几个字,他记不清那几个字,但却知道是父亲受伤住院了。父亲受伤,吴建忠不但没有难过,反而格外开心,因为母亲叫他一道出远门,这足以让他兴奋不已。
那是3月的天气,母亲带着他(大儿子),先是坐公共汽车,从西宁赶到格尔木,又从格尔木到了西藏基地职工医院。到了医院,父亲的伤已经处理好了,只是拄着拐杖。这时,他才知道父亲的伤究竟是怎么一回事。“父亲当时负责放骆驼,道班上差不多有20峰骆驼。那天,我父亲没有去吃晚饭,天已经黑透了,道班上的工友就问,老吴怎么还没回来,说着就去河边找人。果然在河边发现动静,远远看一团模糊,工友以为是狼,但还是壮着胆子喊人去了,到河边一看竟然是老吴。我父亲连饿带冻,人早已不能动弹。”工友们有的去捡柴点火烤人,有的跑去拿担架,吴延祥幸运地被救了。
人醒之后,大家才知道,是骆驼啃了他。“骆驼可能是发情,也可能是犯病,突然用身子压住我父亲,还用嘴巴啃人,我父亲用鞭子抽它,骆驼动也不动,把人胃里的食物都压了出来。”直到所有的骆驼伙伴都走了,这个欺人太甚的骆驼才起身走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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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延祥捡回一条命。妻儿前来探望,不知他是怀着怎样的心情等待着。由于家里孩子多、家务杂,脱不开身,来看父亲是收到电报一个月以后的事。但无论怎样,因着父亲受伤,吴建忠有了第一次远行的机会,这次他是游客,参观地点是青藏公路。
亲人被骆驼咬,丝毫不影响吴建忠迷恋上骆驼。父亲早上拉着刮路机去刮路,吴建忠就坐在刮路机上。骆驼是刮路机的主力,坐在刮路机上的吴建忠发现了骆驼的好玩之处。“当时路面宽是7米,所以刮路机分两趟走,去时刮一面是3米5,返回时刮另一面也是3米5。一个道班管养公路是10公里,骆驼负责的区域也划分得很明确,我发现骆驼很聪明,它一到分界点就自动掉头,多一步都不肯往前迈,跟人一样。”吴建忠就这样喜欢上了骆驼,他观察骆驼,骑骆驼,研究骆驼,父亲的伤被他远远抛在脑后。
在那次远行中,吴建忠记得很多细节。那时候已经有了热炕,有凤凰牌自行车,工人们会骑车子去修路,铁锹、十字镐都绑在车后座上面,路上很颠。人在路上,感觉像是坐船,这是多年冻土的结果。离道班不远处,有个单位,晚上会放电影,父亲曾蹬自行车带他去看过两次,他安稳地坐在父亲的自行车后座上,一点也不介意颠簸,还会主动跟父亲聊上几句。这是少有的父子温馨时刻,在此之前,父亲长年不在身边,吴建忠总感受不到父爱,自然也跟父亲难以亲近。但这次,因为骆驼,父子得以相聚。这一聚,聚出感情了。临走的时候,吴建忠说他舍不得,道班上虽然条件很差,但他还能骑骆驼。他到底惦记的还是骆驼,说骆驼骑上去很安全,因为有驼峰,跑得也不快。他甚至记得,骆驼吃不上草的时候,会吃青盐。他说骆驼吃青盐时嘴巴一开一合,样子很好看,他到底是个不懂事的孩子。第一次远行来到道班,明明是探望受伤的父亲,但他所有的关注点都在骆驼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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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吴建忠来说,父亲长年是缺席的,缺到他一度认为父亲多余。父亲3年休一次假,除去来回路程,在家也就待十几天。回来时,孩子和父亲互相不认识。“说实话,我们感情并不好,我对他不亲,只亲母亲。但我知道,没有父亲是不行的,因为上学交的学费都是他寄的,这我知道。”吴建忠就这么带着对父亲的偏见和不满,任性调皮地成长着。他说起父亲时的语气,传递出一个可能他自己都没有意识到的信息:要是我能挣钱交学费,这父亲真就没啥必要存在了。
父亲3年一次的休假也是难以保证的,这加剧了吴建忠对父亲的不满。当时公路上经常会有大会战,运输关键物资,公路需要抢修得更勤,工人们会更忙更累,休假也自然受影响。“我是自己到了公路上工作,才体会到父亲的艰辛。白天就是不干活,毡靴也有汗,晚上睡觉,到了早上鞋子粘在地上。何况那个时候和现在还不一样,全靠人力畜力修路。”但小时候的吴建忠,无法理解父亲。他习惯了父亲的缺席,却也怨着父亲的缺席,当然也渴望着父亲的在场。 渴望父亲在场,是吴建忠不愿承认,却又不得不承认的事实。有一次,母亲早早喊他起床,说电报发了好几天,算日子,父亲应该今天就要到。母亲派他去车站看看。吴建忠也就去了车站,老老实实等着、寻着。一直等到中午,也不见父亲的踪影。他气冲冲地跑回去跟妈妈抱怨,责怪妈妈估算时间不准,也咒骂父亲回来没有个准头。就在他满腹牢骚着,突然发现一个男人正在家里洗脸,等那男人转身,他看见那人脸上的尘土与水混合着、流淌着,心里明白原来父亲已经到家了。父亲等不急擦脸,就急急地望向儿子,他也不确定眼前的这个男孩是不是儿子,望一会,就望向妻子。女主人这时才反应过来,指着丈夫,告诉儿子,说这是答答,你快叫。“我叫不出来,很尴尬。我没认出他,他也没认出我。”多年后,吴建忠回忆着父亲,还是带着一丝丝幽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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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子对面相逢不相识那年,吴建忠11岁,也正是慢慢到了叛逆的年纪。父亲回来,带了他很稀罕的牛奶糖,还带了他没见过叫不出名字的东西,那东西“类似牛角”,是黑色,皮一剥开,里面是白色,吃起来像土豆。“父亲带回来的东西,给我吃,我就吃。但我对父亲很不礼貌,人家稀罕我,我却跑,不亲近他。”小小年纪的吴建忠,心里跟明镜一样,知道父亲是故意拿吃的讨好他,故意找各种机会亲近他,只是“东西我吃,但怎么也不叫答答”。某种意义上讲,他这么做,好像是惩罚父亲,是用一种自己能掌控的惩罚手段警告父亲。当他选择用别别扭扭的方式跟父亲相处时,父亲的假期倏尔要结束了。
直到父亲真的要走时,吴建忠才敢承认自己对父亲的依恋和不舍。“一起生活了10多天,慢慢有了感情,他要走,去粮食局问车。那个时候返回道班,也都是搭顺风车,有没有车全看运气。我主动跟着父亲一起去问,路上就想,要是没车就好了,这样父亲就能多待几天。结果一问,说是第二天正好有车要出发。” 吴建忠当时难掩失望和无助,他甚至有些懊恼,懊恼自己不懂事,责怪自己不知道珍惜。父亲还是要走。也就任由父亲走了。也就任由刚刚热起来的情感再次冷下去,“我父亲是旧社会过来的,吃过苦,在公路上甘愿奉献一生。”养路是父亲的要紧事,比守在儿子身边重要,小小的吴建忠心里明白。
人在路上,路在心上
“人在路上,路在心上”,是青藏公路局的座右铭。“我父亲长年在路上巡路,这是人在路上;有一次他从路上下来,他突然在公交站那倒地,口吐白沫,昏迷不醒,我吓得脑子一片空白,站在一旁话都说不出来。好在医院就在附近,他醒来第一件事,还是牵挂路,哪里有病害,他就想着赶紧汇报,这就是路在心上。”
吴延祥,1933年生。1955年,22岁的他从青海大通县城关镇(公社)出发,当时一起的有好几十人,很多人受不了苦,跑掉了。吴延祥没跑,对于一个4岁丧母,7岁丧父的孤儿,他早已没什么选择权。吴延祥的工资是一个月30块。工作地点是纳赤台和五道梁之间的不冻泉。当时是土路,需要用“扁担和麻袋挑土”,是搓板路,每一个车队经过,刚修好的路,很快就碾成搓衣板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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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8年冬,吴延祥专门请假一个月,回老家结婚。未婚妻的照片是早就见过的,回家之后,第一件事就是送给女方两件衣服,然后就去领证。婚礼算不上婚礼,就是家人一起吃顿饭,婚房倒也算是新房,是临时搭起来的一间土坯房。新娘叫刘爱英,结婚时刚小学毕业(那时候人读书晚),婚后不到20天,丈夫就重返道班,妻子留在老家,继续读初中。刘爱英说,她读初中时,一直坚持给老公写信,但不会多写,因为老公写不好字,从来不回信。我问,她信里都写什么。她说,就是家长里短,不会写别的。刘爱英初中毕业了,也没能见到丈夫,她继续读了中专,结果只上了半年,就辍学了,因为那个中专学校突然就撤掉了,学生突然不再上学了。
1963年,刘爱英远离故土,奔向丈夫了。刘爱英来到纳赤台,因为不是公路上的职工,所以不能吃食堂,因而在家起火,倒是和丈夫小团圆了。吴建忠是这年出生在格尔木西藏基地职工医院。因为有文化,刘爱英在道班上做财务,但1965年,女儿出生,事业被耽误,她就带着2岁的吴建忠和1岁的女儿,回到老家,在生产队干活,靠着丈夫微薄的工资,养育儿女。“她一个人带6个小孩,从不抱怨,那就是生活。”吴建忠小的时候,总不明白母亲为什么从不抱怨。
直到1976年,户口批下来,吴延祥才欣喜地跑回家,将妻儿全都接到纳赤台养护段。给养路工批户口,是对职工家属的一份福利,因为户口批下来,职工家属就有供应粮吃。一家人团聚在道班上,吴建忠刚好13岁,上4四年级,因为有父母在身边,吴建忠的成绩竟然慢慢变好。玩得也很尽兴。放学后,与道班上其他伙伴一起鉆进地窖,地窖里储存的萝卜,很多已经被风干,他们就拿萝卜干打仗。星期天,道班上的孩子会去捡柴,但在路上若有拉粮食的货
车经过,偶尔会掉花生米,苞谷,他们会捡到一些。“老司机车抛锚了,会来道班讨水,甚至把车拉到道班,让养护工人看车,他们再去求助。他们会把自己车上的蔬菜和其他东西分一些给工人,那时候人跟人很友好和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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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3年,吴建忠考上中专。那年20岁,考的是内蒙路桥专业。“当时父亲在纳赤台大棚种菜,工友去道喜,说你儿子考上大学了。父亲不相信我能考上,因为我一直调皮捣蛋。”道班上领导特批,吴延祥下到格尔木,送儿子上学,“亲戚们送了线衣、线裤,有的给20块钱,我父亲很开心。”吴延祥跟妻子一起为儿子打点行装,铺盖、床单、衣服、鞋子、袜子,吴建忠出发当天,穿戴一新。那时候火车只通货车,客车没通。吴延祥是坐单位买菜的车,到兰州,然后再转车去学校。当时,驾驶员的女儿和他考了同一所学校,一起搭车的共有4人,2个女孩坐驾驶室,吴建忠和另外一个男生坐在车篷里。3年后,他成了真正的青藏公路人。
“我1986年开始工作,分到雁石坪段上当技术员。”吴建忠工作的前一年,吴延祥正准备退休。组织安排吴延祥去疗养,坐飞机去的东北,也去过北戴河,“坐过飞机,是父亲最骄傲的事。他一辈子总在念叨,去过内地,坐过飞机,知足了。”退休之后,吴延祥买了几只羊,放羊时,看着羊吃草,打发难得的安逸日子。可安逸的日子短,吴延祥是被胃癌带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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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刘爱英满院繁花的小院里,我问她,丈夫是怎样的人。“他一辈子没有一个朋友,一下班就回家干家务。我一辈子没有收到过他一个礼物,他一辈子就只知道干活。有时候我做梦,梦见原来的他,还是不说话,就那样看着你笑。”
“我父亲的腿被骆驼啃,上边的疤痕还在,我看得清清楚楚。”吴建忠看着办公室大大的玻璃窗格,窗户被阳光填满,“我父亲不认字,我是大专,我儿子是本科。”吴建忠就这样慨叹着,我感觉到了他语气里的那种努力。“我能见见您儿子吗?”我问。
我是在吴建忠家里,见到他儿子吴永结的。吴永结戴着眼镜,很高,也帅,礼貌地斜坐在我的对面。他是1998年的,土木工程专业,刚参加工作一周,也是青藏公路人。“你是自己喜欢这个专业,还是因为父亲?”吴永结低头,认真地想了想:“主要是因为自己的兴趣,这是我最熟悉的领域,周围的人,都是公路上的人。其中也有爸爸的影响。”
从进门的那一刻起,我就发现了吴永结的细心、贴心。我问他,你父亲的缺点是什么?吴永结先是一怔,后是落落大方地笑了。“他幼稚得很。”回答很出乎意料,“有一次,我妈问我老家是哪里的,我说是青海湟中(妈妈老家)的,因为户口本上是这样写的。然后父亲就生气了,哼的一声后,一整天没理我。我父亲是青海大通的,为这件事,他就记小仇。幼稚得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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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吴永结的童年时光,父亲也是缺席的,他早早懂事,跟父亲长年不在身边有很大关系。“小学的时候,很少见爸爸,对他没啥印象。”照顾大人的感受,不给大人添麻烦是他一直努力的事。甚至有些时候,是大人不对,他也能以自己的方式迁就着。有一次,父亲喝酒回来,没看见儿子,以为儿子去上网了,一气之下就冲到房间,把正在酣睡的吴永结揪了起来,揍了一顿。“我当时就蒙了,他喝醉了。第二天,他就默默地给我泡茶。他这人就是这样,不会直接承认错误。那茶我要是喝了,他就很开心,借此机会故意搭话,问好不好喝呀之类的。我要是不喝,他也不会主动跟我说话。幼稚。”
吴建忠是幸运的,在父亲那缺失的爱,在儿子这里找补了。“人在路上,路在心上”,是青藏公路局的座右铭。“我父亲长年在路上巡路,这是人在路上;有一次他从路上下来,我们一家出去吃饭,他突然在公交站那倒地,口吐白沫,昏迷不醒,我吓得脑子一片空白,站在一旁话都说不出来。好在医院就在附近,他醒来第一件事,还是牵挂路,哪里有病害,他就想着赶紧汇报,这就是路在心上。”我想,吴永结是真的被父親影响了。
这种影响,随着年岁增长,逐渐加深。初三那年,吴永结跟父亲一起去巡路。是开车从格尔木到拉萨,有专门的司机。“车经过,父亲发现病害,就下车记桩号,父亲还查看公路养护的问题,一路上分析着。”那次巡路,让吴永结风光了一把。他回到学校,学着爸爸的口气,跟同学显摆,说走了青藏公路,哪儿哪儿有哪些病害,很是专业,同学们刮目相看。那次巡路是7月,一路上拍照,到了拉萨,吴永结就被父亲丢在办事处,等办完事,就带着儿子回来了。吴永结说,他不知道自己算不算到过拉萨,因为一次也没出去转过。
“我爸爸的口头禅是,我在单位很受尊敬,你要给我争气。我也很努力,可就是脑子不进东西。我看他去开家长会,被老师指鼻子骂,看他点头哈腰,心里也气自己。”气归气,懂事归懂事,吴永结的成绩还是一如既往差着。直到高三时,一切才稍有改变,“我爸爸快退休了,在做工程,压力很大,睡觉都睡不踏实,翻来覆去,家里的气氛不对。”吴永结被这种气氛压抑着,他心疼父亲,想让父亲放松,想给父亲争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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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永结做到了。考上大学(金陵科技学院)的时候,父亲果然就很放松。“但我刚大二,他又开始担心我找不到工作。每天早上7点,准时给儿子发鸡汤文,一般是,年轻人你为什么不努力。我朋友圈有时候发东西,是故意发给父亲看的,比如得奖、受表扬。但非正常时间出去玩,是一定要屏蔽父亲的。我就是怕他担心我。”理由充分。这也是他跟父亲学的,“他也瞒着我,有一次,他去巡路,在悬崖边翻车,回到家也是闭口不谈,大概是两三个月后,碰到了司机,才知道实况。”
我眼前的这个男孩,是格尔木西藏基地第三代青藏公路人。他还很年轻,却已经开始了护路人经验的积累。2017年7月,他实习的工作就是公路监理,要拿仪器在施工现场,测量是否有偏差。每天早上6点起床,回来之后就整理资料,记录数据,下午继续测,晚上仍旧是录数据,每天至少要忙到晚上11点多钟。“但施工方更辛苦,我去时,他们已经开始工作,钢架桥的器材要吊装,监理走的时候,施工方还在工作。雨季的时候,桥有时候被冲垮,我还会客串交通员,指挥交通。因为路偏,等交警来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我有时候也会临时充当交警。”
采访结束,夜不浅了。出了小区,格尔木主干道上的树枝还在摇晃,树叶后面映着天空,这让我莫名感动。这个夏天,这股凉爽的风,让我钦佩这片大地上,有这么一家逐“路”高原的父父子子。
青藏公路是每一个参与其中的人一生中的最高体验。我向这样的人致敬。所谓伟大,就是这样平凡的坚守和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