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７０周年。广大红军战士在长征中表现的那种信赖中国共产党，坚定地跟着中国共产党干革命，不怕流血牺牲，不怕任何艰难险阻，一往无前的奋斗精神，惊天地泣鬼神，过去是、现在是、将来也永远是我们夺取革命和建设事业胜利的强大精神武器。
　　本文作者杨步金是位参加过长征的老红军，１９５５年被授予大校军衔，离休前任华北军区后勤油料部部长。本文发排时，惊闻他于８月３日在北京逝世，我们深表哀悼。
　　——编者
　　
　　我是瑞金市武阳镇杨屋前人。１９３２年我１８岁，参加了中国工农红军。１９３４年１０月，中央红军离开中央苏区进行长征时，我在红九军团三师九团团部当通讯员。红三师的前身是著名的“瑞金模范师”，师里有很多瑞金人。
　　长征路上，我经历了三次生死考验，令我终生难忘，每当想起，就百感交集。
　　
　　强渡湘江宁死不掉队
　　
　　中央红军长征开始后，一路血战，连续突破了国民党军的三道封锁线。蒋介石急忙调兵遣将，集中３０万兵力，分五路对红军前堵后追、左右夹击，并在湘江以东布设了第四道封锁线，妄图将红军围歼在这一地区。中革军委命令红军各部队必须尽快渡过湘江，突破敌人的封锁。我们九军团奉命担任军委纵队的左翼，边打边向湘江迂回前进。部队每天打仗、行军，经常吃不上饭、睡不了觉，指战员都极度疲劳，掉队的越来越多，伤病员也无法收容。
　　１１月２８日，我所在的九团经牯牛岭激战后，撤出战场又开始急行军。黑夜里我脚上穿的草鞋掉了，只好光着脚在崎岖不平和布满荆棘的山路上奔走，脚底板很快就打起了几个大血泡。我忍着钻心的疼痛，咬紧牙关紧跟部队前进，还是渐渐地掉了队。当时我心里十分着急，头脑里只有一个念头：无论如何必须追上部队。我拄着从路边捡来的一根棍子，沿着路标一瘸一拐地追赶，终于在第三天部队宿营时追上了团部。
　　１２月１日，九军团接到命令，要在当天晚上１１时渡过湘江。命令到达时已是下午５点钟，我们距离指定渡口还有９０多里路。大家连晚饭都没有顾得上吃，立即集合出发。团政委走过我身旁时拍着我的肩膀说：“小鬼，今天晚上可要咬紧牙关跟上队伍，过了湘江，情况就会好了。”团参谋长见我行走实在困难，二话不说就夺过我的马枪背在他身上。我穿上战友送来的草鞋，忍着阵阵疼痛跟着急行军。部队在午夜前赶到了渡口，但架设浮桥已经来不及了，因为敌人也提前从后面穷追了上来。危急中，军团首长命令部队分成十几路纵队，由各团首长带头涉水过江。大家把衣服和枪支弹药顶在头上，跳进齐腰的江水中，三个人一组手拉手前进。泡在冰冷的江水中，我觉得皮肤先是针扎似的痛，很快身体就变得麻木起来。大家互相鼓励着、搀扶着，总算淌过了江。部队登上对岸，没有休整又继续前进。我的脚被江水冻泡后更加疼痛，迈步越来越艰难，渐渐地我又一次落在队伍后面。
　　
　　第二天拂晓前，总算摸到了一个小镇子上。已经几天没有吃过一顿饱饭了。我又饿又累，加上脚伤，终于支持不住昏倒在路旁。不知过了多久，朦胧中见到一家店铺门前坐着一位大概是等人的老大爷，我挣扎着上前问道：“老大爷，有吃的东西卖吗？”“有！”老大爷热情地把我让进屋里，搬了凳子让我坐下，又要他的闺女给我端来热腾腾的洗脸水。不一会儿，他的老伴就把饭菜端上来，有豆腐、青菜和辣椒。我边吃边和老大爷拉起家常，得知他姓高，以卖豆腐为生，家里只有老两口和一个１６岁的闺女。他问我：“红军同志，我看你拄着棍子走路，到底得了什么病呀？”我告诉他是行军时脚底打了血泡。他马上扳起我的脚来看，不由得惊叫：“哎哟！这么大的三个血泡！”接着喊他的闺女再端来一大木盆热水，帮我把脚洗干净，仔细检查了一番说：“孩子，不好，这几个血泡已经化脓，得抓紧治才行。”不待我回答，高大爷就把我的脚放在他坐的板凳上，找来一块细瓷碗的碎片，把血泡划开。顿时，一股散发恶臭气味的乌黑的脓血涌了出来，一直流到凳子上。高大爷猫下腰，抱起我的脚，把嘴凑向我的脚板。我慌得连忙把脚往回缩，说：“老大爷，这怎么行？”高大爷说：“把脓血吸干净才能好得快。”他坚持用嘴使劲地吸了一口又一口，直到把脓血吸净。当时我不知说什么好，感动得眼泪忍不住一个劲儿往下流，就是自己的亲生父母也未必能这样做啊！吸净脓血后，高大爷又把几滴灯油滴到手心，轻轻地揉搓我的伤口；又叫他的闺女找来一块新布，把我的脚包扎好。老大爷的土办法还真灵，很快我的脚就不那么胀痛了。
　　伤口处理好了，我要抓紧时间追赶部队去，便起身向高大爷告别。高大爷一把拉住我说：“你的脚伤成这个样子，怎么能走远路？还是留在我家多休息几天吧。”我说：“大爷，这不行，敌人马上就追来了，我得赶快走。”高大爷坚持留我，说是国民党来了也不怕，可以把我藏起来，还说就是赶不上队伍也没关系，我可以留在他家，他把闺女许配给我。我一听这话就急了，心想干革命哪能这样经不起考验，半途而废？我毫不犹豫地说：“高大爷，你们一家对我的恩情，我一辈子也忘不了。可是我不能离开红军队伍，我必须赶部队去。”说着，我掏出身上的四个银毫子塞给高大爷，高大爷红着脸说什么也不肯收。我把银毫子往桌上一放，嘴里不住道谢，便匆匆出了门。就这样，我赶呀赶，赶了三天，终于又追上了部队，找到了团部。战友们见到我回来都十分高兴，团首长拍着我的肩膀说：“我们知道你一定会跟上来的！”
　　
　　猫场突围虎口脱险
　　
　　遵义会议后，中革军委命令九军团留在黔西北，与敌人周旋，迷惑和牵制敌人。九军团在老木孔、瓢儿井连续打了两个胜仗，武器和弹药得到了补充，士气非常高涨。１９３５年４月１３日，中革军委电令九军团迅速南下，伺机占领水城、盘县，以牵制和拖延敌人对我主力部队发动的进攻。我们经过连续急行军，于１６日到达贵州省织金县东南的猫场，当晚在镇子附近宿营。
　　猫场是坐落在一条峡谷中的一个小镇，镇旁有条小河，水深流急，难以徒涉。镇子周围全是高山，尤其是在我们行军方向向前１５里一个叫“梯子崖”的地方，山陡路窄，地势十分险要，当地人叫它“鸡飞崖”。我们没有料到当晚黔军的一个师在当地反动民团的配合下，紧紧地尾追过来，占领了镇子四周的山头，并且连夜构筑了工事。我们担任后卫的八团团长因麻痹大意，对警戒分队发现山头有可疑情况的报告既没有采取措施，也没有及时向军团部报告，导致部队遭受了敌人的突袭。
　　
　　第二天拂晓，敌人分几路直接向军团司令部冲杀过来。军团机关来不及集合，只好在直属分队的掩护下仓促撤退。七团和九团听到激烈的枪声，迅速集合部队强占有利地形。我们刚刚掩护军团机关冲出敌人的包围圈，敌人又从后面和两侧猛扑过来。经过一次次反冲锋、肉搏战，我们终于撕开一条血路。当时我是九团团部的通讯班副班长。我们班在拼杀中被敌人冲散了，眼看一股敌人又从四面包围过来，我向大家大喊一声“赶快分散突围”，就不顾一切向前冲去。谁知刚冲出不远，便发现一个几丈深的悬崖横在前面。这时我听见背后敌人追杀的喊声越来越近，就果断地抓住一棵树的树枝跳下崖去。我的脚刚落地，又发现离我十几步的地方有两个敌人用枪口对准我大喊：“老总，缴枪吧！”意外的遭遇使我猛然一惊，但马上镇静下来：哪有红军战士向反动派缴枪的道理？于是我突然把背包用力甩向敌人，同时弯腰飞快地沿着一侧山沟猛跑。子弹嗖嗖地从我身边擦过，耳旁还夹杂着“别让他跑了，抓活的”的狂叫声。我左冲右突，跑了好长一段路，终于摆脱了敌人的追击，从虎口中脱险了。
　　经过９个多小时的激战，军团教导队抢占了梯子崖要隘，各团相互交替掩护撤出战场，脱离了险境。这是九军团独立行动以来所遭受的最大的一次损失，共伤亡４００余人，好几名团级干部负伤，我也经历了一次生死考验。此后两个月，我就由共青团员转为共产党员，跟党革命到底的决心和信心也更坚定了。
　　
　　山城堡战斗死而复生
　　
　　１９３６年１１月，红军三个方面军在陕北胜利会师后，在环城县的山城堡打了一个大胜仗，歼灭了胡宗南主力部队的一个师。当时，我在九军团第三师九团三连担任一排排长。在追击败逃的敌人时，我的左肩中弹，从四五丈高的悬崖上跌落下去，腰椎骨摔断了，满身是血，当即昏死过去，战友们都以为我已经光荣牺牲了。
　　不知过了多久，我渐渐苏醒过来，肩膀伤口和腰部剧烈的疼痛使我忍不住大声呻吟起来。打扫战场的战友们听到我的呼叫声，发现我还活着，赶忙找来了一些绑腿和绳子，拴上一只大箩筐，放下悬崖，把我救了上来，又用担架把我抬到附近的一个窑洞里进行抢救。当时红军的医疗设备和药品都很缺乏，连止痛药都没有。医生给我做了临时紧急处理后，叫人拆下窑洞的一块门板，把我仰放在上面，并一再嘱咐护理我的卫生员，千万不能让我翻动，要保持仰卧，否则腰椎错了位就会终生残废。
　　战斗结束的第二天，罗炳辉军团长由军团卫生部长张汝光陪同来看望受伤的指战员。朦胧中我隐约听到张部长向罗军团长汇报说：“杨步金同志伤势非常严重，这次恐怕不一定能活得过来。”“我真的不行了吗？”醒来后，我的脑子里一个劲地翻滚着这个问题。我想到长征中倒下的那么多的战友，想到家乡苦盼着我的亲人们，想到长征胜利后革命就要有新的发展；我还要打日本鬼子，还要解放全中国，我不能死，也不会死。就这样，凭着苦难中摔打出来的身体和革命毅力，我竟奇迹般地活了过来。
　　我今年９１岁，旧事重提，最想说的一句话是：革命胜利，真的来之不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