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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年5月16日，汪曾祺辞世。二十年过去了，很多读者依然深深地怀念他。他是中国当代作家、散文家、戏剧家，被誉为抒情的人道主义者、中国最后一个纯粹的文人、中国最后一个士大夫。
汪曾祺的文章充溢着“中国味儿”，他以个人化的细小琐屑的题材，使“日常生活审美化”。正因为他对传统文化的挚爱，因而在创作上追求回到现实主义，用近乎虔敬的态度来抒写民族的传统美德，最终写成了脍炙人口的《受戒》和《大淖记事》。汪曾祺的一生，犹如他的作品，没有大起大落，更多的是细水长流，随遇而安。正如沈从文所言，汪曾祺是“大器晚成，宠辱不惊”。
“多年父子成兄弟”
“我们家是比较随便的，而他也认为自己算不上有什么大成就，也不好在我们面前太狂妄，所以他对自己的评价说的不太多，顶多在聊天的时候提一提。在我们家说话真的挺随便，其实我父亲说话经常会受到我们的攻击和批判，这时他就会说‘你们要对我态度好一点哦，我以后可是要进文学史的人’。”
汪曾祺的长子汪朗回忆说，他常常直呼之为“老头儿”：老头儿在家里最大的特点就是平等，每天为家人买菜做饭，从不把工作中的情绪带回家里。父亲在家时话经常会受到他们的“攻击”，每次话不投机，父亲就会自顾自跑到自己的小书房里“运气”，过一会儿再出来，家里的气氛非常随意。
1980年代初，汪曾祺正在创作小说《受戒》。那个时候家里也没啥地方可以让他专门写作，大房间里全是床，小房间里倒是有一张桌子。到了晚上孩子们谁也不准吵他，一吵他就发脾气，当他心里有东西的时候，他还是想迫不及待地表现出来的，就好像母鸡憋蛋没窝，他的大女儿总说他又要下什么坏蛋，后来他自己也接受了这个说法，向大家开玩笑说：“别闹、别闹，我要下蛋了。”
这种平等，沿袭自汪曾祺的父亲。汪曾祺十几岁就学会了抽烟喝酒，父亲喝酒，往往给汪曾祺也倒上一杯，抽烟一次抽出两根，儿子一根老子一根，老子还给儿子先点上火。汪曾祺17岁初恋，在家里写情书，父亲在旁边跟着瞎出主意。“他人或以为怪，父亲说，‘我们是多年父子成兄弟。’”
微评论：父母之间最好的相处模式是什么？汪曾祺一家人给出了我们一个很好的答案。有爱平等，互相包容，多点尊重，哪里还会有当下那么多的“代沟”问题呢？
素材运用关键词：亲情；家庭轶事；亲子相处
“我的老师沈从文”
汪曾祺在西南联大就读于中文系，在校时他并不用功，自由散漫，常常逃课去逛翠湖，但是阅读极广，颇富文名。作为沈从文的嫡传弟子，汪曾祺文风受沈先生影响极大。青年时期，汪曾祺也很喜欢抖机灵的写作方式。某次写了篇小说，主人公的对话十分精彩，格外精心设计过，但是沈从文却批评他：“你这不是人在讲话，是两个聪明脑袋在打架。”
汪曾祺曾经写过不少怀念沈先生的文章，尤其记到一个细节，他常常从沈先生那里借书看，有一次，在书的某页，看到沈先生题了一笔：某月某日，见一个大胖女人过桥，心里很难过。这条笔记让汪曾祺揣摩良久：这是个什么大胖女人，为什么沈先生看见了大胖女人会很难过呢？这一师一徒徒劳心事，均折射出某种悲天悯人的人道主义。
汪曾祺1944年自西南联大毕业后先在昆明的一所中学教书。两年后，他辗转来到上海。然而，抗战胜利之后的上海，民生凋敝，物价飞涨，找份稳定的工作谈何容易，在屡屡碰壁后，陷入困境的汪曾祺甚至想到了自杀，最后唯有写信向远在北京的恩师沈从文诉苦，结果沈从文回信罕见地把汪曾祺大骂一通，最后说：“为了一时的困难，就这样哭哭啼啼的，甚至想到要自杀，真是没出息！你手里有一支笔，怕什么？！”沈从文的回信自然让人想起他初到北京在标点符号都不会用的情况下凭一支笔打天下的往事，那才是真正的困顿，然而沈从文凭着湘西人骨子里不认输的那份执着，终于用笔打出了一个天下，他要他的爱徒也拥有这份执着，唯有以骂的方式才可让年轻的汪曾祺醒悟——骂归骂，爱徒心切的沈从文也动用各种关系帮助汪曾祺，最后通过好友李健吾终于给汪曾祺在民办的致远中学找到一份教国文的工作。
微评论：对于汪曾祺来说，沈从文亦师亦友。骄傲时给予提醒，灰心时给予鼓舞，有难时施予援手，遇到这样的老师，是缘分，更是福分。
素材运用关键词：我的老师；教育；细节
“我的性格
就不是一个抗争的人”
汪曾祺曾在随笔中写道：“我当了一回右派，真是三生有幸。要不然我这一生就更加平淡了。”
1958年，因为系统内“右派”指标不够，汪曾祺“补课”成为右派，被下放到张家口沙岭子的农科所接受劳动改造。一开始，他被分派去起猪圈、刨冻粪，后来相对固定在果园上班，最常干的活儿是给果树喷波尔多液。
1979年，汪曾祺终于获得平反。有人问他：这么些年你是怎么过来的？汪老回答：随遇而安。对于他过去所受的苦他经常一笔带过，他更愿意发掘生活细微之处的转变和人性的善良。他那个时候其实很惨，每天要扛着一百八十斤的麻袋走跳板，他那时已经快四十岁了，冬天还要到公共厕所刨粪，他回来还要给别人绘声绘色地描述，好像没什么大不了的樣子。不控诉、不置恶语，哀而不伤，怨而不怒。同时代人中，在杨绛先生写的《干校六记》里，也可以看到相似的修为。他其实写过不少反思“文革”的小说，但都是淡淡的，不露痕迹，有一种温和含讽的笑意。他行文中有大恸，但都藏在淡然悠远的白描背后，比如《天鹅之死》和《黄油烙饼》。
汪曾祺的家庭和顺，即使在文化大革命的风雨飘摇中，家庭成员之间也并未隔阂反目。汪曾祺被打成右派，很长时间不能见到孩子，回家后，子女跟他依然很亲。母亲有时出于爱护子女前途，策略性的让孩子跟爸爸“划清界限”，孩子就反过来揭穿妈妈：“那你怎么还给爸爸打酒喝？”
微评论：文如其人，能写出淡然文章的作家，肯定是一位从容的人。这不是任何写作技巧所能赋予的，这是一个作家天性中的良善，做不得假。用情至深，而鲜少形于辞色，汪曾祺的动人，亦在此处。
素材运用关键词：困境与抗争；心境平和；性格
“生活是很好玩儿的”
有人让他用一句话概括他自己，他想了想，说，“我大概是一个中国式的抒情的人道主义者。”
在上海时，他为自己租来的房子起了个非常雅致的名字——“听水斋”。“听水斋”位于教学楼后面暗无天日的底层里，在那里，他听得到“隔壁人家楼上随时会把用过的水从高空泼在天井里，哗啦一声，惊心动魄”，故起名为“听水斋”。而他批改作业以及创作之所却是在教学楼对面的“有铁皮顶的木板棚子”里，在那里，每逢下雨，四周甚至头顶都是雨滴，汪曾祺却不觉得苦，“下雨天，雨点落在铁皮顶上，乒乒乓乓，很好听”。
在父亲的影响下，汪曾祺金石篆刻、曲艺乐器，样样精通，对他来说，这都是玩儿，“生活，是很好玩儿的。”晚年自娱是做菜，也爱写吃食。当时北京城中文化人物宴聚，王世襄的焖葱固然让人眼前一亮，汪曾祺的干贝吊小萝卜，也让远道而来的聂华苓连汤底都喝了个干净。他甚至还发明了很多菜，1977年他在给好友的信中说，“我最近发明了一种吃食”（塞馅回锅油条），并详细列出此菜的做法：买油条两三根，劈开，切成一寸多长一段，于窟窿内塞入拌了剁碎榨菜及葱丝肉末，入油锅炸焦，极有味。自己形容为“嚼之声动十里人”。
1997年5月11日晚，汪曾祺突然消化道大出血，当即被救护车送至友谊医院。16日，汪老病逝，享年七十七岁。据说，他留给世界的最后一句话是：“哎，出院后第一件事，就是喝他一杯晶明透亮的龙井茶！”
微评论：生活本来就是五颜六色的，我们要的不是延续生命、对付日子，而是享受人生、绽放自己。但愿当下的人都能如汪老一样热爱生活，充实自我。
素材运用关键词：乐观；热爱生活；享受生命
汪曾祺的文章充溢着“中国味儿”，他以个人化的细小琐屑的题材，使“日常生活审美化”。正因为他对传统文化的挚爱，因而在创作上追求回到现实主义，用近乎虔敬的态度来抒写民族的传统美德，最终写成了脍炙人口的《受戒》和《大淖记事》。汪曾祺的一生，犹如他的作品，没有大起大落，更多的是细水长流，随遇而安。正如沈从文所言，汪曾祺是“大器晚成，宠辱不惊”。
“多年父子成兄弟”
“我们家是比较随便的，而他也认为自己算不上有什么大成就，也不好在我们面前太狂妄，所以他对自己的评价说的不太多，顶多在聊天的时候提一提。在我们家说话真的挺随便，其实我父亲说话经常会受到我们的攻击和批判，这时他就会说‘你们要对我态度好一点哦，我以后可是要进文学史的人’。”
汪曾祺的长子汪朗回忆说，他常常直呼之为“老头儿”：老头儿在家里最大的特点就是平等，每天为家人买菜做饭，从不把工作中的情绪带回家里。父亲在家时话经常会受到他们的“攻击”，每次话不投机，父亲就会自顾自跑到自己的小书房里“运气”，过一会儿再出来，家里的气氛非常随意。
1980年代初，汪曾祺正在创作小说《受戒》。那个时候家里也没啥地方可以让他专门写作，大房间里全是床，小房间里倒是有一张桌子。到了晚上孩子们谁也不准吵他，一吵他就发脾气，当他心里有东西的时候，他还是想迫不及待地表现出来的，就好像母鸡憋蛋没窝，他的大女儿总说他又要下什么坏蛋，后来他自己也接受了这个说法，向大家开玩笑说：“别闹、别闹，我要下蛋了。”
这种平等，沿袭自汪曾祺的父亲。汪曾祺十几岁就学会了抽烟喝酒，父亲喝酒，往往给汪曾祺也倒上一杯，抽烟一次抽出两根，儿子一根老子一根，老子还给儿子先点上火。汪曾祺17岁初恋，在家里写情书，父亲在旁边跟着瞎出主意。“他人或以为怪，父亲说，‘我们是多年父子成兄弟。’”
微评论：父母之间最好的相处模式是什么？汪曾祺一家人给出了我们一个很好的答案。有爱平等，互相包容，多点尊重，哪里还会有当下那么多的“代沟”问题呢？
素材运用关键词：亲情；家庭轶事；亲子相处
“我的老师沈从文”
汪曾祺在西南联大就读于中文系，在校时他并不用功，自由散漫，常常逃课去逛翠湖，但是阅读极广，颇富文名。作为沈从文的嫡传弟子，汪曾祺文风受沈先生影响极大。青年时期，汪曾祺也很喜欢抖机灵的写作方式。某次写了篇小说，主人公的对话十分精彩，格外精心设计过，但是沈从文却批评他：“你这不是人在讲话，是两个聪明脑袋在打架。”
汪曾祺曾经写过不少怀念沈先生的文章，尤其记到一个细节，他常常从沈先生那里借书看，有一次，在书的某页，看到沈先生题了一笔：某月某日，见一个大胖女人过桥，心里很难过。这条笔记让汪曾祺揣摩良久：这是个什么大胖女人，为什么沈先生看见了大胖女人会很难过呢？这一师一徒徒劳心事，均折射出某种悲天悯人的人道主义。
汪曾祺1944年自西南联大毕业后先在昆明的一所中学教书。两年后，他辗转来到上海。然而，抗战胜利之后的上海，民生凋敝，物价飞涨，找份稳定的工作谈何容易，在屡屡碰壁后，陷入困境的汪曾祺甚至想到了自杀，最后唯有写信向远在北京的恩师沈从文诉苦，结果沈从文回信罕见地把汪曾祺大骂一通，最后说：“为了一时的困难，就这样哭哭啼啼的，甚至想到要自杀，真是没出息！你手里有一支笔，怕什么？！”沈从文的回信自然让人想起他初到北京在标点符号都不会用的情况下凭一支笔打天下的往事，那才是真正的困顿，然而沈从文凭着湘西人骨子里不认输的那份执着，终于用笔打出了一个天下，他要他的爱徒也拥有这份执着，唯有以骂的方式才可让年轻的汪曾祺醒悟——骂归骂，爱徒心切的沈从文也动用各种关系帮助汪曾祺，最后通过好友李健吾终于给汪曾祺在民办的致远中学找到一份教国文的工作。
微评论：对于汪曾祺来说，沈从文亦师亦友。骄傲时给予提醒，灰心时给予鼓舞，有难时施予援手，遇到这样的老师，是缘分，更是福分。
素材运用关键词：我的老师；教育；细节
“我的性格
就不是一个抗争的人”
汪曾祺曾在随笔中写道：“我当了一回右派，真是三生有幸。要不然我这一生就更加平淡了。”
1958年，因为系统内“右派”指标不够，汪曾祺“补课”成为右派，被下放到张家口沙岭子的农科所接受劳动改造。一开始，他被分派去起猪圈、刨冻粪，后来相对固定在果园上班，最常干的活儿是给果树喷波尔多液。
1979年，汪曾祺终于获得平反。有人问他：这么些年你是怎么过来的？汪老回答：随遇而安。对于他过去所受的苦他经常一笔带过，他更愿意发掘生活细微之处的转变和人性的善良。他那个时候其实很惨，每天要扛着一百八十斤的麻袋走跳板，他那时已经快四十岁了，冬天还要到公共厕所刨粪，他回来还要给别人绘声绘色地描述，好像没什么大不了的樣子。不控诉、不置恶语，哀而不伤，怨而不怒。同时代人中，在杨绛先生写的《干校六记》里，也可以看到相似的修为。他其实写过不少反思“文革”的小说，但都是淡淡的，不露痕迹，有一种温和含讽的笑意。他行文中有大恸，但都藏在淡然悠远的白描背后，比如《天鹅之死》和《黄油烙饼》。
汪曾祺的家庭和顺，即使在文化大革命的风雨飘摇中，家庭成员之间也并未隔阂反目。汪曾祺被打成右派，很长时间不能见到孩子，回家后，子女跟他依然很亲。母亲有时出于爱护子女前途，策略性的让孩子跟爸爸“划清界限”，孩子就反过来揭穿妈妈：“那你怎么还给爸爸打酒喝？”
微评论：文如其人，能写出淡然文章的作家，肯定是一位从容的人。这不是任何写作技巧所能赋予的，这是一个作家天性中的良善，做不得假。用情至深，而鲜少形于辞色，汪曾祺的动人，亦在此处。
素材运用关键词：困境与抗争；心境平和；性格
“生活是很好玩儿的”
有人让他用一句话概括他自己，他想了想，说，“我大概是一个中国式的抒情的人道主义者。”
在上海时，他为自己租来的房子起了个非常雅致的名字——“听水斋”。“听水斋”位于教学楼后面暗无天日的底层里，在那里，他听得到“隔壁人家楼上随时会把用过的水从高空泼在天井里，哗啦一声，惊心动魄”，故起名为“听水斋”。而他批改作业以及创作之所却是在教学楼对面的“有铁皮顶的木板棚子”里，在那里，每逢下雨，四周甚至头顶都是雨滴，汪曾祺却不觉得苦，“下雨天，雨点落在铁皮顶上，乒乒乓乓，很好听”。
在父亲的影响下，汪曾祺金石篆刻、曲艺乐器，样样精通，对他来说，这都是玩儿，“生活，是很好玩儿的。”晚年自娱是做菜，也爱写吃食。当时北京城中文化人物宴聚，王世襄的焖葱固然让人眼前一亮，汪曾祺的干贝吊小萝卜，也让远道而来的聂华苓连汤底都喝了个干净。他甚至还发明了很多菜，1977年他在给好友的信中说，“我最近发明了一种吃食”（塞馅回锅油条），并详细列出此菜的做法：买油条两三根，劈开，切成一寸多长一段，于窟窿内塞入拌了剁碎榨菜及葱丝肉末，入油锅炸焦，极有味。自己形容为“嚼之声动十里人”。
1997年5月11日晚，汪曾祺突然消化道大出血，当即被救护车送至友谊医院。16日，汪老病逝，享年七十七岁。据说，他留给世界的最后一句话是：“哎，出院后第一件事，就是喝他一杯晶明透亮的龙井茶！”
微评论：生活本来就是五颜六色的，我们要的不是延续生命、对付日子，而是享受人生、绽放自己。但愿当下的人都能如汪老一样热爱生活，充实自我。
素材运用关键词：乐观；热爱生活；享受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