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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末，站在自己29岁的“尾巴”上，廉思成了家喻户晓的名人。
这一切都源于一本名叫《蚁族》的书和一份关于大学毕业生低收入聚居群体（“蚁族”）生活状态的调查报告。
在这份调查报告中，廉思用这样几个关键词来描绘“蚁族”的形象：“80后”、高学历、低收入、聚居。这是当代中国的一个准精英层，是中国未来的希望，但遗憾的是，他们却长期处于社会公众的视野之外。在《蚁族》出版后不久，有媒体称，“蚁族”从此作为中国社会中的一支重要力量，正式登上中国的话语舞台。
1月18日，坐在记者对面的廉思理性、坦率，却又不失学者的儒雅。他说自己也是“80后”：“1980年生的，算是‘80后’中的大哥哥了，有责任去关注、关心同为‘80后’的这些弟弟妹妹们。”
其实早该有人关注“蚁族”了
记者（以下简称“记”）：《蚁族》现在在全国卖得非常火，甚至几度脱销，之前想到过这种情况吗？
廉思（以下简称“廉”）：完全没有想到，甚至连出版社也没有想到。这本书本来是我的团队在调查告一段落后的自我总结，主要内容是调查报告的部分结论、深访材料和我们团队成员的调查日记。在交付出版的时候，出版社对销量都没有信心，只印了8000册。没想到书出来了以后立即引起社会各界的强烈关注，并陆续获了许多大奖，现在已经加印到五万多册，很多地方还是脱销。能引起这么大的社会反响，说实话，包括我在内的所有人都始料未及。
记：“蚁族”从一个学术词汇迅速地演变成一个社会话题，你认为其中的原因是什么？
廉：我认为主要是“蚁族”所反映出的问题，比如大学生就业、高等教育改革、城乡二元经济体制等等，都是当今社会的热点话题。另外，“蚁族”所关涉的人口众多。这几年，我国每年毕业的大学生有几百万，你可以想象“蚁族”的队伍会有多么的庞大！而在这些成千上万的“蚁族”背后又是千千万万个家庭，他们时时刻刻都在关心着“蚁族”的境况。“蚁族”差不多和我们社会上的每一个人都有关联。
现在《蚁族》荣获了很多大奖，我觉得这一方面是对我的鞭策和褒奖，另一方面也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悲哀。这么重大的一个社会问题我认为早就应该有人关注了，而且应该由比我水平更高的人来发现和关注。
记：从你的简历来看，你并没有接受过社会学的专业训练，由你来做这种社会学的调查会不会让人觉得不够专业？
廉：我确实没有学过社会学专业，但人文社会科学很多研究方法都是相通的。本科期间我学的是会计，硕士学的是管理，博士学的是法学。2007年，我博士毕业后进入北大做政治学博士后，开始研究社会稳定问题。这次关于“蚁族”的调查报告其实也是我的博士后出站报告。
我受过多学科的学术训练，这也体现在“蚁族”研究中。你可以看到我们的课题组由15个人构成。我是学政治学的，有四个学社会学的，三个学心理学的，三个学统计学的，两个学经济学的，一个学工科的，还有一个学外国语的。我们的团队就是一个跨学科的团队，这样就保证了我们呈现的“蚁族”不是一个侧面，而是一个相对丰满的全貌。
其实，这并不是我第一次做社会调查，2005—2006年我在湖北省广水市挂职当市长助理期间就曾经带领14个硕士、博士研究生做过一次关于广水市经济、社会发展情况的调查，这段经历为我组织社会调研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对这次“蚁族”的调查也有很大的帮助。
记：《蚁族》出版以后，好评如潮，你自己如何评价这本书？
廉：我认为《蚁族》是一部“80后”自己写成的“80后”“野史”，它记载了一代人的痛苦、无奈、彷徨，还有奋斗。经由这本书，蚁族作为一个群体开始正式登上中国的历史舞台。“蚁族”这个词将来很可能会像“知青”一样，成为记录中国社会变迁的关键词之一。
当然，这本书还有很多不足或者有待完善之处。能获得这么多的好评，主要是“蚁族”这个巨大群体的经历和故事，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共鸣。同时，这也说明在我们这个时代，能踏踏实实坐下来做点儿研究的人真是太少了。要在费孝通先生那个年代，我这本书是不值得一提的。《江村经济》是费老做了多长时间的调查研究才写出来的东西？跟费老的书比起来我们这算什么啊！ 调研最大的困难是经费
记：你最早开始关注“蚁族”是在什么时候？
廉：2007年的时候我在《中国新闻周刊》上看到一篇报道，题目叫《向下的青春》，文章讲述了一个叫李竟的80后大学毕业生在唐家岭生活的故事。他令人担忧的现状、年轻脆弱的心灵以及无处寄托的青春和梦想，都很让人揪心。我当时博士刚毕业，很惊讶怎么还有同龄人过着这样的生活？所以我就想要到那里去看看。
记：第一次走进唐家岭是什么感觉？
廉：唐家岭在海淀区和昌平区的交界处，是一个典型的城乡结合部。与其他的城乡结合部一样，这里的人口密度非常大，街道上私搭乱建的现象也十分严重。但走进这里，我的第一个感觉是这里并不是一个普通的城乡结合部。第一，这里有很多年轻的面孔，基本上都是“80后”，这不可能是农民或农民工主要居住的地区。第二，这里所有的出租房屋，可能没有卫生间，没有厨房，但是出租广告上都写着“有宽带，能上网”，这也显示出这个聚居群体的特殊性。
记：是什么让你决心开始做这个调查？
廉：从唐家岭回来后，这些同龄人的生活场景时常在我眼前闪现，让我久久不能释怀。唐家岭，还有生活在这里的“蚁族”们一直都处在人们的视线之外，虽然之前也曾有一些记者进行过一些报道，但仅止于一些环境脏乱差，违章建筑多等表面现象，而没有看到这些现象后面的深层问题。他们看到有年轻人住在这里，但是没有想到，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年轻人住在这里？而我，就是想要了解这群人的所思、所想、所为，让社会上更多的人了解他们、关心他们、帮助他们。
正在这个时候，北京市委托我就北京市大学毕业生“聚居村”问题进行专项调查，这个想法与我不谋而合。有了政府的支持，我的研究工作得以迅速开展。2008年春，第一次调研结束，我随即又开始了第二次调研的准备工作。这次调研就纯属我的个人行为了。
记：在调研中遇到的最大困难是什么？
廉：是资金。第一次调研，由于有北京市的支持，经费无需我操心。但第二次调研纯属我的个人行为，经费就是一大难题。国外一个基金会愿意资助我一百多万搞调研，被我毅然拒绝了，最后还是家人给了我无私的支持，帮我渡过了难关。
记：在唐家岭调研期间，让你印象最深的画面是什么？
廉：去年春节，我是在唐家岭过的。我们一起热热闹闹的包饺子、看春节晚会。但是，等到春晚结束以后，他们关了电视，在一起抱头痛哭的时候，我才感到他们心里的无奈。他们没有回家，但是他们也想家啊！他们不是回不了家，而是他们已经工作了，按说应该回家给父母孝敬钱了，还有给弟弟妹妹、晚辈的压岁钱，他们不愿意两手空空地回家。我虽然家在北京，但这种感觉我感同身受。
解决“蚁族”的问题不可能一蹴而就
记：在《蚁族》一书中，你列举了蚁族在住房、社会保障、心理等各个方面所面临的严重问题，其中，你还专门提到了性，为什么？
廉：根据我们的调查，蚁族中有67％的人最近一个月过不了一次性生活，而在全国成人中，性生活的频率平均是一周一次。在马斯洛的需求理论中，人的生理需求是最低档的需求，如果连最低层次的需求都满足不了，你还怎么跟他谈那些高层次的需求？ 记：“蚁族”生活得很苦，但他们为什么仍然不愿意回到自己的家乡？
廉：我在调研中也曾经问过他们类似的问题。有个同学跟我说，廉老师，我学的是国际金融、国际贸易，我回家能干什么？还有个学生告诉我，他学的是生物工程，回家找工作时，对方问他，生物工程是不是就是养小动物的？他们会觉得，回到农村，我连做一个农民的能力都没有，大城市工作机会多，我起码可以活下来。
当然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蚁族身上所背负的东西太多了：父母和家族的期望，弟弟妹妹的嘱托等等。大城市的资源多，工作机会，工作条件，对他们来说都是吸引力，这时候，如果靠单纯的号召和口号，是解决不了实际问题的。
记：“蚁族”问题其实是一个世界性的问题，国外的“蚁族”是什么样的状况？
廉：你说的对，“蚁族”确实是一个世界性的问题。在国外也有很多的“蚁
族”，他们的生活也相当困难，在当今金融危机的形势下更是如此。但中国的蚁族现象更显突出。国外的蚁族跟国内的相比，已经实现了就业观念上的转变。那里的大学生开出租车、摆小摊，是很正常的事，而且他们也觉得很幸福、很知足。但是国内不一样，大学毕业生们天之骄子的观念还很重，择业的时候期望值是比较高的。
记：最近，茅于轼先生在一次会议上说蚁族的问题在三至五年内有望缓解，对此你有什么看法？
廉：这则报道我也看到了。茅老师主要是从蚁族的居住条件这方面来说的。他说政府会建廉租房，但是我觉得蚁族所面临的问题在短时间内很难解决。一方面，当下的国际金融危机虽然有所好转，但是深层次的产业结构的调整短时间内还结束不了；另一方面，“蚁族”所涉及到的高等教育专业设置与市场需求之间的错位、城乡二元体制的差异等很多问题都不可能一蹴而就解决的，需要一个比较漫长的过程。记：你认为“蚁族”所面临的问题应如何解决？
廉：实际上还是利用市场的自身规律来引导他们的流动。首先，国家各项建设的投入要更多地向一些二三线城市倾斜。二三线城市发展好了，用不着国家号召，蚁族自然就回去了。其次，可以多发展第三产业来缓解蚁族的就业压力。国外的经验证明，第三产业是最有能力吸纳劳动力就业的。再次，还要有意识地对大学生进行创业教育和职业生涯规划，让他们有自己的人生规划，有发展目标。另外，国家还可以向蚁族提供一些免费的职业教育和培训的机会，提高他们的职业技能。
记：结合你个人的经验，你对“蚁族”个人的成长和发展有什么好的建议？
廉：要有一个远大的志向和一个清晰的目标。志向应当远大，要不然就会沦为世俗，每天吃吃喝喝就过去了。但同时目标也要具体，可操作性强，每年都能看到自己的进步，这样就会使自己进入一种正循环。
“心为平民，行为精英”才是精英
记：一个人的成长总是和他小时候的经历有关，小时候的哪些事情给你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廉：我出生在一个知识分子家庭，从小到大获得过不少荣誉，别人都开玩笑说我是传统应试教育培养出来的人。我在北京五中上学的时候成绩很好，但也跟那些学习成绩不好的同学一起玩。很多孩子的家长不希望自己的孩子和他们一起玩，但我的父母很支持我。以前我对此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后来做了“蚁族”的调查才发觉可能我对弱势群体的关注，真的跟家里的影响有关系。去年调研期间，我跟我爸妈说要跟“蚁族”一起过春节，他们都很理解。
记：你学过会计，学过管理，还学过法学，这种专业的选择是有意为之吗？
廉：我本科期间学的是会计，研究的都是一些数字，这有助于我从微观的层面看问题；硕士期间我学的是管理，这能让我从中观层面来观察这个世界；博士时，我学的是法理学，这是一个非常抽象的学科，也能让你从宏观的角度去思考问题。
记：在人大读博士期间，你曾到湖北广水市挂职做市长助理，这是因为什么样的机缘？
廉：当时我还在人民大学研究生会做主席。假期的时候，我给湖北、河南等几个地方的领导写信，要求去挂职锻炼一下自己。后来广水方面给我回信了，征召我去挂职做市长助理。后来，经过人民大学组织部批准，我就去广水挂职了一年。
记：在广水挂职期间，你就曾组织过一次关于湖北广水市经济、社会情况的调查，能说说当时的情况吗？
廉：我在广水挂职期间，也正是“中部崛起”的口号提出的时候。我非常希望能利用母校人民大学宝贵的学术资源，通过对广水市的经济社会发展实地调查，形成一份正式报告为广水市政府建言献策。
我当时带了14个博士过来调研，刚开始，广水的市长以为我们就是来玩玩，给我们安排的调研路线全是旅游景点。后来，我自己带着调研团，到广水的乡镇、厂矿、中小学到处“骚扰”。到了最后一天汇报会，我们完成了十多万字的调研报告。市长说，这真是中国人民大学赴广水调研团，他们不是来玩儿的。
记：这次调研，对你有哪些影响？
廉：这次的广水调研对我影响很大，它让我掌握了做调研的一些基本的经验。怎么发现问题，怎么把握问题，怎么组织团队，这很重要。这次的调研对和我同去的那些博士生触动也很大。后来，他们中的好多人去了国外，还给我写信说很难忘记那次的调研活动。那次的调研让他们看到了真正的中国，什么是真正的中国？长安街的两边不是中国的全部，你需要到基层、到农村去看，去思考，去发现。
记：从你个人的经历来看，你的生活和“蚁族”截然不同，为什么你会对这个群体的生活状况有这么大的兴趣？
廉：我觉得这可能有一种情怀在里面，一种“80后”对“80后”的独特的人文关怀。我们的书出来以后，我到北大、人大、北科大等高校做讲座，曾有一个学生说，我是社会精英，将来我肯定不会是“蚁族”，他们跟我有什么关系？我需要关注他们吗？
我当时就问他，你知道什么是社会精英吗？社会精英，他享受的权利越多，承担的责任也就越大。什么叫精英？心为平民，行为精英。我生在北京，但这并不影响我去做有关“蚁族”的调查。你不能说你是北京的，你过得好，这事儿就跟你没关系，世上没有一座孤岛可以自全，每个人都是大陆的一部分。当有一个人是贫穷的，我就是贫穷的，当有一个人是饥饿的，我就是饥饿的。当代青年，应当有这样的济世情怀。
这一切都源于一本名叫《蚁族》的书和一份关于大学毕业生低收入聚居群体（“蚁族”）生活状态的调查报告。
在这份调查报告中，廉思用这样几个关键词来描绘“蚁族”的形象：“80后”、高学历、低收入、聚居。这是当代中国的一个准精英层，是中国未来的希望，但遗憾的是，他们却长期处于社会公众的视野之外。在《蚁族》出版后不久，有媒体称，“蚁族”从此作为中国社会中的一支重要力量，正式登上中国的话语舞台。
1月18日，坐在记者对面的廉思理性、坦率，却又不失学者的儒雅。他说自己也是“80后”：“1980年生的，算是‘80后’中的大哥哥了，有责任去关注、关心同为‘80后’的这些弟弟妹妹们。”
其实早该有人关注“蚁族”了
记者（以下简称“记”）：《蚁族》现在在全国卖得非常火，甚至几度脱销，之前想到过这种情况吗？
廉思（以下简称“廉”）：完全没有想到，甚至连出版社也没有想到。这本书本来是我的团队在调查告一段落后的自我总结，主要内容是调查报告的部分结论、深访材料和我们团队成员的调查日记。在交付出版的时候，出版社对销量都没有信心，只印了8000册。没想到书出来了以后立即引起社会各界的强烈关注，并陆续获了许多大奖，现在已经加印到五万多册，很多地方还是脱销。能引起这么大的社会反响，说实话，包括我在内的所有人都始料未及。
记：“蚁族”从一个学术词汇迅速地演变成一个社会话题，你认为其中的原因是什么？
廉：我认为主要是“蚁族”所反映出的问题，比如大学生就业、高等教育改革、城乡二元经济体制等等，都是当今社会的热点话题。另外，“蚁族”所关涉的人口众多。这几年，我国每年毕业的大学生有几百万，你可以想象“蚁族”的队伍会有多么的庞大！而在这些成千上万的“蚁族”背后又是千千万万个家庭，他们时时刻刻都在关心着“蚁族”的境况。“蚁族”差不多和我们社会上的每一个人都有关联。
现在《蚁族》荣获了很多大奖，我觉得这一方面是对我的鞭策和褒奖，另一方面也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悲哀。这么重大的一个社会问题我认为早就应该有人关注了，而且应该由比我水平更高的人来发现和关注。
记：从你的简历来看，你并没有接受过社会学的专业训练，由你来做这种社会学的调查会不会让人觉得不够专业？
廉：我确实没有学过社会学专业，但人文社会科学很多研究方法都是相通的。本科期间我学的是会计，硕士学的是管理，博士学的是法学。2007年，我博士毕业后进入北大做政治学博士后，开始研究社会稳定问题。这次关于“蚁族”的调查报告其实也是我的博士后出站报告。
我受过多学科的学术训练，这也体现在“蚁族”研究中。你可以看到我们的课题组由15个人构成。我是学政治学的，有四个学社会学的，三个学心理学的，三个学统计学的，两个学经济学的，一个学工科的，还有一个学外国语的。我们的团队就是一个跨学科的团队，这样就保证了我们呈现的“蚁族”不是一个侧面，而是一个相对丰满的全貌。
其实，这并不是我第一次做社会调查，2005—2006年我在湖北省广水市挂职当市长助理期间就曾经带领14个硕士、博士研究生做过一次关于广水市经济、社会发展情况的调查，这段经历为我组织社会调研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对这次“蚁族”的调查也有很大的帮助。
记：《蚁族》出版以后，好评如潮，你自己如何评价这本书？
廉：我认为《蚁族》是一部“80后”自己写成的“80后”“野史”，它记载了一代人的痛苦、无奈、彷徨，还有奋斗。经由这本书，蚁族作为一个群体开始正式登上中国的历史舞台。“蚁族”这个词将来很可能会像“知青”一样，成为记录中国社会变迁的关键词之一。
当然，这本书还有很多不足或者有待完善之处。能获得这么多的好评，主要是“蚁族”这个巨大群体的经历和故事，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共鸣。同时，这也说明在我们这个时代，能踏踏实实坐下来做点儿研究的人真是太少了。要在费孝通先生那个年代，我这本书是不值得一提的。《江村经济》是费老做了多长时间的调查研究才写出来的东西？跟费老的书比起来我们这算什么啊！ 调研最大的困难是经费
记：你最早开始关注“蚁族”是在什么时候？
廉：2007年的时候我在《中国新闻周刊》上看到一篇报道，题目叫《向下的青春》，文章讲述了一个叫李竟的80后大学毕业生在唐家岭生活的故事。他令人担忧的现状、年轻脆弱的心灵以及无处寄托的青春和梦想，都很让人揪心。我当时博士刚毕业，很惊讶怎么还有同龄人过着这样的生活？所以我就想要到那里去看看。
记：第一次走进唐家岭是什么感觉？
廉：唐家岭在海淀区和昌平区的交界处，是一个典型的城乡结合部。与其他的城乡结合部一样，这里的人口密度非常大，街道上私搭乱建的现象也十分严重。但走进这里，我的第一个感觉是这里并不是一个普通的城乡结合部。第一，这里有很多年轻的面孔，基本上都是“80后”，这不可能是农民或农民工主要居住的地区。第二，这里所有的出租房屋，可能没有卫生间，没有厨房，但是出租广告上都写着“有宽带，能上网”，这也显示出这个聚居群体的特殊性。
记：是什么让你决心开始做这个调查？
廉：从唐家岭回来后，这些同龄人的生活场景时常在我眼前闪现，让我久久不能释怀。唐家岭，还有生活在这里的“蚁族”们一直都处在人们的视线之外，虽然之前也曾有一些记者进行过一些报道，但仅止于一些环境脏乱差，违章建筑多等表面现象，而没有看到这些现象后面的深层问题。他们看到有年轻人住在这里，但是没有想到，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年轻人住在这里？而我，就是想要了解这群人的所思、所想、所为，让社会上更多的人了解他们、关心他们、帮助他们。
正在这个时候，北京市委托我就北京市大学毕业生“聚居村”问题进行专项调查，这个想法与我不谋而合。有了政府的支持，我的研究工作得以迅速开展。2008年春，第一次调研结束，我随即又开始了第二次调研的准备工作。这次调研就纯属我的个人行为了。
记：在调研中遇到的最大困难是什么？
廉：是资金。第一次调研，由于有北京市的支持，经费无需我操心。但第二次调研纯属我的个人行为，经费就是一大难题。国外一个基金会愿意资助我一百多万搞调研，被我毅然拒绝了，最后还是家人给了我无私的支持，帮我渡过了难关。
记：在唐家岭调研期间，让你印象最深的画面是什么？
廉：去年春节，我是在唐家岭过的。我们一起热热闹闹的包饺子、看春节晚会。但是，等到春晚结束以后，他们关了电视，在一起抱头痛哭的时候，我才感到他们心里的无奈。他们没有回家，但是他们也想家啊！他们不是回不了家，而是他们已经工作了，按说应该回家给父母孝敬钱了，还有给弟弟妹妹、晚辈的压岁钱，他们不愿意两手空空地回家。我虽然家在北京，但这种感觉我感同身受。
解决“蚁族”的问题不可能一蹴而就
记：在《蚁族》一书中，你列举了蚁族在住房、社会保障、心理等各个方面所面临的严重问题，其中，你还专门提到了性，为什么？
廉：根据我们的调查，蚁族中有67％的人最近一个月过不了一次性生活，而在全国成人中，性生活的频率平均是一周一次。在马斯洛的需求理论中，人的生理需求是最低档的需求，如果连最低层次的需求都满足不了，你还怎么跟他谈那些高层次的需求？ 记：“蚁族”生活得很苦，但他们为什么仍然不愿意回到自己的家乡？
廉：我在调研中也曾经问过他们类似的问题。有个同学跟我说，廉老师，我学的是国际金融、国际贸易，我回家能干什么？还有个学生告诉我，他学的是生物工程，回家找工作时，对方问他，生物工程是不是就是养小动物的？他们会觉得，回到农村，我连做一个农民的能力都没有，大城市工作机会多，我起码可以活下来。
当然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蚁族身上所背负的东西太多了：父母和家族的期望，弟弟妹妹的嘱托等等。大城市的资源多，工作机会，工作条件，对他们来说都是吸引力，这时候，如果靠单纯的号召和口号，是解决不了实际问题的。
记：“蚁族”问题其实是一个世界性的问题，国外的“蚁族”是什么样的状况？
廉：你说的对，“蚁族”确实是一个世界性的问题。在国外也有很多的“蚁
族”，他们的生活也相当困难，在当今金融危机的形势下更是如此。但中国的蚁族现象更显突出。国外的蚁族跟国内的相比，已经实现了就业观念上的转变。那里的大学生开出租车、摆小摊，是很正常的事，而且他们也觉得很幸福、很知足。但是国内不一样，大学毕业生们天之骄子的观念还很重，择业的时候期望值是比较高的。
记：最近，茅于轼先生在一次会议上说蚁族的问题在三至五年内有望缓解，对此你有什么看法？
廉：这则报道我也看到了。茅老师主要是从蚁族的居住条件这方面来说的。他说政府会建廉租房，但是我觉得蚁族所面临的问题在短时间内很难解决。一方面，当下的国际金融危机虽然有所好转，但是深层次的产业结构的调整短时间内还结束不了；另一方面，“蚁族”所涉及到的高等教育专业设置与市场需求之间的错位、城乡二元体制的差异等很多问题都不可能一蹴而就解决的，需要一个比较漫长的过程。记：你认为“蚁族”所面临的问题应如何解决？
廉：实际上还是利用市场的自身规律来引导他们的流动。首先，国家各项建设的投入要更多地向一些二三线城市倾斜。二三线城市发展好了，用不着国家号召，蚁族自然就回去了。其次，可以多发展第三产业来缓解蚁族的就业压力。国外的经验证明，第三产业是最有能力吸纳劳动力就业的。再次，还要有意识地对大学生进行创业教育和职业生涯规划，让他们有自己的人生规划，有发展目标。另外，国家还可以向蚁族提供一些免费的职业教育和培训的机会，提高他们的职业技能。
记：结合你个人的经验，你对“蚁族”个人的成长和发展有什么好的建议？
廉：要有一个远大的志向和一个清晰的目标。志向应当远大，要不然就会沦为世俗，每天吃吃喝喝就过去了。但同时目标也要具体，可操作性强，每年都能看到自己的进步，这样就会使自己进入一种正循环。
“心为平民，行为精英”才是精英
记：一个人的成长总是和他小时候的经历有关，小时候的哪些事情给你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廉：我出生在一个知识分子家庭，从小到大获得过不少荣誉，别人都开玩笑说我是传统应试教育培养出来的人。我在北京五中上学的时候成绩很好，但也跟那些学习成绩不好的同学一起玩。很多孩子的家长不希望自己的孩子和他们一起玩，但我的父母很支持我。以前我对此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后来做了“蚁族”的调查才发觉可能我对弱势群体的关注，真的跟家里的影响有关系。去年调研期间，我跟我爸妈说要跟“蚁族”一起过春节，他们都很理解。
记：你学过会计，学过管理，还学过法学，这种专业的选择是有意为之吗？
廉：我本科期间学的是会计，研究的都是一些数字，这有助于我从微观的层面看问题；硕士期间我学的是管理，这能让我从中观层面来观察这个世界；博士时，我学的是法理学，这是一个非常抽象的学科，也能让你从宏观的角度去思考问题。
记：在人大读博士期间，你曾到湖北广水市挂职做市长助理，这是因为什么样的机缘？
廉：当时我还在人民大学研究生会做主席。假期的时候，我给湖北、河南等几个地方的领导写信，要求去挂职锻炼一下自己。后来广水方面给我回信了，征召我去挂职做市长助理。后来，经过人民大学组织部批准，我就去广水挂职了一年。
记：在广水挂职期间，你就曾组织过一次关于湖北广水市经济、社会情况的调查，能说说当时的情况吗？
廉：我在广水挂职期间，也正是“中部崛起”的口号提出的时候。我非常希望能利用母校人民大学宝贵的学术资源，通过对广水市的经济社会发展实地调查，形成一份正式报告为广水市政府建言献策。
我当时带了14个博士过来调研，刚开始，广水的市长以为我们就是来玩玩，给我们安排的调研路线全是旅游景点。后来，我自己带着调研团，到广水的乡镇、厂矿、中小学到处“骚扰”。到了最后一天汇报会，我们完成了十多万字的调研报告。市长说，这真是中国人民大学赴广水调研团，他们不是来玩儿的。
记：这次调研，对你有哪些影响？
廉：这次的广水调研对我影响很大，它让我掌握了做调研的一些基本的经验。怎么发现问题，怎么把握问题，怎么组织团队，这很重要。这次的调研对和我同去的那些博士生触动也很大。后来，他们中的好多人去了国外，还给我写信说很难忘记那次的调研活动。那次的调研让他们看到了真正的中国，什么是真正的中国？长安街的两边不是中国的全部，你需要到基层、到农村去看，去思考，去发现。
记：从你个人的经历来看，你的生活和“蚁族”截然不同，为什么你会对这个群体的生活状况有这么大的兴趣？
廉：我觉得这可能有一种情怀在里面，一种“80后”对“80后”的独特的人文关怀。我们的书出来以后，我到北大、人大、北科大等高校做讲座，曾有一个学生说，我是社会精英，将来我肯定不会是“蚁族”，他们跟我有什么关系？我需要关注他们吗？
我当时就问他，你知道什么是社会精英吗？社会精英，他享受的权利越多，承担的责任也就越大。什么叫精英？心为平民，行为精英。我生在北京，但这并不影响我去做有关“蚁族”的调查。你不能说你是北京的，你过得好，这事儿就跟你没关系，世上没有一座孤岛可以自全，每个人都是大陆的一部分。当有一个人是贫穷的，我就是贫穷的，当有一个人是饥饿的，我就是饥饿的。当代青年，应当有这样的济世情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