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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韩之恋在台湾掀起轩然大波，梁实秋的学生们甚至成立“护师团”
反对他们结合。反对者所反对的并不是两人年龄相差近30岁，而只是
韩菁清是个“歌女”和“戏子”
2017年1月，我在台北写作。
从台北来淡水，我不由得记起了梁实秋，因为梁实秋是安葬在淡水一座面海的山上的。我也不由得记起梁实秋的夫人韩菁清。
韩菁清有很好的文学修养。她从小练过书法，临摹《三希堂石渠宝芨法帖》，字写得漂亮。梁实秋故后，墓碑上“梁实秋教授之墓”就出自她的手笔。她会写诗填词，1990年2月15日写给我的第一封信如同一篇优美的散文：
教授（引者注：韩菁清通常称梁实秋为“教授”）认识我时已七十三岁（引者注：她按虚龄计算），他逝时是八十六岁，十三年的恩爱岁月，虽然短了些，但留下了可歌可泣不可磨灭的回忆及一页流传的佳话和历史。我此生没有白活，直到如今我仍沐浴于爱河中，因为他永在我的心底。
1月4日（腊八）是他生日，我专程带来亲友们赶到北京为他庆祝冥诞，并想在内务部街为他焚些元宝。但文茜（引者注：梁实秋长女）说那个小胡同内交通拥挤，不能随便点火，所以在文茜的住所楼下带了她祖孙三代焚香给教授，过年时不知她照做没有？虽是“迷信”随俗了一些，但是不如此作法，我就是于心不忍。我们是患难夫妻（当时各方指责，简直是如临大难。那几个月两人精神上的剌激，不是一般人所能体会的，比没钱过日子还苦！）有难同当，有福自然同享。他留下了《雅舍小品》的版权给我，我不能自己专享，所以每月坟上去一次，鲜花、水果、甜食、金银（纸钱）及香烛，一定要带给他。人嘛，“得一知已，死而无憾”。除了夫妻之情、忘年之恋之外，我想我们是最知己的。世上找一善解人意的人已不大容易，能像我和他之间的“了解”、“知心”，我看历代至今没有多少对。现实是很残忍的！但我能忍。我心中有他，就有一股力量。我能忍受许多女人所不能忍受的痛苦！我想这就是“纯情”与“爱”的力量吧？
从前在镜子上我写“世上没有真爱”，现在我拥有了真爱。那面镜子上的字，教授早已擦掉，房子也早转手了。
我跟韩菁清相识，还得感谢上海图书馆。
1987年11月3日梁实秋在台北病故，那几天正巧我在上海图书馆港台阅览室查阅资料。管理员姚先生跟我说：“这几天，台湾报纸大量发表纪念梁实秋逝世的文章，你要看看吗？”他的这一句话提醒了我，于是我借阅了那几天台湾各种报纸，并把纪念梁实秋的文章都复印下来。
回家后，我仔细研读了这些文章，得知梁实秋的长女梁文茜在北京，我到北京对她进行了采访。她曾去美国看望过父亲梁实秋，谈了关于梁实秋鲜为人知的许多情况，也谈到她的生母在美国死于意外事故以及梁实秋在台北续娶韩菁清的经过。
我写出报告文学《梁实秋的梦》，记述梁实秋的晚年生活和他的思乡之情。这篇报告文学在1988年第6期《上海文学》杂志上发表，并获得“中国潮”报告文学奖。我把这篇文章寄给了在台北的韩菁清，还附了一封用繁体字写的信，请她指正。
韩菁清的地址是梁文茜告诉我的，不会有错。但是，信寄出之后，一年多没有回音。我想，也许是这封寄自大陆、鼓鼓囊囊的信被台湾有关部门没收了，也可能是韩菁清不喜欢这篇作品，也就不予置理。
1990年元旦刚过，1月2日夜9时，忽然电话里响起陌生的女声：“你是叶永烈先生吗？”她把“永”字，念成“允”声。她说，她就是韩菁清，现住在上海衡山宾馆。她问我有没有空，能否马上过来一晤？
衡山宾馆离我家不太远，我随即前往，在那里的“总统房”见到了她。她虽然已五十有九，年近花甲，但是做过多次整容手术，看上去比实际年龄年轻。不过，她的化妆似乎太濃。她会讲上海话，讲普通话时带有一点湖北口音，所以总叫我叶“允”烈。
她告诉我，那篇“大作”早就收到，很喜欢，以为反正很快要来上海，所以就没有写回信。想不到，由于梁实秋去世前她曾经香港“悄然”去过大陆，引起台湾当局不满，遭到“禁足”，不准她前来大陆，所以拖了一年多才终于成行。
在我面前，她总是称梁实秋为“教授”。我最初称她“韩女士”，后来觉得称“梁太太”更合适些，最后定为“梁夫人”。据说，在台湾人们都习惯于这么称呼她。
那天夜里，她跟我一口气谈了三个多小时。我告辞的时候已经将近凌晨一时。后来我才知道，她习惯于夜生活。所以，我几乎不在上午给她去电话，因为那时她正酣睡。
从1990年初在上海相识，至她1994年8月10日在台北去世，在这四年多时间里，她曾15次从台北来到上海，每一次来沪都与我聚会（除了我赴美国之外）。
与韩菁清相识之后，我觉得她很坦率，从不虚伪，待人真诚，阅历丰富。
韩菁清的父亲韩惠安是湖北的大盐商。用她的话来说，父亲买房子，不是一幢一幢买，而是一条街一条街地买。
她出生在江西庐山别墅中。她不愿把真实年龄告诉我，但说了自己属羊，生日是重阳节，我一下子就推算出她生于辛未年，亦即公元1931年。辛未年重阳节（阴历9月9日），亦即1931年10月19日，这便是她的生日。她说，她从来是过阴历生日的，甚至不知道自己的公历生日。自从我给她“算”出公历生日之后，她每年过阴历、公历两次生日。每逢公历生日，如果她在上海，必定邀请我出席生日宴会，而且对亲友们说：“这是叶永烈用他的‘科学怪脑’给我算出来的生日！”
她的父亲在上海市中心江阴路买了花园洋房，她6岁时从湖北来上海。离开武汉时她穿了一双布鞋，到达上海江阴路家中时，鞋底还是雪白的——她乘坐私家轮船抵沪，到后又有私家车来接。 她有音乐天赋，父亲给她买了留声机，她跟着唱片唱，竟然成了歌星——她自称是“留学生”（留声机的学生）。她本名韩德荣，嫌这名字过于男性化，自己取了个名字“韩菁清”作为艺名登台，竟以这艺名传世。
梁实秋跟她第一次见面时，曾用一口北京话咬文嚼字地说：“菁念‘精’，这‘菁清’多拗口？要么叫菁菁，要么叫清清，才顺口。这名字是谁取的？”她解释说，她从《诗经》句子“其叶菁菁”取了“菁菁”两个字作为艺名，但很快发现歌星中用“菁菁”作艺名的有好几个，就改成“菁清”，加上了姓，成了“韩菁清”，再也不会跟别人重复。
1946年，她在上海歌唱比赛中荣获“歌星皇后”称号，许多报纸登出她的报道和照片。父亲气坏了，认为豪门之女不该走歌星之路，不许她到歌舞厅去唱歌，宁可每月给她一根金条作为零用。她呢？金条照拿歌照唱！父亲无可奈何。
1949年，她随父亲从上海迁往香港。她自己写电影剧本，自己当导演，自己当主角，甚至自己写主题歌歌词，自任制片人。后来，她来到台北，成为台湾歌星。
韩菁清说，她跟梁实秋性格相投，因此共同愉快地生活了13个春秋。
读梁实秋的散文，便常可感到他的幽默，令人忍俊不禁。比如，他称打麻将为“上肢运动”“蛙式游泳”，十分形象；他调侃外国女人的帽子，“可以是一根鸡毛，可以是半只铁锅，或者是一个畚箕”。韩菁清的性格也幽默开朗。
盛夏，上海衡山宾馆“总统房”的冷气似乎过于的冷。我每一回去那里，必须穿长裤、长袖衬衫，她也总在夏装外套着秋衫。然而，一出宾馆，她便笑称自己是“翰林”（“汗淋”的谐音）。
她说，这“翰林”有一番典故。1975年5月9日，她与鳏居的梁实秋结婚，洞房在她家。步入洞房时，梁实秋近视，又不熟悉环境，不小心头撞在墙上，她一把把他抱了起来。梁实秋笑她是“举人”（把他“举”起来），她笑他是“进士”（近视）、“状元”（撞垣）。这一回，她又成了“翰林”。
有一次，她与我聚餐，忽地问起，菜盆是哪里生产的。她劝我赶快把盆中的菜吃光，以便把菜盆翻过来看一看，盆底是否盖着“景德镇出品”的印章。我信以为真，很快吃光了盆中菜。她大笑起来。原来，这一“妙计”是梁实秋想出来的。为了劝客人吃菜，梁实秋总是说要看着菜盆是哪里生产的。
她是歌星出身，但让我感到奇怪的是，与她相处那么久，从未听到她唱过一首歌，甚至连哼一句都没有。她说，自己已经唱得太多，所以不想再唱了。她告诉我，在家中，“歌星”是梁实秋。他们住在台北忠孝东路的时候，梁实秋把《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改为《我的家在台北忠孝东路上》：“我的家在台北忠孝东路，那儿有我的小娃（梁实秋对韩菁清的昵称），还有那白猫王子与鲜花。”当唱到“九一八，九一八！”的时候，韩菁清就“狠狠地”在他大腿上“揪一把，揪一把！”
当年，梁韩之恋在台湾掀起轩然大波，梁实秋的学生们甚至成立“护师团”反对他们结合。反对者所反对的并不是两人年龄相差近三十岁，倘若梁实秋所娶的是一位年轻的女教授，他们就会纷纷贺喜；他们所反对的只是韩菁清“从歌从影”，是个“歌女”，是个“戏子”。
很多人猜测，她看中梁实秋的钱。她说：“其实我当歌星时，一个晚上的收入比教授一个月的收入还多得多！”她告诉我，她当歌星时，会把每天的收入存入银行，只要够上首付，就买一套房子。就这样，她在香港、台湾买了好几套房子。梁实秋跟她结婚之后，住的是她的房子。
她常在深夜或者清早从台北给我打电话，她说这时候的电话费打折。可是，一打起电话，她很少能在十分钟内结束通话，有时候甚至要在电话中聊上个把小时。我知道对过惯夜生活的她来说，清早是最好睡的时候，就劝她说，梁夫人，你何苦为了打折起得那么早？话少讲几句，电话费不就同样节省了吗？她哈哈大笑，说一打起电话，就忘了时间。
每次相聚，她总喜欢挑选怀旧的地方。在上海国际飯店，她向我介绍当年自己是站在什么地方唱歌的；在百乐门饭店，告诉我当年如何在这里报考歌星而力压群芳的。她很爱去静安寺，因为她家是静安寺的老施主，每一回她都要跟我说起小时候拜持松法师为师的事。有几回，她带我去上海江阴路她的老家。那幢洋房如今住着二十来户人家，她指指点点，如数家珍。
我们熟悉后，见面喜欢开玩笑。我常说她“好可怜”，因为她过去自己填词，用台语演唱过一支歌叫《韩菁清好可怜》。
她常自称“遗孀”。有一回，在上海一家宾馆，两位服务小姐在她背后议论。一个问：“她是谁？”一个答：“梁实秋的遗孀！”这话给她听见了，学着那两位小姐的腔调讲给我听，讲罢大笑不已。于是，“遗孀”便成了她对自己的戏称。
我整理了梁实秋与她的往来书信，书名为《梁实秋·韩菁清情书选》，分别由上海人民出版社与台湾正中书局出版。她从台北给我带来数百帧老照片，说自己没有子女，这些照片送给我，比她放在家里好得多，因为可以跟千千万万读者见面。
她曾经在台湾为这本书发表过一篇文章，题为《天上人间，我们仍在互诉衷情》：
古今中外，不分贫富，每天都有许多爱的故事，我与梁实秋的恋爱虽有点传奇，结婚却非常简单地在一家小餐厅举行，和普通平民百姓没有什么两样。
十三年中，我们过着平凡幸福的日子，他每晨散步、写作，晚上看书，我每天莳花照顾猫咪们，更照顾他的饮食起居，有福同享，有难同当，互敬互爱，知己知彼，双方从恋爱到结婚，双方都付出了相当大的代价，当年写情书时，没有想到未来是个什么样的结局，也想不到今天在海峡两岸出版这本书。
她还请我为梁实秋的散文代表作《雅舍小品全集》写序，并授权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首发式安排在上海一家台商百货商场，我陪同她一起为读者签名售书。签名处设在3楼，读者从3楼一直排到楼外的人行道，还拐了几个弯。那天，她显得格外的兴奋。 梁实秋去世后，她从无再婚念头。1991年1月26日，她给我来信，信箋上方印着她和梁实秋的合影。这是她和梁实秋婚后特地印制的伉俪信纸。她写道：“出外两个月，回来要亲力亲为的事好多，一个人是很吃亏的！男主人真的是很重要很重要。虽然没有了他，我还能活，但至少我的心已死了一大半了！”
台湾报纸称她在台北过着“隐居”生活，此言不假。每年，除了11月3日梁实秋祭日她以梁实秋夫人身份出席梁实秋文学奖颁奖仪式外，从不在社会上公开露面。她的交际圈也很小。她甚至说，在台湾没有可以说话的人。正因为这样，她移情于小猫，移情于花草。她曾跟我说起，在台湾家中，她的饭菜极简单，每餐不过一个小锅，把菜全放在锅里，再加点水，煮一下，算是“有菜有汤”了。
1994年9月23日，台湾作家谢武彰先生给我发来一份传真。那是前一天台湾《民生报》文化版的一篇报道，巨大的黑体字标题使我吃了一惊：《韩菁清悄悄走了》！
报道一开头便写道：文坛耆宿梁实秋的遗孀韩菁清上个月底因脑中风送仁爱医院急救，延至8月10日过世，年六十六岁。
我简直难以置信。那年4月间她在上海衡山宾馆跟我握别时的话音仿佛还在耳畔：“过了盛暑之后，到上海来过中秋节。”那时，她看上去还是那么壮健。
台湾报道所称韩菁清“年六十六岁”是不确切的。其实，她终年只63岁。
晚年，她不节制饮食，身体发胖，血压不断升高，却不知自己患高血压症。如果她去医院诊治，决不会在63岁时就撒手西去。其实早在梁实秋当年写给她的情书中，就已经提醒她注意高血压病。可是，她却从不量血压。
她是个性很鲜明的人，从小就独立生活，非常要强，靠着个人奋斗走上港台艺坛，这样的经历让她逐渐形成一切以自己为中心的孤傲性格。我在与她交往的那几年中，就亲眼见到她与本来相处不错的几位大陆亲友反目。她的一位亲友曾评论说，她很难与人有自始至终的友谊，我算一个例外。
她的亲戚凤金从台北给她的上海亲友来信，详细讲述了在台北独居的韩菁清的死亡经过，其中提到她“最近要去大陆，赶稿子实在辛苦”。
1990年她第一次接受我采访时曾说，别人结婚度的是蜜月，她与梁实秋度的是“蜜年”。她告诉我，婚后她每天都记日记。我劝她整理出来，出一本书，书名就叫《蜜年》。她答应了。
在我的再三催促下，她终于开始写了。但日记是“流水账”，出书则必须加以改写，每篇日记写成四五千字。第一篇就是和梁实秋结婚的那一天，她写得非常细腻而生动。她寄来后，我当即交大陆刊物发表了。于是，她有了兴趣，又寄来第二篇、第三篇……每一回收到她的稿子，我都转交刊物发表。如果她坚持下去，一定能写成一本好书。可是，她散漫的习惯又上来了，不写了。由于“心情坏”，后来她连“一年写一个蜜月”也写不成。到了1994年，她连一篇也没有写，也就根本谈不上“赶稿子实在辛苦”而“用脑过度”了。
1993年重阳节，她没有过生日，去了台北远郊为梁实秋扫墓，在墓前拍了许多照片送我。每一张照片背面，她都写了说明词。其中一张写道：
重重叠叠的山那一边，
是大陆。
教授不能“还乡”，
就只能“望乡”了！
不料，不到一年，她也在台北安息了。不能“还乡”，只能“望乡”了。
反对他们结合。反对者所反对的并不是两人年龄相差近30岁，而只是
韩菁清是个“歌女”和“戏子”
2017年1月，我在台北写作。
从台北来淡水，我不由得记起了梁实秋，因为梁实秋是安葬在淡水一座面海的山上的。我也不由得记起梁实秋的夫人韩菁清。
韩菁清有很好的文学修养。她从小练过书法，临摹《三希堂石渠宝芨法帖》，字写得漂亮。梁实秋故后，墓碑上“梁实秋教授之墓”就出自她的手笔。她会写诗填词，1990年2月15日写给我的第一封信如同一篇优美的散文：
教授（引者注：韩菁清通常称梁实秋为“教授”）认识我时已七十三岁（引者注：她按虚龄计算），他逝时是八十六岁，十三年的恩爱岁月，虽然短了些，但留下了可歌可泣不可磨灭的回忆及一页流传的佳话和历史。我此生没有白活，直到如今我仍沐浴于爱河中，因为他永在我的心底。
1月4日（腊八）是他生日，我专程带来亲友们赶到北京为他庆祝冥诞，并想在内务部街为他焚些元宝。但文茜（引者注：梁实秋长女）说那个小胡同内交通拥挤，不能随便点火，所以在文茜的住所楼下带了她祖孙三代焚香给教授，过年时不知她照做没有？虽是“迷信”随俗了一些，但是不如此作法，我就是于心不忍。我们是患难夫妻（当时各方指责，简直是如临大难。那几个月两人精神上的剌激，不是一般人所能体会的，比没钱过日子还苦！）有难同当，有福自然同享。他留下了《雅舍小品》的版权给我，我不能自己专享，所以每月坟上去一次，鲜花、水果、甜食、金银（纸钱）及香烛，一定要带给他。人嘛，“得一知已，死而无憾”。除了夫妻之情、忘年之恋之外，我想我们是最知己的。世上找一善解人意的人已不大容易，能像我和他之间的“了解”、“知心”，我看历代至今没有多少对。现实是很残忍的！但我能忍。我心中有他，就有一股力量。我能忍受许多女人所不能忍受的痛苦！我想这就是“纯情”与“爱”的力量吧？
从前在镜子上我写“世上没有真爱”，现在我拥有了真爱。那面镜子上的字，教授早已擦掉，房子也早转手了。
“梁夫人”
我跟韩菁清相识，还得感谢上海图书馆。
1987年11月3日梁实秋在台北病故，那几天正巧我在上海图书馆港台阅览室查阅资料。管理员姚先生跟我说：“这几天，台湾报纸大量发表纪念梁实秋逝世的文章，你要看看吗？”他的这一句话提醒了我，于是我借阅了那几天台湾各种报纸，并把纪念梁实秋的文章都复印下来。
回家后，我仔细研读了这些文章，得知梁实秋的长女梁文茜在北京，我到北京对她进行了采访。她曾去美国看望过父亲梁实秋，谈了关于梁实秋鲜为人知的许多情况，也谈到她的生母在美国死于意外事故以及梁实秋在台北续娶韩菁清的经过。
我写出报告文学《梁实秋的梦》，记述梁实秋的晚年生活和他的思乡之情。这篇报告文学在1988年第6期《上海文学》杂志上发表，并获得“中国潮”报告文学奖。我把这篇文章寄给了在台北的韩菁清，还附了一封用繁体字写的信，请她指正。
韩菁清的地址是梁文茜告诉我的，不会有错。但是，信寄出之后，一年多没有回音。我想，也许是这封寄自大陆、鼓鼓囊囊的信被台湾有关部门没收了，也可能是韩菁清不喜欢这篇作品，也就不予置理。
1990年元旦刚过，1月2日夜9时，忽然电话里响起陌生的女声：“你是叶永烈先生吗？”她把“永”字，念成“允”声。她说，她就是韩菁清，现住在上海衡山宾馆。她问我有没有空，能否马上过来一晤？
衡山宾馆离我家不太远，我随即前往，在那里的“总统房”见到了她。她虽然已五十有九，年近花甲，但是做过多次整容手术，看上去比实际年龄年轻。不过，她的化妆似乎太濃。她会讲上海话，讲普通话时带有一点湖北口音，所以总叫我叶“允”烈。
她告诉我，那篇“大作”早就收到，很喜欢，以为反正很快要来上海，所以就没有写回信。想不到，由于梁实秋去世前她曾经香港“悄然”去过大陆，引起台湾当局不满，遭到“禁足”，不准她前来大陆，所以拖了一年多才终于成行。
在我面前，她总是称梁实秋为“教授”。我最初称她“韩女士”，后来觉得称“梁太太”更合适些，最后定为“梁夫人”。据说，在台湾人们都习惯于这么称呼她。
那天夜里，她跟我一口气谈了三个多小时。我告辞的时候已经将近凌晨一时。后来我才知道，她习惯于夜生活。所以，我几乎不在上午给她去电话，因为那时她正酣睡。
从1990年初在上海相识，至她1994年8月10日在台北去世，在这四年多时间里，她曾15次从台北来到上海，每一次来沪都与我聚会（除了我赴美国之外）。
“歌星皇后”
与韩菁清相识之后，我觉得她很坦率，从不虚伪，待人真诚，阅历丰富。
韩菁清的父亲韩惠安是湖北的大盐商。用她的话来说，父亲买房子，不是一幢一幢买，而是一条街一条街地买。
她出生在江西庐山别墅中。她不愿把真实年龄告诉我，但说了自己属羊，生日是重阳节，我一下子就推算出她生于辛未年，亦即公元1931年。辛未年重阳节（阴历9月9日），亦即1931年10月19日，这便是她的生日。她说，她从来是过阴历生日的，甚至不知道自己的公历生日。自从我给她“算”出公历生日之后，她每年过阴历、公历两次生日。每逢公历生日，如果她在上海，必定邀请我出席生日宴会，而且对亲友们说：“这是叶永烈用他的‘科学怪脑’给我算出来的生日！”
她的父亲在上海市中心江阴路买了花园洋房，她6岁时从湖北来上海。离开武汉时她穿了一双布鞋，到达上海江阴路家中时，鞋底还是雪白的——她乘坐私家轮船抵沪，到后又有私家车来接。 她有音乐天赋，父亲给她买了留声机，她跟着唱片唱，竟然成了歌星——她自称是“留学生”（留声机的学生）。她本名韩德荣，嫌这名字过于男性化，自己取了个名字“韩菁清”作为艺名登台，竟以这艺名传世。
梁实秋跟她第一次见面时，曾用一口北京话咬文嚼字地说：“菁念‘精’，这‘菁清’多拗口？要么叫菁菁，要么叫清清，才顺口。这名字是谁取的？”她解释说，她从《诗经》句子“其叶菁菁”取了“菁菁”两个字作为艺名，但很快发现歌星中用“菁菁”作艺名的有好几个，就改成“菁清”，加上了姓，成了“韩菁清”，再也不会跟别人重复。
1946年，她在上海歌唱比赛中荣获“歌星皇后”称号，许多报纸登出她的报道和照片。父亲气坏了，认为豪门之女不该走歌星之路，不许她到歌舞厅去唱歌，宁可每月给她一根金条作为零用。她呢？金条照拿歌照唱！父亲无可奈何。
1949年，她随父亲从上海迁往香港。她自己写电影剧本，自己当导演，自己当主角，甚至自己写主题歌歌词，自任制片人。后来，她来到台北，成为台湾歌星。
幽默一家亲
韩菁清说，她跟梁实秋性格相投，因此共同愉快地生活了13个春秋。
读梁实秋的散文，便常可感到他的幽默，令人忍俊不禁。比如，他称打麻将为“上肢运动”“蛙式游泳”，十分形象；他调侃外国女人的帽子，“可以是一根鸡毛，可以是半只铁锅，或者是一个畚箕”。韩菁清的性格也幽默开朗。
盛夏，上海衡山宾馆“总统房”的冷气似乎过于的冷。我每一回去那里，必须穿长裤、长袖衬衫，她也总在夏装外套着秋衫。然而，一出宾馆，她便笑称自己是“翰林”（“汗淋”的谐音）。
她说，这“翰林”有一番典故。1975年5月9日，她与鳏居的梁实秋结婚，洞房在她家。步入洞房时，梁实秋近视，又不熟悉环境，不小心头撞在墙上，她一把把他抱了起来。梁实秋笑她是“举人”（把他“举”起来），她笑他是“进士”（近视）、“状元”（撞垣）。这一回，她又成了“翰林”。
有一次，她与我聚餐，忽地问起，菜盆是哪里生产的。她劝我赶快把盆中的菜吃光，以便把菜盆翻过来看一看，盆底是否盖着“景德镇出品”的印章。我信以为真，很快吃光了盆中菜。她大笑起来。原来，这一“妙计”是梁实秋想出来的。为了劝客人吃菜，梁实秋总是说要看着菜盆是哪里生产的。
她是歌星出身，但让我感到奇怪的是，与她相处那么久，从未听到她唱过一首歌，甚至连哼一句都没有。她说，自己已经唱得太多，所以不想再唱了。她告诉我，在家中，“歌星”是梁实秋。他们住在台北忠孝东路的时候，梁实秋把《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改为《我的家在台北忠孝东路上》：“我的家在台北忠孝东路，那儿有我的小娃（梁实秋对韩菁清的昵称），还有那白猫王子与鲜花。”当唱到“九一八，九一八！”的时候，韩菁清就“狠狠地”在他大腿上“揪一把，揪一把！”
当年，梁韩之恋在台湾掀起轩然大波，梁实秋的学生们甚至成立“护师团”反对他们结合。反对者所反对的并不是两人年龄相差近三十岁，倘若梁实秋所娶的是一位年轻的女教授，他们就会纷纷贺喜；他们所反对的只是韩菁清“从歌从影”，是个“歌女”，是个“戏子”。
很多人猜测，她看中梁实秋的钱。她说：“其实我当歌星时，一个晚上的收入比教授一个月的收入还多得多！”她告诉我，她当歌星时，会把每天的收入存入银行，只要够上首付，就买一套房子。就这样，她在香港、台湾买了好几套房子。梁实秋跟她结婚之后，住的是她的房子。
她常在深夜或者清早从台北给我打电话，她说这时候的电话费打折。可是，一打起电话，她很少能在十分钟内结束通话，有时候甚至要在电话中聊上个把小时。我知道对过惯夜生活的她来说，清早是最好睡的时候，就劝她说，梁夫人，你何苦为了打折起得那么早？话少讲几句，电话费不就同样节省了吗？她哈哈大笑，说一打起电话，就忘了时间。
每次相聚，她总喜欢挑选怀旧的地方。在上海国际飯店，她向我介绍当年自己是站在什么地方唱歌的；在百乐门饭店，告诉我当年如何在这里报考歌星而力压群芳的。她很爱去静安寺，因为她家是静安寺的老施主，每一回她都要跟我说起小时候拜持松法师为师的事。有几回，她带我去上海江阴路她的老家。那幢洋房如今住着二十来户人家，她指指点点，如数家珍。
“遗孀”走了
我们熟悉后，见面喜欢开玩笑。我常说她“好可怜”，因为她过去自己填词，用台语演唱过一支歌叫《韩菁清好可怜》。
她常自称“遗孀”。有一回，在上海一家宾馆，两位服务小姐在她背后议论。一个问：“她是谁？”一个答：“梁实秋的遗孀！”这话给她听见了，学着那两位小姐的腔调讲给我听，讲罢大笑不已。于是，“遗孀”便成了她对自己的戏称。
我整理了梁实秋与她的往来书信，书名为《梁实秋·韩菁清情书选》，分别由上海人民出版社与台湾正中书局出版。她从台北给我带来数百帧老照片，说自己没有子女，这些照片送给我，比她放在家里好得多，因为可以跟千千万万读者见面。
她曾经在台湾为这本书发表过一篇文章，题为《天上人间，我们仍在互诉衷情》：
古今中外，不分贫富，每天都有许多爱的故事，我与梁实秋的恋爱虽有点传奇，结婚却非常简单地在一家小餐厅举行，和普通平民百姓没有什么两样。
十三年中，我们过着平凡幸福的日子，他每晨散步、写作，晚上看书，我每天莳花照顾猫咪们，更照顾他的饮食起居，有福同享，有难同当，互敬互爱，知己知彼，双方从恋爱到结婚，双方都付出了相当大的代价，当年写情书时，没有想到未来是个什么样的结局，也想不到今天在海峡两岸出版这本书。
她还请我为梁实秋的散文代表作《雅舍小品全集》写序，并授权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首发式安排在上海一家台商百货商场，我陪同她一起为读者签名售书。签名处设在3楼，读者从3楼一直排到楼外的人行道，还拐了几个弯。那天，她显得格外的兴奋。 梁实秋去世后，她从无再婚念头。1991年1月26日，她给我来信，信箋上方印着她和梁实秋的合影。这是她和梁实秋婚后特地印制的伉俪信纸。她写道：“出外两个月，回来要亲力亲为的事好多，一个人是很吃亏的！男主人真的是很重要很重要。虽然没有了他，我还能活，但至少我的心已死了一大半了！”
台湾报纸称她在台北过着“隐居”生活，此言不假。每年，除了11月3日梁实秋祭日她以梁实秋夫人身份出席梁实秋文学奖颁奖仪式外，从不在社会上公开露面。她的交际圈也很小。她甚至说，在台湾没有可以说话的人。正因为这样，她移情于小猫，移情于花草。她曾跟我说起，在台湾家中，她的饭菜极简单，每餐不过一个小锅，把菜全放在锅里，再加点水，煮一下，算是“有菜有汤”了。
1994年9月23日，台湾作家谢武彰先生给我发来一份传真。那是前一天台湾《民生报》文化版的一篇报道，巨大的黑体字标题使我吃了一惊：《韩菁清悄悄走了》！
报道一开头便写道：文坛耆宿梁实秋的遗孀韩菁清上个月底因脑中风送仁爱医院急救，延至8月10日过世，年六十六岁。
我简直难以置信。那年4月间她在上海衡山宾馆跟我握别时的话音仿佛还在耳畔：“过了盛暑之后，到上海来过中秋节。”那时，她看上去还是那么壮健。
台湾报道所称韩菁清“年六十六岁”是不确切的。其实，她终年只63岁。
晚年，她不节制饮食，身体发胖，血压不断升高，却不知自己患高血压症。如果她去医院诊治，决不会在63岁时就撒手西去。其实早在梁实秋当年写给她的情书中，就已经提醒她注意高血压病。可是，她却从不量血压。
她是个性很鲜明的人，从小就独立生活，非常要强，靠着个人奋斗走上港台艺坛，这样的经历让她逐渐形成一切以自己为中心的孤傲性格。我在与她交往的那几年中，就亲眼见到她与本来相处不错的几位大陆亲友反目。她的一位亲友曾评论说，她很难与人有自始至终的友谊，我算一个例外。
她的亲戚凤金从台北给她的上海亲友来信，详细讲述了在台北独居的韩菁清的死亡经过，其中提到她“最近要去大陆，赶稿子实在辛苦”。
1990年她第一次接受我采访时曾说，别人结婚度的是蜜月，她与梁实秋度的是“蜜年”。她告诉我，婚后她每天都记日记。我劝她整理出来，出一本书，书名就叫《蜜年》。她答应了。
在我的再三催促下，她终于开始写了。但日记是“流水账”，出书则必须加以改写，每篇日记写成四五千字。第一篇就是和梁实秋结婚的那一天，她写得非常细腻而生动。她寄来后，我当即交大陆刊物发表了。于是，她有了兴趣，又寄来第二篇、第三篇……每一回收到她的稿子，我都转交刊物发表。如果她坚持下去，一定能写成一本好书。可是，她散漫的习惯又上来了，不写了。由于“心情坏”，后来她连“一年写一个蜜月”也写不成。到了1994年，她连一篇也没有写，也就根本谈不上“赶稿子实在辛苦”而“用脑过度”了。
1993年重阳节，她没有过生日，去了台北远郊为梁实秋扫墓，在墓前拍了许多照片送我。每一张照片背面，她都写了说明词。其中一张写道：
重重叠叠的山那一边，
是大陆。
教授不能“还乡”，
就只能“望乡”了！
不料，不到一年，她也在台北安息了。不能“还乡”，只能“望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