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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智库（“绿库”），是近年来逐渐受到国际学界与传媒关注的一个现象。“绿库”是指一个较为制度化的实体机构，通过一种综合性的内容涉指对生态环境难题的理解与应对提出独创性的科学见解和政策建议。到目前为止，我国的全国性“绿库”还主要集中于“国办”的研究院所、高校机构和各种联合会，而民间“绿库”的发展尚处于一种起步或萌生阶段。因此，政府在我国“绿库”建设中理应发挥更为重要与积极的作用。
绿色智库（简称“绿库”）或绿色思想库，是近年来逐渐受到国际学界与传媒关注的一个现象。它在绿色新理念或创议的构想、传播和政策化的过程中，往往扮演着一种“引领潮流”或“推波助澜”的作用。比如，“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家小组”（IPCC）及其连续性报告，对于全球气候变化国际谈判所产生的巨大影响。从环境社会治理而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政府或经济技术应对视角看，“绿库”也发挥着一种不容忽视的角色主体和驱动机制的作用，值得我们高度关注。
“绿库”的意涵与功能
“绿库”（Green Tank）这一术语的直接来源，是“智库”或“思想库”，可大致理解为绿色的智库或绿色的思想库——致力于对生态环境难题的理解与应对提出独创性的科学见解和政策建议。对于“绿库”的意涵与功能，学术界目前并没有一个统一的或权威的定义。在笔者看来，应该考虑它在如下三个方面的特征。
一是组织形态上的实体化程度。这方面的基本判定尺度就是，一个“绿库”在何种程度上是有着制度化机构作为支撑的实体。一般来说，越是实体化程度高的“绿库”，就会有着越为密切的体制关联度或越为充足的人力物力资源，因而往往更能够持续地从事某一方面生态环境问题的研究与应对。当然，也不能说实体化程度越高越好，除了更高的运作与管理成本，随着实体化程度的提升，一个“绿库”往往要受制于更多的外部环境因素和内部运行机制的复杂化。
二是涉指内容上的综合性程度。从“绿库”或其它智库的涉指内容来看，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领域：学术研究、政策创议和公众宣教。在现实中，我们会经常发现分别侧重于上述某一个方面的学术研究机构、政策创制机构和大众宣教机构。但严格说来，尽管这种单一领域性的机构是非常必要的，也完全可以是卓有成效的，却很难构成为一种名副其实的“绿库”。换句话说，作为一个“绿库”，尽管可以在工作重点上有所偏重，但必须是上述三者的某种形式结合。
三是与政府关系上的自主性程度。“绿库”的目标取向与涉指内容，决定了它横跨于学术、政府与社会之间的多重角色地位。因此，极其重要的是，作为一个“绿库”，必须要做到恪守不同涉指领域中的不同行为（道德）规范，尤其是要努力保证自己的“社会主体”地位。比如，对于与政府之间的关系，“绿库”绝不能只是附属、服从或服务于政府（尤其是其中的某一个部门），而是还要主动地发挥自己的政策与政治影响。当然，施加这种影响的最终“依据”，应是自己的独立研究结果与科学判断，而不应是自身或其它利益攸关方的“要求”。
上述三方面相结合，可以构成笔者对“绿库”的意涵与功能的大致理解。概括地说，“绿库”是指一个较为制度化的实体机构，通过一种综合性的内容涉指对生态环境难题的理解与应对提出独创性的科学见解和政策建议。
“绿库”分布于四个领域
依据上述界定来分析我国的“绿库”建设，可以发现，一方面，我们已经有形态各异的众多绿色智库或思想库；另一方面，它们还都存在着或多或少的结构性弱点与缺陷。
我们的全国性“绿库”主要分布于如下四个界域：一是国家级研究院所。这其中最主要的是中国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和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及其所属的科研院所。它们的最大优势或特点，是实体化程度高、自主性较强，但明显以学理性研究为主。
这方面的代表性实例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城市与环境研究所”。该研究所源自1994年组建的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中心，2009年更改为现名称。该所的发展目标，就是成为“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国际知名、国内一流的综合性城市与环境研究机构：学术研究与交流中心、信息资料中心、决策咨询中心和人才培养基地”。如今，它不仅拥有城市经济学和环境经济学两个中国社科院重点学科，而且具有国家环保部认定的战略规划环评资质、国家统计局认定的涉外社会调查资质、国土资源部认定的土地利用规划甲级资质、建设部认定的规划设计甲级资质，全面参与国家的城市化与区域发展、西部大开发、三峡移民、生态城市建设、应对气候变化、低碳经济等议题领域的战略与对策研究，并已产生重要的国内外影响。
二是高校机构。这其中最主要的是教育部和其它部委直属的著名高校的相关性研究院所（中心）。它们的最大优势或特点，是基础性研究色彩浓郁、自主性强，但大都实体化程度较低（除了极个别的国家级研究基地、中心和实验室）。进入21世纪以来的高校管理体制改革，已经使绝大部分研究机构成为隶属于学院的半实体或虚体机构，而近年来兴起的跨学科、交叉学科、新兴学科的迅速发展，正在进一步强化着这种趋势。
这方面的代表性实例是北京大学的“中国持续发展研究中心”。它于1993年底在国家计委、国家教委和国家科委的支持下组建成立，致力于对我国可持续发展过程中所遇到的重大问题的跨学科分析研究，是国内高校最早成立的可持续发展综合研究机构。20多年来，该中心承担完成了大量的科研项目和学术著述出版，尤其是所提出的环境社会系统发展学理论与方法论体系，独立地开创了可持续发展的系统学方向，并对各级政府层面上的可持续发展战略制定与实施产生了重要影响。但从组织机构的角度来说，它如今只是一个学校范围内的跨学科研究虚体，既未能成长为更加实体性的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也未能演进为半实体化的“前沿交叉学科研究院”的成员之一。
三是全国性学会、协会和研究会。从理论上说，这些机构拥有某一议题领域中全国知名的专家学者，人力资源极其丰富，但它们往往由于实体化程度太低、自主运作与管理能力较弱，导致现实的政策与社会影响十分有限。
绿色智库（简称“绿库”）或绿色思想库，是近年来逐渐受到国际学界与传媒关注的一个现象。它在绿色新理念或创议的构想、传播和政策化的过程中，往往扮演着一种“引领潮流”或“推波助澜”的作用。比如，“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家小组”（IPCC）及其连续性报告，对于全球气候变化国际谈判所产生的巨大影响。从环境社会治理而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政府或经济技术应对视角看，“绿库”也发挥着一种不容忽视的角色主体和驱动机制的作用，值得我们高度关注。
“绿库”的意涵与功能
“绿库”（Green Tank）这一术语的直接来源，是“智库”或“思想库”，可大致理解为绿色的智库或绿色的思想库——致力于对生态环境难题的理解与应对提出独创性的科学见解和政策建议。对于“绿库”的意涵与功能，学术界目前并没有一个统一的或权威的定义。在笔者看来，应该考虑它在如下三个方面的特征。
一是组织形态上的实体化程度。这方面的基本判定尺度就是，一个“绿库”在何种程度上是有着制度化机构作为支撑的实体。一般来说，越是实体化程度高的“绿库”，就会有着越为密切的体制关联度或越为充足的人力物力资源，因而往往更能够持续地从事某一方面生态环境问题的研究与应对。当然，也不能说实体化程度越高越好，除了更高的运作与管理成本，随着实体化程度的提升，一个“绿库”往往要受制于更多的外部环境因素和内部运行机制的复杂化。
二是涉指内容上的综合性程度。从“绿库”或其它智库的涉指内容来看，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领域：学术研究、政策创议和公众宣教。在现实中，我们会经常发现分别侧重于上述某一个方面的学术研究机构、政策创制机构和大众宣教机构。但严格说来，尽管这种单一领域性的机构是非常必要的，也完全可以是卓有成效的，却很难构成为一种名副其实的“绿库”。换句话说，作为一个“绿库”，尽管可以在工作重点上有所偏重，但必须是上述三者的某种形式结合。
三是与政府关系上的自主性程度。“绿库”的目标取向与涉指内容，决定了它横跨于学术、政府与社会之间的多重角色地位。因此，极其重要的是，作为一个“绿库”，必须要做到恪守不同涉指领域中的不同行为（道德）规范，尤其是要努力保证自己的“社会主体”地位。比如，对于与政府之间的关系，“绿库”绝不能只是附属、服从或服务于政府（尤其是其中的某一个部门），而是还要主动地发挥自己的政策与政治影响。当然，施加这种影响的最终“依据”，应是自己的独立研究结果与科学判断，而不应是自身或其它利益攸关方的“要求”。
上述三方面相结合，可以构成笔者对“绿库”的意涵与功能的大致理解。概括地说，“绿库”是指一个较为制度化的实体机构，通过一种综合性的内容涉指对生态环境难题的理解与应对提出独创性的科学见解和政策建议。
“绿库”分布于四个领域
依据上述界定来分析我国的“绿库”建设，可以发现，一方面，我们已经有形态各异的众多绿色智库或思想库；另一方面，它们还都存在着或多或少的结构性弱点与缺陷。
我们的全国性“绿库”主要分布于如下四个界域：一是国家级研究院所。这其中最主要的是中国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和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及其所属的科研院所。它们的最大优势或特点，是实体化程度高、自主性较强，但明显以学理性研究为主。
这方面的代表性实例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城市与环境研究所”。该研究所源自1994年组建的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中心，2009年更改为现名称。该所的发展目标，就是成为“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国际知名、国内一流的综合性城市与环境研究机构：学术研究与交流中心、信息资料中心、决策咨询中心和人才培养基地”。如今，它不仅拥有城市经济学和环境经济学两个中国社科院重点学科，而且具有国家环保部认定的战略规划环评资质、国家统计局认定的涉外社会调查资质、国土资源部认定的土地利用规划甲级资质、建设部认定的规划设计甲级资质，全面参与国家的城市化与区域发展、西部大开发、三峡移民、生态城市建设、应对气候变化、低碳经济等议题领域的战略与对策研究，并已产生重要的国内外影响。
二是高校机构。这其中最主要的是教育部和其它部委直属的著名高校的相关性研究院所（中心）。它们的最大优势或特点，是基础性研究色彩浓郁、自主性强，但大都实体化程度较低（除了极个别的国家级研究基地、中心和实验室）。进入21世纪以来的高校管理体制改革，已经使绝大部分研究机构成为隶属于学院的半实体或虚体机构，而近年来兴起的跨学科、交叉学科、新兴学科的迅速发展，正在进一步强化着这种趋势。
这方面的代表性实例是北京大学的“中国持续发展研究中心”。它于1993年底在国家计委、国家教委和国家科委的支持下组建成立，致力于对我国可持续发展过程中所遇到的重大问题的跨学科分析研究，是国内高校最早成立的可持续发展综合研究机构。20多年来，该中心承担完成了大量的科研项目和学术著述出版，尤其是所提出的环境社会系统发展学理论与方法论体系，独立地开创了可持续发展的系统学方向，并对各级政府层面上的可持续发展战略制定与实施产生了重要影响。但从组织机构的角度来说，它如今只是一个学校范围内的跨学科研究虚体，既未能成长为更加实体性的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也未能演进为半实体化的“前沿交叉学科研究院”的成员之一。
三是全国性学会、协会和研究会。从理论上说，这些机构拥有某一议题领域中全国知名的专家学者，人力资源极其丰富，但它们往往由于实体化程度太低、自主运作与管理能力较弱，导致现实的政策与社会影响十分有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