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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今年三季度后，我国部分宏观经济数据出现走弱迹象。国家统计局最新公布的8月PMI为51.1%，比上月回落0.6个百分点，在连续5个月回升后出现回调。而7月份金融数据显示，无论是人民币贷款增加数，还是社会融资总额均出现了大幅下滑。经济学家们表示，三季度同比数据难超预期，经济下行压力仍然存在。预计下半年宏观经济形势仍然会非常严峻。
不过，笔者认为，下半年经济处于调整周期已是大概率事件，而我国的中小企业或将再现2011年的大量倒闭和跑路潮。最近深圳P2P公司红岭创投就是把钱贷给了数家造纸企业，结果老板因经营不善，纷纷跑路，于是造成了1亿坏账。这已初现目前中小企业生存状况之险恶。
无独有偶，9月初A股16家上市银行公布了上半年不良贷款余额达5580亿元，新增不良贷款772亿元，出现不良“双升”的现象。仅半年时间，多家银行的不良贷款新增额已接近或赶超去年全年的新增额，而不良贷款的产生的重灾区并不是房地产业，主要来源于我国的中小企业。
目前，我国的中小企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已越来越大，不仅创造了大量的就业岗位，而且还是推动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生力军。当今中国经济高增长时代已经过去，中速增长时代已经到来，所以越是在经济出现下滑，我们越是要着力改善广大中小企业的生存环境，因为给中小企业营造良好的生存环境，就是在帮助中国经济转型。那么当前我国的中小企业发生了什么状况呢？
杜绝互联互保引发的跑路潮
由于中国经济增速放缓，以及房地产业进入调整期所带来的负面影响。今年以来，江浙一带民营企业正遭受“批量死亡”的威胁，很多民企老板出现“跑路”现象。而一些地方官员把造成“批量死亡”威胁的企业归咎于“互保互联”贷款模式。这种模式在一些地区可能不是“经验”而是“连环雷”。
“互联互保”贷款的出现是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当时中小企业普遍面临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于是监管部门便推出了“互联互保”模式，就是通过企业互相担保的方式，向银行申请贷款。而商业银行无论是国有行、股份制银行还是城商行，都纷纷加入了贷款大军。正因如此，“互联互保”模式被许多地方政府作为解决中小微企业融资难行之有效的改革创新经验。
长久以来，商业银行一直扮演着绵上添花的角色，针对国有大型企业、行业性垄断企业、大型民企等在内的“好”企业都会主动上门营销，把贷款送上门，而另一边却是对中小企业资金严重匮乏，要么对其不理不睬，要么开出很高的利息再加上必须要有资产进行质押。但为了支持小微企业的发展，地方政府将诸多的“蚂蚁”（小微企业）聚合成“大象”，使之看起来更有足够的力量和可靠性，以此要求银行给予贷款。
而笔者认为，蚂蚁（小微企业）即使抱成团也绝不会成为大象。在经济上行周期内，“互联互保”模式的确可以解决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不过，一旦经济出现调整，互联互保模式很可能成为互联“不互保”的问题。所以在法制不健全的现实条件下，互联互保模式如果没有创新就应该慎用。
首先，互联互保是会拖死经营较好的企业。互联互保企业的这些老板信用资质都差不多，相互担保了，其实等于没有担保，反而让事情更糟。此前单独的信用行为，现在由联保互保串在一起，形成火烧连营之势。在这种情势下，参加联保互保的部分有活力的中小微企业会被拖死，整个社会经济的运行秩序遭受重创。
再者，问题老板跑路，造成了守信人吃亏。一位浙江老板反映，他参与的一个互保圈一共4个老板，3个跑了，剩下他一个人。像他这样守信的人，没有跑路坚持了下来，但是最终所有的债务都由他一人扛，反而跑路的人都在外逍遥快活，这是苏浙民营企业互联互保的一个缩影。
最后，很多银行明知这种联保互保有风险，但在得到政府某种程度的承诺，虽然是口头的，商业银行也半推半就发放了贷款。但是一旦看到互联互保企业发生经营问题，马上采取抽贷、惜贷的措施，但这么一来，就会导致本已资金链断裂的中小微企业快速濒临死亡。更要命的是，由于各银行在本地区都采取抽贷、惜贷政策，使得其他中小微企业的生存状况更加恶化，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更加突出。
笔者认为，互联互保在理论上是行得通的，假如参与互保互联的企业能对陷入困难的同伴施以援手的话。但恰恰是“同富贵易，而共患难难”，使得每一个参与互保的企业在出现问题时选择的是“逃避”，拒绝承担互保义务，这才使得联保互保体系的破裂。那么面对“互联互保”问题的日益突出，监管部门又该采取啥措施呢？
其一，从短期看，商业银行在企业可能发生经营问题、面临贷款风险的情况下，到企业收贷抽贷是本能的反应。笔者认为，对没有希望的企业，银行当然要及时收回贷款，允许其被淘汰。而对于经营状态不错的企业要给予一定的缓冲期，帮助企业渡过难关。如果银行一味的抽贷、压贷反而会使更多的企业倒闭，这样银行的不良贷款率也会急骤上升。
其二，对于跑路的老板一定要有严格的法律约束，跑到天涯海角也要抓回来严惩。而不少人恰恰缺少必备的法律约束。潜意识当中，人们对待老板跑路，往往把它看成道德和经济纠纷问题，并没有当成严重的犯罪问题。跑就跑了，公安机关不追逃，法院立案不开庭（找不到被告），留下坚持的互保成员备受折磨，政府天天面对讨债人而毫无办法。
其三，对于政府部门来说，互联互保模式已不可持续，而建立多层次的融资渠道让企业可以通过各种途径解决融资难问题，已刻不容缓。近日，央行频频下调中小银行的存款准备金率，就是希望中小银行能够将更多的信贷注入实体经济。
目前江浙一带的中小微企业出现互联互保体系崩溃，老板跑路的问题还不少，这给我国的民营企业主、地方政府、银行业都敲响了警钟。在经济快速增长时，互联互保模式的确不错，解决了企业的融资难问题，但是如果一旦经济出现不景气，互联互保就会拖垮真正有活力的参保企业、侵蚀社会财富、破坏整个经济运行秩序，实在得不偿失。 融资贵是中小企业不能承受之重
随着7月份的各项经济和金融数据的低迷，很多专家建议央行通过降准降息来缓解实体经济活跃度日益低迷的困境。其实，近期央行也出台了诸如差别化下调法定存款准备金以支持三农贷款与小微企业贷款。但是很少会有人相信，这样的政策扶持能够最终惠及中小企业。
客观来说，无论是存量，还是增量方面来看，中国社会并不差钱，而是呈现货币超发的格局。先从存量上来看，中国的广义货币M2无论从绝对规模还是相对规模来看都居高不下。截至2013年底，中国的M2达到111万亿元，与同年GDP的比率高达195%，位居全球主要国家前列。M2的主体是各类存款，截至2013年底，中国的居民存款、企业存款与财政存款分别为47、52与3万亿元，合计达到102万亿元。
从增量上来看，近年来中国社会融资规模逐渐稳步增长。2006年至2008年，中国的社会融资规模分别为4.3、6.0与7.0万亿元。受美国次贷危机影响，社会融资规模在2009年与2010年倍增至14.0与14.0万亿元。该指标在2011年回落至12.8万亿元，但在2012年至2013年分别回升至15.8与17.3万亿元。
但令人奇怪的是，虽然从总量上来看，中国社会整体并不差钱，但是微观企业（特别是中小微民营企业）的融资成本却高得出奇，已经超出了其承受能力的最高限度。尽管当前1年期基准贷款利率仅为6%，但中小民营企业如果能以两倍于基准利率的成本获得融资，就相当不错了。事实上，中小民营企业通过信托公司筹资的成本通常高于15%，而温州民间综合借贷利率通常在20%以上。
根据清华大学白重恩教授的估计，受到劳动生产率下降的影响，中国上市公司的资本回报率已经由2007年的15-16%下降至2012年的11-12%左右。由于上市公司已经是中国最优秀的企业群体，因此不难估计，中国大部分民营企业的资本回报率应该低于10%。这意味着民营企业一般难以接受高达15%以上的影子银行融资成本。它们即使通过民间融资市场或影子银行体系融资，也应该只是短期的过桥性融资。
可能很多人会觉得奇怪，一方面，从宏观流动性的各项指标来看，中国社会总体无论是存量还是增量上并不会差钱，而且有流动性过剩之嫌。另一方面，我国的中小微企业的融资成本高得出奇，显现出资金奇缺的怪象，那么为啥宏观流动性指标与微观借贷成本之间会出现如此诧异的偏离呢？笔者认为，原因有二。
其一，影子银行体系的发展推高了中小企业的融资成本。近年来，以银行理财业务、信托产品与银行同业业务为主导的中国式影子银行体系迅猛发展。从供给方来看，由于利率长期被人为压得很低，使得中国居民有很强烈的投资高收益影子银行产品的欲望。而从需求端来看，受宏观政策嬗变的不确定性影响，无论是地方融资平台、房地产企业，还是中小微经济体都具有强烈的融资需求。当然从金融媒介方来看，影子银行能使商业银行脱离存贷比、信贷规模、资本充足率等监管视线，获得更好的收益。
于是上述三方的需求一拍即合，就造成了影子银行体系的跨跃式发展。关于影子银行重要性的一大证据，就是传统银行信贷（本外币贷款）占社会融资规模的占比，已经由2008年的73%下降至2013年的55%。更值得关注的是，中国式的影子银行规模从2008年金融危机之前的几乎为零，发展到现今的至少20万亿以上的规模。
虽然影子银行体系的发展最终满足了企业的融资需求，但是影子银行体系同时也延长了企业的融资链条，从而推高了企业的融资成本。假如，过去某制造企业能直接以7%的成本从银行获得贷款，但是由于宏观政策面的收紧或者遇上银行的风控考虑而惜贷，不能直接从银行获得贷款了，那它只能通过以下三种方式融得资金。
第一，国有企业B通过关系将自己从商业银行处获得的贷款，用委托贷款方式转贷给民营企业A，国有企业B的融资成本不到7%，但却要索取4%的费用；第二，民营企业A通过与信托公司C合作发行信托产品，间接获得了银行贷款，而信托公司索取的利率则高达12%；第三，民企A在企业债券市场通过发行高收益企业债的方式进行融资，发债利率为10%，但通过担保公司进行信用增级的成本要2%，发债其他成本1%。
也就是说，民企A通过以上三种方式融资的最终成本分别达到11%、12%、13%。当然笔者现在只是简单举例，为的是说明问题，而这几个例子还是远远低估了中小企业的融资成本。真实的状况是，目前通过影子银行体系的平均融资成本达到了15%以上，这早已是民营企业不能承受之重。
其二，即使影子银行产品大行其道，开出了15%以上的融资成本，却还是有庞大的融资需求的存在。除了中小微企业融资主要是解决一时之资金饥渴之外，影子银行体系的主要融资方，一个是预期收益率很高的房地产企业，二是有着地方政府背书的融资平台与地方国有企业。
前者之所以敢这么高成本借钱，是预计未来房价能带来高收益；后者敢借钱是由地方政府提供了隐性担保，而地方政府之所以敢于隐性担保，一方面土地出让收入可以抵押，另一方面可用地方财政收入为其背书。也就是说，对资金成本不敏感的房地产企业与地方融资平台，吸收了大量的影子银行体系资金，从而推动了中小民营企业的融资成本。
对于广大中小微企业来说，很难从正规的渠道向银行借到贷款，只能走影子银行这一资金的高价市场，而影子银行的融资成本之所以这么高，一是借款链条很长，层层加码；二是对资金成本不敏感的国企、地方融资平台、房企对资金的巨大需求，推高了影子银行总的融资成本。所以要真正降低中小企业融资成本，笔者认为要从两条路走：
一是从体制上进行重大变革，抛弃大中型国有银行为中小企业提供融资服务的幻想。只有大力发展小贷公司、村镇银行、民营银行等中小型间接融资机构，才有助于增加中小企业可能获得的信贷资源。只有大力发展包括天使投资、风险投资、私募股权投资、三板市场、创业板市场、中小板市场、主板市场在内的直接融资体系，才能通过引入竞争来降低中小企业的综合融资成本。 二是允许商业银行开展中小企业贷款证券化试点。即商业银行在向中小企业提供贷款后，可将相关债权打包后发行相关证券，从而既帮助商业银行更快地回笼资金，又给金融市场上增加了新的投资品种。
又如，中国政府应该加大力度发展中国式的高收益企业债市场（也即垃圾债券市场），直接支持中小企业发债融资。虽然，这些金融创新方式可能引入新的风险，但只要做到信息披露的完整性、各方权责的清晰性（例如一开始就允许高收益企业债破产）以及相关监管的全面性，上述金融创新完全可以做到利大于弊。
从整体上看，中国社会并不差钱，而且是流动性充裕，那为何中小企业的融资成本却这么贵呢？这主要是因为中小微企业很难通过银行贷款渠道融资，只能走影子银行途径，而影子银行却在融资成本上层层加码，再加上不计较融资成本的房企和地方平台也在影子银行融资，这推高了影子银行的融资成本。而作为政府部门来说，并不是降准降息就能使民营经济重新复苏，更应该打通多层次的直接融资渠道，这样才能缓解中小企业融资贵的棘手问题。
减轻中小企业税负，营造良好投资环境
中共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副所长周天勇曾表示，现在办一个企业，社保费率占工资的50%，再加上所得税等，90%的企业不偷税不漏税可能会倒闭。他另外指出，如果增值税率不降、小微企业税收不降，对一些民营制造业、小微企业，包括一些服务业是很严重的打击。
我国的税收来源主要是以间接税为主（增值税、营业税等），占到国家财政收入的57%左右，所以中国企业税赋之重可想而知。而西方国家的税收来源主要来源于直接税（就是房产税、遗产税、个调税等），所以对中小企业来说各种繁杂税费是继租金、人工费用、电价、原料之外的“第五座大山”。这一现状已经压得我国中小企业喘不过气来。尤其是在经济下行期，居高不下的税费压弯了中小企业的腰，让其举步维艰，无法正常发展。
试想，如果因税费过重，使中小企业出现大量倒闭潮，这对中国经济而言有百害而无一利。企业主受伤了，无心投资实业，那么失业率就会大幅上升，国家税收也会减少，所以政府应该通过做大GDP蛋糕的规模，来扩大税源，而不是在蛋糕上给自己划出更大的比重。哲人说得好，“征税的艺术就像从鹅身上拔毛，既要多拔鹅毛，又要少让鹅叫。”所以对于政府部门来说，如何在经济调整周期内，给中小企业降税减费，营造一个良好的投资环境，这样便更有利于我国经济的增长和就业状况的改善。
如何在经济下滑的情况下，给广大中小企业营造一个良好的投资环境，避免出现类似2011年那种中小企业主跑路和集体倒闭潮，将是各级政府部门的当务之急。很明显，中国经济转型的目标将要依靠中小企业走可持续发展之路，所以关心和拯救中小企业也就是帮助中国经济的转型。
不过，笔者认为，下半年经济处于调整周期已是大概率事件，而我国的中小企业或将再现2011年的大量倒闭和跑路潮。最近深圳P2P公司红岭创投就是把钱贷给了数家造纸企业，结果老板因经营不善，纷纷跑路，于是造成了1亿坏账。这已初现目前中小企业生存状况之险恶。
无独有偶，9月初A股16家上市银行公布了上半年不良贷款余额达5580亿元，新增不良贷款772亿元，出现不良“双升”的现象。仅半年时间，多家银行的不良贷款新增额已接近或赶超去年全年的新增额，而不良贷款的产生的重灾区并不是房地产业，主要来源于我国的中小企业。
目前，我国的中小企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已越来越大，不仅创造了大量的就业岗位，而且还是推动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生力军。当今中国经济高增长时代已经过去，中速增长时代已经到来，所以越是在经济出现下滑，我们越是要着力改善广大中小企业的生存环境，因为给中小企业营造良好的生存环境，就是在帮助中国经济转型。那么当前我国的中小企业发生了什么状况呢？
杜绝互联互保引发的跑路潮
由于中国经济增速放缓，以及房地产业进入调整期所带来的负面影响。今年以来，江浙一带民营企业正遭受“批量死亡”的威胁，很多民企老板出现“跑路”现象。而一些地方官员把造成“批量死亡”威胁的企业归咎于“互保互联”贷款模式。这种模式在一些地区可能不是“经验”而是“连环雷”。
“互联互保”贷款的出现是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当时中小企业普遍面临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于是监管部门便推出了“互联互保”模式，就是通过企业互相担保的方式，向银行申请贷款。而商业银行无论是国有行、股份制银行还是城商行，都纷纷加入了贷款大军。正因如此，“互联互保”模式被许多地方政府作为解决中小微企业融资难行之有效的改革创新经验。
长久以来，商业银行一直扮演着绵上添花的角色，针对国有大型企业、行业性垄断企业、大型民企等在内的“好”企业都会主动上门营销，把贷款送上门，而另一边却是对中小企业资金严重匮乏，要么对其不理不睬，要么开出很高的利息再加上必须要有资产进行质押。但为了支持小微企业的发展，地方政府将诸多的“蚂蚁”（小微企业）聚合成“大象”，使之看起来更有足够的力量和可靠性，以此要求银行给予贷款。
而笔者认为，蚂蚁（小微企业）即使抱成团也绝不会成为大象。在经济上行周期内，“互联互保”模式的确可以解决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不过，一旦经济出现调整，互联互保模式很可能成为互联“不互保”的问题。所以在法制不健全的现实条件下，互联互保模式如果没有创新就应该慎用。
首先，互联互保是会拖死经营较好的企业。互联互保企业的这些老板信用资质都差不多，相互担保了，其实等于没有担保，反而让事情更糟。此前单独的信用行为，现在由联保互保串在一起，形成火烧连营之势。在这种情势下，参加联保互保的部分有活力的中小微企业会被拖死，整个社会经济的运行秩序遭受重创。
再者，问题老板跑路，造成了守信人吃亏。一位浙江老板反映，他参与的一个互保圈一共4个老板，3个跑了，剩下他一个人。像他这样守信的人，没有跑路坚持了下来，但是最终所有的债务都由他一人扛，反而跑路的人都在外逍遥快活，这是苏浙民营企业互联互保的一个缩影。
最后，很多银行明知这种联保互保有风险，但在得到政府某种程度的承诺，虽然是口头的，商业银行也半推半就发放了贷款。但是一旦看到互联互保企业发生经营问题，马上采取抽贷、惜贷的措施，但这么一来，就会导致本已资金链断裂的中小微企业快速濒临死亡。更要命的是，由于各银行在本地区都采取抽贷、惜贷政策，使得其他中小微企业的生存状况更加恶化，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更加突出。
笔者认为，互联互保在理论上是行得通的，假如参与互保互联的企业能对陷入困难的同伴施以援手的话。但恰恰是“同富贵易，而共患难难”，使得每一个参与互保的企业在出现问题时选择的是“逃避”，拒绝承担互保义务，这才使得联保互保体系的破裂。那么面对“互联互保”问题的日益突出，监管部门又该采取啥措施呢？
其一，从短期看，商业银行在企业可能发生经营问题、面临贷款风险的情况下，到企业收贷抽贷是本能的反应。笔者认为，对没有希望的企业，银行当然要及时收回贷款，允许其被淘汰。而对于经营状态不错的企业要给予一定的缓冲期，帮助企业渡过难关。如果银行一味的抽贷、压贷反而会使更多的企业倒闭，这样银行的不良贷款率也会急骤上升。
其二，对于跑路的老板一定要有严格的法律约束，跑到天涯海角也要抓回来严惩。而不少人恰恰缺少必备的法律约束。潜意识当中，人们对待老板跑路，往往把它看成道德和经济纠纷问题，并没有当成严重的犯罪问题。跑就跑了，公安机关不追逃，法院立案不开庭（找不到被告），留下坚持的互保成员备受折磨，政府天天面对讨债人而毫无办法。
其三，对于政府部门来说，互联互保模式已不可持续，而建立多层次的融资渠道让企业可以通过各种途径解决融资难问题，已刻不容缓。近日，央行频频下调中小银行的存款准备金率，就是希望中小银行能够将更多的信贷注入实体经济。
目前江浙一带的中小微企业出现互联互保体系崩溃，老板跑路的问题还不少，这给我国的民营企业主、地方政府、银行业都敲响了警钟。在经济快速增长时，互联互保模式的确不错，解决了企业的融资难问题，但是如果一旦经济出现不景气，互联互保就会拖垮真正有活力的参保企业、侵蚀社会财富、破坏整个经济运行秩序，实在得不偿失。 融资贵是中小企业不能承受之重
随着7月份的各项经济和金融数据的低迷，很多专家建议央行通过降准降息来缓解实体经济活跃度日益低迷的困境。其实，近期央行也出台了诸如差别化下调法定存款准备金以支持三农贷款与小微企业贷款。但是很少会有人相信，这样的政策扶持能够最终惠及中小企业。
客观来说，无论是存量，还是增量方面来看，中国社会并不差钱，而是呈现货币超发的格局。先从存量上来看，中国的广义货币M2无论从绝对规模还是相对规模来看都居高不下。截至2013年底，中国的M2达到111万亿元，与同年GDP的比率高达195%，位居全球主要国家前列。M2的主体是各类存款，截至2013年底，中国的居民存款、企业存款与财政存款分别为47、52与3万亿元，合计达到102万亿元。
从增量上来看，近年来中国社会融资规模逐渐稳步增长。2006年至2008年，中国的社会融资规模分别为4.3、6.0与7.0万亿元。受美国次贷危机影响，社会融资规模在2009年与2010年倍增至14.0与14.0万亿元。该指标在2011年回落至12.8万亿元，但在2012年至2013年分别回升至15.8与17.3万亿元。
但令人奇怪的是，虽然从总量上来看，中国社会整体并不差钱，但是微观企业（特别是中小微民营企业）的融资成本却高得出奇，已经超出了其承受能力的最高限度。尽管当前1年期基准贷款利率仅为6%，但中小民营企业如果能以两倍于基准利率的成本获得融资，就相当不错了。事实上，中小民营企业通过信托公司筹资的成本通常高于15%，而温州民间综合借贷利率通常在20%以上。
根据清华大学白重恩教授的估计，受到劳动生产率下降的影响，中国上市公司的资本回报率已经由2007年的15-16%下降至2012年的11-12%左右。由于上市公司已经是中国最优秀的企业群体，因此不难估计，中国大部分民营企业的资本回报率应该低于10%。这意味着民营企业一般难以接受高达15%以上的影子银行融资成本。它们即使通过民间融资市场或影子银行体系融资，也应该只是短期的过桥性融资。
可能很多人会觉得奇怪，一方面，从宏观流动性的各项指标来看，中国社会总体无论是存量还是增量上并不会差钱，而且有流动性过剩之嫌。另一方面，我国的中小微企业的融资成本高得出奇，显现出资金奇缺的怪象，那么为啥宏观流动性指标与微观借贷成本之间会出现如此诧异的偏离呢？笔者认为，原因有二。
其一，影子银行体系的发展推高了中小企业的融资成本。近年来，以银行理财业务、信托产品与银行同业业务为主导的中国式影子银行体系迅猛发展。从供给方来看，由于利率长期被人为压得很低，使得中国居民有很强烈的投资高收益影子银行产品的欲望。而从需求端来看，受宏观政策嬗变的不确定性影响，无论是地方融资平台、房地产企业，还是中小微经济体都具有强烈的融资需求。当然从金融媒介方来看，影子银行能使商业银行脱离存贷比、信贷规模、资本充足率等监管视线，获得更好的收益。
于是上述三方的需求一拍即合，就造成了影子银行体系的跨跃式发展。关于影子银行重要性的一大证据，就是传统银行信贷（本外币贷款）占社会融资规模的占比，已经由2008年的73%下降至2013年的55%。更值得关注的是，中国式的影子银行规模从2008年金融危机之前的几乎为零，发展到现今的至少20万亿以上的规模。
虽然影子银行体系的发展最终满足了企业的融资需求，但是影子银行体系同时也延长了企业的融资链条，从而推高了企业的融资成本。假如，过去某制造企业能直接以7%的成本从银行获得贷款，但是由于宏观政策面的收紧或者遇上银行的风控考虑而惜贷，不能直接从银行获得贷款了，那它只能通过以下三种方式融得资金。
第一，国有企业B通过关系将自己从商业银行处获得的贷款，用委托贷款方式转贷给民营企业A，国有企业B的融资成本不到7%，但却要索取4%的费用；第二，民营企业A通过与信托公司C合作发行信托产品，间接获得了银行贷款，而信托公司索取的利率则高达12%；第三，民企A在企业债券市场通过发行高收益企业债的方式进行融资，发债利率为10%，但通过担保公司进行信用增级的成本要2%，发债其他成本1%。
也就是说，民企A通过以上三种方式融资的最终成本分别达到11%、12%、13%。当然笔者现在只是简单举例，为的是说明问题，而这几个例子还是远远低估了中小企业的融资成本。真实的状况是，目前通过影子银行体系的平均融资成本达到了15%以上，这早已是民营企业不能承受之重。
其二，即使影子银行产品大行其道，开出了15%以上的融资成本，却还是有庞大的融资需求的存在。除了中小微企业融资主要是解决一时之资金饥渴之外，影子银行体系的主要融资方，一个是预期收益率很高的房地产企业，二是有着地方政府背书的融资平台与地方国有企业。
前者之所以敢这么高成本借钱，是预计未来房价能带来高收益；后者敢借钱是由地方政府提供了隐性担保，而地方政府之所以敢于隐性担保，一方面土地出让收入可以抵押，另一方面可用地方财政收入为其背书。也就是说，对资金成本不敏感的房地产企业与地方融资平台，吸收了大量的影子银行体系资金，从而推动了中小民营企业的融资成本。
对于广大中小微企业来说，很难从正规的渠道向银行借到贷款，只能走影子银行这一资金的高价市场，而影子银行的融资成本之所以这么高，一是借款链条很长，层层加码；二是对资金成本不敏感的国企、地方融资平台、房企对资金的巨大需求，推高了影子银行总的融资成本。所以要真正降低中小企业融资成本，笔者认为要从两条路走：
一是从体制上进行重大变革，抛弃大中型国有银行为中小企业提供融资服务的幻想。只有大力发展小贷公司、村镇银行、民营银行等中小型间接融资机构，才有助于增加中小企业可能获得的信贷资源。只有大力发展包括天使投资、风险投资、私募股权投资、三板市场、创业板市场、中小板市场、主板市场在内的直接融资体系，才能通过引入竞争来降低中小企业的综合融资成本。 二是允许商业银行开展中小企业贷款证券化试点。即商业银行在向中小企业提供贷款后，可将相关债权打包后发行相关证券，从而既帮助商业银行更快地回笼资金，又给金融市场上增加了新的投资品种。
又如，中国政府应该加大力度发展中国式的高收益企业债市场（也即垃圾债券市场），直接支持中小企业发债融资。虽然，这些金融创新方式可能引入新的风险，但只要做到信息披露的完整性、各方权责的清晰性（例如一开始就允许高收益企业债破产）以及相关监管的全面性，上述金融创新完全可以做到利大于弊。
从整体上看，中国社会并不差钱，而且是流动性充裕，那为何中小企业的融资成本却这么贵呢？这主要是因为中小微企业很难通过银行贷款渠道融资，只能走影子银行途径，而影子银行却在融资成本上层层加码，再加上不计较融资成本的房企和地方平台也在影子银行融资，这推高了影子银行的融资成本。而作为政府部门来说，并不是降准降息就能使民营经济重新复苏，更应该打通多层次的直接融资渠道，这样才能缓解中小企业融资贵的棘手问题。
减轻中小企业税负，营造良好投资环境
中共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副所长周天勇曾表示，现在办一个企业，社保费率占工资的50%，再加上所得税等，90%的企业不偷税不漏税可能会倒闭。他另外指出，如果增值税率不降、小微企业税收不降，对一些民营制造业、小微企业，包括一些服务业是很严重的打击。
我国的税收来源主要是以间接税为主（增值税、营业税等），占到国家财政收入的57%左右，所以中国企业税赋之重可想而知。而西方国家的税收来源主要来源于直接税（就是房产税、遗产税、个调税等），所以对中小企业来说各种繁杂税费是继租金、人工费用、电价、原料之外的“第五座大山”。这一现状已经压得我国中小企业喘不过气来。尤其是在经济下行期，居高不下的税费压弯了中小企业的腰，让其举步维艰，无法正常发展。
试想，如果因税费过重，使中小企业出现大量倒闭潮，这对中国经济而言有百害而无一利。企业主受伤了，无心投资实业，那么失业率就会大幅上升，国家税收也会减少，所以政府应该通过做大GDP蛋糕的规模，来扩大税源，而不是在蛋糕上给自己划出更大的比重。哲人说得好，“征税的艺术就像从鹅身上拔毛，既要多拔鹅毛，又要少让鹅叫。”所以对于政府部门来说，如何在经济调整周期内，给中小企业降税减费，营造一个良好的投资环境，这样便更有利于我国经济的增长和就业状况的改善。
如何在经济下滑的情况下，给广大中小企业营造一个良好的投资环境，避免出现类似2011年那种中小企业主跑路和集体倒闭潮，将是各级政府部门的当务之急。很明显，中国经济转型的目标将要依靠中小企业走可持续发展之路，所以关心和拯救中小企业也就是帮助中国经济的转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