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攀附”，原指植物界一种生长现象，即一些植物附着其他东西往上爬升。这种现象在大自然中比较常见，如南方有藤蔓植物附着树木或建筑物攀援而上，北方也能见到菟丝子等攀附寄生于其他植物上。不知从什么时候起，人们开始用“攀附”一词来比喻投靠有权势之人以谋求高升的行为。
　　攀附，看似借力借势，是一条“终南捷径”，其实是以丧失人格和自尊为代价，将自己的前途命运寄托于有权有势之人身上，企图藉靠他人能量青云直上、飞黄腾达。攀附，还为法度和公论所不容，而且风险很大、靠不住，搞不好就会“鸡飞蛋打”，损失惨重。
　　《开元天宝遗事》载，公元752年11月，唐玄宗当政时，杨国忠升任右宰相，权倾天下，能量巨大。于是，“四方之士，争诣其门”，用尽各种手段竞相攀附，以抱上杨国忠大腿。当时也有清醒的。陕州进士张彖同样被劝说“修谒国忠，可图显荣”。张彖为人耿介，且看得长远，说：“尔辈以谓杨公之势，倚靠如泰山，以吾所见，乃冰山也，或皎日大明之际，则此山当误人尔。”你们把杨国忠当泰山，我认为是冰山，太阳一出来就会被融化掉。张彖此言，没过几年果真应验。公元756年，“安史之乱”发生后，唐玄宗落荒逃往四川，路上，不仅杨国忠被愤怒的士兵杀死，尸体被肢解，那些依附于杨国忠门下的众多官员也“一朝失势，破败死亡”。
　　古代搞攀附不靠谱，现在就更不靠谱。据报道，安徽省原副省长周春雨在蚌埠市任职期间，其下属赵明伟一味迎合，希望搭上这条大船。周春雨对赵明伟则是百般关照，将他安排进纪检监察机关。熟料，周春雨被查处后不久，赵明伟也因涉案接受调查，可谓“拔出萝卜带出泥”。
　　还有媒体上报道的兰州市委原副秘书长金晋哲攀附甘肃省原副省长虞海燕、天津市某企业党委原书记段宝森依附天津市原市长黄兴国、陕西省西咸新区党工委原委员李益民投靠西安市委原书记魏民洲……无一不落了个“树倒猢狲散”的结局。
　　攀附之所以不靠谱，原因很简单。其一，攀附是一种极端个人主义、政治投机行为，破坏公平正义，损害政治生态，与我们党忠诚老实、公道正派、清正廉洁的价值观格格不入，见不得阳光，上不了台面，群众反感，干部厌恶。其二，攀附和被攀附是一种相互利用关系。纪晓岚在《阅微草堂笔记》中有精辟分析：“此辈结党营私，朋友进取。以同异为爱恶，以爱恶为是非；势孤则攀附以求援，力敌则排挤以互噬；翻云覆雨，倏忽万端。”就是说，攀附者和被攀附者拉拉扯扯、以利相交，一方投之以桃、一方报之以李，这种相互利用关系，既脆弱又危险。其三，攀附为党纪党规所禁止。多部党内法规明文规定，“对那些投机取巧、拉帮结派、搞团团伙伙的人，要严格防范，依纪依规处理”。这就决定了搞攀附必然不靠谱，一旦东窗事发，只能“吃不了兜着走”。
　　既然攀附不靠谱，不少人也因此“栽”了，为什么仍有人执迷不悟、前仆后继？有思想方面的原因，就是受“朝里有人好做官”“大树底下好乘凉”等“厚黑学”“官场术”毒害太深，难以自拔；有政治生态恶化的原因，一些地区或单位前些年选人用人风气污浊，个别领导干部大搞任人唯亲、任人唯利、任人唯圈，拿干部职位做交易、送人情，致使“不跑不送、原地不动”“又跑又送、提拔重用”等潜规则盛行，让少数攀附者得到好处、尝到甜头，出现“破窗效应”；还有的心存侥幸、过度自信，觉得自己手段高明、方法隐蔽，“天知地知、你知我知”，踏雪無痕、平安无事。如此认识、风气和心态，与全面从严治党大形势极不合拍，本身就很离谱、不靠谱，出事只是早晚的事。
　　为根治党内存在的攀附这一顽瘴痼疾，煞住拜码头、垒山头、搞小圈子等歪风邪气，我们党不仅态度十分鲜明，而且措施非常有力，打出了一套标本兼治的组合拳。一方面，加强党员干部的理想信念教育，匡正选人用人导向，弘扬积极健康的党内政治文化，倡导清清爽爽的同志关系、规规矩矩的上下级关系，在治本上持续加大力度。另一方面，从严执行纪律规矩，对搞攀附的人和事发现一起、查处一起，不手软、不迁就，形成了“纪律是铁，谁碰谁流血”的高压态势，让“不撞南墙不回头”者撞得头破血流、“不见棺材不掉泪”者流下悔恨眼泪。
　　所以，奉劝那些还在做着“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云”攀附梦的人，要知大势、识时务，学学张彖的定力，及早幡然悔悟、改弦更张，千万别再干这种不靠谱的蠢事、傻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