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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云卖笑癫，我叹救国难
身着大靠、背后四杆背旗、脚踏厚底靴，画半张脸的油彩、梳分头、蓄须、头上无盔。张涵予在《厨子戏子痞子》中一亮相，这不着四六的武生扮相就先把人唬了一跳，观者此时心中所想，大抵正应了戏子那句拔高了腔、带着劲儿的问话：谁呀？ 唬住了观者，也就唬住了戏中人，一出好戏方能上演。
四月愚人，卖笑救国。 电影档期定在愚人节。“愚人”二字，亦可作片中“愚弄日本人”一说。一场大型瘟疫横行肆虐北平城，导致全城戒备。某日，一辆马车忽然撞进街边日本料理店，而车上的两个日本人真实身份是生化专家，掌握着价值千金的疫情解药。事态紧急，条件简陋常规审讯对于日本军队训练有素的专家几乎可以判定毫无效果，那要如何拿到解药配方？地下小组四名成员仓促之间只得兵行险招——装疯卖傻，卖笑救国。胆小如鼠的厨子，神神叨叨的戏子，和当街截户无耻无赖的痞子，三位小人物各怀心思，对日本人进行疯狂有趣的轮番“审问”。厨子戏子痞子，三个身份，实则是一出戏中戏。
“一般来说救国就是特别严肃的、特别正义凛然的。其实，爱国救国，匹夫有责。国难当头的时候，说不好听的，妓女还救国呢。救国是目的，卖笑只是手段。”张涵予对“卖笑”救国如此解读，为了救国，厨子戏子痞子，各自扮上，演一出你争我夺的疯癫戏码。而这出戏中戏怎么演，是整部电影最大的“包袱”。“包袱”抖得好，戏中日军信了，戏外观众叫好。“包袱”抖得不好，戏中日军信了，戏外观众骂街。故事不但要好看，还得说得通。既然要弄懵了日军，自然不能按常理出牌。导演管虎同样也没有按常理出牌——剧情层层解扣，真相逐步浮现。对于这样的处理手法，张涵予笑着卖了个关子：“你还真不能老上厕所去，回头你回来就看不懂了。”
解密和反转、真假身份的转换、计谋伏笔的解读，一切看似荒诞的剧情逐渐还原成原本的救国故事。“看完这个电影再回想起卖笑救国这个词，你会觉得其实是有情怀的，是触动内心的。”张涵予说，“我第一次看剪接完了的片子，看到最后都把我给看哭了。这些地下小组成员不容易，都想出这怪招来了，就是想为抗日做些贡献。他们有现在的人不会有的勇气，因为他们有信仰，有情怀，所以才不吝于牺牲自己，其实现在好多年轻人不理解这个”。
你和刘烨、黄渤三个人以片酬入股来投资这部电影，算是老板之一。作为老板你有参与影片的营销推广吗？
A：我们就努力地配合宣传，关于市场上面的事就由专业的人去搞。等票房大卖我们就等着分钱。（笑）其实市场方面我们也出了点力气，比如说当时这个电影片名的问题，刚开始一直说叫《虎烈拉》，“虎烈拉”其实是 “霍乱”的另一种中文译音。我就提议说《虎烈拉》很多人不知道是什么东西，不如就叫《厨子戏子痞子》，这个年轻人可能会觉得挺新鲜的，厨子戏子痞子这东西，怎么就卖笑救国了？带着这点疑问和好奇，就可能会去看电影。
戏子一角最有挑战最有意思的地方是什么？
A：戏子他生在老北京老皇族家庭，从小受过戏曲、京剧的熏陶。参加革命以后，是一个情报站小组的组长。在角色扮演过程中，戏子的基本功就用上了。特有意思的是他回归到人物本身，地下党角色时，马上又回归到另一状态。这个把握起来，对演员来说是挺有意思的事情。你要演得越像越能够迷惑日本人，越能表现出我们无知无畏无耻。这个东西是支撑你一些喜剧表演的支撑点。我觉得这个特别重要。
老北京的爷就得有那股劲儿
虽说“卖笑”，但“救国”不是玩笑。国难，总是带着关于生死存亡的沉重和悲壮。“救国”之举的驱动力，是坚定的信仰。为国捐躯慷慨赴死的豪情壮志，是属于一个年代的烙印和记忆。那或许是一个我们再也回不去的时代。“卖笑救国，我觉得就是把比较严肃的题材弄轻了，用一种举重若轻的方式给表达出来。但是这种轻其实是要拿捏一个度的。你太浮夸的话会显得过于玩笑化。”张涵予说。分寸，成为整部电影的表演中最关键的一个词。
阴阳怪气的戏子像是一个不可捉摸的存在，表面身份是浓墨重彩的戏子，实际身份则是个机械专家，特别懂枪、炮、地雷、炸彈，把所有的枪支都玩得特别明白。比起厨子的谄媚谦卑和痞子的霸气疯癫，戏子的一举一动让人捉摸不透。你猜不准他下一步是会撂下一句狠话施施然走掉，还是突然发疯要跟人玩命。戏子的喜剧效果不仅来源于自身，还来自与其他角色的碰撞所产生的效果。无论是与痞子的骂战，还是怒斩鬼子的疯癫，戏子一角有着独特的魅力。“戏子的身份是一个掩护，戏子真正的身份是地下小组的组长。他扮成戏子，就不能是标准的梨园弟子的扮相，那反而就不对了。”张涵予说。
揣摩戏子的角色，最难拿捏的是分寸，最要紧的是一股劲儿。
这股劲儿， 来自戏子的真实身份。皇族后裔，世家子弟， 毕业于燕京大学， 担任地下小组组长。他的家世， 给了他一种气度和气派。张涵予说： “戏子本来是皇族的后裔，所以他打小儿见识到的全都是爷，老北京的爷是有架势，有股子劲儿的。北京社会底层的人，拉三轮的、蹬排子车的，就比较朴实一些，或者是更粗野一些，但是真正上层的这帮人，就算皇族都倒了，家里面都没饭吃了，可是那架势还在，那股劲儿还在。”
张涵予的成长经历让他对角色的揣摩和再创作更加准确和到位。他生在北京长在北京，在胡同里、在城里都住过。在他小时候，当时各个大杂院、四合院里散住着很多北京的遗老遗少，比方说老八旗、宫里面那些老人儿， 就算兜里一分钱都没有了，进茶馆还得来一句：谁呀？——那范儿得摆在那儿。
“演这个角色，要调动从小的这些经历，你必须把他演成一个北京的爷，这北京的爷还得是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生活在北京的老皇族的后裔，好唱京剧，是一票友。他是活生生的人物，就跟你看《茶馆》似的，你觉得《茶馆》里面所有的人物夸张吗？一点都不夸张。 松二爷、常四爷、秦二爷，他就是那样，每个人都符合他的身份，原封不动地搬的都是老北京的人物，没有任何夸张，有时候甚至还不够。”张涵予说，“你得让自己有这么一个状态，心里有底你才敢那么演，才能心里面有底地去还原一个真实的人物在剧情中的真实状态，而不是说演小品似的那种夸张的、外化的、简单的表演”。
演喜剧心里有底吗？
A：这次《厨子戏子痞子》才能让观众看到我的本色，其实我本色是一个喜剧演员。我压根儿就不是演《集结号》这样的戏的人。实际上我内心是一个特别喜剧的人，从小其实就是特搞怪的这么一个讨厌的人。我喜欢好玩的事儿，乐呵的事儿。但现在随着年龄的增长很多事儿弄得你乐不起来。所以我就希望在今后的角色里多弄点儿乐的事。
硬胳肢你笑不是高级的喜剧
张涵予是一个气场向外的人，言谈之中，若他停下来皱着眉头不说话，即使知道他只不过是在思考，与他对谈的人也会有一瞬间的紧张。他又很老派，随身带着保温杯，杯子里沏着茶，喝完了，助理又给沏上。张涵予不慌不忙地端起杯子，轻轻吹口气，抿一口茶，再接着跟你聊。他手里夹着雪茄，不时抽上一口，烟雾升腾缭绕，混着茶香。在初春的下午，原本一场时间紧张的采訪，因他的从容和悠闲而多了几分优雅的气度。这样一个有气势有气场行止之间稳重有度的人，确实很难想象他会选择去演一部看似荒诞的喜剧。
从去年开始，张涵予就不太爱接题材特别沉重的电影，他就想演一些轻松的喜剧，尝试着改变一下自己表演的风格，因为这样会觉得很新鲜。“要是老重复的话你自己就会抵触了：我不想再演了。”张涵予说：“尝试戏路会有风险、会有挑战。因为观众认准了你特别沉重、特别正面的角色，他们会不会接受你的喜剧表演呢？这些都是未知的。”这一次与管虎的合作，就成了一次半试验性质的冒险尝试。戏子这类型的角色演不好就有洒狗血的嫌疑，演好了就是一个人物。揣摩角色，拿捏分寸，张涵予颇花了一番心思，不少台词是他自己琢磨完了改的，还有些是临场发挥。
“演员有个再创作，要把剧本再捋一遍。编剧写的时候大致是按北京口写的，但是他有些字是不对的，所以我就是把不顺口的改了，显得更加极致了。” “谁呀！”“嘛呢！”“摔死丫的！”…… 张涵予从现实生活中“拿来”了很多词儿。他给记者讲了个小故事。很多年前在王府井利生体育广场那儿，有人玩蹦极，围了好多人，里三层外三层，张涵予也跟那儿看。这时候就走过来一个北京的老爷子，老爷子也不看上面，也不看周围，背着手打那儿过，大喊了一声：“哼！摔死丫的！”在场所有人都愣了，什么情况这是？ 老爷子看也看不看，说完背着手走了。 “我就跟别人说，看见了吧，北京的爷就这样，说点风凉话。你要真问，他就跟你解释，这前阵儿摔死过人！”张涵予说，“要是南方人过来就得说这个不能弄的，摔死过人的。什么人说什么话，符合角色的身份，还得有意思”。
“我喜欢喜剧，喜欢比较高级的那种喜剧，有一些意想不到的东西。不是说你胳肢我笑，你跟那儿龇牙咧嘴，一点都不可笑。那种突然间让你意想不到的幽默太高级了，比如说这场都过去了，你突然哈哈大笑。”张涵予最欣赏的是黑色幽默，比如像科恩兄弟、昆汀·塔伦蒂诺，比如说《两杆大烟枪》、《虎口脱险》这类的。“太经典了，让你笑得屁股都快从椅子上掉下去了，那种小人物的心态表现和刻画淋漓尽致。”张涵予自己也承认，高级的喜剧，从创作到呈现，都太难。理想与现实之间，总是隔着很远的距离。可若只有“身后身”，“眼前路”便永无可能成为坦途。一个选择，一次尝试，张涵予的喜剧之路，就此启程。（实习记者李菁对本文亦有贡献）
身着大靠、背后四杆背旗、脚踏厚底靴，画半张脸的油彩、梳分头、蓄须、头上无盔。张涵予在《厨子戏子痞子》中一亮相，这不着四六的武生扮相就先把人唬了一跳，观者此时心中所想，大抵正应了戏子那句拔高了腔、带着劲儿的问话：谁呀？ 唬住了观者，也就唬住了戏中人，一出好戏方能上演。
四月愚人，卖笑救国。 电影档期定在愚人节。“愚人”二字，亦可作片中“愚弄日本人”一说。一场大型瘟疫横行肆虐北平城，导致全城戒备。某日，一辆马车忽然撞进街边日本料理店，而车上的两个日本人真实身份是生化专家，掌握着价值千金的疫情解药。事态紧急，条件简陋常规审讯对于日本军队训练有素的专家几乎可以判定毫无效果，那要如何拿到解药配方？地下小组四名成员仓促之间只得兵行险招——装疯卖傻，卖笑救国。胆小如鼠的厨子，神神叨叨的戏子，和当街截户无耻无赖的痞子，三位小人物各怀心思，对日本人进行疯狂有趣的轮番“审问”。厨子戏子痞子，三个身份，实则是一出戏中戏。
“一般来说救国就是特别严肃的、特别正义凛然的。其实，爱国救国，匹夫有责。国难当头的时候，说不好听的，妓女还救国呢。救国是目的，卖笑只是手段。”张涵予对“卖笑”救国如此解读，为了救国，厨子戏子痞子，各自扮上，演一出你争我夺的疯癫戏码。而这出戏中戏怎么演，是整部电影最大的“包袱”。“包袱”抖得好，戏中日军信了，戏外观众叫好。“包袱”抖得不好，戏中日军信了，戏外观众骂街。故事不但要好看，还得说得通。既然要弄懵了日军，自然不能按常理出牌。导演管虎同样也没有按常理出牌——剧情层层解扣，真相逐步浮现。对于这样的处理手法，张涵予笑着卖了个关子：“你还真不能老上厕所去，回头你回来就看不懂了。”
解密和反转、真假身份的转换、计谋伏笔的解读，一切看似荒诞的剧情逐渐还原成原本的救国故事。“看完这个电影再回想起卖笑救国这个词，你会觉得其实是有情怀的，是触动内心的。”张涵予说，“我第一次看剪接完了的片子，看到最后都把我给看哭了。这些地下小组成员不容易，都想出这怪招来了，就是想为抗日做些贡献。他们有现在的人不会有的勇气，因为他们有信仰，有情怀，所以才不吝于牺牲自己，其实现在好多年轻人不理解这个”。
你和刘烨、黄渤三个人以片酬入股来投资这部电影，算是老板之一。作为老板你有参与影片的营销推广吗？
A：我们就努力地配合宣传，关于市场上面的事就由专业的人去搞。等票房大卖我们就等着分钱。（笑）其实市场方面我们也出了点力气，比如说当时这个电影片名的问题，刚开始一直说叫《虎烈拉》，“虎烈拉”其实是 “霍乱”的另一种中文译音。我就提议说《虎烈拉》很多人不知道是什么东西，不如就叫《厨子戏子痞子》，这个年轻人可能会觉得挺新鲜的，厨子戏子痞子这东西，怎么就卖笑救国了？带着这点疑问和好奇，就可能会去看电影。
戏子一角最有挑战最有意思的地方是什么？
A：戏子他生在老北京老皇族家庭，从小受过戏曲、京剧的熏陶。参加革命以后，是一个情报站小组的组长。在角色扮演过程中，戏子的基本功就用上了。特有意思的是他回归到人物本身，地下党角色时，马上又回归到另一状态。这个把握起来，对演员来说是挺有意思的事情。你要演得越像越能够迷惑日本人，越能表现出我们无知无畏无耻。这个东西是支撑你一些喜剧表演的支撑点。我觉得这个特别重要。
老北京的爷就得有那股劲儿
虽说“卖笑”，但“救国”不是玩笑。国难，总是带着关于生死存亡的沉重和悲壮。“救国”之举的驱动力，是坚定的信仰。为国捐躯慷慨赴死的豪情壮志，是属于一个年代的烙印和记忆。那或许是一个我们再也回不去的时代。“卖笑救国，我觉得就是把比较严肃的题材弄轻了，用一种举重若轻的方式给表达出来。但是这种轻其实是要拿捏一个度的。你太浮夸的话会显得过于玩笑化。”张涵予说。分寸，成为整部电影的表演中最关键的一个词。
阴阳怪气的戏子像是一个不可捉摸的存在，表面身份是浓墨重彩的戏子，实际身份则是个机械专家，特别懂枪、炮、地雷、炸彈，把所有的枪支都玩得特别明白。比起厨子的谄媚谦卑和痞子的霸气疯癫，戏子的一举一动让人捉摸不透。你猜不准他下一步是会撂下一句狠话施施然走掉，还是突然发疯要跟人玩命。戏子的喜剧效果不仅来源于自身，还来自与其他角色的碰撞所产生的效果。无论是与痞子的骂战，还是怒斩鬼子的疯癫，戏子一角有着独特的魅力。“戏子的身份是一个掩护，戏子真正的身份是地下小组的组长。他扮成戏子，就不能是标准的梨园弟子的扮相，那反而就不对了。”张涵予说。
揣摩戏子的角色，最难拿捏的是分寸，最要紧的是一股劲儿。
这股劲儿， 来自戏子的真实身份。皇族后裔，世家子弟， 毕业于燕京大学， 担任地下小组组长。他的家世， 给了他一种气度和气派。张涵予说： “戏子本来是皇族的后裔，所以他打小儿见识到的全都是爷，老北京的爷是有架势，有股子劲儿的。北京社会底层的人，拉三轮的、蹬排子车的，就比较朴实一些，或者是更粗野一些，但是真正上层的这帮人，就算皇族都倒了，家里面都没饭吃了，可是那架势还在，那股劲儿还在。”
张涵予的成长经历让他对角色的揣摩和再创作更加准确和到位。他生在北京长在北京，在胡同里、在城里都住过。在他小时候，当时各个大杂院、四合院里散住着很多北京的遗老遗少，比方说老八旗、宫里面那些老人儿， 就算兜里一分钱都没有了，进茶馆还得来一句：谁呀？——那范儿得摆在那儿。
“演这个角色，要调动从小的这些经历，你必须把他演成一个北京的爷，这北京的爷还得是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生活在北京的老皇族的后裔，好唱京剧，是一票友。他是活生生的人物，就跟你看《茶馆》似的，你觉得《茶馆》里面所有的人物夸张吗？一点都不夸张。 松二爷、常四爷、秦二爷，他就是那样，每个人都符合他的身份，原封不动地搬的都是老北京的人物，没有任何夸张，有时候甚至还不够。”张涵予说，“你得让自己有这么一个状态，心里有底你才敢那么演，才能心里面有底地去还原一个真实的人物在剧情中的真实状态，而不是说演小品似的那种夸张的、外化的、简单的表演”。
演喜剧心里有底吗？
A：这次《厨子戏子痞子》才能让观众看到我的本色，其实我本色是一个喜剧演员。我压根儿就不是演《集结号》这样的戏的人。实际上我内心是一个特别喜剧的人，从小其实就是特搞怪的这么一个讨厌的人。我喜欢好玩的事儿，乐呵的事儿。但现在随着年龄的增长很多事儿弄得你乐不起来。所以我就希望在今后的角色里多弄点儿乐的事。
硬胳肢你笑不是高级的喜剧
张涵予是一个气场向外的人，言谈之中，若他停下来皱着眉头不说话，即使知道他只不过是在思考，与他对谈的人也会有一瞬间的紧张。他又很老派，随身带着保温杯，杯子里沏着茶，喝完了，助理又给沏上。张涵予不慌不忙地端起杯子，轻轻吹口气，抿一口茶，再接着跟你聊。他手里夹着雪茄，不时抽上一口，烟雾升腾缭绕，混着茶香。在初春的下午，原本一场时间紧张的采訪，因他的从容和悠闲而多了几分优雅的气度。这样一个有气势有气场行止之间稳重有度的人，确实很难想象他会选择去演一部看似荒诞的喜剧。
从去年开始，张涵予就不太爱接题材特别沉重的电影，他就想演一些轻松的喜剧，尝试着改变一下自己表演的风格，因为这样会觉得很新鲜。“要是老重复的话你自己就会抵触了：我不想再演了。”张涵予说：“尝试戏路会有风险、会有挑战。因为观众认准了你特别沉重、特别正面的角色，他们会不会接受你的喜剧表演呢？这些都是未知的。”这一次与管虎的合作，就成了一次半试验性质的冒险尝试。戏子这类型的角色演不好就有洒狗血的嫌疑，演好了就是一个人物。揣摩角色，拿捏分寸，张涵予颇花了一番心思，不少台词是他自己琢磨完了改的，还有些是临场发挥。
“演员有个再创作，要把剧本再捋一遍。编剧写的时候大致是按北京口写的，但是他有些字是不对的，所以我就是把不顺口的改了，显得更加极致了。” “谁呀！”“嘛呢！”“摔死丫的！”…… 张涵予从现实生活中“拿来”了很多词儿。他给记者讲了个小故事。很多年前在王府井利生体育广场那儿，有人玩蹦极，围了好多人，里三层外三层，张涵予也跟那儿看。这时候就走过来一个北京的老爷子，老爷子也不看上面，也不看周围，背着手打那儿过，大喊了一声：“哼！摔死丫的！”在场所有人都愣了，什么情况这是？ 老爷子看也看不看，说完背着手走了。 “我就跟别人说，看见了吧，北京的爷就这样，说点风凉话。你要真问，他就跟你解释，这前阵儿摔死过人！”张涵予说，“要是南方人过来就得说这个不能弄的，摔死过人的。什么人说什么话，符合角色的身份，还得有意思”。
“我喜欢喜剧，喜欢比较高级的那种喜剧，有一些意想不到的东西。不是说你胳肢我笑，你跟那儿龇牙咧嘴，一点都不可笑。那种突然间让你意想不到的幽默太高级了，比如说这场都过去了，你突然哈哈大笑。”张涵予最欣赏的是黑色幽默，比如像科恩兄弟、昆汀·塔伦蒂诺，比如说《两杆大烟枪》、《虎口脱险》这类的。“太经典了，让你笑得屁股都快从椅子上掉下去了，那种小人物的心态表现和刻画淋漓尽致。”张涵予自己也承认，高级的喜剧，从创作到呈现，都太难。理想与现实之间，总是隔着很远的距离。可若只有“身后身”，“眼前路”便永无可能成为坦途。一个选择，一次尝试，张涵予的喜剧之路，就此启程。（实习记者李菁对本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