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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迪·格慈的食指总是放在快门上，无论他是在和拍摄对象交流、闲谈，还是已经正式开拍。“你永远也不知道你想要的那一刻什么时候到来。”他说。
在他的镜头里，那些蜚声国际的巨星们都显出了难得一见的不同于以往的样子。
乔治·克鲁尼头顶海盗帽，抱着胳膊，肆意大笑；凯特·温丝莱特素颜淡妆，黑色的V领外套上没有任何装饰，平静自然；布拉德·皮特穿着T恤仔裤，大大咧咧地蹲在墙边；奥兰多·布鲁姆脱掉西裤，露出一条印着英国国旗的拳击短裤；一贯深沉、严肃的摩根·弗里曼则挤眉弄眼做着各种俏皮鬼脸。
而他们无一例外，素颜、没有造型，随性自然，“没有造型师，没有助理，只有我和我的照相机。”这就是英国摄影师安迪·格慈，这位国际顶尖的名人摄影师为自己总结的拍摄风格，国际巨星概莫能外。
而他每次正式拍摄的时间更短得出奇——基本上十分钟！最多五个胶卷，每卷十张照片，一共也就五十张。“我只想抓住此刻的真实。”他说。
这个与当今服装造型彩妆灯光无所不用其极的时尚摄影潮流大逆其道的做法，却受到明星们的青睐，他们享受跟他拍摄的过程。
2005年，格慈的黑白名人摄影集《度》出版。书中结集了9年间他拍摄的上百名国际巨星，囊括好莱坞诸多一线明星，也包括了英国最好的演员。
这些之前从未发表过的黑白胶片照，有着厚重细腻的质感，而影星们呈现出的随性自然的状态，也让人耳目一新。格慈为每张照片配上了一小段文字，似是信手拈来的拍摄小故事，读来却都妙趣横生。这本影集的出版，打破了人们对“巨星风采”的刻板印象，也令安迪·格慈声名鹊起。
2009年，安迪·格慈获得了摄影界最高荣誉之一——福克斯·塔尔博特摄影奖。该奖项不定期颁发，只奖给为摄影行业做出杰出贡献的专业人士。2010年，他出任英国专业摄影协会主席一年。2012年，他被授予了由英国女王颁发的员佐勋章，奖励他为摄影所作出的杰出贡献。
2012年4月16日，应英国驻华大使馆文化教育处的邀请，41岁的安迪·格慈第一次来到中国，在北京、上海、广州三地进行演讲，带着他的作品与中国的同行、学生交流。《中国新闻周刊》也在清华大学美术学院专访了这位特立独行的摄影师。
格慈圆脸、身材略胖，身着灰黑色西装，他把双肩摄影包随手放在脚边，便入座沙发开始接受采访，没有寒暄。
“这好像是一种权力游戏”
这位著名摄影师的职业之路是从厨师开始的。
安迪·格慈就读的高中有一个传统——每个毕业生都要在毕业典礼上讲讲自己将来想要从事的职业。当格慈告诉大家他想成为一名摄影师时，校长却问他，“你为什么不挑个正经点儿的职业呢？比如做个大厨。”于是，高中毕业后，格慈进了一所开设了烹饪课程的学校。两年后，他成了一名主厨。
然而，内心的挣扎却时刻困扰着格慈。直到有一天，一位用餐的客人似乎看出了他的心思，“你好像很不高兴？”客人问格慈。“是的，我讨厌现在这份工作。”格慈说。
“那你想做什么呢？”
“我想做个摄影师。”
碰巧，这位客人是附近一所私立学校里的摄影老师，他邀请格慈去听他的课程。在接下来的半年里，格慈每周六上午去上课，当年9月，格慈被推荐到当地一所大学继续学习摄影。
这是一个两年的摄影课程。第一年，格慈要学习拍摄各种对象，人像、时尚、静物、风光等都要涉猎。然后，他需要为自己确定方向，以进行第二年的深入学习。但是那时的他并不知道自己要走向哪里。
正当他犹豫不决的时候，喜剧演员斯蒂芬·弗雷来到学校演讲。格慈悄悄跑到演讲厅旁边的教室搭了一个临时摄影棚，在弗雷演讲最后阶段他提出希望弗雷到隔壁教室拍两张照片。弗雷有点惊讶，但还是同意了。演讲结束后，他给了格慈两分钟，他们在旁边的教室里，拍了十张照片。
“这两分钟，改变了我的一生。”格慈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一个当红的大明星，离你只有一米半，你让他皱眉他就皱眉，你让他笑他就笑。这好像是一种权力游戏。”格慈说，“我很享受这个过程。突然意识到自己想拍什么。”
这一刻，格慈找到了自己的方向——成为一名名人摄影师。
在接下来的几年里，他开始为这个目标而奋斗。
还原他们的模样
1991年，20岁的格慈大学毕业。一年后，他开始为一些顶级的时尚摄影师做助理，学习他们拍摄名人的技巧。这些摄影师中有《名利场》杂志的御用大牌、全球最贵的摄影师之一的安妮·莱博维茨，有帮助塑造了英国1960年代“摇摆伦敦”时尚文化的大卫·贝利，还有娶了玛格丽特公主的摄影师斯诺登伯爵。
格慈和这些“大师”们工作将近三年，尽管很欣赏他们的照片，但是有一点他却始终不太喜欢。“每次拍照，片场里有上百个人忙忙碌碌，花很长的时间才能拍得完。”格慈说，“我实在是痛恨这种方式。”
“安妮·莱博维茨的方法可能是最夸张的。不过就拿大卫·贝利来说吧，他经常用短焦镜头，镜头离拍摄对象很近，而他身后，还有十几个助理，全都盯着拍摄对象——他们要确保被拍者的发型正确、灯光无误、没有电话响。每个人都紧张兮兮。”格慈回忆道，“你想一下，要是有十五双眼睛盯着你，你还会表现得很自然吗？你还会是你自己吗？不会，你会装酷的。”
格慈决定走一条完全不同的路。
他不要造型师，因为他们花去太多时间；他不要助手，一切都“DIY”。
“大部分杂志拍摄的明星都很假，他们在塑造他们眼中理想的明星形象，而不是这些人本真的样子。”格慈想要还原他们的模样，记录他们在拍摄时刻最真实的状态。
事实上，格慈的想法也并非凭空而来，他是一个超级电影迷，他说摄影风格主要的学习对象就是经典的老电影和传统的肖像油画等，他很喜欢那些油画中的光影关系。
300封信一个回复
要说服大牌明星让一名无名摄影师拍摄是件困难的事情——但是他没料到会有那么困难！
他打了几千个电话，发出几百封邮件，记事本里密密麻麻地写满了备注，然而，没有人答应他。
格慈觉得他需要一个主题来打动这些明星。在1994年，格慈策划了一个拍摄项目：每个明星花十多分钟让他拍摄，他将影集出版，为糖尿病研究募捐。
他到图书馆里找来一本明星经纪人联络簿，在上面挑选了300名当时英国最有名的演员，给他们寄去信件，提出拍摄请求和主题。接下来还是漫长的等待。
直到六个月后，终于等来了第一个电话。电话是著名演员乔斯·阿克兰打来的。已经60多岁的阿克兰对格慈说，他的儿子要结婚，如果格慈愿意来帮儿子拍婚礼，他就答应让格慈为他拍照。
格慈开了7个小时车来到阿克兰家中。在拍完婚礼后，他终于获得了自己项目的第一个拍摄机会。
“你寄出10封信，也许会收到10个拒绝。可如果你寄出1000封信，也许会收到1个同意——而这1个‘同意’，正是你开启梦想大门所需要的第一步。”格慈说。
当阿克兰了解到格慈拍摄项目的进度后，他给了格慈一个建议：“通过‘朋友介绍朋友’的方式来联系接下来的拍摄。”
“当时凯文·贝肯的六度关系正在流行，”格慈说。贝肯是好莱坞著名影星，出演过大量影片，1994年，“凯文·贝肯的六度关系”游戏开始在聚会中流行。游戏的核心内容是通过包括贝肯在内的六度关系，为任何两个好莱坞演员建立起联系。其理论基础是1960年代兴起的“六度空间理论”，认为最多通过六个人就能让两个素未谋面的人建立起人际联系。
阿克兰当即拿起电话打给了他的好朋友格列塔·斯卡奇。一条为明星拍摄的路，终于在格慈面前展开。
“布拉德·皮特怎么样？”
到2001年，他已经在英国拍摄了整整七年。“你能想到的英国演员我基本上都拍了。”他说。
当时他正在拍摄英国演员肯尼斯·布拉纳夫,布拉纳夫问格慈为什么没有拍好莱坞的影星。格慈说，“你给我介绍一个，我就去拍。”于是布拉纳夫给格慈介绍了凯文·克莱恩和达斯汀·霍夫曼。
“这是真正的转折点。”格慈有些兴奋地说。
拍完达斯汀·霍夫曼，霍夫曼问他接下来还想拍谁。格慈说，“给我你所认识的最大牌的好莱坞明星就行了。”“布拉德·皮特怎么样？”霍夫曼答。
格慈的心都快要跳出来了。“布拉德·皮特是我拍的第一个真正的当红巨星。”格慈告诉记者。“而且我知道，拍了他之后，我就可以拍任何一个好莱坞影星了。”
格慈看到另一扇更大的门正在眼前开启。
布拉德·皮特当时正在伦敦拍摄《特洛伊》，他的经纪公司和格慈约好了在影棚拍摄的时间。“你有11分钟，”经纪公司的人告诉格慈，“不是10分钟，也不是15分钟。”
格慈在摄影棚里等着。过了一个小时，终于有人在轻轻敲门。皮特一个人站在门口。
“安迪你好，我是布拉德·皮特。”皮特说。
“哦，是吗？可是我是在等你吗？”格慈开玩笑地说道。
这个玩笑惹得皮特哈哈大笑，走进摄影棚后，皮特就开始跟格慈闲聊起来。7分钟后，皮特还在跟格慈聊天气，聊英国人，聊炸鱼炸土豆片。格慈心里暗暗着急，他不得不告诉皮特，经纪公司规定了拍摄时间只有11分钟。没料到皮特对他说，“你要多少时间都可以。”
结果聊了一个半小时之后，拍摄终于开始了，而仅几分钟后格慈就拍完了。
但格慈对拍摄的照片非常满意。“我想要拍一些不同的东西，不同于他们以往所拍摄的照片。”更重要的，他要拍摄到的是当天当时这些明星们的状态。“如果当时他是沮丧的，那就是沮丧的。如果当时他是高兴的，就是高兴的。”
“我尽量不对他们做任何引导。”格慈说。“拍摄是一个双向的过程，我和拍摄对象都在为这个过程做贡献。我不希望自己成为一个导演一样的角色。”
拍摄前他会去认真了解这些明星，找到共同话题，好在闲聊时让他们放松下来。“大概一般都要聊个20分钟，基本上都是‘瞎扯淡’。”格慈笑着说。
而聊天，更多的是为了让拍摄对象能接受他这个摄影师。“很多摄影师其实都有点自负，有点不易接近。我想让明星们知道，眼前这个摄影师是个普通人。”格慈说。
在和布拉德·皮特度过了两个小时愉快时光后，格慈请皮特给他介绍下一个拍摄对象。皮特掏出手机，拨了电话，在电话里嘻嘻哈哈地聊了几句后，就把电话交给了格慈——于是，乔治·克鲁尼成了格慈下一个拍摄的对象。
在这之后，克鲁尼又介绍了茱莉亚·罗伯茨，罗伯茨介绍了苏珊·萨兰登，萨兰登介绍了保罗·纽曼，纽曼介绍了汤姆·汉克斯……
人们大概能想到的好莱坞巨星，几乎都成了格慈镜头中的人物。而这些过去以各种光艳造型出现在人们面前的影视明星，都在格慈的镜头前展现出了他们个人化、情绪化、生动有趣的一面。
试图表达真实
2003年，在拍摄了9年后，通过“朋友介绍朋友”，格慈终于找到了凯文·贝肯，他也决定在这里停下来。“这个拍摄项目是从凯文·贝肯六度关系游戏得到的灵感，我想在他这里停止也是个圆满的结束。”格慈满意地说。
2005年，《度》出版之后，格慈在摄影界赢得了颇多赞誉。同时，这本影集也为糖尿病研究募集到了300万英镑的善款。
之后，格慈回到了学校，完成了摄影专业的硕士学位的研读，并在2011年，获得了英国德蒙福特大学的荣誉博士学位。
格慈独特的拍摄风格也成为他的标签。直到现在，安迪·格慈仍不大去看其他摄影师的作品，他怕自己不自觉地受到别人风格的影响。
当记者问及格慈如何评价自己在摄影上所做的“贡献”时，他说只是在“试图拧回一些东西”。他说现在这个商业化的社会里，明星越来越多，造星活动也越频繁，然而这些僵硬的造星活动弄出了一堆又一堆光鲜、炫目却缺乏生气的形象，而他只是“试图表达真实”。
目前，格慈手上正在操作着两个大项目。一个是为埃尔顿·约翰的艾滋病基金会筹集资金的“iCons”（偶像）项目，他计划拍摄欧美影视、音乐、艺术、体育、时尚界的标志性人物。另一个项目则是用镜头记录目前在世的每一位曾获得英国电影和电视艺术学院奖的演员。★
在他的镜头里，那些蜚声国际的巨星们都显出了难得一见的不同于以往的样子。
乔治·克鲁尼头顶海盗帽，抱着胳膊，肆意大笑；凯特·温丝莱特素颜淡妆，黑色的V领外套上没有任何装饰，平静自然；布拉德·皮特穿着T恤仔裤，大大咧咧地蹲在墙边；奥兰多·布鲁姆脱掉西裤，露出一条印着英国国旗的拳击短裤；一贯深沉、严肃的摩根·弗里曼则挤眉弄眼做着各种俏皮鬼脸。
而他们无一例外，素颜、没有造型，随性自然，“没有造型师，没有助理，只有我和我的照相机。”这就是英国摄影师安迪·格慈，这位国际顶尖的名人摄影师为自己总结的拍摄风格，国际巨星概莫能外。
而他每次正式拍摄的时间更短得出奇——基本上十分钟！最多五个胶卷，每卷十张照片，一共也就五十张。“我只想抓住此刻的真实。”他说。
这个与当今服装造型彩妆灯光无所不用其极的时尚摄影潮流大逆其道的做法，却受到明星们的青睐，他们享受跟他拍摄的过程。
2005年，格慈的黑白名人摄影集《度》出版。书中结集了9年间他拍摄的上百名国际巨星，囊括好莱坞诸多一线明星，也包括了英国最好的演员。
这些之前从未发表过的黑白胶片照，有着厚重细腻的质感，而影星们呈现出的随性自然的状态，也让人耳目一新。格慈为每张照片配上了一小段文字，似是信手拈来的拍摄小故事，读来却都妙趣横生。这本影集的出版，打破了人们对“巨星风采”的刻板印象，也令安迪·格慈声名鹊起。
2009年，安迪·格慈获得了摄影界最高荣誉之一——福克斯·塔尔博特摄影奖。该奖项不定期颁发，只奖给为摄影行业做出杰出贡献的专业人士。2010年，他出任英国专业摄影协会主席一年。2012年，他被授予了由英国女王颁发的员佐勋章，奖励他为摄影所作出的杰出贡献。
2012年4月16日，应英国驻华大使馆文化教育处的邀请，41岁的安迪·格慈第一次来到中国，在北京、上海、广州三地进行演讲，带着他的作品与中国的同行、学生交流。《中国新闻周刊》也在清华大学美术学院专访了这位特立独行的摄影师。
格慈圆脸、身材略胖，身着灰黑色西装，他把双肩摄影包随手放在脚边，便入座沙发开始接受采访，没有寒暄。
“这好像是一种权力游戏”
这位著名摄影师的职业之路是从厨师开始的。
安迪·格慈就读的高中有一个传统——每个毕业生都要在毕业典礼上讲讲自己将来想要从事的职业。当格慈告诉大家他想成为一名摄影师时，校长却问他，“你为什么不挑个正经点儿的职业呢？比如做个大厨。”于是，高中毕业后，格慈进了一所开设了烹饪课程的学校。两年后，他成了一名主厨。
然而，内心的挣扎却时刻困扰着格慈。直到有一天，一位用餐的客人似乎看出了他的心思，“你好像很不高兴？”客人问格慈。“是的，我讨厌现在这份工作。”格慈说。
“那你想做什么呢？”
“我想做个摄影师。”
碰巧，这位客人是附近一所私立学校里的摄影老师，他邀请格慈去听他的课程。在接下来的半年里，格慈每周六上午去上课，当年9月，格慈被推荐到当地一所大学继续学习摄影。
这是一个两年的摄影课程。第一年，格慈要学习拍摄各种对象，人像、时尚、静物、风光等都要涉猎。然后，他需要为自己确定方向，以进行第二年的深入学习。但是那时的他并不知道自己要走向哪里。
正当他犹豫不决的时候，喜剧演员斯蒂芬·弗雷来到学校演讲。格慈悄悄跑到演讲厅旁边的教室搭了一个临时摄影棚，在弗雷演讲最后阶段他提出希望弗雷到隔壁教室拍两张照片。弗雷有点惊讶，但还是同意了。演讲结束后，他给了格慈两分钟，他们在旁边的教室里，拍了十张照片。
“这两分钟，改变了我的一生。”格慈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一个当红的大明星，离你只有一米半，你让他皱眉他就皱眉，你让他笑他就笑。这好像是一种权力游戏。”格慈说，“我很享受这个过程。突然意识到自己想拍什么。”
这一刻，格慈找到了自己的方向——成为一名名人摄影师。
在接下来的几年里，他开始为这个目标而奋斗。
还原他们的模样
1991年，20岁的格慈大学毕业。一年后，他开始为一些顶级的时尚摄影师做助理，学习他们拍摄名人的技巧。这些摄影师中有《名利场》杂志的御用大牌、全球最贵的摄影师之一的安妮·莱博维茨，有帮助塑造了英国1960年代“摇摆伦敦”时尚文化的大卫·贝利，还有娶了玛格丽特公主的摄影师斯诺登伯爵。
格慈和这些“大师”们工作将近三年，尽管很欣赏他们的照片，但是有一点他却始终不太喜欢。“每次拍照，片场里有上百个人忙忙碌碌，花很长的时间才能拍得完。”格慈说，“我实在是痛恨这种方式。”
“安妮·莱博维茨的方法可能是最夸张的。不过就拿大卫·贝利来说吧，他经常用短焦镜头，镜头离拍摄对象很近，而他身后，还有十几个助理，全都盯着拍摄对象——他们要确保被拍者的发型正确、灯光无误、没有电话响。每个人都紧张兮兮。”格慈回忆道，“你想一下，要是有十五双眼睛盯着你，你还会表现得很自然吗？你还会是你自己吗？不会，你会装酷的。”
格慈决定走一条完全不同的路。
他不要造型师，因为他们花去太多时间；他不要助手，一切都“DIY”。
“大部分杂志拍摄的明星都很假，他们在塑造他们眼中理想的明星形象，而不是这些人本真的样子。”格慈想要还原他们的模样，记录他们在拍摄时刻最真实的状态。
事实上，格慈的想法也并非凭空而来，他是一个超级电影迷，他说摄影风格主要的学习对象就是经典的老电影和传统的肖像油画等，他很喜欢那些油画中的光影关系。
300封信一个回复
要说服大牌明星让一名无名摄影师拍摄是件困难的事情——但是他没料到会有那么困难！
他打了几千个电话，发出几百封邮件，记事本里密密麻麻地写满了备注，然而，没有人答应他。
格慈觉得他需要一个主题来打动这些明星。在1994年，格慈策划了一个拍摄项目：每个明星花十多分钟让他拍摄，他将影集出版，为糖尿病研究募捐。
他到图书馆里找来一本明星经纪人联络簿，在上面挑选了300名当时英国最有名的演员，给他们寄去信件，提出拍摄请求和主题。接下来还是漫长的等待。
直到六个月后，终于等来了第一个电话。电话是著名演员乔斯·阿克兰打来的。已经60多岁的阿克兰对格慈说，他的儿子要结婚，如果格慈愿意来帮儿子拍婚礼，他就答应让格慈为他拍照。
格慈开了7个小时车来到阿克兰家中。在拍完婚礼后，他终于获得了自己项目的第一个拍摄机会。
“你寄出10封信，也许会收到10个拒绝。可如果你寄出1000封信，也许会收到1个同意——而这1个‘同意’，正是你开启梦想大门所需要的第一步。”格慈说。
当阿克兰了解到格慈拍摄项目的进度后，他给了格慈一个建议：“通过‘朋友介绍朋友’的方式来联系接下来的拍摄。”
“当时凯文·贝肯的六度关系正在流行，”格慈说。贝肯是好莱坞著名影星，出演过大量影片，1994年，“凯文·贝肯的六度关系”游戏开始在聚会中流行。游戏的核心内容是通过包括贝肯在内的六度关系，为任何两个好莱坞演员建立起联系。其理论基础是1960年代兴起的“六度空间理论”，认为最多通过六个人就能让两个素未谋面的人建立起人际联系。
阿克兰当即拿起电话打给了他的好朋友格列塔·斯卡奇。一条为明星拍摄的路，终于在格慈面前展开。
“布拉德·皮特怎么样？”
到2001年，他已经在英国拍摄了整整七年。“你能想到的英国演员我基本上都拍了。”他说。
当时他正在拍摄英国演员肯尼斯·布拉纳夫,布拉纳夫问格慈为什么没有拍好莱坞的影星。格慈说，“你给我介绍一个，我就去拍。”于是布拉纳夫给格慈介绍了凯文·克莱恩和达斯汀·霍夫曼。
“这是真正的转折点。”格慈有些兴奋地说。
拍完达斯汀·霍夫曼，霍夫曼问他接下来还想拍谁。格慈说，“给我你所认识的最大牌的好莱坞明星就行了。”“布拉德·皮特怎么样？”霍夫曼答。
格慈的心都快要跳出来了。“布拉德·皮特是我拍的第一个真正的当红巨星。”格慈告诉记者。“而且我知道，拍了他之后，我就可以拍任何一个好莱坞影星了。”
格慈看到另一扇更大的门正在眼前开启。
布拉德·皮特当时正在伦敦拍摄《特洛伊》，他的经纪公司和格慈约好了在影棚拍摄的时间。“你有11分钟，”经纪公司的人告诉格慈，“不是10分钟，也不是15分钟。”
格慈在摄影棚里等着。过了一个小时，终于有人在轻轻敲门。皮特一个人站在门口。
“安迪你好，我是布拉德·皮特。”皮特说。
“哦，是吗？可是我是在等你吗？”格慈开玩笑地说道。
这个玩笑惹得皮特哈哈大笑，走进摄影棚后，皮特就开始跟格慈闲聊起来。7分钟后，皮特还在跟格慈聊天气，聊英国人，聊炸鱼炸土豆片。格慈心里暗暗着急，他不得不告诉皮特，经纪公司规定了拍摄时间只有11分钟。没料到皮特对他说，“你要多少时间都可以。”
结果聊了一个半小时之后，拍摄终于开始了，而仅几分钟后格慈就拍完了。
但格慈对拍摄的照片非常满意。“我想要拍一些不同的东西，不同于他们以往所拍摄的照片。”更重要的，他要拍摄到的是当天当时这些明星们的状态。“如果当时他是沮丧的，那就是沮丧的。如果当时他是高兴的，就是高兴的。”
“我尽量不对他们做任何引导。”格慈说。“拍摄是一个双向的过程，我和拍摄对象都在为这个过程做贡献。我不希望自己成为一个导演一样的角色。”
拍摄前他会去认真了解这些明星，找到共同话题，好在闲聊时让他们放松下来。“大概一般都要聊个20分钟，基本上都是‘瞎扯淡’。”格慈笑着说。
而聊天，更多的是为了让拍摄对象能接受他这个摄影师。“很多摄影师其实都有点自负，有点不易接近。我想让明星们知道，眼前这个摄影师是个普通人。”格慈说。
在和布拉德·皮特度过了两个小时愉快时光后，格慈请皮特给他介绍下一个拍摄对象。皮特掏出手机，拨了电话，在电话里嘻嘻哈哈地聊了几句后，就把电话交给了格慈——于是，乔治·克鲁尼成了格慈下一个拍摄的对象。
在这之后，克鲁尼又介绍了茱莉亚·罗伯茨，罗伯茨介绍了苏珊·萨兰登，萨兰登介绍了保罗·纽曼，纽曼介绍了汤姆·汉克斯……
人们大概能想到的好莱坞巨星，几乎都成了格慈镜头中的人物。而这些过去以各种光艳造型出现在人们面前的影视明星，都在格慈的镜头前展现出了他们个人化、情绪化、生动有趣的一面。
试图表达真实
2003年，在拍摄了9年后，通过“朋友介绍朋友”，格慈终于找到了凯文·贝肯，他也决定在这里停下来。“这个拍摄项目是从凯文·贝肯六度关系游戏得到的灵感，我想在他这里停止也是个圆满的结束。”格慈满意地说。
2005年，《度》出版之后，格慈在摄影界赢得了颇多赞誉。同时，这本影集也为糖尿病研究募集到了300万英镑的善款。
之后，格慈回到了学校，完成了摄影专业的硕士学位的研读，并在2011年，获得了英国德蒙福特大学的荣誉博士学位。
格慈独特的拍摄风格也成为他的标签。直到现在，安迪·格慈仍不大去看其他摄影师的作品，他怕自己不自觉地受到别人风格的影响。
当记者问及格慈如何评价自己在摄影上所做的“贡献”时，他说只是在“试图拧回一些东西”。他说现在这个商业化的社会里，明星越来越多，造星活动也越频繁，然而这些僵硬的造星活动弄出了一堆又一堆光鲜、炫目却缺乏生气的形象，而他只是“试图表达真实”。
目前，格慈手上正在操作着两个大项目。一个是为埃尔顿·约翰的艾滋病基金会筹集资金的“iCons”（偶像）项目，他计划拍摄欧美影视、音乐、艺术、体育、时尚界的标志性人物。另一个项目则是用镜头记录目前在世的每一位曾获得英国电影和电视艺术学院奖的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