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 要：古诗文英译教学是当前英语教学中的一个难点问题。笔者以为，这一教学方法的展开，应以语言的两大特性——人文性、工具性为切入口，将“信、雅、达”中的“雅”作为重要的知识基调，紧紧把握住中国古诗文“雅致温厚”的特点，以诗化思维及意境来展开翻译及教学。在“语、义、境”的张力和整合中，既实现古诗文英译的传神准确，同时最大限度地将知识理解融入文化体悟之中，在课堂氛围的营造中，让学生自我寻求、自主理解。
关键词：古诗文 英语教学 语、义、境
一、问题的提出
古诗文英译教学是当前高校英语教学中的一个难点问题。具体说来，在进行古诗文英译的过程中，不仅会遭遇到技术上的困难，更不可避免地存在着文化上的障碍。其中一个最大的问题在于，在这一工作流程中，文化信息如何才能不至于丢失或讹传，从而使得语言中的文化内核得到完整的保存与转换，这大概是译者最难掌控的事情。故而在这一领域中，一般性的对等翻译往往失灵。具有丰富实践经验的许渊冲教授就谆谆告诫我们，对等翻译“不能解决古典诗词翻译和典籍英译的问题”。而且事实上，从文化语境的视角来看，真正的对等翻译其实并不存在，在源语与译入语中，译者总会有一基本的文化立场，而这一立场的采纳及运用一旦失当，往往会造成选择性的失真。再就译界情况来说，长期以来，在汉文外译的过程中，我们往往将自己的文化信息切割或附会至西方文化体系之上，这一点连一些翻译大师都不例外。崔永禄教授曾从源语的角度对一些经典翻译进行了精彩的分析，他曾经说过，即使是像辜鸿铭这样的人，在翻译《论语》时也多有附会或不当处，例如，辜氏将“仁”译为“moral life”、“moral character”等；将孔子的另一核心思想“礼”，有时译成“art”，有时译成“form”，崔教授尖锐地指出：“对英国读者来说，这倒是容易理解了，但孔子的核心思想却不见了……这与孔子的思想相去甚远。”有鉴于此，他提出：“我们有权坚持我们民族历史和文化的完整。也就是说，在翻译过程中，要保留完整的民族身份。”他还进一步提出，在翻译过程中应有如下原则：1.要传达经典文本的内容，2.保留中国文化的特征和原貌，3.再现中国的艺术和创作语言水平，4.译文要流畅，有较好的可读性。
崔教授所言应该说极为允当，它主要从保存汉语的总体特色与面貌的方向上加以阐释，就古诗文的英译来说，它无疑有着指导性的作用和价值。然而，理有一至，亦有一偏。我们的古诗文英译工作虽立基于中国文化之上，但最终却要进入英美文化之中，否则得不到文化容纳的“英语”不仅是Chinese English，它实质上是一种蹩脚可笑的字母式中文，更别说产生地道英语的问题了。总之，不进入到英语世界的文化体系中就会没有语言支撑，或者可以这么说，既要走出，更要进入，如此我们的工作才算是成功的。而所谓走出，就论题所及，必须从古诗文的文化及精神世界中走出来，一步步完成语境转化。在这种语际转换中，有大小两大转换，一是中文与英文的大转换，二是古文与现代汉语的小转换。在这种转换中，我们随时要提防文化信息的丢失与扭曲，它除了在共时性中完成汉英之间的转换，尤为重要的是，因时间流转，我们在汉语系统的小转换中，历史信息也往往会丢失，简言之，我们的古诗文不仅是中国人的，更是中国古人的，我们不能用现代中国人的理解去看待古代世界。这从一定意义上说，在汉语系统内，如果我们自己在理解上已经大量掺入现代元素，古雅意致一旦被消尽，古诗文英译就没有了文化上的根基，再好的翻译能力和技术都将无济于事。
就英语教育或教学的角度来看，古诗文英译的目标达成亦是困难重重。它主要表现在，长期以来我们的英语教学重视听说能力，对于翻译能力的培养相对弱化。在翻译活动中，众所周知的事实是，一方面将英文著作大量译介过来，另一方面，汉语作品外译者少之又少，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各国代表作品丛书目录》，选入该丛书的我国名著被译成英语的只有28种。故而有学者指出：“中外文化和文学交流方面长期以来存在着的逆差现象。”这一趋势反映在英语翻译教学中，则表现出另一种令人担忧的境况：英译汉为绝对主流，汉译英居于边缘。
我们可以这么说，汉译英在整个英语教学中处于边缘之边缘，从文化交流的平衡及中国文化影响力的扩展来说，这是极不对称的。从一定意义上来说，中国文化要融入和走向世界，就必须让外界了解我们的语言和文化，作为中国外语界的译者和教师，在此方面有着不可推卸的使命，而在这种外译工作中，毫无疑问，中国古诗文作为文化之核心，对其进行英译工作有着难以替代的地位和价值。
诚然，古诗文即便翻译成现代汉语都难度颇大，何况是进行英译及教学呢？无论是理解还是教学上都对人提出了极高的挑战，故而大多数老师和学生都视其为畏途。而这又反过来使得这一领域的工作举步维艰，远远落后于其他英语教研工作。总的来说，这一工作的难度主要体现在：一、语际转换难度大，需将历时性与共时性的两种转换加以整合；二、对师生而言，文化背景的理解和传输是一大难题；三、课堂设计中的历史性和现代性、中与外的沟通；四、经验的不足。这些问题的解决涉及语言学、教育学、文学、历史学等各个方面，需在充分掌握以上学科基本背景知识的前提下，运用教育学理念，结合青少年心理特征，深入教学一线，方能摸索出有效的教学方法。
然而，困难与价值并存，责任与挑战同在。作为高校英语的教研者，必须将古诗文英译的教学作为工作中的重要课题，对其中的难点问题逐步加以解决和深化，这样我们的翻译及英语教学工作才可能上一个新台阶。有鉴于此，我们结合自己的教研实践，通过对高校古诗文英译教学中的一些问题进行思考，并从方法论方面提出自己的一些见解。
二、理论与基础：高校古诗文英译教学的切入点
翻译是一种语言实践，但它又不止于或局限于单纯的语言问题。从结构功能角度来看，我们完全同意语言学家所说的：“语言是社会交际的工具，社会性是自然语言的本质属性。”从一定意义上来说，语言的第一自然属性就是工具和功用，也即是交流的工具。然而，事物如果趋于极端，定会走向反面。就本论题所及，长期以来在翻译实践中，由于过于注意语言的自然属性，在许多人心目中，有意无意间，翻译竟成为了一种纯粹工具性或技术型的语言转换。所谓的句型、句法成为了翻译的法宝，翻译似乎可以有固定公式可循，汉译英当然也不例外，有学者曾这样传授英译秘诀： 汉译英必须采用英文的句法，来表达汉文的意念，不可照汉文直译，如照汉文的句法直译，则译出来的不像英文。为避免写成中国式的英文，首先就要把英文的一些基本句型学会，而且要记在心上，当我们动手翻译时，便能运用自如，随便采用那种句型，都合乎英文的惯用句法了。
相信很多译者都是从这一路径开始进入翻译世界的吧。然而，此招对于初入门者或许有效，但要获得纯粹地道的翻译效果，此一路径未必可以走通。理由在于，无论是中文或英语的文辞，其最根本的意义乃在于“意念”，而不是句型或句法，二者一为内，一为外，其地位和价值毫无疑问是前高后低，后者必须从属于前者。所以在二者发生冲突的时候，就必须打破文法束缚，以追求得鱼忘筌之功效。质言之，此一翻译路径大概可应付一般的会话或初级交流，而对于高级语言并不适用。故而，我们对于翻译人才的培养，不应停留于此一表层，必须深化至语言的文化内核之中，使语言焕发出最高价值。
然而，长期以来我们的翻译教学大都忽视了这一问题。许钧教授就曾指出：“在实际的学科建设与管理中，翻译教学被迫局限在应用语言学的范围之内，无法得到真正的发展。”换言之，翻译教学不是简单的语言应用或互换，而是一种深层的文化交流。要改变窘境，就必须从单纯的应用语言学思维中超拔出来，若仅仅追求致用，进行单向考量，其最终效果反是不敷其用。就翻译工作而言，古诗文英译或许是最能表现中国文化品性的事情。从一定意义上来观照，中国古诗文的翻译，是外译中的最高境界。古诗文英译其难固然在于方方面面，但根本原因在于，诗歌以抒情为主，传达的主要是一种美感，需要内在的体悟及文化底蕴，翻译者一旦失去文化水准，不仅诗文之神韵顿失，甚至原意也会扭曲走样。相对其他题材，如小说及其他作品重在内容，虽译文不佳亦可粗略理解。所以有学者论道：“文学作品中，以诗歌之翻译为极致……以文字之美为重者难译，以内容之含义为重者易译。”
不可否认，古诗文翻译之难核心在于其“美”，或者说是其“古雅”的文化底色如何表现的问题。或许有人认为，求其美就必须舍弃真，但事实并非如此。我们如果认真审视，严格地说，保存古诗文的美就是最大的真，是最关键的忠实。我们认为，翻译最核心的问题还是忠实于原作，否则就不是译作，而只能是独立创作了，或再进一步言之，美与真不对立，而是统一。但问题在于，语言转换中的忠实或存真，应从文化总体上加以体认，才是真正的真，否则一句一式似乎都是，但相加的结果却不仅不是，反而是背离。在汉英翻译过程中，曾有学者指出：“由于两种语言的惯用法不同，有时竟会使文字上的忠实导致意思上的不忠实。”他举的例子是，“美国人说的‘the class of 1980’是‘1980年毕业的大学生们’，但我们说的‘1980年入学的大学生们’译作英语恰恰也是‘the class of 1980’。”就我们的论题来说，这种“忠实性”悖论在中国古诗文中表现得更为明显，错讹之多可谓不胜枚举。如李白的名篇《静夜思》，讲的是月夜思乡之情，可是很多学者单纯从字面上去硬译就出现了问题，在吕叔湘编纂的《中诗英译比录》中，收录了六篇译文，出现了六种不同的译法，其中不乏大家手笔，但竟无一篇翻评得对或准确。这六种译法分别是：1.Night thought；2.The moon shines everywhere；3.Thought in a night；4.Night thoughts；5.On a quiet night；6.In the quiet night.这叫人乍一看来，不可谓不花样翻新。
这里面最关键的问题是“思”，这是全诗的核心或诗眼，不可不翻译，亦不可不准确。然而，上述六种译法中，第二种根本未照诗面翻译；第五、六种译法只有静夜而无“思”；第一、三、四种译法中虽出现了“思”，却是thought（思想），根本不是“思念”之“思”（missing），思乡游子也由此成了静夜思考的学者，真可谓文不对题。
总之，在古诗文的英译中，无论是做到求真还是存美，绝非由语言的工具性特点是能加以解决的，随着翻译难度的增大，文化底蕴的要求越来越高，它必须从机械的语词对应中脱离出来，而成为富有感染力的艺术性工作。也正因为如此，在译界一直存在着翻译的科学与艺术之争，前者主要由语言学家所主张，后者则主要被文学家所认可。但诚如有学者所指出的：“缺乏艺术性的译作是没有感染力的，不讲科学性的译作则不能再现原作的风貌，二者哪一个也不能偏废。”此一现象的产生，从理论上而言，在于语言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的切割与分离。一个基本事实是，在译界，长期以来我们对语言的自然属性多有体认，而对其“社会性”缺乏文化的了解，我们也可以直截了当地说，所谓的“社会性”，其内核其实就是历史文化或人文性。而诗歌或许是传达民族性或人文特色的最佳语言载体。正是如此，诗歌翻译尤其是中国古典诗歌的翻译，是一件难度很高的文化工作。而一般来说，艺术性更多体现的是人文性的一面，科学性则更多由其工具性加以展现。
由此，我们认为，在高校古诗文英译教学中，其教学方法的展开，应以语言的两大特性——人文性、工具性为切入口，即任何一种语言都是人文或文化的载体，同时又是交流的工具，而这两种特点在由古入今，再由中转外的过程中，与其他翻译教学相比较，在语际转换的实践中将会遇到哪些困难，有什么特性和规律，这些问题又与大学生的知识基础及心理特点之间如何接轨？在此基础上再深入探究，有哪些可行性的教学方法得以催生和调整，它们与教育理论的契合度有多深，实际操作性有多大？这些都应该成为我们思考的原点和支点。
三、方法的运用
高校古诗文英译课要获得优质的效果，在具体的方法运用上，我们认为，首先要营造出一种良好的文化氛围，并将这种氛围推之和扩展于课堂之上。具体说来，在把握语言两大特征的基础上，就翻译特点而言，我们应当在不失真，尽量存真的基础上，将“信、雅、达”中的“雅”作为重要的知识基调，紧紧把握住中国古诗文“雅致温厚”的特点，以诗化思维及意境来展开翻译及教学。例如，唐代金昌绪的《春怨》是一首主题比较明了的诗歌，全诗为：“打起黄莺儿，莫教枝上啼。啼时惊妾梦，不得到辽西。”它反映的是古代妇女对丈夫戍边不归的一种情绪。此诗在吕叔湘的《中诗英译比录》中收录了Herbert A. Giles和W. J. B. Fletcher两人的译作，仅就题目的翻译来看二人就很不一样，前者译为At dawn；后者译为A lover’s dream。如果直译的话，前者可译成“拂晓时刻”；后者则可译为“爱人之梦”。从雅的角度来说，二者都有可取性，但相对来说，前者突出的是拂晓的情境，后者则紧紧抓住梦境这一核心，总的来说，前者稍显平实，后者更能体现一种如怨如诉的基调。 当然，这是一种文化意境上的理解，作为教师和译者首先要仔细领会和把握，但更为重要的是，如何让学生得到同步的理解呢？光从字面或诗面上进行讲解是很难达成目标的。为此，我们提出了意境教学法，通过意境的营造，让学生自己进入文化内核之中，其基本要义在于：“意境的营造要调动每一个人在虚实之间、内外之间、不同文化之间进行文化的穿梭行进，在个人理解和共识之间达成协调，以读者之眼深入作者之心，以译者之意言说作者之情。”这一思路如果贯彻到教学中就是，深入总结和结合教学特点，应注意在课堂、教法、教师及学生的四个衔接中，处处展现出文化表达的传统气脉和沟通古今中外的语言实用功能。在教学目标及能力培养上，则应将文化能力、教学能力、语言能力、艺术能力进行有机的整合和沟通。
在具体的教学实践中，我们必须牢牢把握语言及教育的一般规律，突出语言个性和教师的文化魅力，根据大学生的心理特点和知识水准，找准学生的接受度和兴趣点，以“将每堂课都打造为一项艺术品”的要求，最大限度地延展古诗文的文化内涵。在“语、义、境”的张力和整合中，既实现古诗文英译的传神准确，同时又最大限度地将知识理解融入文化体悟之中，并在课堂氛围的营造中，让学生自我寻求、自主理解。而所谓“语、义、境”的关键点则在于，“语”需牢牢把握住中文与英文、古语与今语、文体文与口语之间的异同，寻找到它们之间的转换渠道；“义”则需要整合古诗文因翻译而造成的形神之间的缝隙，既掌握其初义，更需把握诗文隐喻的意象及意义；“境”则需在诗性眼光下将语境、情境、意境加以融汇贯通。
总之，古诗文英译课的教学既是一项语言工作、教育行为，同时更是文化理解和艺术工作，我们必须在不断深入的语言理解中，引领学生走入诗歌殿堂，在雅致的文化氛围中，才能完成语际转换，从而推动翻译教学进一步走向深入。
参考文献：
[1]许渊冲.中国学派的古典诗词翻译理论[J].外语与外语教学，2005，（11）.
[2]胡庭树、侯广旭.大学英语翻译教学的重新审视与定位[J].牡丹江大学学报，2012，（2）.
[3]崔永禄.试论中国经典文献外译的几个原则性问题[J].外语与外语教学，2007，（10）.
[4]王宁.解构、后殖民和文化翻译[J].外语与外语教学，2009，（4）.
[5]邢福义、吴振国.语言学概论[M].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 .
[6]钱歌川编.翻译的技巧[M].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80.
[7]许钧.穆雷〈中国翻译教学〉序[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9.
[8]张振玉.《〈译学概论〉自序》[M]. 台北： 協林印書館，1966.
[9]葛传榘.漫谈由汉译英问题[C].中国对外翻译公司选编《翻译理论与翻译技巧论文集》，1983.
[10]吕叔湘编.中诗英译比录[M].北京：中华书局，2002.
[11]杜建慧.翻译学概论[M].北京：民族出版社，1998.（作者单位：南昌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江西师范大学）
责任编辑：刘启明
关键词：古诗文 英语教学 语、义、境
一、问题的提出
古诗文英译教学是当前高校英语教学中的一个难点问题。具体说来，在进行古诗文英译的过程中，不仅会遭遇到技术上的困难，更不可避免地存在着文化上的障碍。其中一个最大的问题在于，在这一工作流程中，文化信息如何才能不至于丢失或讹传，从而使得语言中的文化内核得到完整的保存与转换，这大概是译者最难掌控的事情。故而在这一领域中，一般性的对等翻译往往失灵。具有丰富实践经验的许渊冲教授就谆谆告诫我们，对等翻译“不能解决古典诗词翻译和典籍英译的问题”。而且事实上，从文化语境的视角来看，真正的对等翻译其实并不存在，在源语与译入语中，译者总会有一基本的文化立场，而这一立场的采纳及运用一旦失当，往往会造成选择性的失真。再就译界情况来说，长期以来，在汉文外译的过程中，我们往往将自己的文化信息切割或附会至西方文化体系之上，这一点连一些翻译大师都不例外。崔永禄教授曾从源语的角度对一些经典翻译进行了精彩的分析，他曾经说过，即使是像辜鸿铭这样的人，在翻译《论语》时也多有附会或不当处，例如，辜氏将“仁”译为“moral life”、“moral character”等；将孔子的另一核心思想“礼”，有时译成“art”，有时译成“form”，崔教授尖锐地指出：“对英国读者来说，这倒是容易理解了，但孔子的核心思想却不见了……这与孔子的思想相去甚远。”有鉴于此，他提出：“我们有权坚持我们民族历史和文化的完整。也就是说，在翻译过程中，要保留完整的民族身份。”他还进一步提出，在翻译过程中应有如下原则：1.要传达经典文本的内容，2.保留中国文化的特征和原貌，3.再现中国的艺术和创作语言水平，4.译文要流畅，有较好的可读性。
崔教授所言应该说极为允当，它主要从保存汉语的总体特色与面貌的方向上加以阐释，就古诗文的英译来说，它无疑有着指导性的作用和价值。然而，理有一至，亦有一偏。我们的古诗文英译工作虽立基于中国文化之上，但最终却要进入英美文化之中，否则得不到文化容纳的“英语”不仅是Chinese English，它实质上是一种蹩脚可笑的字母式中文，更别说产生地道英语的问题了。总之，不进入到英语世界的文化体系中就会没有语言支撑，或者可以这么说，既要走出，更要进入，如此我们的工作才算是成功的。而所谓走出，就论题所及，必须从古诗文的文化及精神世界中走出来，一步步完成语境转化。在这种语际转换中，有大小两大转换，一是中文与英文的大转换，二是古文与现代汉语的小转换。在这种转换中，我们随时要提防文化信息的丢失与扭曲，它除了在共时性中完成汉英之间的转换，尤为重要的是，因时间流转，我们在汉语系统的小转换中，历史信息也往往会丢失，简言之，我们的古诗文不仅是中国人的，更是中国古人的，我们不能用现代中国人的理解去看待古代世界。这从一定意义上说，在汉语系统内，如果我们自己在理解上已经大量掺入现代元素，古雅意致一旦被消尽，古诗文英译就没有了文化上的根基，再好的翻译能力和技术都将无济于事。
就英语教育或教学的角度来看，古诗文英译的目标达成亦是困难重重。它主要表现在，长期以来我们的英语教学重视听说能力，对于翻译能力的培养相对弱化。在翻译活动中，众所周知的事实是，一方面将英文著作大量译介过来，另一方面，汉语作品外译者少之又少，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各国代表作品丛书目录》，选入该丛书的我国名著被译成英语的只有28种。故而有学者指出：“中外文化和文学交流方面长期以来存在着的逆差现象。”这一趋势反映在英语翻译教学中，则表现出另一种令人担忧的境况：英译汉为绝对主流，汉译英居于边缘。
我们可以这么说，汉译英在整个英语教学中处于边缘之边缘，从文化交流的平衡及中国文化影响力的扩展来说，这是极不对称的。从一定意义上来说，中国文化要融入和走向世界，就必须让外界了解我们的语言和文化，作为中国外语界的译者和教师，在此方面有着不可推卸的使命，而在这种外译工作中，毫无疑问，中国古诗文作为文化之核心，对其进行英译工作有着难以替代的地位和价值。
诚然，古诗文即便翻译成现代汉语都难度颇大，何况是进行英译及教学呢？无论是理解还是教学上都对人提出了极高的挑战，故而大多数老师和学生都视其为畏途。而这又反过来使得这一领域的工作举步维艰，远远落后于其他英语教研工作。总的来说，这一工作的难度主要体现在：一、语际转换难度大，需将历时性与共时性的两种转换加以整合；二、对师生而言，文化背景的理解和传输是一大难题；三、课堂设计中的历史性和现代性、中与外的沟通；四、经验的不足。这些问题的解决涉及语言学、教育学、文学、历史学等各个方面，需在充分掌握以上学科基本背景知识的前提下，运用教育学理念，结合青少年心理特征，深入教学一线，方能摸索出有效的教学方法。
然而，困难与价值并存，责任与挑战同在。作为高校英语的教研者，必须将古诗文英译的教学作为工作中的重要课题，对其中的难点问题逐步加以解决和深化，这样我们的翻译及英语教学工作才可能上一个新台阶。有鉴于此，我们结合自己的教研实践，通过对高校古诗文英译教学中的一些问题进行思考，并从方法论方面提出自己的一些见解。
二、理论与基础：高校古诗文英译教学的切入点
翻译是一种语言实践，但它又不止于或局限于单纯的语言问题。从结构功能角度来看，我们完全同意语言学家所说的：“语言是社会交际的工具，社会性是自然语言的本质属性。”从一定意义上来说，语言的第一自然属性就是工具和功用，也即是交流的工具。然而，事物如果趋于极端，定会走向反面。就本论题所及，长期以来在翻译实践中，由于过于注意语言的自然属性，在许多人心目中，有意无意间，翻译竟成为了一种纯粹工具性或技术型的语言转换。所谓的句型、句法成为了翻译的法宝，翻译似乎可以有固定公式可循，汉译英当然也不例外，有学者曾这样传授英译秘诀： 汉译英必须采用英文的句法，来表达汉文的意念，不可照汉文直译，如照汉文的句法直译，则译出来的不像英文。为避免写成中国式的英文，首先就要把英文的一些基本句型学会，而且要记在心上，当我们动手翻译时，便能运用自如，随便采用那种句型，都合乎英文的惯用句法了。
相信很多译者都是从这一路径开始进入翻译世界的吧。然而，此招对于初入门者或许有效，但要获得纯粹地道的翻译效果，此一路径未必可以走通。理由在于，无论是中文或英语的文辞，其最根本的意义乃在于“意念”，而不是句型或句法，二者一为内，一为外，其地位和价值毫无疑问是前高后低，后者必须从属于前者。所以在二者发生冲突的时候，就必须打破文法束缚，以追求得鱼忘筌之功效。质言之，此一翻译路径大概可应付一般的会话或初级交流，而对于高级语言并不适用。故而，我们对于翻译人才的培养，不应停留于此一表层，必须深化至语言的文化内核之中，使语言焕发出最高价值。
然而，长期以来我们的翻译教学大都忽视了这一问题。许钧教授就曾指出：“在实际的学科建设与管理中，翻译教学被迫局限在应用语言学的范围之内，无法得到真正的发展。”换言之，翻译教学不是简单的语言应用或互换，而是一种深层的文化交流。要改变窘境，就必须从单纯的应用语言学思维中超拔出来，若仅仅追求致用，进行单向考量，其最终效果反是不敷其用。就翻译工作而言，古诗文英译或许是最能表现中国文化品性的事情。从一定意义上来观照，中国古诗文的翻译，是外译中的最高境界。古诗文英译其难固然在于方方面面，但根本原因在于，诗歌以抒情为主，传达的主要是一种美感，需要内在的体悟及文化底蕴，翻译者一旦失去文化水准，不仅诗文之神韵顿失，甚至原意也会扭曲走样。相对其他题材，如小说及其他作品重在内容，虽译文不佳亦可粗略理解。所以有学者论道：“文学作品中，以诗歌之翻译为极致……以文字之美为重者难译，以内容之含义为重者易译。”
不可否认，古诗文翻译之难核心在于其“美”，或者说是其“古雅”的文化底色如何表现的问题。或许有人认为，求其美就必须舍弃真，但事实并非如此。我们如果认真审视，严格地说，保存古诗文的美就是最大的真，是最关键的忠实。我们认为，翻译最核心的问题还是忠实于原作，否则就不是译作，而只能是独立创作了，或再进一步言之，美与真不对立，而是统一。但问题在于，语言转换中的忠实或存真，应从文化总体上加以体认，才是真正的真，否则一句一式似乎都是，但相加的结果却不仅不是，反而是背离。在汉英翻译过程中，曾有学者指出：“由于两种语言的惯用法不同，有时竟会使文字上的忠实导致意思上的不忠实。”他举的例子是，“美国人说的‘the class of 1980’是‘1980年毕业的大学生们’，但我们说的‘1980年入学的大学生们’译作英语恰恰也是‘the class of 1980’。”就我们的论题来说，这种“忠实性”悖论在中国古诗文中表现得更为明显，错讹之多可谓不胜枚举。如李白的名篇《静夜思》，讲的是月夜思乡之情，可是很多学者单纯从字面上去硬译就出现了问题，在吕叔湘编纂的《中诗英译比录》中，收录了六篇译文，出现了六种不同的译法，其中不乏大家手笔，但竟无一篇翻评得对或准确。这六种译法分别是：1.Night thought；2.The moon shines everywhere；3.Thought in a night；4.Night thoughts；5.On a quiet night；6.In the quiet night.这叫人乍一看来，不可谓不花样翻新。
这里面最关键的问题是“思”，这是全诗的核心或诗眼，不可不翻译，亦不可不准确。然而，上述六种译法中，第二种根本未照诗面翻译；第五、六种译法只有静夜而无“思”；第一、三、四种译法中虽出现了“思”，却是thought（思想），根本不是“思念”之“思”（missing），思乡游子也由此成了静夜思考的学者，真可谓文不对题。
总之，在古诗文的英译中，无论是做到求真还是存美，绝非由语言的工具性特点是能加以解决的，随着翻译难度的增大，文化底蕴的要求越来越高，它必须从机械的语词对应中脱离出来，而成为富有感染力的艺术性工作。也正因为如此，在译界一直存在着翻译的科学与艺术之争，前者主要由语言学家所主张，后者则主要被文学家所认可。但诚如有学者所指出的：“缺乏艺术性的译作是没有感染力的，不讲科学性的译作则不能再现原作的风貌，二者哪一个也不能偏废。”此一现象的产生，从理论上而言，在于语言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的切割与分离。一个基本事实是，在译界，长期以来我们对语言的自然属性多有体认，而对其“社会性”缺乏文化的了解，我们也可以直截了当地说，所谓的“社会性”，其内核其实就是历史文化或人文性。而诗歌或许是传达民族性或人文特色的最佳语言载体。正是如此，诗歌翻译尤其是中国古典诗歌的翻译，是一件难度很高的文化工作。而一般来说，艺术性更多体现的是人文性的一面，科学性则更多由其工具性加以展现。
由此，我们认为，在高校古诗文英译教学中，其教学方法的展开，应以语言的两大特性——人文性、工具性为切入口，即任何一种语言都是人文或文化的载体，同时又是交流的工具，而这两种特点在由古入今，再由中转外的过程中，与其他翻译教学相比较，在语际转换的实践中将会遇到哪些困难，有什么特性和规律，这些问题又与大学生的知识基础及心理特点之间如何接轨？在此基础上再深入探究，有哪些可行性的教学方法得以催生和调整，它们与教育理论的契合度有多深，实际操作性有多大？这些都应该成为我们思考的原点和支点。
三、方法的运用
高校古诗文英译课要获得优质的效果，在具体的方法运用上，我们认为，首先要营造出一种良好的文化氛围，并将这种氛围推之和扩展于课堂之上。具体说来，在把握语言两大特征的基础上，就翻译特点而言，我们应当在不失真，尽量存真的基础上，将“信、雅、达”中的“雅”作为重要的知识基调，紧紧把握住中国古诗文“雅致温厚”的特点，以诗化思维及意境来展开翻译及教学。例如，唐代金昌绪的《春怨》是一首主题比较明了的诗歌，全诗为：“打起黄莺儿，莫教枝上啼。啼时惊妾梦，不得到辽西。”它反映的是古代妇女对丈夫戍边不归的一种情绪。此诗在吕叔湘的《中诗英译比录》中收录了Herbert A. Giles和W. J. B. Fletcher两人的译作，仅就题目的翻译来看二人就很不一样，前者译为At dawn；后者译为A lover’s dream。如果直译的话，前者可译成“拂晓时刻”；后者则可译为“爱人之梦”。从雅的角度来说，二者都有可取性，但相对来说，前者突出的是拂晓的情境，后者则紧紧抓住梦境这一核心，总的来说，前者稍显平实，后者更能体现一种如怨如诉的基调。 当然，这是一种文化意境上的理解，作为教师和译者首先要仔细领会和把握，但更为重要的是，如何让学生得到同步的理解呢？光从字面或诗面上进行讲解是很难达成目标的。为此，我们提出了意境教学法，通过意境的营造，让学生自己进入文化内核之中，其基本要义在于：“意境的营造要调动每一个人在虚实之间、内外之间、不同文化之间进行文化的穿梭行进，在个人理解和共识之间达成协调，以读者之眼深入作者之心，以译者之意言说作者之情。”这一思路如果贯彻到教学中就是，深入总结和结合教学特点，应注意在课堂、教法、教师及学生的四个衔接中，处处展现出文化表达的传统气脉和沟通古今中外的语言实用功能。在教学目标及能力培养上，则应将文化能力、教学能力、语言能力、艺术能力进行有机的整合和沟通。
在具体的教学实践中，我们必须牢牢把握语言及教育的一般规律，突出语言个性和教师的文化魅力，根据大学生的心理特点和知识水准，找准学生的接受度和兴趣点，以“将每堂课都打造为一项艺术品”的要求，最大限度地延展古诗文的文化内涵。在“语、义、境”的张力和整合中，既实现古诗文英译的传神准确，同时又最大限度地将知识理解融入文化体悟之中，并在课堂氛围的营造中，让学生自我寻求、自主理解。而所谓“语、义、境”的关键点则在于，“语”需牢牢把握住中文与英文、古语与今语、文体文与口语之间的异同，寻找到它们之间的转换渠道；“义”则需要整合古诗文因翻译而造成的形神之间的缝隙，既掌握其初义，更需把握诗文隐喻的意象及意义；“境”则需在诗性眼光下将语境、情境、意境加以融汇贯通。
总之，古诗文英译课的教学既是一项语言工作、教育行为，同时更是文化理解和艺术工作，我们必须在不断深入的语言理解中，引领学生走入诗歌殿堂，在雅致的文化氛围中，才能完成语际转换，从而推动翻译教学进一步走向深入。
参考文献：
[1]许渊冲.中国学派的古典诗词翻译理论[J].外语与外语教学，2005，（11）.
[2]胡庭树、侯广旭.大学英语翻译教学的重新审视与定位[J].牡丹江大学学报，2012，（2）.
[3]崔永禄.试论中国经典文献外译的几个原则性问题[J].外语与外语教学，2007，（10）.
[4]王宁.解构、后殖民和文化翻译[J].外语与外语教学，2009，（4）.
[5]邢福义、吴振国.语言学概论[M].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 .
[6]钱歌川编.翻译的技巧[M].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80.
[7]许钧.穆雷〈中国翻译教学〉序[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9.
[8]张振玉.《〈译学概论〉自序》[M]. 台北： 協林印書館，1966.
[9]葛传榘.漫谈由汉译英问题[C].中国对外翻译公司选编《翻译理论与翻译技巧论文集》，1983.
[10]吕叔湘编.中诗英译比录[M].北京：中华书局，2002.
[11]杜建慧.翻译学概论[M].北京：民族出版社，1998.（作者单位：南昌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江西师范大学）
责任编辑：刘启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