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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6年1月，中共中央发出“向现代科学进军”的伟大号召，提出了“制订1956年到1967年科学发展远景规划”的任务和要求，并提出“用极大的力量加强中国科学院，使它成为领导全国提高科学水平，培养新生力量的火车头”的保障措施。2月份便开始在全国范围内选调干部到中科院任职。时任地方工业部党组书记的张劲夫由陈毅提名，时任山西省省长兼省政协主席的裴丽生由安子文提名，经中央批准后，分别担任中科院党组书记、副书记，并随即抽调百余名地市级（包括省军级）干部到中科院各研究所担任领导，使更多的科学家从繁杂的行政事务中解脱出来，更好地致力于科学研究工作。
裴丽生到任后，先后兼任中科院秘书长、副院长，协助张劲夫主持院内日常工作，并负责生物、地学、资源综合考察等方面工作。他为中科院系统参与研制“两弹一星”做了大量基础性的协调工作。
裴丽生与人造地球卫星
1958年5月，毛泽东主席发出“我们也要搞人造卫星”的伟大号召，中科院党组在组织科学家讨论的基础上，决定把人造卫星工作列为全院1958年的第一号任务，成立代号为“581”的研制组，组长为钱学森，副组长为赵九章、卫一清。并成立了新技术局，主任为谷羽，分管领导为院党组副书记、秘书长裴丽生。
对于国防尖端科研工作，裴丽生事无巨细，亲历亲为，几乎每周都要召开一两次专题会议，认真听取各有关研究所科技骨干、所长和党委书记的汇报发言，协调院机关职能部门解决存在的问题，全力以赴保障科研人员攻克技术难关。在各研究所夜以继日的通力合作下，仅两个月就完成了运载火箭的初步设计，并拿出了载有多种高空环境探测仪器及动物舱的两种探空火箭头部模型，迈出了自力更生发展我国空间事业的艰难一步。
与此同时，在国防科委组织下，中科院与国防部五院联合制订了研制“和平一号”地球物理火箭探空计划。1960年，中央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邓小平和陈云均指示：“卫星还要搞，但是要推后一点。”中科院党组决定暂停卫星研制工作，集中力量先搞气象火箭探空，分管此项工作的裴丽生多次到火箭试验场观摩视察。
1960年，山西省凭借太原市的工业优势和技术人才条件，搞出了一种名叫“0300号产品”的探空运载火箭，但箭上没有探测仪器，也没有遥测和跟踪定位等地面系统，他们向中科院求助。在裴丽生的安排和协调下，9月下旬，中科院地球物理所和自动化所分别派出工作组到太原，并陆续运去仪器和设备。11月中旬，完成了发射前的调试和检测工作，裴丽生和力学所所长钱学森、地球物理所副所长卫一清专程到太原视察并听取有关准备情况的汇报。12月7日发射当天，他们又赶赴太原发射现场。虽然火箭最终因尾翼强度不够未达到预期目标而没有发射成功，但取得了火箭探空发射工作的实战经验。裴丽生亲自到各测量点鼓励大家不要泄气，不要背思想包袱，做好工作总结，以利再战。
1961年4月，苏联载人飞船进入太空，再次引起我国科技界和国防部门的极大关注。中科院专门组织星际航行座谈会，确定每次由一个专家讲一个专题，钱学森、赵九章等知名科学家都先后主讲。每次中心发言后，裴丽生都请与会人员各抒己见，畅所欲言，得到了很多有益的设想和建议，为后来的卫星工程顺利上马提供了技术储备。这样的讲座， 3年间共举办了12次，均由裴丽生主持。系列性的星际座谈会，把裴丽生与相关的科学家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1961年5月6日，中央专委第12次会议根据国防科委的报告，决定将人造卫星列入国家计划，并确定由中科院为卫星总体技术抓总单位，卫星本体也由中科院负责研制，七机部负责运载工具，地面测控由中科院和四机部共同负责。在裴丽生的主抓下，中科院及时报送了《关于发展我国人造地球卫星工作的规划方案建议》，中央专委第13次会议讨论并批准这个建议。中科院确定仍由裴丽生负责具体组织工作。
1963年，中科院星际航行委员会成立，由竺可桢、裴丽生、钱学森、赵九章领导，为我国航天事业早期发展做了大量开拓性工作。1964年8月17日，中科院成立以裴丽生为组长，谷羽、杨刚毅、赵九章为副组长的卫星工作领导小组，紧锣密鼓地开始了卫星研制的各项工作。
由于研制人造卫星工作在国内是首创，没有前人经验可供借鉴，它所涉及的行业和技术，其广泛和复杂程度也是空前的。为集思广益、讨论方案，国防科委委托中科院组织并主持卫星论证会。从1965年10月20日至11月30日，在裴丽生的主持下，召开了由国防科委、国防工办、国家科委、四机部、七机部、邮电部、总参、陆军、海军、空军、通信兵部、发射基地等部门120多名专家参加的人造卫星论证会，对人造卫星的技术方案、进度计划、保证条件等进行了充分讨论和协调。
研讨大会结束后，在裴丽生的主持和推动下，中科院迅速落实相关工作。一是于1965年12月7日至30日，召开中科院人造卫星第一次会议，具体落实了各所、厂承担的研制任务，明确了工作进度和技术负责制；二是于1966年1月25日正式成立卫星设计院（651设计院），赵九章为院长，杨刚毅为书记；三是1966年5月10日至25日，又召开卫星系列规划论证会议，确定了卫星系列的研制重点和排队次序为侦察测地卫星、通信卫星、气象卫星、载人飞船和导航卫星；四是同期安排空间技术预研课题170多项。这对后来的卫星上天及空间技术探测起到了重要作用。
1968年2月，国家成立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原中科院新技术局“651”设计院及原承担卫星研制的研究所、厂及设备全建制划转过去。在原中科院工作的基础上，1970年4月24日，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东方红一号”顺利上天。裴丽生晚年曾回忆：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的成功，实际上是将科学院已做的工作刚交到国防部门不久的事情。科学院各单位为此倾注了大量心血。“文革”时期的1968年，科学院卫星研制任务和队伍交给了国防科委。作为卫星总装厂的科学仪器厂，也交到了国防部门。中国科学院的卫星设计院也交出去了，不管交到哪里，都还在咱们国家，能为科学事业和国防现代化事业继续贡献就好。由此可以看到一位老共产党员的广阔胸怀，也可以看到裴丽生对卫星研制工作难以忘怀的情结。 裴丽生与原子弹
20世纪50年代中期，毛泽东主席就作出了要研制原子弹的决策。中科院直接承担此项任务的是原子能研究所，所长是著名科学家钱三强。后来原子能研究所划归二机部，钱三强担任副部长。
为了集中使用和充分发挥中科院的力量，及时协调解决原子弹研制过程中出现的问题，由二机部部长刘杰、副部长钱三强和中科院党组书记张劲夫、副院长裴丽生、国家科委副主任刘西尧组成联合协调小组。
当时中科院承担的主要任务是：理论分析、科学实验、方案设计，批量研制特殊新型材料、元件、仪器设备。有两个所几乎全部用来配合二机部的原子弹研制任务。从人数上讲，比当时二机部参与的人员还要多一倍以上，此项工作仍由裴丽生具体组织领导。
1961年7月，裴丽生和钱三强不辞劳苦带领工作组先后到沈阳、长春、哈尔滨的中科院下属各研究所，与科学家们一起，分别安排了金属铀冶炼、核燃料化学和反应堆结构力学方面的研制任务。为了加快研制进程，裴丽生和钱三强还向当时的中共中央东北局、辽宁、吉林、黑龙江省主管科技的书记作了汇报，得到了地方领导的大力支持。
1961年9月，裴丽生和钱三强又先后到长沙、上海、西安的中科院下属研究所，安排了原子弹研制任务中的83项222个研制课题，其中包括核燃料工业和核武器研制中所必需的铀矿开采冶炼、全氟油、铀同位数分离膜等一系列重大问题。
就拿全氟油来说，这是一种分离铀同位数机组抗腐蚀、耐辐射的润滑油，每年仅二机部就急需200多吨。而苏联专家撤走时，没有留下任何资料，只凭着在一个玻璃瓶中仅剩的几滴全氟油，裴丽生便请中科院上海有机化学所承担试制并获得成功，满足了二机部的正常使用，使浓缩铀厂的分离铀同位数机组得以正常运转。裴丽生参与了全氟油的立项、试制、生产、鉴定的全过程。
铀同位数分离膜是制造原子弹的核心技术。在裴丽生与钱三强的组织协调下，中科院和中共上海市委一起组织中科院冶金所、金属所、原子能所和复旦大学、上海冶金局、化工局等联合攻关，成功突破了粉末研制设备、成型烧结和抗腐蚀等难题。
1963年初，中央专委下达首次核试验任务（代号“21号任务”），国防科委又要求中科院承担光热辐射和多种力学参数测试任务，提出测试方案并研制提供所需测量仪器。裴丽生立即组成有6位科学家参加的“21号任务”核心小组，召集长春光机所王大珩、自动化所杨嘉墀等著名科学家进行讨论，确定了15个研究课题，并召集相关人员，逐项解决难题，确保了我国第一颗原子弹在1964年10月16日成功爆炸。
在承担任务期间，裴丽生牺牲了几乎所有的节假日，深入到科研生产第一线，到处奔走，做了不少协调、疏通、解决难题的工作。他与科学家们广交朋友，以诚相待，使研制课题在他的奔走下一个一个得到落实。对于中科院所完成的配合工作，钱三强深有感慨地说：“科学院在最需要的时候，做了最救急的工作，帮了我们大忙。”
在《两弹一星功勋科学家杨嘉墀》一书中，关于“21号任务”有这样一段记载：“在研制关键阶段，裴丽生每月都要到自动化所一次，听取杨嘉墀等人的汇报，并当场指定有关部门帮助解决工作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裴丽生当时担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党组副书记，具体分管国防科研单位和国防科研任务，负责与国防科委、二机部、七机部等单位和部门协作，是我国‘两弹一星’战略任务的组织者和指挥者之一。”
裴丽生与导弹
解放初期，我国导弹研制主要由国防部五院（导弹研究院）承担，钱学森是中科院力学所所长，五院成立后，钱学森先后任副院长、院长，中科院与五院有很好的协作关系。为了进一步搞好协作，国防科委与中科院组成导弹协作组，由五院副院长王诤、钱学森与中科院副院长张劲夫、裴丽生和国家科委副主任刘西尧组成。协作小组成立后 ，五院要求中科院配合的科研、试制项目达95个，课题226个，涉及“东方”“红旗”等8个导弹型号。
1960年，五院向中科院提出研制光学外弹道测量仪任务（代号“150-1工程”），用于测量导弹飞行参数，记录飞行状态，验证导弹设计和制造的成败。仍由裴丽生负责组织和领导，并成立了领导小组。
1961年9月，裴丽生主持“150-1工程”领导小组第一次会议，决定成立以长春光机所所长、光学专家王大珩为组长的技术定案小组。1963年4月10日，他又主持召开扩大会议，推进研制进程，后又支持王大珩在研制的基础上，组建了一个设备先进的配套工厂，加快了样机试制。样机出来后，1966年1月，裴丽生又主持了鉴定会。可以说，光学外弹道测量仪（经纬仪）工程，从人员选定、方案论证、技术定案，直到研制、试验、生产及样机鉴定，裴丽生从头抓到尾，圆满地完成了任务，及时交付发射基地使用，加速了导弹武器的研制进程。
1965年5月，中央专委第12次会议决定，由中科院负责，在短期内研制一种肩扛式超低空导弹（代号“541工程”）。在裴丽生领导下，中科院动员了27个研究所、厂，1300多名科技人员参加此项工作，不到半年时间，便研制出来，在力学所、化学所、怀柔基地发射试验，均取得成功。1966年初，裴丽生陪郭沫若到怀柔基地参观超低空导弹发射试验，郭老欣喜之余写下了3米多长的大幅毛主席诗词，并题词道：“甚感此地有大庆之风。”这是郭老对裴丽生分管及领导下的各所同志艰苦奋斗、团结协作的高度赞扬。
同时，在裴丽生的主抓下，中科院在反导武器光炮的研制和入侵敌弹真假目标识别的研究等方面均取得显著成绩。
1999年9月18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在人民大会堂召开隆重表彰为研制“两弹一星”作出突出贡献的科技专家大会，对钱学森等23位科学家进行了表彰。时年已93岁高龄的裴丽生也应邀出席大会，这是对他长期从事国防科研管理工作的肯定。正如张劲夫所说：“请历史记住他们。”
（责编 王燕萍）
裴丽生到任后，先后兼任中科院秘书长、副院长，协助张劲夫主持院内日常工作，并负责生物、地学、资源综合考察等方面工作。他为中科院系统参与研制“两弹一星”做了大量基础性的协调工作。
裴丽生与人造地球卫星
1958年5月，毛泽东主席发出“我们也要搞人造卫星”的伟大号召，中科院党组在组织科学家讨论的基础上，决定把人造卫星工作列为全院1958年的第一号任务，成立代号为“581”的研制组，组长为钱学森，副组长为赵九章、卫一清。并成立了新技术局，主任为谷羽，分管领导为院党组副书记、秘书长裴丽生。
对于国防尖端科研工作，裴丽生事无巨细，亲历亲为，几乎每周都要召开一两次专题会议，认真听取各有关研究所科技骨干、所长和党委书记的汇报发言，协调院机关职能部门解决存在的问题，全力以赴保障科研人员攻克技术难关。在各研究所夜以继日的通力合作下，仅两个月就完成了运载火箭的初步设计，并拿出了载有多种高空环境探测仪器及动物舱的两种探空火箭头部模型，迈出了自力更生发展我国空间事业的艰难一步。
与此同时，在国防科委组织下，中科院与国防部五院联合制订了研制“和平一号”地球物理火箭探空计划。1960年，中央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邓小平和陈云均指示：“卫星还要搞，但是要推后一点。”中科院党组决定暂停卫星研制工作，集中力量先搞气象火箭探空，分管此项工作的裴丽生多次到火箭试验场观摩视察。
1960年，山西省凭借太原市的工业优势和技术人才条件，搞出了一种名叫“0300号产品”的探空运载火箭，但箭上没有探测仪器，也没有遥测和跟踪定位等地面系统，他们向中科院求助。在裴丽生的安排和协调下，9月下旬，中科院地球物理所和自动化所分别派出工作组到太原，并陆续运去仪器和设备。11月中旬，完成了发射前的调试和检测工作，裴丽生和力学所所长钱学森、地球物理所副所长卫一清专程到太原视察并听取有关准备情况的汇报。12月7日发射当天，他们又赶赴太原发射现场。虽然火箭最终因尾翼强度不够未达到预期目标而没有发射成功，但取得了火箭探空发射工作的实战经验。裴丽生亲自到各测量点鼓励大家不要泄气，不要背思想包袱，做好工作总结，以利再战。
1961年4月，苏联载人飞船进入太空，再次引起我国科技界和国防部门的极大关注。中科院专门组织星际航行座谈会，确定每次由一个专家讲一个专题，钱学森、赵九章等知名科学家都先后主讲。每次中心发言后，裴丽生都请与会人员各抒己见，畅所欲言，得到了很多有益的设想和建议，为后来的卫星工程顺利上马提供了技术储备。这样的讲座， 3年间共举办了12次，均由裴丽生主持。系列性的星际座谈会，把裴丽生与相关的科学家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1961年5月6日，中央专委第12次会议根据国防科委的报告，决定将人造卫星列入国家计划，并确定由中科院为卫星总体技术抓总单位，卫星本体也由中科院负责研制，七机部负责运载工具，地面测控由中科院和四机部共同负责。在裴丽生的主抓下，中科院及时报送了《关于发展我国人造地球卫星工作的规划方案建议》，中央专委第13次会议讨论并批准这个建议。中科院确定仍由裴丽生负责具体组织工作。
1963年，中科院星际航行委员会成立，由竺可桢、裴丽生、钱学森、赵九章领导，为我国航天事业早期发展做了大量开拓性工作。1964年8月17日，中科院成立以裴丽生为组长，谷羽、杨刚毅、赵九章为副组长的卫星工作领导小组，紧锣密鼓地开始了卫星研制的各项工作。
由于研制人造卫星工作在国内是首创，没有前人经验可供借鉴，它所涉及的行业和技术，其广泛和复杂程度也是空前的。为集思广益、讨论方案，国防科委委托中科院组织并主持卫星论证会。从1965年10月20日至11月30日，在裴丽生的主持下，召开了由国防科委、国防工办、国家科委、四机部、七机部、邮电部、总参、陆军、海军、空军、通信兵部、发射基地等部门120多名专家参加的人造卫星论证会，对人造卫星的技术方案、进度计划、保证条件等进行了充分讨论和协调。
研讨大会结束后，在裴丽生的主持和推动下，中科院迅速落实相关工作。一是于1965年12月7日至30日，召开中科院人造卫星第一次会议，具体落实了各所、厂承担的研制任务，明确了工作进度和技术负责制；二是于1966年1月25日正式成立卫星设计院（651设计院），赵九章为院长，杨刚毅为书记；三是1966年5月10日至25日，又召开卫星系列规划论证会议，确定了卫星系列的研制重点和排队次序为侦察测地卫星、通信卫星、气象卫星、载人飞船和导航卫星；四是同期安排空间技术预研课题170多项。这对后来的卫星上天及空间技术探测起到了重要作用。
1968年2月，国家成立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原中科院新技术局“651”设计院及原承担卫星研制的研究所、厂及设备全建制划转过去。在原中科院工作的基础上，1970年4月24日，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东方红一号”顺利上天。裴丽生晚年曾回忆：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的成功，实际上是将科学院已做的工作刚交到国防部门不久的事情。科学院各单位为此倾注了大量心血。“文革”时期的1968年，科学院卫星研制任务和队伍交给了国防科委。作为卫星总装厂的科学仪器厂，也交到了国防部门。中国科学院的卫星设计院也交出去了，不管交到哪里，都还在咱们国家，能为科学事业和国防现代化事业继续贡献就好。由此可以看到一位老共产党员的广阔胸怀，也可以看到裴丽生对卫星研制工作难以忘怀的情结。 裴丽生与原子弹
20世纪50年代中期，毛泽东主席就作出了要研制原子弹的决策。中科院直接承担此项任务的是原子能研究所，所长是著名科学家钱三强。后来原子能研究所划归二机部，钱三强担任副部长。
为了集中使用和充分发挥中科院的力量，及时协调解决原子弹研制过程中出现的问题，由二机部部长刘杰、副部长钱三强和中科院党组书记张劲夫、副院长裴丽生、国家科委副主任刘西尧组成联合协调小组。
当时中科院承担的主要任务是：理论分析、科学实验、方案设计，批量研制特殊新型材料、元件、仪器设备。有两个所几乎全部用来配合二机部的原子弹研制任务。从人数上讲，比当时二机部参与的人员还要多一倍以上，此项工作仍由裴丽生具体组织领导。
1961年7月，裴丽生和钱三强不辞劳苦带领工作组先后到沈阳、长春、哈尔滨的中科院下属各研究所，与科学家们一起，分别安排了金属铀冶炼、核燃料化学和反应堆结构力学方面的研制任务。为了加快研制进程，裴丽生和钱三强还向当时的中共中央东北局、辽宁、吉林、黑龙江省主管科技的书记作了汇报，得到了地方领导的大力支持。
1961年9月，裴丽生和钱三强又先后到长沙、上海、西安的中科院下属研究所，安排了原子弹研制任务中的83项222个研制课题，其中包括核燃料工业和核武器研制中所必需的铀矿开采冶炼、全氟油、铀同位数分离膜等一系列重大问题。
就拿全氟油来说，这是一种分离铀同位数机组抗腐蚀、耐辐射的润滑油，每年仅二机部就急需200多吨。而苏联专家撤走时，没有留下任何资料，只凭着在一个玻璃瓶中仅剩的几滴全氟油，裴丽生便请中科院上海有机化学所承担试制并获得成功，满足了二机部的正常使用，使浓缩铀厂的分离铀同位数机组得以正常运转。裴丽生参与了全氟油的立项、试制、生产、鉴定的全过程。
铀同位数分离膜是制造原子弹的核心技术。在裴丽生与钱三强的组织协调下，中科院和中共上海市委一起组织中科院冶金所、金属所、原子能所和复旦大学、上海冶金局、化工局等联合攻关，成功突破了粉末研制设备、成型烧结和抗腐蚀等难题。
1963年初，中央专委下达首次核试验任务（代号“21号任务”），国防科委又要求中科院承担光热辐射和多种力学参数测试任务，提出测试方案并研制提供所需测量仪器。裴丽生立即组成有6位科学家参加的“21号任务”核心小组，召集长春光机所王大珩、自动化所杨嘉墀等著名科学家进行讨论，确定了15个研究课题，并召集相关人员，逐项解决难题，确保了我国第一颗原子弹在1964年10月16日成功爆炸。
在承担任务期间，裴丽生牺牲了几乎所有的节假日，深入到科研生产第一线，到处奔走，做了不少协调、疏通、解决难题的工作。他与科学家们广交朋友，以诚相待，使研制课题在他的奔走下一个一个得到落实。对于中科院所完成的配合工作，钱三强深有感慨地说：“科学院在最需要的时候，做了最救急的工作，帮了我们大忙。”
在《两弹一星功勋科学家杨嘉墀》一书中，关于“21号任务”有这样一段记载：“在研制关键阶段，裴丽生每月都要到自动化所一次，听取杨嘉墀等人的汇报，并当场指定有关部门帮助解决工作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裴丽生当时担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党组副书记，具体分管国防科研单位和国防科研任务，负责与国防科委、二机部、七机部等单位和部门协作，是我国‘两弹一星’战略任务的组织者和指挥者之一。”
裴丽生与导弹
解放初期，我国导弹研制主要由国防部五院（导弹研究院）承担，钱学森是中科院力学所所长，五院成立后，钱学森先后任副院长、院长，中科院与五院有很好的协作关系。为了进一步搞好协作，国防科委与中科院组成导弹协作组，由五院副院长王诤、钱学森与中科院副院长张劲夫、裴丽生和国家科委副主任刘西尧组成。协作小组成立后 ，五院要求中科院配合的科研、试制项目达95个，课题226个，涉及“东方”“红旗”等8个导弹型号。
1960年，五院向中科院提出研制光学外弹道测量仪任务（代号“150-1工程”），用于测量导弹飞行参数，记录飞行状态，验证导弹设计和制造的成败。仍由裴丽生负责组织和领导，并成立了领导小组。
1961年9月，裴丽生主持“150-1工程”领导小组第一次会议，决定成立以长春光机所所长、光学专家王大珩为组长的技术定案小组。1963年4月10日，他又主持召开扩大会议，推进研制进程，后又支持王大珩在研制的基础上，组建了一个设备先进的配套工厂，加快了样机试制。样机出来后，1966年1月，裴丽生又主持了鉴定会。可以说，光学外弹道测量仪（经纬仪）工程，从人员选定、方案论证、技术定案，直到研制、试验、生产及样机鉴定，裴丽生从头抓到尾，圆满地完成了任务，及时交付发射基地使用，加速了导弹武器的研制进程。
1965年5月，中央专委第12次会议决定，由中科院负责，在短期内研制一种肩扛式超低空导弹（代号“541工程”）。在裴丽生领导下，中科院动员了27个研究所、厂，1300多名科技人员参加此项工作，不到半年时间，便研制出来，在力学所、化学所、怀柔基地发射试验，均取得成功。1966年初，裴丽生陪郭沫若到怀柔基地参观超低空导弹发射试验，郭老欣喜之余写下了3米多长的大幅毛主席诗词，并题词道：“甚感此地有大庆之风。”这是郭老对裴丽生分管及领导下的各所同志艰苦奋斗、团结协作的高度赞扬。
同时，在裴丽生的主抓下，中科院在反导武器光炮的研制和入侵敌弹真假目标识别的研究等方面均取得显著成绩。
1999年9月18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在人民大会堂召开隆重表彰为研制“两弹一星”作出突出贡献的科技专家大会，对钱学森等23位科学家进行了表彰。时年已93岁高龄的裴丽生也应邀出席大会，这是对他长期从事国防科研管理工作的肯定。正如张劲夫所说：“请历史记住他们。”
（责编 王燕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