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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2年秋天，周恩来到上海视察，会见了他的表姐、童年挚友、时任华东机关幼儿园保育员的龚志如。龚志如在向表弟讲述她每天和孩子们在一起的快乐时，突然收住了话头，对坐在身旁的周恩来邓颖超夫妇说：“可惜你们俩没有个孩子。”
周恩来一听哈哈大笑起来，说：“谁说我们没有孩子？我们一共有10个。”说着，周恩来还伸出右手，上下翻了一下，表示10个的意思。就在龚志如十分惊讶和茫然不解时，周恩来又严肃地说：“这10个孩子的父母为革命牺牲了，我们就主动承担起当他们父母的责任。现在他们都生活、学习得很好。”龚志如这才听懂了，也理解了。
其实，周恩来邓颖超夫妇照顾、抚养的孩子远远不止10个。他们照顾、抚养的孩子大体有如下几种情况：一是革命烈士子女，像孙维世、李鹏等人。二是特殊岗位工作人员的子女，像龙小虎、小瑜等人。所谓特殊岗位是指秘密工作或在前线领兵打仗。三是父母因故、因病去世遗下的子女，像周同庆等人。四是周恩来自家的亲属，像侄女周秉德、侄儿周尔辉、侄孙周国镇等人。不过，在这四部分孩子中，抚养烈士遗属是重中之重。周恩来对这些烈士子女付出了超越血缘关系的爱，社会上知道的人很多。然而，他对大革命时期牺牲的革命烈士曹渊的儿子曹云屏付出的关心和照顾，至今鲜为人知。
曹渊是安徽寿县小甸集曹家岗人，黄埔一期学员。当年，在周恩来领导下，曹渊参与了平定广州商团叛乱和两次东征，战功突出，受到周恩来的特别赏识，被提拔为国民革命军第一军三师九团一营营长。1926年3月20日，蒋介石制造“中山舰”事件后，共产党员曹渊被迫离开第一军。
1926年5月，国民政府在广州酝酿北伐，由共产党员、共青团员为骨干组成的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叶挺独立团2100余名官兵随师北伐。时在汕头任东江各属行政委员的周恩来带着曹渊赶回广州，在广州司后街叶家祠叶挺家中召开独立团连以上干部会议。会议由周恩来主持，他根据团长叶挺的要求，任命周士第为独立团参谋长，曹渊为第一营营长。他俩都是坚定的共产党员。在周恩来“饮马长江”、“武汉见面”讲话的激励下，曹渊率一营在北伐途中立下赫赫军功，受到第四军的通令嘉奖，团长叶挺撰文盛赞：“第一营在敌强渡汨罗江时与谢文炳千余人相对抗，将敌击溃。官兵英勇精神为友军所赞。”参谋长周士第也称赞：“此次战役，曹渊吃苦耐劳，英勇顽强，表现十分出色！”打那以后，曹渊的名字便一直在“铁军”内传扬。
1926年9月，各路北伐大军合围武昌城，叶挺独立团受命担任宾阳门至通湘门之间的攻城任务。9月5日深夜，北伐军久攻不下，伤亡惨重。曹渊身先士卒，率一营“奋勇队”拼死登城，眼见天已拂晓，登城仍未成功，全营官兵大部分牺牲，所剩人员不足一个班的编制。于是，曹渊在城下纷飞的弹雨中提笔向团长叶挺紧急报告：
团长，天已拂晓，登城无望，职营伤亡将尽，现存十余人。但革命军人有进无退，如何处理，请指示。
曹渊
就在他写到自己名字的最后一笔时，不幸被城头上射下来的一颗罪恶的子弹打中头部，倒在了血泊之中，时年25岁。
得知曹渊壮烈牺牲的消息后，周恩来特别难过，叶挺更是失声痛哭。他们组织力量，连夜抢回曹渊遗体。后来将曹渊与当天攻城献身的191名官兵一起安葬于洪山公墓。墓前碑上横额为“浩气长存”，碑中竖额为“精神不死”等。
曹渊牺牲时，他的儿子曹云屏只有两岁。为了躲避反动当局的迫害，曹云屏小时叫二伯为“爸爸”，叫舅舅“大大”（方言，爸爸的意思），一直到他长大懂事了，才知道亲生父亲早已为革命牺牲了。
1938年，周恩来到武汉作为中共代表与国民党谈判。这时，曹云屏的堂兄曹云露从延安学习返乡，担任中共安徽省工委书记。他告诉曹云屏周恩来在武汉、叶挺在南昌的消息。当时已经14岁的曹云屏因为家里太困难，没钱读书。在曹云露的建议下，曹云屏请人分别给周恩来、叶挺各写了一封求助信。没想到忙于国事的周恩来很快就回了信。
云屏贤弟：
来函收阅。令尊曹渊同志为国家之独立，人民之解放，而英勇的牺牲了，这是非常光荣的。我全党同志，对曹渊同志这种英勇牺牲精神，表示无限敬意。
此次接读来函，知云屏弟尚在家中，以家境贫苦，虽无法升学，而求深造之心甚切，足证曹渊同志有其子也。如弟能离开家庭，则望来汉口，以便转往陕北延安抗大或陕公受训，并付来洋弍（贰，编者注）拾元，籍作来汉路费。此致
近好！
周恩来
三月十九日
信写好后，周恩来又在信笺眉上加上了“如来汉，望到日租界中街八十九号大石洋行找办事处可也”。
周恩来的这封信用的第十八集团军武汉办事处的公用信笺。他在信中提到的“延安抗大”、“陕公”分别指的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和陕北公学这两所延安的著名学府。曹家在收到信后，考虑到曹云屏太幼小，让他一个人出远门路上不放心，就让比曹云屏长两岁的堂兄曹云青陪着曹云屏一道赴武汉。在那兵荒马乱的岁月，两兄弟一路舟车辗转，有的地方还完全靠步行，整整花了一个多月才找到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见到了周恩来。
周恩来对曹氏兄弟的到来非常高兴，他摸着曹云屏的头，欣慰地说：“个头不小啊！”随后又亲切地询问兄弟俩家中及路上情况，周恩来还关切地问：“延安那里的生活是很苦的，你们怕不怕？”曹氏兄弟异口同声地回答：“不怕！”听了回答，周恩来的脸上露出了笑意，随即就提笔给在西安八路军办事处的林伯渠写信，介绍曹家兄弟的情况，以及如何安排他俩到延安学习等事情。
曹氏兄弟到延安后被安排进陕北公学学习。在“陕公”学习约两个月的时候，校长成仿吾突然通知曹家兄弟去延安城内西山脚下的石窑洞。这兄弟俩赶到那里才知道，原来是周恩来从武汉返回延安要见他们。周恩来亲切地和他俩握手，微笑着问这问那，就像慈父一样对他们说：“到了延安就是回到了自己的家，要抓紧时间多学习理论和文化知识，今后好为党和人民做更多的工作。” 在“陕公”学习3个月后，曹家兄弟又转入陕甘宁边区中学就读。在边区中学读了两个多月后，天气转凉，曹氏兄弟得悉周恩来又一次回到了延安，就又迫不及待地去看望他。一见面，周恩来就问他们学习、生活情况，还问曹云屏有没有给家里写信，问他母亲现在生活怎么样，能不能出来工作等等。曹云屏告诉他：“我母亲不识字，又缠过足，出来肯定不方便，会给我们党增加负担。”周恩来沉思良久，抬头看见他们身上穿得比较单薄，就又关切地问：“你们冷不冷？”兄弟俩回答说：“我们不冷。”回到学校不几天的一个傍晚，云青、云屏兄弟正在操场上玩耍，听说有人来找，原来是周恩来的警卫秘书邱南章。他受周恩来委托，给曹家兄弟送来了60元边币，叫他们每人做一件棉衣。
由于学习努力，积极上进，到延安的当年，兄弟俩都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曹云屏和曹云青商量着要把自己在学校的学习和劳动情况向周恩来作个报告。然而，当时周恩来大多在武汉（后来到重庆）主持中共与国民党谈判等方面的工作，不在延安。直到1939年6月中旬，因蒋介石不断制造摩擦，甚至掀起反共高潮，周恩来为了与党中央商讨对策，从重庆返回延安。1939年8月，曹氏兄弟从校领导那里得悉周恩来回到延安的消息，就迫不及待地给周恩来写信汇报。同时，由于对国民党顽固派不断制造反共摩擦十分气愤，同学中对抗战前途都有各种猜想，他们便在信中提出了疑问，想请周恩来对当时的时局给个明示，给个指导。周恩来很快就收到了兄弟俩的信。然而，不巧的是，7月10日，周恩来应邀去延安中共中央高级党校作报告时，从马背上摔下，导致右臂骨折。但是周恩来仍然给曹家两兄弟写了回信：
云青云屏同志：
你们的信都收到。得悉你们学习紧张，生产努力，欣慰非常。我因坠马伤臂，不便作书，你们提的问题，恕我不能答复了。现在我要出外就医，日内就动身。希望你们更加努力学习并祝你们进步。
周恩来
八·二十三
曹云屏还有个堂兄曹云露，也是曹云青的亲哥哥。1937年底，他在“陕公”毕业后，党中央派他回安徽省寿县组织成立中共安徽省工委和皖北游击大队。5月，曹云露任中共安徽省工委书记和游击大队大队长，还曾率游击大队强袭日本侵略军占领下的凤阳县城。曹云露也曾数次秘密赴武汉、重庆向周恩来或长江局、南方局其他领导汇报工作。
1939年初，党中央调曹云露至湖北黄冈开辟新区，在蒋介石国民党顽固派制造的“夏家山事件”中壮烈牺牲。曹云青、曹云屏很长时间联系不上曹云露非常着急，而有关方面得悉曹云露是云青、云屏的兄弟后，担心这噩耗影响他们的学习和工作，便对他们隐瞒了消息。
1941年，周恩来从苏联治病回国，旋即去了重庆，直到1943年才回延安参加整风。焦急难耐的曹云屏便给周恩来写信，希望周恩来告知他们曹云露的情况。于是就有了周恩来给曹云屏写的第三封信。
云屏同志：
你的两封信早收到了，一因忙，二因想打听下皖北的情形再回答你，可是皖北始终没有人来，故遂一搁至今。
我下星期二（十四），大概要到你们那里去，到时可以和你谈了。特告。
周恩来
十二·九
当时，曹云屏已在延安桥儿沟读延安大学。周恩来在这封信中说的“到你们那里去”就是指的到延安大学去。“十四”指的是1943年12月14日。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前夕，曹云屏从延安大学毕业。他很想回家乡安徽工作，就请示周恩来。周恩来谆谆教诲他说：“干革命，为什么一定要去家乡呢？你应该争取到革命最需要的地方去，到基层去，到连队去。”
遵照周恩来的指示，曹云屏背上背包、干粮袋等奔赴东北合江地区，到那里发动群众，剿匪反霸，搞土改，建党、建政，并曾担任县民运工作队队长、公安局局长。1949年，曹云屏随着解放大军的洪流南下江西，1953年又调到广州，历任广州市公安局三处处长、市纺织局局长、市计委主任和市政府秘书长等职。在广州工作期间，他每次赴京开会，只要周恩来在京，他都设法与西花厅联系上，去看望周恩来夫妇，向他们汇报工作生活情况。
1984年，邓颖超到广州视察工作。她在会见时任广州市长叶选平时，问：“怎么不见曹云屏？你叫他带着全家来见我。”曹云屏得悉后赶忙带上全家大小前去看望邓颖超。
1986年，曹云屏从中共广州市委秘书长任上退居二线，担任中共广州市委顾问委员会副主任，还兼广州新四军研究会常务副会长、广东省黄埔同学会顾问等职。1992年，他偕夫人方扬到江苏淮安参观瞻仰周恩来纪念馆，是淮安周恩来纪念馆的第一批瞻仰者。笔者时任周恩来纪念馆的资料科科长，不仅接待了他，还向他请教了许多问题。由此，笔者与曹云屏建立了联系。他向笔者提供了周恩来等人写给他的信件影印件，也写了这些信件的背景情况等史料。
（责任编辑：胡 北）
周恩来一听哈哈大笑起来，说：“谁说我们没有孩子？我们一共有10个。”说着，周恩来还伸出右手，上下翻了一下，表示10个的意思。就在龚志如十分惊讶和茫然不解时，周恩来又严肃地说：“这10个孩子的父母为革命牺牲了，我们就主动承担起当他们父母的责任。现在他们都生活、学习得很好。”龚志如这才听懂了，也理解了。
其实，周恩来邓颖超夫妇照顾、抚养的孩子远远不止10个。他们照顾、抚养的孩子大体有如下几种情况：一是革命烈士子女，像孙维世、李鹏等人。二是特殊岗位工作人员的子女，像龙小虎、小瑜等人。所谓特殊岗位是指秘密工作或在前线领兵打仗。三是父母因故、因病去世遗下的子女，像周同庆等人。四是周恩来自家的亲属，像侄女周秉德、侄儿周尔辉、侄孙周国镇等人。不过，在这四部分孩子中，抚养烈士遗属是重中之重。周恩来对这些烈士子女付出了超越血缘关系的爱，社会上知道的人很多。然而，他对大革命时期牺牲的革命烈士曹渊的儿子曹云屏付出的关心和照顾，至今鲜为人知。
曹渊是安徽寿县小甸集曹家岗人，黄埔一期学员。当年，在周恩来领导下，曹渊参与了平定广州商团叛乱和两次东征，战功突出，受到周恩来的特别赏识，被提拔为国民革命军第一军三师九团一营营长。1926年3月20日，蒋介石制造“中山舰”事件后，共产党员曹渊被迫离开第一军。
1926年5月，国民政府在广州酝酿北伐，由共产党员、共青团员为骨干组成的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叶挺独立团2100余名官兵随师北伐。时在汕头任东江各属行政委员的周恩来带着曹渊赶回广州，在广州司后街叶家祠叶挺家中召开独立团连以上干部会议。会议由周恩来主持，他根据团长叶挺的要求，任命周士第为独立团参谋长，曹渊为第一营营长。他俩都是坚定的共产党员。在周恩来“饮马长江”、“武汉见面”讲话的激励下，曹渊率一营在北伐途中立下赫赫军功，受到第四军的通令嘉奖，团长叶挺撰文盛赞：“第一营在敌强渡汨罗江时与谢文炳千余人相对抗，将敌击溃。官兵英勇精神为友军所赞。”参谋长周士第也称赞：“此次战役，曹渊吃苦耐劳，英勇顽强，表现十分出色！”打那以后，曹渊的名字便一直在“铁军”内传扬。
1926年9月，各路北伐大军合围武昌城，叶挺独立团受命担任宾阳门至通湘门之间的攻城任务。9月5日深夜，北伐军久攻不下，伤亡惨重。曹渊身先士卒，率一营“奋勇队”拼死登城，眼见天已拂晓，登城仍未成功，全营官兵大部分牺牲，所剩人员不足一个班的编制。于是，曹渊在城下纷飞的弹雨中提笔向团长叶挺紧急报告：
团长，天已拂晓，登城无望，职营伤亡将尽，现存十余人。但革命军人有进无退，如何处理，请指示。
曹渊
就在他写到自己名字的最后一笔时，不幸被城头上射下来的一颗罪恶的子弹打中头部，倒在了血泊之中，时年25岁。
得知曹渊壮烈牺牲的消息后，周恩来特别难过，叶挺更是失声痛哭。他们组织力量，连夜抢回曹渊遗体。后来将曹渊与当天攻城献身的191名官兵一起安葬于洪山公墓。墓前碑上横额为“浩气长存”，碑中竖额为“精神不死”等。
曹渊牺牲时，他的儿子曹云屏只有两岁。为了躲避反动当局的迫害，曹云屏小时叫二伯为“爸爸”，叫舅舅“大大”（方言，爸爸的意思），一直到他长大懂事了，才知道亲生父亲早已为革命牺牲了。
1938年，周恩来到武汉作为中共代表与国民党谈判。这时，曹云屏的堂兄曹云露从延安学习返乡，担任中共安徽省工委书记。他告诉曹云屏周恩来在武汉、叶挺在南昌的消息。当时已经14岁的曹云屏因为家里太困难，没钱读书。在曹云露的建议下，曹云屏请人分别给周恩来、叶挺各写了一封求助信。没想到忙于国事的周恩来很快就回了信。
云屏贤弟：
来函收阅。令尊曹渊同志为国家之独立，人民之解放，而英勇的牺牲了，这是非常光荣的。我全党同志，对曹渊同志这种英勇牺牲精神，表示无限敬意。
此次接读来函，知云屏弟尚在家中，以家境贫苦，虽无法升学，而求深造之心甚切，足证曹渊同志有其子也。如弟能离开家庭，则望来汉口，以便转往陕北延安抗大或陕公受训，并付来洋弍（贰，编者注）拾元，籍作来汉路费。此致
近好！
周恩来
三月十九日
信写好后，周恩来又在信笺眉上加上了“如来汉，望到日租界中街八十九号大石洋行找办事处可也”。
周恩来的这封信用的第十八集团军武汉办事处的公用信笺。他在信中提到的“延安抗大”、“陕公”分别指的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和陕北公学这两所延安的著名学府。曹家在收到信后，考虑到曹云屏太幼小，让他一个人出远门路上不放心，就让比曹云屏长两岁的堂兄曹云青陪着曹云屏一道赴武汉。在那兵荒马乱的岁月，两兄弟一路舟车辗转，有的地方还完全靠步行，整整花了一个多月才找到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见到了周恩来。
周恩来对曹氏兄弟的到来非常高兴，他摸着曹云屏的头，欣慰地说：“个头不小啊！”随后又亲切地询问兄弟俩家中及路上情况，周恩来还关切地问：“延安那里的生活是很苦的，你们怕不怕？”曹氏兄弟异口同声地回答：“不怕！”听了回答，周恩来的脸上露出了笑意，随即就提笔给在西安八路军办事处的林伯渠写信，介绍曹家兄弟的情况，以及如何安排他俩到延安学习等事情。
曹氏兄弟到延安后被安排进陕北公学学习。在“陕公”学习约两个月的时候，校长成仿吾突然通知曹家兄弟去延安城内西山脚下的石窑洞。这兄弟俩赶到那里才知道，原来是周恩来从武汉返回延安要见他们。周恩来亲切地和他俩握手，微笑着问这问那，就像慈父一样对他们说：“到了延安就是回到了自己的家，要抓紧时间多学习理论和文化知识，今后好为党和人民做更多的工作。” 在“陕公”学习3个月后，曹家兄弟又转入陕甘宁边区中学就读。在边区中学读了两个多月后，天气转凉，曹氏兄弟得悉周恩来又一次回到了延安，就又迫不及待地去看望他。一见面，周恩来就问他们学习、生活情况，还问曹云屏有没有给家里写信，问他母亲现在生活怎么样，能不能出来工作等等。曹云屏告诉他：“我母亲不识字，又缠过足，出来肯定不方便，会给我们党增加负担。”周恩来沉思良久，抬头看见他们身上穿得比较单薄，就又关切地问：“你们冷不冷？”兄弟俩回答说：“我们不冷。”回到学校不几天的一个傍晚，云青、云屏兄弟正在操场上玩耍，听说有人来找，原来是周恩来的警卫秘书邱南章。他受周恩来委托，给曹家兄弟送来了60元边币，叫他们每人做一件棉衣。
由于学习努力，积极上进，到延安的当年，兄弟俩都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曹云屏和曹云青商量着要把自己在学校的学习和劳动情况向周恩来作个报告。然而，当时周恩来大多在武汉（后来到重庆）主持中共与国民党谈判等方面的工作，不在延安。直到1939年6月中旬，因蒋介石不断制造摩擦，甚至掀起反共高潮，周恩来为了与党中央商讨对策，从重庆返回延安。1939年8月，曹氏兄弟从校领导那里得悉周恩来回到延安的消息，就迫不及待地给周恩来写信汇报。同时，由于对国民党顽固派不断制造反共摩擦十分气愤，同学中对抗战前途都有各种猜想，他们便在信中提出了疑问，想请周恩来对当时的时局给个明示，给个指导。周恩来很快就收到了兄弟俩的信。然而，不巧的是，7月10日，周恩来应邀去延安中共中央高级党校作报告时，从马背上摔下，导致右臂骨折。但是周恩来仍然给曹家两兄弟写了回信：
云青云屏同志：
你们的信都收到。得悉你们学习紧张，生产努力，欣慰非常。我因坠马伤臂，不便作书，你们提的问题，恕我不能答复了。现在我要出外就医，日内就动身。希望你们更加努力学习并祝你们进步。
周恩来
八·二十三
曹云屏还有个堂兄曹云露，也是曹云青的亲哥哥。1937年底，他在“陕公”毕业后，党中央派他回安徽省寿县组织成立中共安徽省工委和皖北游击大队。5月，曹云露任中共安徽省工委书记和游击大队大队长，还曾率游击大队强袭日本侵略军占领下的凤阳县城。曹云露也曾数次秘密赴武汉、重庆向周恩来或长江局、南方局其他领导汇报工作。
1939年初，党中央调曹云露至湖北黄冈开辟新区，在蒋介石国民党顽固派制造的“夏家山事件”中壮烈牺牲。曹云青、曹云屏很长时间联系不上曹云露非常着急，而有关方面得悉曹云露是云青、云屏的兄弟后，担心这噩耗影响他们的学习和工作，便对他们隐瞒了消息。
1941年，周恩来从苏联治病回国，旋即去了重庆，直到1943年才回延安参加整风。焦急难耐的曹云屏便给周恩来写信，希望周恩来告知他们曹云露的情况。于是就有了周恩来给曹云屏写的第三封信。
云屏同志：
你的两封信早收到了，一因忙，二因想打听下皖北的情形再回答你，可是皖北始终没有人来，故遂一搁至今。
我下星期二（十四），大概要到你们那里去，到时可以和你谈了。特告。
周恩来
十二·九
当时，曹云屏已在延安桥儿沟读延安大学。周恩来在这封信中说的“到你们那里去”就是指的到延安大学去。“十四”指的是1943年12月14日。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前夕，曹云屏从延安大学毕业。他很想回家乡安徽工作，就请示周恩来。周恩来谆谆教诲他说：“干革命，为什么一定要去家乡呢？你应该争取到革命最需要的地方去，到基层去，到连队去。”
遵照周恩来的指示，曹云屏背上背包、干粮袋等奔赴东北合江地区，到那里发动群众，剿匪反霸，搞土改，建党、建政，并曾担任县民运工作队队长、公安局局长。1949年，曹云屏随着解放大军的洪流南下江西，1953年又调到广州，历任广州市公安局三处处长、市纺织局局长、市计委主任和市政府秘书长等职。在广州工作期间，他每次赴京开会，只要周恩来在京，他都设法与西花厅联系上，去看望周恩来夫妇，向他们汇报工作生活情况。
1984年，邓颖超到广州视察工作。她在会见时任广州市长叶选平时，问：“怎么不见曹云屏？你叫他带着全家来见我。”曹云屏得悉后赶忙带上全家大小前去看望邓颖超。
1986年，曹云屏从中共广州市委秘书长任上退居二线，担任中共广州市委顾问委员会副主任，还兼广州新四军研究会常务副会长、广东省黄埔同学会顾问等职。1992年，他偕夫人方扬到江苏淮安参观瞻仰周恩来纪念馆，是淮安周恩来纪念馆的第一批瞻仰者。笔者时任周恩来纪念馆的资料科科长，不仅接待了他，还向他请教了许多问题。由此，笔者与曹云屏建立了联系。他向笔者提供了周恩来等人写给他的信件影印件，也写了这些信件的背景情况等史料。
（责任编辑：胡 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