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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本文追述了1938年罗伯特·卡帕拍摄中国抗战的行踪。当年卡帕来中国，身份是纪录片导演乔里斯·伊文斯（Joris Ivens，1898-1989，荷兰人）的第二摄影助手，他们两人在1937年4月采访西班牙内战时认识并成为朋友。1937年7月下旬，卡帕的女友格尔达·塔罗（Gerda Taro，1918－1937）在采访西班牙内战时受伤身亡，当时卡帕是个痴情青年，一时间陷入了极度悲伤和自责之中（他曾计划与塔罗一起去西班牙，后因故未能成行），酗酒、自闭，几乎精神分裂。他的朋友海明威等都曾试图帮助他，伊文斯邀请卡帕参加他拍摄中国抗战的摄制组，也有此意。从1938年2月中旬抵达到9月底离开，卡帕在中国工作了7个多月，所拍摄的台儿庄大战，“4·29”汉口大空战，汉口保卫战，花园口水难，国共两党高层蒋介石、周恩来等的活动以及关于当时中国社会生活的报道，发表于美国《生活》（Life）和法国《观察》（VU）等杂志，非常及时地向国际社会传递了三个信息：第一，中国有坚定的抗战决心，因为抗战初期国民政府的一味撤退曾使国际社会怀疑中国是否有心抗战；第二，中国有能力取得战争的最终胜利；第三，国共合作使中国出现了新的政治局面。如果将卡帕的中国影像放在百余年来西方摄影师看中国的链条上观察，则可发现他的照片与稍前的埃德加·斯诺、稍后的卡蒂埃－布勒松的中国照片一起，在视野上构成了从东方主义向人文主义的转变，值得摄影史关注。
1938年3月，汉口，“保卫中国的战士”成为《生活》杂志的封面
1938年1月21日，卡帕与约翰·费恩霍特（John Fernhout，荷兰人，伊文斯的第一摄影助手）从法国马赛上船，前往中国。与他们同船的还有俩英国人，诗人奥登（W.H Auden）和小说家克里斯托夫·伊舍伍德（Christopher Isherwood），他俩也来采访中国抗战，并于1939年合作出版了中国战场采访记《战争之旅》（Journey to a War），其中有对卡帕与费恩霍特的生动描述，说这两位在船上非常闹，卡帕疯得比法国人还法国人；而费恩霍特也很闹，只是声音稍微小点。这让严肃惯了的英国人很看不惯，说“他们俩的生活和灵魂是属于二等舱的。”①
2月16日，卡帕和费恩霍特到达香港，伊文斯则从美国出发，经檀香山到香港与他们会合。在香港，他们与埃德加·斯诺一起拜访了宋庆龄女士，然后一起到达汉口。此时，上海、南京已先后陷落，武汉成为中国抗战的指挥中心，也是各国记者的汇聚之地，而与国外记者周旋的，正是有美国教育背景、风度优雅长于社交的中华民国第一夫人宋美龄。她接见了伊文斯、卡帕、奥登等人，伊文斯的赞助人是由海明威等美国名人组成的今日历史电影公司，卡帕又是《生活》杂志的特派记者—宋美龄很清楚这本杂志的老板亨利·卢斯在美国的影响。伊文斯为了使宋美龄重视这次拍摄活动，还特意雇佣了她非常喜欢的女演员路易斯·瑞娜（Luise Rainer）做纪录片女主角，这都使宋美龄意识到这部片子完成后将在美国产生重要影响，因此她要亲自安排—也就是控制—摄制组的行程和拍摄内容，那些不能为蒋介石赢得支持的内容—特别是八路军、延安和毛泽东，是绝不能让伊文斯们摄入镜头的。宋美龄的重视极大地限制了伊文斯和卡帕的拍摄，比较之下，奥登和伊舍伍德则不太受重视，反而享有了更多行动自由，成功访问了延安。
表面上，宋美龄对伊文斯和卡帕等人十分客气和热情，白天邀请他们出席各种有蒋介石露面的抗日集会，晚上则是一场接一场的酒会。宋美龄专门委派了一名高级军官带领一个小组伺候（实际上是监视）伊文斯和卡帕的拍摄，并以“安全”为由，限制他们到汉口之外的地区，一呆就是六周。但卡帕找一切借口走上街头，进入百姓的生活场景，记录了面对强敌，中国各阶层人民在抗日统一战线的旗帜下团结起来，决不屈服、战斗到底的民心和勇气。1938年3月12日，武汉各界举行集会，纪念孙中山去世13周年，市民手举小旗在街头游行，士兵举手宣誓，表明坚决抗日的决心；民间机构募集旧衣服，在街头发给贫困孩子；青年女子积极报名参军，进行军事训练……卡帕还把学生演出街头剧宣传抗日的情景拍成一组图片故事，发表在1938年5月16日出版的《生活》杂志上。他拍摄的一名头戴钢盔、年龄只有十几岁的娃娃兵的特写照片，被用为该期《生活》杂志的封面，说明是：“保卫中国的战士”—这张封面照片和这样的图片说明让人联想到，《生活》杂志1937年12月6日的封面照片正是一名年轻的日本兵。
身边是中国全民抗战的火热氛围，汉口往北几百公里就是日军正在展开的多路进攻，作为战地摄影记者的卡帕，更渴望到前线拍摄中国军队对日作战的血性场面。机会终于来了，这就是发生于1938年3月底至4月初的台儿庄大战。
4月， 在台儿庄见证勇敢
台儿庄大战发生于1938年3月23日至4月7日，中国军队在山东省南部台儿庄地区，击败侵华日军第十师团的进攻，歼敌逾万，是八年抗战中著名的惨烈战役，不仅坚定了中国军民的抗战意志，而且提升了中国的国际声望。
4月1日早7点，卡帕等从汉口出发；4月2日，他们在郑州与前往台儿庄的另几位外国记者相遇，其中有《芝加哥每日新闻》（Chicago Daily News） 的 A.T. 斯蒂尔（Archibald Trojan Steele），合众通讯社（the United Press）的 I·爱泼斯坦（Israel Epstein）， 原来Dephot图片社的摄影师瓦尔特·伯萨德（Walter Bosshard），伯萨德从1931年就在中国采访，关于远东的报道很有名，卡帕很早就知道，现在相遇，他俩成为朋友，也成为对手：后来伯萨德成功访问了延安，拍摄的八路军、毛泽东、朱德等人的照片在《生活》杂志发表，直接灭掉了卡帕去延安拍摄八路军然后在《生活》发表的可能性。除了记者，美国总统罗斯福派到中国的观察员、海军上校卡尔逊（Captain Carlson）也在其中。 4月3日晨，卡帕乘火车到徐州，这时台儿庄战役正进入决战阶段。卡帕首先看到的是标有“津浦”字样的火车正在运来大批兵员。火车上，军官们打伞而坐，说明当时已有点骄阳似火的味道；车站周围满眼是衣衫褴褛、精神萎靡的难民。汽车在驶向台儿庄的路上，可以看到正在布防的军队；台儿庄外围，是决战到来之前的匆忙和安静：畜力车在运送弹药，工兵在小河上搭起浮桥，军队在身边跑步进入阵地；前线指挥所里，指挥员们有的在研究地图，有的正打电话……卡帕将这些场景一一收入镜头。伊文斯回忆道：“我们正好准时到达。中国军队正在台儿庄附近围困日军……卡帕在为我们这个小组拍摄，我在考虑这场为独立而进行的战争中非常独特的情绪。在中国历史上，这还是第一次使所有军队联合起来……”② 这一天，战役的总指挥、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接见了摄制组，介绍了战斗形势。在纪录片《四万万人民》中，可以看到李宗仁斜着身子对着地图给伊文斯介绍战斗部署的情况，拍下这些镜头的正是卡帕。
4月4日，中国军队的反击战即将打响，但卡帕们却接到通知：不许到步兵战斗的前沿拍摄，因为他们是外国人，没人能为他们的安全负责。卡帕只好留在后面拍摄炮兵阵地，他们拍摄了一个用高粱秸伪装起来的炮位，卡帕通过炮兵瞄准镜，看到了四英里外的日军阵地。为了让他们拍到战斗场面，陪同他们的军官命令炮手瞄准一个日军观察点打了12发炮弹，将这个观察哨摧毁。陪同他们的一位将军虽然允许他们拍摄炮兵，却不允许他们拍摄大炮的特写镜头，这让卡帕很郁闷。伊文斯写道：“监督我们拍摄的许（音译）将军郑重其事地说，禁止拍摄大炮的特写镜头，而这简直毫无意义，因为那是一种德国火炮，是1933年制造的，谁都知道这种火炮。” ③ 而从这位将军那里，卡帕也学会了一句中国话：不要看（bu yao kan）。由此可以想出，卡帕在台儿庄的拍摄像在汉口一样，受到许多限制。
4月7日晨，台儿庄战役结束。虽然卡帕没能拍到中国军人与日军巷战肉搏的一幕，但他没有放过战后的场面和各种细节。从指挥所进入台儿庄的路上，他拍摄了在台儿庄城头上站岗的中国士兵和士兵身边飘扬的军旗，城墙下阵亡的士兵，运送伤员的民工，倒毙在村边的平民，在炮火中被击伤或因过度惊吓而死去的马和鸡。一名老妇在被炸得只剩下一盘石磨的院子里寻找最后一点生活中的可用之物；神庙的屋顶被炮火整个掀掉，椽子散落在神像周围……原先大运河边那个可经商、可水运、渔农兼作、房舍整洁的台儿庄，战后一片废墟。他还拍摄了前来慰问士兵的学生，穿上缴获的日军军服和头盔，在残垣碎瓦中拍摄纪念照。卡帕关于台儿庄战役中国军队大捷的报道，发表在1938年5月23日出版的《生活》杂志上；从编者为报道所写的按语，可以看出卡帕的照片正如这场战役的结果一样，使《生活》杂志的老板亨利·卢斯—一位出生于中国山东省的美国人—非常高兴。“一次胜利使台儿庄成为中国最知名的村庄”，按语说， “历史上作为转折点的小城的名字有很多—滑铁卢、葛底斯堡、凡尔登，今天又增加了一个新的名字……第二天，全中国庆祝一场伟大的胜利。也是在第二天，目击了那场战斗的伟大的战争摄影记者罗伯特·卡帕冲出了他的底片，并通过中国的特快客机送往《生活》杂志。”卡帕通过自己的镜头，让还没有进入战争的美国人和欧洲人了解了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了解了战争中中国人民的真实情绪和真实生活。
台儿庄战役结束后，中国军队缴获了日军9辆坦克，伊文斯、卡帕和费恩霍特在缴获的坦克上拍了合影。卡帕还坐在坦克上，手里捏着康泰克斯相机，让人用仰拍的角度拍了一张留念照，这张照片成为他最有名的工作照之一。
台儿庄战役的胜利和在台儿庄的采访，给卡帕带来了快乐的情绪。4月11日，他和伊文斯骑马出去拍摄，伊文斯注意到天黑回来的时候，卡帕骑马飞奔，“突然间，他想像自己就是成吉思汗，对着我们大喊战争口号。从后面看去，他更像是桑丘·潘沙。他矮胖的轮廓在马鞍上抖动—这是在为他生命中的第二次奔跑。” ④
卡帕又活过来了。
关于台儿庄战役，伊文斯后来有一段深情的回忆：“我不是一个作家，我通过画面能够更好地表达自己，我一定要表达死亡对我意味着什么，不仅仅是拍几个尸体，而是拍摄整个一段，死亡牵连到的往往是许多人。我触到了中国，中国也触到了我，我拍了战争，拍了一个在战争中瓦解，又在战火中形成的国家，我看到了勇敢！” ⑤
这样的体会，应该是他和卡帕共有的。
5月—6月，从西安到兰州：
“世界上最白痴最痛苦的一次旅行”
（4月17日，卡帕回到汉口，遭遇并拍摄了中苏空军与日本空军的“4·29”武汉大空战，随后去西安与伊文斯汇合，试图访问延安，被宋美龄阻挠）直接去延安的请求不能实现，伊文斯就想了一个迂回策略，说自己想去拍长城，这一请求如能获准，那他正好路过延安。但宋美龄早有准备，回复说可以拍长城，但只能拍向西延伸的那段，不能拍向北延伸的那段，这样他们就被安排着向兰州方向进发，避开了延安。当时西安是陇海铁路的终点，因此卡帕们是坐汽车前往兰州的。出西安城，骄阳之下，车轮所到之处尘土飞扬，他们只好用毛巾把头脸脖子全围上，只露出鼻子和眼睛。一天下来，汗水和尘土粘在身上像结了一个壳。六天之后，他们终于到了兰州。
在路上，卡帕拍摄了荒凉的黄土高原，沿线简陋的县城，黄河边的百姓，最让他兴奋的是，拍到了黄河边农民和渔民用羊皮筏子渡军队过河的场面，他对这个内容十分看重。但卡帕之所以是卡帕，就是因为他在碰到了好运气之后，坏运气跟着就到。回到汉口冲洗底片的时候，他把冲出来的胶卷挂在木头上晾干，由于天气太热，一些底片上的药膜融化了，其中就有他最看重的那个胶卷。
这让卡帕心情大坏。让他更受挫折的还有一件事：在他前往兰州之时，伯萨德和斯蒂尔自己设法到了延安，当他一身臭汗赶往并不想去的兰州时，他们却正在他最想去的延安采访拍摄！挫折之下，伊文斯决定放弃延安，做一部没有共产党和延安内容的纪录片；但卡帕不死心，自己去了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联系，商量等完成了伊文斯的拍摄后，由办事处安排他独自去延安。 6月15日，卡帕失望而又疲惫地回到了汉口，在写给考斯特的信中，他把这次西北之行称为是“世界上最白痴最痛苦的旅行”。⑥
7月—9月，“汉口最后的留守人”与仅有的四张彩照
7月的武汉，进入了一年中最难熬的季节，但酷暑挡不住外国记者采访武汉保卫战的热情。当时聚集武汉的外国记者多达40名，除了上面提到的卡帕等人之外，还有报道过1927年大革命的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刚刚访问过延安的史沫特莱，《纽约时报》记者蒂尔曼·德丁，《伦敦新闻纪事》记者阿特丽，她后来出版了《扬子前线》一书 ⑦……采访之余，他们经常聚集在合众社设在路德教会的办公室里喝酒聊天、赌钱玩牌，并戏谑地自称为 “汉口最后的留守人”（the Hankou Last Ditchers）。
7月19日，日军再次空袭汉口，卡帕拍摄了轰炸的情景，其中有四张彩色照片—卡帕在中国拍摄的彩色照片只有这四张，发表在1938年10月7日的《生活》杂志上。在写给考斯特的信中，卡帕说当时因为要拍电影，只有10分钟时间拍照片，所以没能多拍。⑧ 1945年之前，卡帕很少拍彩照，因为欧洲的杂志不发，而《生活》也几乎不发，这是一个原因；另一个原因是当时的Ektachrome彩色胶片褪色很快，而Kodachrome虽然色彩艳丽且能长久保存，但冲洗又很麻烦。1945年之后，卡帕作品中的彩照明显增多，因为当时的《柯利尔》（Collier’s）杂志想以多发彩照来与《生活》竞争。但遗憾的是，现在人们从《生活》上看到卡帕在中国拍摄的这四张彩照，却不知道它们保存在哪儿。
7月21日，伊文斯决定离开汉口前往广州，在那儿补充拍摄遭到严重轰炸的城市，然后取道香港回纽约。就在他们离开汉口之前，没能去延安拍摄八路军的卡帕和伊文斯，造访了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拍摄了周恩来主持的一次军事会议，卡帕拍摄到了他在中国最重要的作品之一：那张周恩来倚门而立的照片。当时周恩来推门进来，他没有立即走到桌子边坐下，而是在反手将门带上时在门边略微停顿了一下，似乎心事重重，倚门而思—卡帕敏锐地抓住了这个瞬间：周恩来清瘦的面容，一脸的忧思，坚毅的眼神；这样的神态与门后贴着的马克思像和墙上写有“巩固团结争取第三期抗战胜利！”的条幅相映衬，有力地衬托出这位中国共产党的杰出领导人，在国家存亡关头肩负促进国共合作的重任，以身赴难、忧国忧民的大境界，是一幅将时代精神完美融入人物形象的杰出作品。
到广州后，为拍摄到日军飞机轰炸的情形，卡帕和伊文斯爬到当时广州最高的建筑—一座14层楼的楼顶，等待日军飞机的到来。这样做的危险是不言而喻的，一般情况下，最高建筑往往是空袭的首要目标。但这次他们却在一个危险的时间站到了一个安全的地方：日军已经选定这座最高建筑作为进入广州后的司令部所在地，专门通知日军飞行员轰炸时避开这座高楼。
广州的拍摄结束后，伊文斯和费恩霍特前往香港，从那儿回美国剪辑电影，而卡帕则重新回到汉口。伊文斯可以回去了，因为他的电影拍完了；但卡帕知道自己的计划还远远没有完成：他的中国之行一直缺少一个高潮—而现在，这个高潮似乎正在逼近。卡帕就是卡帕。他不仅生着一双西班牙猎狗般好使的眼睛，还有着超乎一般优秀记者的直觉。就在他们离开汉口的次日，7月22日，中国军队与日军的武汉会战开始了。中国军队在武汉沿线部署了129个师超过100万人的庞大兵力，日军则集中了超过35万人、有120余艘舰艇和500余架飞机支援的精锐部队，在武汉外围与中国军队决战。虽然双方都志在必得，但中方从战略上考虑到战争还没有进入相持阶段，所以也做好了在适当时刻撤离武汉的准备。卡帕通过种种渠道对此有所了解。他预计，武汉会战将在9月份结束，武汉最迟将在9月底陷落。如果能拍摄到武汉保卫战的最后一场战役，拍摄到武汉大撤退或日军攻克武汉的照片—当时的世界上还有比这个更大的新闻吗？
卡帕的直觉告诉他，这样的新闻绝对不能放过！
因此，卡帕制订了自己的拍摄计划：回到汉口，首先拍摄中日军队会战，然后去延安，然后再回到汉口拍摄中日军队的决战，或国民政府汉口大撤退或日军进入武汉，然后去香港，从那儿返回巴黎。
从广州回到汉口，卡帕遇到了卡尔逊上校，他刚从延安回来，拍了不少照片，于是卡帕与卡尔逊达成了一个协议：卡尔逊拍摄的延安的照片连同他拍摄的台儿庄战役的照片，均由Pix图片社代理，署名卡尔逊。这一协议意味着：现在既然有了延安的照片，卡帕也就没必要再去延安了。至此，卡帕彻底断绝了去延安的念头。
事情虽然每每恰如卡帕所料，但武汉会战的进程却出其意料之外。从7月下旬到整个的9月，武汉会战在地面上处于拉锯状态，日军空袭又总是遭到中苏两国空军的无畏抗击，武汉在战火中巍然屹立。而这时，西班牙战场却突生变故。9月下旬，卡帕决定回西班牙采访共和军与佛朗哥军队的“悲情一战”，这才匆匆离开武汉，永远离开了中国。
卡帕于9月22日抵达香港，从那里飞回巴黎。1938年10月初，他已经站在反法西斯主义的另一个战场—巴塞罗那的街头了。
（因篇幅所限，本文有两节没有刊出）
1938年3月，汉口，“保卫中国的战士”成为《生活》杂志的封面
1938年1月21日，卡帕与约翰·费恩霍特（John Fernhout，荷兰人，伊文斯的第一摄影助手）从法国马赛上船，前往中国。与他们同船的还有俩英国人，诗人奥登（W.H Auden）和小说家克里斯托夫·伊舍伍德（Christopher Isherwood），他俩也来采访中国抗战，并于1939年合作出版了中国战场采访记《战争之旅》（Journey to a War），其中有对卡帕与费恩霍特的生动描述，说这两位在船上非常闹，卡帕疯得比法国人还法国人；而费恩霍特也很闹，只是声音稍微小点。这让严肃惯了的英国人很看不惯，说“他们俩的生活和灵魂是属于二等舱的。”①
2月16日，卡帕和费恩霍特到达香港，伊文斯则从美国出发，经檀香山到香港与他们会合。在香港，他们与埃德加·斯诺一起拜访了宋庆龄女士，然后一起到达汉口。此时，上海、南京已先后陷落，武汉成为中国抗战的指挥中心，也是各国记者的汇聚之地，而与国外记者周旋的，正是有美国教育背景、风度优雅长于社交的中华民国第一夫人宋美龄。她接见了伊文斯、卡帕、奥登等人，伊文斯的赞助人是由海明威等美国名人组成的今日历史电影公司，卡帕又是《生活》杂志的特派记者—宋美龄很清楚这本杂志的老板亨利·卢斯在美国的影响。伊文斯为了使宋美龄重视这次拍摄活动，还特意雇佣了她非常喜欢的女演员路易斯·瑞娜（Luise Rainer）做纪录片女主角，这都使宋美龄意识到这部片子完成后将在美国产生重要影响，因此她要亲自安排—也就是控制—摄制组的行程和拍摄内容，那些不能为蒋介石赢得支持的内容—特别是八路军、延安和毛泽东，是绝不能让伊文斯们摄入镜头的。宋美龄的重视极大地限制了伊文斯和卡帕的拍摄，比较之下，奥登和伊舍伍德则不太受重视，反而享有了更多行动自由，成功访问了延安。
表面上，宋美龄对伊文斯和卡帕等人十分客气和热情，白天邀请他们出席各种有蒋介石露面的抗日集会，晚上则是一场接一场的酒会。宋美龄专门委派了一名高级军官带领一个小组伺候（实际上是监视）伊文斯和卡帕的拍摄，并以“安全”为由，限制他们到汉口之外的地区，一呆就是六周。但卡帕找一切借口走上街头，进入百姓的生活场景，记录了面对强敌，中国各阶层人民在抗日统一战线的旗帜下团结起来，决不屈服、战斗到底的民心和勇气。1938年3月12日，武汉各界举行集会，纪念孙中山去世13周年，市民手举小旗在街头游行，士兵举手宣誓，表明坚决抗日的决心；民间机构募集旧衣服，在街头发给贫困孩子；青年女子积极报名参军，进行军事训练……卡帕还把学生演出街头剧宣传抗日的情景拍成一组图片故事，发表在1938年5月16日出版的《生活》杂志上。他拍摄的一名头戴钢盔、年龄只有十几岁的娃娃兵的特写照片，被用为该期《生活》杂志的封面，说明是：“保卫中国的战士”—这张封面照片和这样的图片说明让人联想到，《生活》杂志1937年12月6日的封面照片正是一名年轻的日本兵。
身边是中国全民抗战的火热氛围，汉口往北几百公里就是日军正在展开的多路进攻，作为战地摄影记者的卡帕，更渴望到前线拍摄中国军队对日作战的血性场面。机会终于来了，这就是发生于1938年3月底至4月初的台儿庄大战。
4月， 在台儿庄见证勇敢
台儿庄大战发生于1938年3月23日至4月7日，中国军队在山东省南部台儿庄地区，击败侵华日军第十师团的进攻，歼敌逾万，是八年抗战中著名的惨烈战役，不仅坚定了中国军民的抗战意志，而且提升了中国的国际声望。
4月1日早7点，卡帕等从汉口出发；4月2日，他们在郑州与前往台儿庄的另几位外国记者相遇，其中有《芝加哥每日新闻》（Chicago Daily News） 的 A.T. 斯蒂尔（Archibald Trojan Steele），合众通讯社（the United Press）的 I·爱泼斯坦（Israel Epstein）， 原来Dephot图片社的摄影师瓦尔特·伯萨德（Walter Bosshard），伯萨德从1931年就在中国采访，关于远东的报道很有名，卡帕很早就知道，现在相遇，他俩成为朋友，也成为对手：后来伯萨德成功访问了延安，拍摄的八路军、毛泽东、朱德等人的照片在《生活》杂志发表，直接灭掉了卡帕去延安拍摄八路军然后在《生活》发表的可能性。除了记者，美国总统罗斯福派到中国的观察员、海军上校卡尔逊（Captain Carlson）也在其中。 4月3日晨，卡帕乘火车到徐州，这时台儿庄战役正进入决战阶段。卡帕首先看到的是标有“津浦”字样的火车正在运来大批兵员。火车上，军官们打伞而坐，说明当时已有点骄阳似火的味道；车站周围满眼是衣衫褴褛、精神萎靡的难民。汽车在驶向台儿庄的路上，可以看到正在布防的军队；台儿庄外围，是决战到来之前的匆忙和安静：畜力车在运送弹药，工兵在小河上搭起浮桥，军队在身边跑步进入阵地；前线指挥所里，指挥员们有的在研究地图，有的正打电话……卡帕将这些场景一一收入镜头。伊文斯回忆道：“我们正好准时到达。中国军队正在台儿庄附近围困日军……卡帕在为我们这个小组拍摄，我在考虑这场为独立而进行的战争中非常独特的情绪。在中国历史上，这还是第一次使所有军队联合起来……”② 这一天，战役的总指挥、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接见了摄制组，介绍了战斗形势。在纪录片《四万万人民》中，可以看到李宗仁斜着身子对着地图给伊文斯介绍战斗部署的情况，拍下这些镜头的正是卡帕。
4月4日，中国军队的反击战即将打响，但卡帕们却接到通知：不许到步兵战斗的前沿拍摄，因为他们是外国人，没人能为他们的安全负责。卡帕只好留在后面拍摄炮兵阵地，他们拍摄了一个用高粱秸伪装起来的炮位，卡帕通过炮兵瞄准镜，看到了四英里外的日军阵地。为了让他们拍到战斗场面，陪同他们的军官命令炮手瞄准一个日军观察点打了12发炮弹，将这个观察哨摧毁。陪同他们的一位将军虽然允许他们拍摄炮兵，却不允许他们拍摄大炮的特写镜头，这让卡帕很郁闷。伊文斯写道：“监督我们拍摄的许（音译）将军郑重其事地说，禁止拍摄大炮的特写镜头，而这简直毫无意义，因为那是一种德国火炮，是1933年制造的，谁都知道这种火炮。” ③ 而从这位将军那里，卡帕也学会了一句中国话：不要看（bu yao kan）。由此可以想出，卡帕在台儿庄的拍摄像在汉口一样，受到许多限制。
4月7日晨，台儿庄战役结束。虽然卡帕没能拍到中国军人与日军巷战肉搏的一幕，但他没有放过战后的场面和各种细节。从指挥所进入台儿庄的路上，他拍摄了在台儿庄城头上站岗的中国士兵和士兵身边飘扬的军旗，城墙下阵亡的士兵，运送伤员的民工，倒毙在村边的平民，在炮火中被击伤或因过度惊吓而死去的马和鸡。一名老妇在被炸得只剩下一盘石磨的院子里寻找最后一点生活中的可用之物；神庙的屋顶被炮火整个掀掉，椽子散落在神像周围……原先大运河边那个可经商、可水运、渔农兼作、房舍整洁的台儿庄，战后一片废墟。他还拍摄了前来慰问士兵的学生，穿上缴获的日军军服和头盔，在残垣碎瓦中拍摄纪念照。卡帕关于台儿庄战役中国军队大捷的报道，发表在1938年5月23日出版的《生活》杂志上；从编者为报道所写的按语，可以看出卡帕的照片正如这场战役的结果一样，使《生活》杂志的老板亨利·卢斯—一位出生于中国山东省的美国人—非常高兴。“一次胜利使台儿庄成为中国最知名的村庄”，按语说， “历史上作为转折点的小城的名字有很多—滑铁卢、葛底斯堡、凡尔登，今天又增加了一个新的名字……第二天，全中国庆祝一场伟大的胜利。也是在第二天，目击了那场战斗的伟大的战争摄影记者罗伯特·卡帕冲出了他的底片，并通过中国的特快客机送往《生活》杂志。”卡帕通过自己的镜头，让还没有进入战争的美国人和欧洲人了解了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了解了战争中中国人民的真实情绪和真实生活。
台儿庄战役结束后，中国军队缴获了日军9辆坦克，伊文斯、卡帕和费恩霍特在缴获的坦克上拍了合影。卡帕还坐在坦克上，手里捏着康泰克斯相机，让人用仰拍的角度拍了一张留念照，这张照片成为他最有名的工作照之一。
台儿庄战役的胜利和在台儿庄的采访，给卡帕带来了快乐的情绪。4月11日，他和伊文斯骑马出去拍摄，伊文斯注意到天黑回来的时候，卡帕骑马飞奔，“突然间，他想像自己就是成吉思汗，对着我们大喊战争口号。从后面看去，他更像是桑丘·潘沙。他矮胖的轮廓在马鞍上抖动—这是在为他生命中的第二次奔跑。” ④
卡帕又活过来了。
关于台儿庄战役，伊文斯后来有一段深情的回忆：“我不是一个作家，我通过画面能够更好地表达自己，我一定要表达死亡对我意味着什么，不仅仅是拍几个尸体，而是拍摄整个一段，死亡牵连到的往往是许多人。我触到了中国，中国也触到了我，我拍了战争，拍了一个在战争中瓦解，又在战火中形成的国家，我看到了勇敢！” ⑤
这样的体会，应该是他和卡帕共有的。
5月—6月，从西安到兰州：
“世界上最白痴最痛苦的一次旅行”
（4月17日，卡帕回到汉口，遭遇并拍摄了中苏空军与日本空军的“4·29”武汉大空战，随后去西安与伊文斯汇合，试图访问延安，被宋美龄阻挠）直接去延安的请求不能实现，伊文斯就想了一个迂回策略，说自己想去拍长城，这一请求如能获准，那他正好路过延安。但宋美龄早有准备，回复说可以拍长城，但只能拍向西延伸的那段，不能拍向北延伸的那段，这样他们就被安排着向兰州方向进发，避开了延安。当时西安是陇海铁路的终点，因此卡帕们是坐汽车前往兰州的。出西安城，骄阳之下，车轮所到之处尘土飞扬，他们只好用毛巾把头脸脖子全围上，只露出鼻子和眼睛。一天下来，汗水和尘土粘在身上像结了一个壳。六天之后，他们终于到了兰州。
在路上，卡帕拍摄了荒凉的黄土高原，沿线简陋的县城，黄河边的百姓，最让他兴奋的是，拍到了黄河边农民和渔民用羊皮筏子渡军队过河的场面，他对这个内容十分看重。但卡帕之所以是卡帕，就是因为他在碰到了好运气之后，坏运气跟着就到。回到汉口冲洗底片的时候，他把冲出来的胶卷挂在木头上晾干，由于天气太热，一些底片上的药膜融化了，其中就有他最看重的那个胶卷。
这让卡帕心情大坏。让他更受挫折的还有一件事：在他前往兰州之时，伯萨德和斯蒂尔自己设法到了延安，当他一身臭汗赶往并不想去的兰州时，他们却正在他最想去的延安采访拍摄！挫折之下，伊文斯决定放弃延安，做一部没有共产党和延安内容的纪录片；但卡帕不死心，自己去了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联系，商量等完成了伊文斯的拍摄后，由办事处安排他独自去延安。 6月15日，卡帕失望而又疲惫地回到了汉口，在写给考斯特的信中，他把这次西北之行称为是“世界上最白痴最痛苦的旅行”。⑥
7月—9月，“汉口最后的留守人”与仅有的四张彩照
7月的武汉，进入了一年中最难熬的季节，但酷暑挡不住外国记者采访武汉保卫战的热情。当时聚集武汉的外国记者多达40名，除了上面提到的卡帕等人之外，还有报道过1927年大革命的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刚刚访问过延安的史沫特莱，《纽约时报》记者蒂尔曼·德丁，《伦敦新闻纪事》记者阿特丽，她后来出版了《扬子前线》一书 ⑦……采访之余，他们经常聚集在合众社设在路德教会的办公室里喝酒聊天、赌钱玩牌，并戏谑地自称为 “汉口最后的留守人”（the Hankou Last Ditchers）。
7月19日，日军再次空袭汉口，卡帕拍摄了轰炸的情景，其中有四张彩色照片—卡帕在中国拍摄的彩色照片只有这四张，发表在1938年10月7日的《生活》杂志上。在写给考斯特的信中，卡帕说当时因为要拍电影，只有10分钟时间拍照片，所以没能多拍。⑧ 1945年之前，卡帕很少拍彩照，因为欧洲的杂志不发，而《生活》也几乎不发，这是一个原因；另一个原因是当时的Ektachrome彩色胶片褪色很快，而Kodachrome虽然色彩艳丽且能长久保存，但冲洗又很麻烦。1945年之后，卡帕作品中的彩照明显增多，因为当时的《柯利尔》（Collier’s）杂志想以多发彩照来与《生活》竞争。但遗憾的是，现在人们从《生活》上看到卡帕在中国拍摄的这四张彩照，却不知道它们保存在哪儿。
7月21日，伊文斯决定离开汉口前往广州，在那儿补充拍摄遭到严重轰炸的城市，然后取道香港回纽约。就在他们离开汉口之前，没能去延安拍摄八路军的卡帕和伊文斯，造访了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拍摄了周恩来主持的一次军事会议，卡帕拍摄到了他在中国最重要的作品之一：那张周恩来倚门而立的照片。当时周恩来推门进来，他没有立即走到桌子边坐下，而是在反手将门带上时在门边略微停顿了一下，似乎心事重重，倚门而思—卡帕敏锐地抓住了这个瞬间：周恩来清瘦的面容，一脸的忧思，坚毅的眼神；这样的神态与门后贴着的马克思像和墙上写有“巩固团结争取第三期抗战胜利！”的条幅相映衬，有力地衬托出这位中国共产党的杰出领导人，在国家存亡关头肩负促进国共合作的重任，以身赴难、忧国忧民的大境界，是一幅将时代精神完美融入人物形象的杰出作品。
到广州后，为拍摄到日军飞机轰炸的情形，卡帕和伊文斯爬到当时广州最高的建筑—一座14层楼的楼顶，等待日军飞机的到来。这样做的危险是不言而喻的，一般情况下，最高建筑往往是空袭的首要目标。但这次他们却在一个危险的时间站到了一个安全的地方：日军已经选定这座最高建筑作为进入广州后的司令部所在地，专门通知日军飞行员轰炸时避开这座高楼。
广州的拍摄结束后，伊文斯和费恩霍特前往香港，从那儿回美国剪辑电影，而卡帕则重新回到汉口。伊文斯可以回去了，因为他的电影拍完了；但卡帕知道自己的计划还远远没有完成：他的中国之行一直缺少一个高潮—而现在，这个高潮似乎正在逼近。卡帕就是卡帕。他不仅生着一双西班牙猎狗般好使的眼睛，还有着超乎一般优秀记者的直觉。就在他们离开汉口的次日，7月22日，中国军队与日军的武汉会战开始了。中国军队在武汉沿线部署了129个师超过100万人的庞大兵力，日军则集中了超过35万人、有120余艘舰艇和500余架飞机支援的精锐部队，在武汉外围与中国军队决战。虽然双方都志在必得，但中方从战略上考虑到战争还没有进入相持阶段，所以也做好了在适当时刻撤离武汉的准备。卡帕通过种种渠道对此有所了解。他预计，武汉会战将在9月份结束，武汉最迟将在9月底陷落。如果能拍摄到武汉保卫战的最后一场战役，拍摄到武汉大撤退或日军攻克武汉的照片—当时的世界上还有比这个更大的新闻吗？
卡帕的直觉告诉他，这样的新闻绝对不能放过！
因此，卡帕制订了自己的拍摄计划：回到汉口，首先拍摄中日军队会战，然后去延安，然后再回到汉口拍摄中日军队的决战，或国民政府汉口大撤退或日军进入武汉，然后去香港，从那儿返回巴黎。
从广州回到汉口，卡帕遇到了卡尔逊上校，他刚从延安回来，拍了不少照片，于是卡帕与卡尔逊达成了一个协议：卡尔逊拍摄的延安的照片连同他拍摄的台儿庄战役的照片，均由Pix图片社代理，署名卡尔逊。这一协议意味着：现在既然有了延安的照片，卡帕也就没必要再去延安了。至此，卡帕彻底断绝了去延安的念头。
事情虽然每每恰如卡帕所料，但武汉会战的进程却出其意料之外。从7月下旬到整个的9月，武汉会战在地面上处于拉锯状态，日军空袭又总是遭到中苏两国空军的无畏抗击，武汉在战火中巍然屹立。而这时，西班牙战场却突生变故。9月下旬，卡帕决定回西班牙采访共和军与佛朗哥军队的“悲情一战”，这才匆匆离开武汉，永远离开了中国。
卡帕于9月22日抵达香港，从那里飞回巴黎。1938年10月初，他已经站在反法西斯主义的另一个战场—巴塞罗那的街头了。
（因篇幅所限，本文有两节没有刊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