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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解放战争的炮火中，在新中国成立前夕，有关部门考虑到进城后保卫党的领袖和新的国家政权领导层等需要，专门组建了一支150多人的便衣保卫队。
颐和园香山的特殊人
在平津战役开始的时候，中共中央就决定在北平解放后，中央机关、解放军总部迁到北平办公。中共中央成立了以周恩来、任弼时为总负责人的转移委员会，统筹这次大搬迁。
中央社会部部长李克农受命先期前往北平，为党中央核心领导和机关进驻北平安排办公和生活驻地，部署中央机关和毛泽东等领导人进北平的安全保卫工作。
长期担负中共中央情报和安全保卫工作的李克农，对北平社会情况的复杂早有掌握。北平是国民党华北“剿总”所在地，特务机构多达八个系统，有国民党政府的国防部保密局、二厅、党通局，华北“剿总”二处，阎锡山特务系统，还有美英国际间谍……
针对这种新情况，李克农意识到保卫工作要及时予以调整，不能仅靠公开的保卫工作，必须把公开和秘密的保卫工作结合起来，确保党中央的安全保卫工作万无一失。他向周恩来建议，要尽快组建一支便衣保卫队。
周恩来很赞同李克农的建议，特别指示，便衣保卫队的成员，要有斗争考验，思想觉悟高，对党忠诚，机智勇敢。
得到周恩来首肯后，李克农找中央警备团手枪连连长高富有谈了话。他告诉高富有：这是我党历史上第一个在公开活动状态下的便衣保卫队，中央领导对组建这支队伍很关心。决定由高富有担任便衣保卫队队长，由焦万有担任指导员，沈平任副指导员。谈话后马上组建队伍。
从1948年11月底始，150名来自中央社会部、中央警备团和华北军政大学的人员，陆续集中到河北省滹沱河西岸一个叫黄泥村的地方，便衣保卫队随即组成并开始便衣保卫专业培训。培训的主要内容是掌握敌情，熟悉城市社情和生活知识。
1949年3月，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刚结束，队长高富有就接到李克农从北平发来的命令，要便衣保卫队结束培训，开赴北平接受任务。150名便衣队员随即于3月8日乘卡车从黄泥村出发，赶赴北平。
便衣队到达北平后，被部署在西郊颐和园附近。便衣队员们除了解放军军装外，又新发了傅作义部队的军服和便衣两套行头，并全部配备了手枪。他们最初的任务是担负西直门、海淀、颐和园、青龙桥至香山，复兴门、新北京，八大处至香山两条路线沿途的警卫，并根据需要随机行动。
一切准备就绪后，队员们被安插进香山、青龙桥、颐和园、海淀、西直门等处要害部位的餐馆、商铺、茶馆、自行车修理铺、派出所里，做伙计、当学徒、扮经理、充留用警察等，以各种职业掩护开展工作。
毛泽东等中共领袖及中央核心机关进住北平香山的事情定下来后，香山新设了一个交通检查站，专门负责检查进入香山地区的车辆并负责来往车辆的分流、疏导。由于位置很重要，在这里担任值勤的交通警，都由便衣队的队员担当。
由于当时还没有人民警察的制服，在这里执勤的便衣队队员都穿原来国民党警察的黑制服。当地老百姓和刚进城的解放军不了解便衣队员的真实身份，因为穿着这身行头，便衣队员们挨了不少斥责和奚落。
一天，解放军华北军区某高炮部队的参谋长，带着三辆卡车要强行通过香山检查站，被拦了下来。他看见指挥交通的人都穿着国民党警察的黑衣服，态度十分蛮横：“你们是干什么的？”
几句话不对付，参谋长骂了起来：“妈的，黑狗子管到老子头上来了？”不仅动手打人，还把一名便衣队员抓上了车。车开到半路，便衣队员说明了身份，才被放下了车。
有卡车闯关的事被立即报告到队长高富有那里，他叫上一辆吉普追上了卡车。一询问，得知几辆卡车上拉的竟然是报废的炮弹，是要到香山脚下去销毁的。高富有一听就急了，这还了得，香山上住着中共中央的领袖与核心机关，把这三车废炮弹弄过去爆破，后果不堪设想。不久，华北军区司令部的人也赶到了，急令卡车返回，避免了一场大祸。那位闯关的参谋长也受到严厉地批评。
领袖驻地附近的枪杀案
3月25日早晨，毛泽东等中共领袖进入北平。他们在清华园火车站下车后，到颐和园歇息。那天，清华园火车站与颐和园周围多了一些沿街叫卖的小贩和人力车夫，他们就是便衣队员。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到西苑机场检阅入平部队并与迎接他们的民主人士会面后，当晚就住进了香山。
然而，就在毛泽东等入住香山后的第五天，守卫在香山、西苑一带的中央警备团突然接到通报：北平十八区（现海淀区）流散军人处理委员会的干部董峻岭在西苑失踪了，他随身携带的手枪也不知去向。
西苑紧邻毛泽东等中央领导栖身的香山和经常出入的颐和园，而在这一带工作的董峻岭若是遭遇了不测，手枪落到敌人手里，将对中央领导的人身安全构成极大的威胁。因此，北平市公安局、中央社会部和中央办公厅接到报告后非常重视。
4月7日，中央社会部在颐和园邀集有关部门召开警卫工作会议，研究布防和相关部门职责，参加会议的有北平警备司令部、中共中央办公厅、中央社会部、北平公安总队、纠察总队、中央警备团、华北军区、北平市政府、第二0七师等单位的领导，这个会议后来被称为“西郊治安会议”。董峻岭的失踪，也是会议的一个议题。
董峻岭失踪半个月后的一天早晨，以小商贩作掩护的便衣队员高福禄，到颐和园东宫门附近的同庆街东头小桥边水井打水，在井边听到有人议论说有几个小学生到圆明园三仙洞玩，在洞里边发现一具死尸……。
高福禄随即跑到现场察看，见洞外有一具死尸，身上穿的是解放区干部服。他马上向便衣队派在颐和园分驻所的魏副所长报告。
现场的检查认定死者就是失踪多日的董峻岭，经尸体解剖，他死于失踪的当天，杀死董峻岭的那颗子弹，是从董峻岭的手枪里发出的。根据董峻岭是后脑中枪，身上其它部位无捆绑，可推断凶手应是董峻岭的熟人。
沿着线索追查，一个叫李克勤的人进入大家视线。李克勤与董峻岭一起长大，他俩是同学，关系非同一般，曾结为拜把兄弟，但后来各自选择了不同的人生道路，董峻岭参加了人民解放军，而李克勤成为国民党二·八师谍报组特工人员。 受过特工训练的李克勤被捕后非常镇静，坚拒认罪。隔了一天，在拘押李克勤的监号里，多了一个叫唐三儿的惯偷。唐三儿很快和李克勤混熟，并取得信任。唐三儿被释放的前一天晚上，李克勤写了一张小纸条，悄悄塞给了唐三儿。
李克勤做梦也没想到，唐三儿是保卫人员布下的眼线。李克勤的纸条上只写了一句话：“妈，九条的东西一定放好。”顺着“九条”这个线索寻查，公安人员查出西城区宫门口九条内有一户人家与李克勤家相熟。民警随后在这户人家找到了李克勤藏匿的手枪。经验证，这支枪正是董峻岭佩带的。在物证面前，李克勤不得不认罪，是他担心董峻岭会告发他，暗下狠心杀董峻岭灭口。
政协会场的“特殊代表”
建国前夕最重大的政治保卫任务，是9月召开的第一届全国政协会议，保卫这次会议，也可说是为安全警卫开国大典的一次预演。
为了保证会议的绝对安全，中央社会部和军委公安部都做出了重要指示，由中央办公厅警卫处、便衣保卫队、北平市公安局和北平纠察总队，共同组成保卫政协联合指挥所，统一领导会议的警卫工作。按照联合指挥所的部署，便衣保卫队队员分布在怀仁堂内负责与会中央首长的人身安全。
1949年9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在北平中南海怀仁堂隆重开幕。参加会议的单位45个，代表510人，候补代表77人，特邀代表75人，总共662人。
毛泽东在会上致开幕词，他向全世界庄严宣告：“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会上响起了代表们长时间的热烈掌声。
政协会议召开期间，中南海警卫营几乎全部出动，日夜执勤巡逻。而便衣保卫队中南海分队的队员，有的在怀仁堂分设的单、双号入口担任验证员，有的置身会场的某个角落，连会场内的盥洗室也安排了便衣队员，以防坏人潜藏其间。
值得特别记述的，是便衣保卫队中南海分队的一位队员还奉命执行了一项至今未被披露绝密保卫任务。
就在全国政协会议预备会召开的前一天，罗瑞卿、李克农以及中央办公厅警卫处正副处长汪东兴、李福坤，专门把进驻中南海的便衣保卫队分队长刘忠找去谈了一次话。
李福坤向刘忠交代说：“组织上交给你一个艰巨而光荣的重大任务，要誓死保卫毛主席和党中央的安全！”
李福坤看出了刘忠的不解，特别加重了语气说：“这一次，交给你的是一项非常特殊的任务。据我们得到的情报推测，在这次政协会议的代表中，可能隐藏着一名刺客，他可能利用代表的身份在会议上暗害毛主席。”
他接着说，怀疑的这个对象就坐在主席台下距离毛主席不远的地方，必须严密监视他的一举一动，一旦发现他有要行刺的迹象，不能开枪，只能用身体阻挡在他的前面，要绝对保卫毛主席的安全。为了完成这个任务，准备让刘忠以政协会议代表的身份出现在怀仁堂，有关部门会发给他一张代表证。
任务交待完后，李福坤放低声音对刘忠说：“这件事要绝对保密，不许告诉任何人，包括你的队友。我会布置他们在外围与你配合，但他们并不知道你的特殊使命，你和我保持单线联系。”
政协预备会议召开那天，毛泽东也到会了。刘忠以代表的身份，坐在了那个被怀疑对象的右前方。他发现那人40岁左右，身材高大，一身西服革履，很有派头。刘忠看了心想，领导之所以选中自己担负这一重任，大概和自己的个头比较高有关系。
当会议休息时，许多代表步出会场稍事活动。刘忠见毛泽东也从主席台的座位上站起了身。这时，刘忠座位左后的那个被监视对象，也站了起来。刘忠的心顿时提到了嗓子眼儿，他赶忙跟着站起来，用身体遮挡住了那人看往主席台方向的视线。
这时毛泽东走下了主席台，径自向会场外走去。刘忠发现那人也朝着毛泽东出去的方向往前挤，刘忠随即抢前一步，挤在了他的前面，不让他超过自己。当那人试图从他左面超过时，刘忠就在左边挡住他；当他想往右绕，刘忠就也把身体移向右边。他只有一个目的，就是不能让他靠近毛泽东。
刘忠的左阻右挡，把那人惹火了，他当场和刘忠吵了起来：“你为什么老挡我的道，我要去看毛主席！”刘忠也强词夺理：“我哪里挡你的道啦，我是一再给你腾道，可你又不走，还一个劲儿挤我，你这个人怎么搞的？”旁边的许多代表不知实情，也来责怪刘忠不该挡人家的道，结果围成了一团。
走在前面的毛泽东也听到了这边的争吵声，回过头来，眉头皱了一下。这时刘忠发现，在毛泽东身后早已紧跟上了好几位保卫工作的领导，有罗瑞卿、李克农、汪东兴、李福坤等人，他们几乎把毛泽东围在了人墙中间。这下，他心里稍有几分放心了。
刘忠继续与可疑对象周旋着，依然尽力滞缓他的脚步，直到毛泽东等人步出了会场的二道门，根本看不见了，他才放过了身后的那位“照顾对象”。
很久以后刘忠才知道，当时领导还布置了便衣队另外几个同志在门外待命，要他们看刘忠的动作行事，一旦刘忠和什么人动起手来，他们就会立即上去支援刘忠。
也是在很久以后刘忠才听说，那个被怀疑的对象，好像被公安部门逮捕了，但那人究竟是否受命刺杀毛泽东则始终不得而知。
这场与假想刺客的暗中搏斗一直进行到第一届政协会议结束，在此期间，刘忠时刻准备着冲上前去，用自己的生命和赤诚保卫毛泽东的安全，他也由此有幸成为第一届政协会议有真正代表证的非真正代表。
（摘自《楚天都市报》）
颐和园香山的特殊人
在平津战役开始的时候，中共中央就决定在北平解放后，中央机关、解放军总部迁到北平办公。中共中央成立了以周恩来、任弼时为总负责人的转移委员会，统筹这次大搬迁。
中央社会部部长李克农受命先期前往北平，为党中央核心领导和机关进驻北平安排办公和生活驻地，部署中央机关和毛泽东等领导人进北平的安全保卫工作。
长期担负中共中央情报和安全保卫工作的李克农，对北平社会情况的复杂早有掌握。北平是国民党华北“剿总”所在地，特务机构多达八个系统，有国民党政府的国防部保密局、二厅、党通局，华北“剿总”二处，阎锡山特务系统，还有美英国际间谍……
针对这种新情况，李克农意识到保卫工作要及时予以调整，不能仅靠公开的保卫工作，必须把公开和秘密的保卫工作结合起来，确保党中央的安全保卫工作万无一失。他向周恩来建议，要尽快组建一支便衣保卫队。
周恩来很赞同李克农的建议，特别指示，便衣保卫队的成员，要有斗争考验，思想觉悟高，对党忠诚，机智勇敢。
得到周恩来首肯后，李克农找中央警备团手枪连连长高富有谈了话。他告诉高富有：这是我党历史上第一个在公开活动状态下的便衣保卫队，中央领导对组建这支队伍很关心。决定由高富有担任便衣保卫队队长，由焦万有担任指导员，沈平任副指导员。谈话后马上组建队伍。
从1948年11月底始，150名来自中央社会部、中央警备团和华北军政大学的人员，陆续集中到河北省滹沱河西岸一个叫黄泥村的地方，便衣保卫队随即组成并开始便衣保卫专业培训。培训的主要内容是掌握敌情，熟悉城市社情和生活知识。
1949年3月，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刚结束，队长高富有就接到李克农从北平发来的命令，要便衣保卫队结束培训，开赴北平接受任务。150名便衣队员随即于3月8日乘卡车从黄泥村出发，赶赴北平。
便衣队到达北平后，被部署在西郊颐和园附近。便衣队员们除了解放军军装外，又新发了傅作义部队的军服和便衣两套行头，并全部配备了手枪。他们最初的任务是担负西直门、海淀、颐和园、青龙桥至香山，复兴门、新北京，八大处至香山两条路线沿途的警卫，并根据需要随机行动。
一切准备就绪后，队员们被安插进香山、青龙桥、颐和园、海淀、西直门等处要害部位的餐馆、商铺、茶馆、自行车修理铺、派出所里，做伙计、当学徒、扮经理、充留用警察等，以各种职业掩护开展工作。
毛泽东等中共领袖及中央核心机关进住北平香山的事情定下来后，香山新设了一个交通检查站，专门负责检查进入香山地区的车辆并负责来往车辆的分流、疏导。由于位置很重要，在这里担任值勤的交通警，都由便衣队的队员担当。
由于当时还没有人民警察的制服，在这里执勤的便衣队队员都穿原来国民党警察的黑制服。当地老百姓和刚进城的解放军不了解便衣队员的真实身份，因为穿着这身行头，便衣队员们挨了不少斥责和奚落。
一天，解放军华北军区某高炮部队的参谋长，带着三辆卡车要强行通过香山检查站，被拦了下来。他看见指挥交通的人都穿着国民党警察的黑衣服，态度十分蛮横：“你们是干什么的？”
几句话不对付，参谋长骂了起来：“妈的，黑狗子管到老子头上来了？”不仅动手打人，还把一名便衣队员抓上了车。车开到半路，便衣队员说明了身份，才被放下了车。
有卡车闯关的事被立即报告到队长高富有那里，他叫上一辆吉普追上了卡车。一询问，得知几辆卡车上拉的竟然是报废的炮弹，是要到香山脚下去销毁的。高富有一听就急了，这还了得，香山上住着中共中央的领袖与核心机关，把这三车废炮弹弄过去爆破，后果不堪设想。不久，华北军区司令部的人也赶到了，急令卡车返回，避免了一场大祸。那位闯关的参谋长也受到严厉地批评。
领袖驻地附近的枪杀案
3月25日早晨，毛泽东等中共领袖进入北平。他们在清华园火车站下车后，到颐和园歇息。那天，清华园火车站与颐和园周围多了一些沿街叫卖的小贩和人力车夫，他们就是便衣队员。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到西苑机场检阅入平部队并与迎接他们的民主人士会面后，当晚就住进了香山。
然而，就在毛泽东等入住香山后的第五天，守卫在香山、西苑一带的中央警备团突然接到通报：北平十八区（现海淀区）流散军人处理委员会的干部董峻岭在西苑失踪了，他随身携带的手枪也不知去向。
西苑紧邻毛泽东等中央领导栖身的香山和经常出入的颐和园，而在这一带工作的董峻岭若是遭遇了不测，手枪落到敌人手里，将对中央领导的人身安全构成极大的威胁。因此，北平市公安局、中央社会部和中央办公厅接到报告后非常重视。
4月7日，中央社会部在颐和园邀集有关部门召开警卫工作会议，研究布防和相关部门职责，参加会议的有北平警备司令部、中共中央办公厅、中央社会部、北平公安总队、纠察总队、中央警备团、华北军区、北平市政府、第二0七师等单位的领导，这个会议后来被称为“西郊治安会议”。董峻岭的失踪，也是会议的一个议题。
董峻岭失踪半个月后的一天早晨，以小商贩作掩护的便衣队员高福禄，到颐和园东宫门附近的同庆街东头小桥边水井打水，在井边听到有人议论说有几个小学生到圆明园三仙洞玩，在洞里边发现一具死尸……。
高福禄随即跑到现场察看，见洞外有一具死尸，身上穿的是解放区干部服。他马上向便衣队派在颐和园分驻所的魏副所长报告。
现场的检查认定死者就是失踪多日的董峻岭，经尸体解剖，他死于失踪的当天，杀死董峻岭的那颗子弹，是从董峻岭的手枪里发出的。根据董峻岭是后脑中枪，身上其它部位无捆绑，可推断凶手应是董峻岭的熟人。
沿着线索追查，一个叫李克勤的人进入大家视线。李克勤与董峻岭一起长大，他俩是同学，关系非同一般，曾结为拜把兄弟，但后来各自选择了不同的人生道路，董峻岭参加了人民解放军，而李克勤成为国民党二·八师谍报组特工人员。 受过特工训练的李克勤被捕后非常镇静，坚拒认罪。隔了一天，在拘押李克勤的监号里，多了一个叫唐三儿的惯偷。唐三儿很快和李克勤混熟，并取得信任。唐三儿被释放的前一天晚上，李克勤写了一张小纸条，悄悄塞给了唐三儿。
李克勤做梦也没想到，唐三儿是保卫人员布下的眼线。李克勤的纸条上只写了一句话：“妈，九条的东西一定放好。”顺着“九条”这个线索寻查，公安人员查出西城区宫门口九条内有一户人家与李克勤家相熟。民警随后在这户人家找到了李克勤藏匿的手枪。经验证，这支枪正是董峻岭佩带的。在物证面前，李克勤不得不认罪，是他担心董峻岭会告发他，暗下狠心杀董峻岭灭口。
政协会场的“特殊代表”
建国前夕最重大的政治保卫任务，是9月召开的第一届全国政协会议，保卫这次会议，也可说是为安全警卫开国大典的一次预演。
为了保证会议的绝对安全，中央社会部和军委公安部都做出了重要指示，由中央办公厅警卫处、便衣保卫队、北平市公安局和北平纠察总队，共同组成保卫政协联合指挥所，统一领导会议的警卫工作。按照联合指挥所的部署，便衣保卫队队员分布在怀仁堂内负责与会中央首长的人身安全。
1949年9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在北平中南海怀仁堂隆重开幕。参加会议的单位45个，代表510人，候补代表77人，特邀代表75人，总共662人。
毛泽东在会上致开幕词，他向全世界庄严宣告：“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会上响起了代表们长时间的热烈掌声。
政协会议召开期间，中南海警卫营几乎全部出动，日夜执勤巡逻。而便衣保卫队中南海分队的队员，有的在怀仁堂分设的单、双号入口担任验证员，有的置身会场的某个角落，连会场内的盥洗室也安排了便衣队员，以防坏人潜藏其间。
值得特别记述的，是便衣保卫队中南海分队的一位队员还奉命执行了一项至今未被披露绝密保卫任务。
就在全国政协会议预备会召开的前一天，罗瑞卿、李克农以及中央办公厅警卫处正副处长汪东兴、李福坤，专门把进驻中南海的便衣保卫队分队长刘忠找去谈了一次话。
李福坤向刘忠交代说：“组织上交给你一个艰巨而光荣的重大任务，要誓死保卫毛主席和党中央的安全！”
李福坤看出了刘忠的不解，特别加重了语气说：“这一次，交给你的是一项非常特殊的任务。据我们得到的情报推测，在这次政协会议的代表中，可能隐藏着一名刺客，他可能利用代表的身份在会议上暗害毛主席。”
他接着说，怀疑的这个对象就坐在主席台下距离毛主席不远的地方，必须严密监视他的一举一动，一旦发现他有要行刺的迹象，不能开枪，只能用身体阻挡在他的前面，要绝对保卫毛主席的安全。为了完成这个任务，准备让刘忠以政协会议代表的身份出现在怀仁堂，有关部门会发给他一张代表证。
任务交待完后，李福坤放低声音对刘忠说：“这件事要绝对保密，不许告诉任何人，包括你的队友。我会布置他们在外围与你配合，但他们并不知道你的特殊使命，你和我保持单线联系。”
政协预备会议召开那天，毛泽东也到会了。刘忠以代表的身份，坐在了那个被怀疑对象的右前方。他发现那人40岁左右，身材高大，一身西服革履，很有派头。刘忠看了心想，领导之所以选中自己担负这一重任，大概和自己的个头比较高有关系。
当会议休息时，许多代表步出会场稍事活动。刘忠见毛泽东也从主席台的座位上站起了身。这时，刘忠座位左后的那个被监视对象，也站了起来。刘忠的心顿时提到了嗓子眼儿，他赶忙跟着站起来，用身体遮挡住了那人看往主席台方向的视线。
这时毛泽东走下了主席台，径自向会场外走去。刘忠发现那人也朝着毛泽东出去的方向往前挤，刘忠随即抢前一步，挤在了他的前面，不让他超过自己。当那人试图从他左面超过时，刘忠就在左边挡住他；当他想往右绕，刘忠就也把身体移向右边。他只有一个目的，就是不能让他靠近毛泽东。
刘忠的左阻右挡，把那人惹火了，他当场和刘忠吵了起来：“你为什么老挡我的道，我要去看毛主席！”刘忠也强词夺理：“我哪里挡你的道啦，我是一再给你腾道，可你又不走，还一个劲儿挤我，你这个人怎么搞的？”旁边的许多代表不知实情，也来责怪刘忠不该挡人家的道，结果围成了一团。
走在前面的毛泽东也听到了这边的争吵声，回过头来，眉头皱了一下。这时刘忠发现，在毛泽东身后早已紧跟上了好几位保卫工作的领导，有罗瑞卿、李克农、汪东兴、李福坤等人，他们几乎把毛泽东围在了人墙中间。这下，他心里稍有几分放心了。
刘忠继续与可疑对象周旋着，依然尽力滞缓他的脚步，直到毛泽东等人步出了会场的二道门，根本看不见了，他才放过了身后的那位“照顾对象”。
很久以后刘忠才知道，当时领导还布置了便衣队另外几个同志在门外待命，要他们看刘忠的动作行事，一旦刘忠和什么人动起手来，他们就会立即上去支援刘忠。
也是在很久以后刘忠才听说，那个被怀疑的对象，好像被公安部门逮捕了，但那人究竟是否受命刺杀毛泽东则始终不得而知。
这场与假想刺客的暗中搏斗一直进行到第一届政协会议结束，在此期间，刘忠时刻准备着冲上前去，用自己的生命和赤诚保卫毛泽东的安全，他也由此有幸成为第一届政协会议有真正代表证的非真正代表。
（摘自《楚天都市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