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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五个男生，性格各异，共同点是：
海外留学，拥有多元化的商业与金融背景，在顶级投资银行实习经历，
最重要的是他们对商业有着极高的热情和敏感度。
机缘巧合下，他们合伙创业，决定把商业教育推进到中国的高中。
VIM的含义
慈然是“康奈尔大陆学生会”主席，美国最大规模商业兄弟会AKPsi成员，曾有同学建议他在中国的大学里组织类似哈佛的“领袖峰会”。“想法很好，但我觉得峰会、模拟联合国这种，没达到我脑海里的标准。”慈然做了研究，发现在中国的高中里还没有商业案例分析类的比赛，在美国，类似的比赛则很普遍。2012年，慈然在假期回国，联系了高中母校上海外国语大学附属外国语学校，试点举行了一次案例分析比赛，取名为“VIM”，在古英语中意为“活力”。第一次举行比赛，有90多个高中生参赛。“效果很好，但是项目单一。”慈然说。
第二届比赛，加了职业规划等更有吸引力的环节。但是另外两名合伙人的想法出现了偏离，退出VIM，慈然咬牙坚持。在他看来，这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参赛学生都说这样的学业体验非常有意思，也让慈然坚定自己的选择。
2013年暑假，慈然在瑞士信贷银行实习时，结识了朱天纵，他说起了在上海做的“VIM”比赛。了解更多情况后，朱天纵认同慈然的想法，他极力建议慈然把项目带到北京去，向全国高中生开放。
朱天纵把中学时的好友李行健、孙雪明和刘赓源带进了VIM。他们先帮助慈然将VIM注册成公司。“注册公司是表明决心，我们要把事情做起来。”朱天纵说。就这样，一度落单的慈然有了新团队，VIM盘活了，新的灵感和想法迸发而出。五个人在海外名校学习金、商、管、财、经专业，正是七成中国留学生的选择。“这几大类专业在西方奠基，同时是商业社会中最具活力的载体。我们何不以此为突破口，去激发高中生呢？”五个人决心把VIM从单纯的比赛朝着“有深度的创新高中商业教育”的方向落实。经过反复讨论，他们把比赛拆分成三个项目，“未来投行家”、“未来操盘手”和“未来创业家”，边教学、边比赛，赛后进行跟踪反馈。在2014年暑假，为期4天的商业竞赛中，诞生了二十多个创业提案和三十多份投资与交易报告，全部来自出生于1997、1998年的高中生。
李行健是“未来投行家”的项目导师，他介绍，第一天的教学从告诉学生们什么是资产负债表、折现现金流开始，他们需要一个一个单词查字典。“未来操盘手”项目的学生进步最明显。一名高中生后来在微信朋友圈里分享：可口可乐股价一度达到13.12，通过技术面分析，我们认为这个价格已经到达支撑线附近，于是对其买入；之后经过波动，达到13.29左右，及时将1022股进行抛售，最终价格为13.27。“谁能想到这是一个高中生的朋友圈！”李行健骄傲地说。
同样让他们骄傲的是“未来创业家”项目中，高中生们提出的点子。进入决赛的“爱医iMedical”项目，是一群1998年出生的高中生的创意，项目要打造医疗界的“大众点评网”，为用户提供实名消费点评和医疗资源信息的交互平台。这个产品嵌入了一个亮眼的新的盈利模式，试图将用户的注册费用，根据网络实名评分，直接发放给对应的医生作奖金。设计团队认为这不仅能提高医生的服务质量，更能通过健康的市场行为缓解医疗行业对国家的财政依赖。
当然，高中生还有许多不成熟的地方，他们一旦有了想法就卯足劲儿堆积产品功能，比如吃药提醒功能、健康小常识、手机挂号等等什么都想做，反而偏离了“点评”的核心价值。当导师对方案提出质疑时，他们不敢为自己的想法辩护，几分钟内竟然没人说话，然后会马上修改方案。“其他项目上，缺少焦点的方案总会遭到导师的质疑，可学生的情绪远比思考来得猛烈多了。”孙雪明说。
帮助学生跳出情绪的约束，是他们打造“VIM”的原因，他们对这三个字母注入了自己的理解：Vision（视野）、Innovation（创新）、Motivation（激励），希望更多的90后客观、主动地思考。他们相信，作为90后去理解90后，他们天然有优势。
对“知识搬运工”的反思
事实上，对视野、创新、激励的深入理解，对VIM的认识，也是这五个人留学的财富之一。
2010年，19岁的孙雪明从人大附中国际班毕业，到英国华威大学攻读管理学。在“国际化”的高中熏陶后，他本以为自己不会再经历文化冲击（cultureshock）。在一门管理课上，老师的第一个问题是：“你被派去外星球，只能带一件东西，你会带什么？”孙雪明觉得这问题简直无厘头，同学们的回答千奇百怪。但是，听着听着，孙雪明突然明白了，他发现外国同学的回答背后有一套逻辑。国外的教学注重想像力的培养，重视想像力背后的逻辑体系，这是孙雪明学到的第一堂课。
2013年夏天，大学毕业的孙雪明在英国普华永道实习，与同龄的外国同事共处了三个月。实习后，他在能俯瞰整个伦敦金融城的伦敦新地标碎片大厦（TheShard）的咖啡厅里和中国老同学聚会。这群来自祖国天南地北的年轻人聊着彼此的实习见闻，不约而同地说起了对外国同龄人的看法：“他们闲不住，满办公室找活干。”“他们在会上就敢和老板辩论。”“有一个创意马上就去做。”相形之下，孙雪明感慨：“我们循规蹈矩，不敢也不愿去挑战权威。”
从华威大学管理学学士念到伦敦大学投资学硕士，孙雪明开始反思中国教育存在的问题，他引用了智利哲学家佐杜洛夫斯基（Jodorowsky）的名言：“生在笼子里的鸟儿认为飞翔是一种病。”（birds born in a cage think flying is an illness。）
另一个合伙人李行健则是在英国读完本科、硕士后回到北大继续博士研究。对于饱受诟病的“填鸭式”中国教育，李行健觉得未必不是好事儿。“当年为了出国，我高一高二就把红宝书（GRE）翻烂了。一个人如果连‘知识的搬运工’都做不来，别的就更不必说了。” 李行健出生于书香门第，他说“父亲是饱读诗书、通读经典”。出国后李行健很感恩在国内的基础教育，让他在数学、统计等基础学科上比外国学生有优势。他意识到了国内教育的条条框框，但他认为不能一味地追捧外国教育：“国外的教育尊重每一个人，没有人管你上不上课、考不考试，不像在国内，大学课堂还点到。但如果你问一个外国人为什么学习，他一样会说，是为了拿到一个好成绩，能找到心仪的工作。”
英国的本科教育是三年，校园里就业的压力很大，大一结束后学生们就赶紧找实习，紧张的气氛让人很难静下心来。李行健说：“反而我是到北大后，身边不少人读书不是为了世俗的意义，会花时间读读哲学历史，这就很好。这种氛围比每天所有人挤破头进投行，进去以后为了留下来每天熬夜不睡觉，好太多了。”
同样是人大附中毕业的朱天纵，开玩笑说，因为自己从来不被当成好学生，所以大概能被称为“知识的拆迁办”。朱天纵的高中同学很优秀，这让他觉得挫败，一度比较抵触知识，当他发现比自己优秀的人比自己更努力，他颇为触动。 “一旦意识到读书和知识的不可替代性，就会想把知识传递给其他人。”朱天纵说，“国外擅长散养，有自主学习的有效机制，所以我们在VIM里提倡最大可能地激发兴趣，培养自主学习的过程。”
VIM比赛的一大特色是导师制，每组队员都会有一个专职导师辅导，导师们只在比赛开始时教最基础的，剩下的需要通过自学、思考，再向导师请教来习得。一开始，很多高中生遇到问题不好意思发问，在不断鼓励下，大家渐渐体会到敢于提问的收获，导师们变得忙碌起来。“提问本身就是思考的过程，学生可以从中延伸自己对知识本身的理解，这也是创新的根本。”刘赓源说。
这个团队里，有的人相对保守，有的人大胆，把他们维系在一起的是对“创造价值”观念的认同。孙雪明相信他们的项目是发现了新的市场，创造出新的价值，他说：“创新高中商业教育在未来会成为一门语言，会结成一张连接中学校园和社会的大网，与之相比，背题目和排名次的循环恐怕只能将这批90后和即将长大的00后孤立在无人岛上。”
too young too simple ？
在国外上学、在国内创业，他们的路，比想象的艰辛。五个学生党把学业以外的时间都放在了VIM上。
孙雪明和李行健在伦敦，是室友，两人天天讨论VIM，刘赓源也在英国，三个人定期开会，然后和在美国的慈然、朱天纵开网络会。“我们经常工作到凌晨三四点，还得上学、写论文，压力很大。”孙雪明说。那时，李行健正在准备考北大光华管理学院的博士。他们讨论比赛中为什么要加入操盘项目和创业项目，有没有资格够高的导师、项目内容怎样设计才够丰富、对接资源、测试平台、修改官网……各个环节都要耗费大量的时间去论证，只要有假期他们就飞回国，处理各种事务。“五个人都是这样的工作状态。”李行健说，“我们把VIM当成是最重要的事情。”
除了人手、时间上的问题，比赛推广困难重重。孙雪明跑高中，联系的前几站里有一所重庆的重点高中，是孙雪明好友的母校。“我对销售推广没什么经验，硬着头皮就去了。”接待他的是学生处主任。简单地介绍了项目之后，对方说：“小孙啊，正式的已经讲完了，正式之外的还有吗？”孙雪明琢磨了好一会儿，才明白对方讲的是，学校派学生参赛能不能拿到好处。“参加VIM有参赛费用，每个学生4200元。我们有严格的成本核算，去除学生在北京的酒店住宿、会议费和交通费后，压根儿没有安排回扣这一项。”孙雪明为难地说。更让他感到凉意的是，自己抱着“崇高”的想法，却得不到校方的肯定，是他too young too simple还是教育市场太复杂？在中国做商业教育没那么简单。“市场需要培养，我们看到了来自学生的需求，但教育市场很复杂。”孙雪明分析说，“教育市场的消费者、支付者和媒介是三个不同的群体。消费者是学生，支付者是家长，媒介是学校。”
要推广比赛，就要解决好三方的各种需求。比赛需要花费，先得说服家长，所以在他们的宣传材料里，会以翔实的资料例证“家长为什么有必要让孩子受到这样的教育”；媒介是学校，慈然找到了很多校内学生的资源，省下了与校方沟通的复杂成本。三方里，最让他们感动的是学生。“我们去了23所全国的知名高中，举办了经济讲座，介绍了VIM比赛，鼓励学生们参加。”孙雪明一度担心学生质疑他们“打小广告”。“让人欣慰的是，从来没有学生这么揣度我们。我想，是因为我们和他们是同龄人，我们的背景受他们的认可，我们的激情感染了他们。”
目前，VIM的收入和支出勉强持平。“比赛时，有学弟学妹来当志愿者，是我们刷脸请来的；几十个大神导师，我们付出的是人际成本。”孙雪明说。李行健感慨：“如果这些大神们想挣钱，VIM不会入他们的眼。现在看来我们90后很多都是有理想有情怀的。”
项目结束后，导师们和参赛的学生们保持着联系。“学过操盘的学生回家开了户，学过投行的回去爱看相关的书了。”孙雪明说，“这是我们想要的，与其发现优秀的学生，不如通过教育来主动培养优秀的学生。”在“未来创业家”的项目里，孙雪明做了更多。孙雪明的表姐是医生，经过表姐介绍，他和一些医生深入交谈，分析“爱医iMedical”实际落地可能存在的问题。孙雪明了解到，医生的态度很谨慎，医院不允许医生在非工作时间使用医院的头衔，医生也不想自己的资源被相对简单廉价地卖掉，其中还有其他医患风险等问题。他们在讨论中发现，现阶段的比赛中，应以激发想法为主。“目前，我们尽力提供一个空间让高中生们想象，未来也许就有可落地的项目。”孙雪明信心满满地说。
海外留学，拥有多元化的商业与金融背景，在顶级投资银行实习经历，
最重要的是他们对商业有着极高的热情和敏感度。
机缘巧合下，他们合伙创业，决定把商业教育推进到中国的高中。
VIM的含义
慈然是“康奈尔大陆学生会”主席，美国最大规模商业兄弟会AKPsi成员，曾有同学建议他在中国的大学里组织类似哈佛的“领袖峰会”。“想法很好，但我觉得峰会、模拟联合国这种，没达到我脑海里的标准。”慈然做了研究，发现在中国的高中里还没有商业案例分析类的比赛，在美国，类似的比赛则很普遍。2012年，慈然在假期回国，联系了高中母校上海外国语大学附属外国语学校，试点举行了一次案例分析比赛，取名为“VIM”，在古英语中意为“活力”。第一次举行比赛，有90多个高中生参赛。“效果很好，但是项目单一。”慈然说。
第二届比赛，加了职业规划等更有吸引力的环节。但是另外两名合伙人的想法出现了偏离，退出VIM，慈然咬牙坚持。在他看来，这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参赛学生都说这样的学业体验非常有意思，也让慈然坚定自己的选择。
2013年暑假，慈然在瑞士信贷银行实习时，结识了朱天纵，他说起了在上海做的“VIM”比赛。了解更多情况后，朱天纵认同慈然的想法，他极力建议慈然把项目带到北京去，向全国高中生开放。
朱天纵把中学时的好友李行健、孙雪明和刘赓源带进了VIM。他们先帮助慈然将VIM注册成公司。“注册公司是表明决心，我们要把事情做起来。”朱天纵说。就这样，一度落单的慈然有了新团队，VIM盘活了，新的灵感和想法迸发而出。五个人在海外名校学习金、商、管、财、经专业，正是七成中国留学生的选择。“这几大类专业在西方奠基，同时是商业社会中最具活力的载体。我们何不以此为突破口，去激发高中生呢？”五个人决心把VIM从单纯的比赛朝着“有深度的创新高中商业教育”的方向落实。经过反复讨论，他们把比赛拆分成三个项目，“未来投行家”、“未来操盘手”和“未来创业家”，边教学、边比赛，赛后进行跟踪反馈。在2014年暑假，为期4天的商业竞赛中，诞生了二十多个创业提案和三十多份投资与交易报告，全部来自出生于1997、1998年的高中生。
李行健是“未来投行家”的项目导师，他介绍，第一天的教学从告诉学生们什么是资产负债表、折现现金流开始，他们需要一个一个单词查字典。“未来操盘手”项目的学生进步最明显。一名高中生后来在微信朋友圈里分享：可口可乐股价一度达到13.12，通过技术面分析，我们认为这个价格已经到达支撑线附近，于是对其买入；之后经过波动，达到13.29左右，及时将1022股进行抛售，最终价格为13.27。“谁能想到这是一个高中生的朋友圈！”李行健骄傲地说。
同样让他们骄傲的是“未来创业家”项目中，高中生们提出的点子。进入决赛的“爱医iMedical”项目，是一群1998年出生的高中生的创意，项目要打造医疗界的“大众点评网”，为用户提供实名消费点评和医疗资源信息的交互平台。这个产品嵌入了一个亮眼的新的盈利模式，试图将用户的注册费用，根据网络实名评分，直接发放给对应的医生作奖金。设计团队认为这不仅能提高医生的服务质量，更能通过健康的市场行为缓解医疗行业对国家的财政依赖。
当然，高中生还有许多不成熟的地方，他们一旦有了想法就卯足劲儿堆积产品功能，比如吃药提醒功能、健康小常识、手机挂号等等什么都想做，反而偏离了“点评”的核心价值。当导师对方案提出质疑时，他们不敢为自己的想法辩护，几分钟内竟然没人说话，然后会马上修改方案。“其他项目上，缺少焦点的方案总会遭到导师的质疑，可学生的情绪远比思考来得猛烈多了。”孙雪明说。
帮助学生跳出情绪的约束，是他们打造“VIM”的原因，他们对这三个字母注入了自己的理解：Vision（视野）、Innovation（创新）、Motivation（激励），希望更多的90后客观、主动地思考。他们相信，作为90后去理解90后，他们天然有优势。
对“知识搬运工”的反思
事实上，对视野、创新、激励的深入理解，对VIM的认识，也是这五个人留学的财富之一。
2010年，19岁的孙雪明从人大附中国际班毕业，到英国华威大学攻读管理学。在“国际化”的高中熏陶后，他本以为自己不会再经历文化冲击（cultureshock）。在一门管理课上，老师的第一个问题是：“你被派去外星球，只能带一件东西，你会带什么？”孙雪明觉得这问题简直无厘头，同学们的回答千奇百怪。但是，听着听着，孙雪明突然明白了，他发现外国同学的回答背后有一套逻辑。国外的教学注重想像力的培养，重视想像力背后的逻辑体系，这是孙雪明学到的第一堂课。
2013年夏天，大学毕业的孙雪明在英国普华永道实习，与同龄的外国同事共处了三个月。实习后，他在能俯瞰整个伦敦金融城的伦敦新地标碎片大厦（TheShard）的咖啡厅里和中国老同学聚会。这群来自祖国天南地北的年轻人聊着彼此的实习见闻，不约而同地说起了对外国同龄人的看法：“他们闲不住，满办公室找活干。”“他们在会上就敢和老板辩论。”“有一个创意马上就去做。”相形之下，孙雪明感慨：“我们循规蹈矩，不敢也不愿去挑战权威。”
从华威大学管理学学士念到伦敦大学投资学硕士，孙雪明开始反思中国教育存在的问题，他引用了智利哲学家佐杜洛夫斯基（Jodorowsky）的名言：“生在笼子里的鸟儿认为飞翔是一种病。”（birds born in a cage think flying is an illness。）
另一个合伙人李行健则是在英国读完本科、硕士后回到北大继续博士研究。对于饱受诟病的“填鸭式”中国教育，李行健觉得未必不是好事儿。“当年为了出国，我高一高二就把红宝书（GRE）翻烂了。一个人如果连‘知识的搬运工’都做不来，别的就更不必说了。” 李行健出生于书香门第，他说“父亲是饱读诗书、通读经典”。出国后李行健很感恩在国内的基础教育，让他在数学、统计等基础学科上比外国学生有优势。他意识到了国内教育的条条框框，但他认为不能一味地追捧外国教育：“国外的教育尊重每一个人，没有人管你上不上课、考不考试，不像在国内，大学课堂还点到。但如果你问一个外国人为什么学习，他一样会说，是为了拿到一个好成绩，能找到心仪的工作。”
英国的本科教育是三年，校园里就业的压力很大，大一结束后学生们就赶紧找实习，紧张的气氛让人很难静下心来。李行健说：“反而我是到北大后，身边不少人读书不是为了世俗的意义，会花时间读读哲学历史，这就很好。这种氛围比每天所有人挤破头进投行，进去以后为了留下来每天熬夜不睡觉，好太多了。”
同样是人大附中毕业的朱天纵，开玩笑说，因为自己从来不被当成好学生，所以大概能被称为“知识的拆迁办”。朱天纵的高中同学很优秀，这让他觉得挫败，一度比较抵触知识，当他发现比自己优秀的人比自己更努力，他颇为触动。 “一旦意识到读书和知识的不可替代性，就会想把知识传递给其他人。”朱天纵说，“国外擅长散养，有自主学习的有效机制，所以我们在VIM里提倡最大可能地激发兴趣，培养自主学习的过程。”
VIM比赛的一大特色是导师制，每组队员都会有一个专职导师辅导，导师们只在比赛开始时教最基础的，剩下的需要通过自学、思考，再向导师请教来习得。一开始，很多高中生遇到问题不好意思发问，在不断鼓励下，大家渐渐体会到敢于提问的收获，导师们变得忙碌起来。“提问本身就是思考的过程，学生可以从中延伸自己对知识本身的理解，这也是创新的根本。”刘赓源说。
这个团队里，有的人相对保守，有的人大胆，把他们维系在一起的是对“创造价值”观念的认同。孙雪明相信他们的项目是发现了新的市场，创造出新的价值，他说：“创新高中商业教育在未来会成为一门语言，会结成一张连接中学校园和社会的大网，与之相比，背题目和排名次的循环恐怕只能将这批90后和即将长大的00后孤立在无人岛上。”
too young too simple ？
在国外上学、在国内创业，他们的路，比想象的艰辛。五个学生党把学业以外的时间都放在了VIM上。
孙雪明和李行健在伦敦，是室友，两人天天讨论VIM，刘赓源也在英国，三个人定期开会，然后和在美国的慈然、朱天纵开网络会。“我们经常工作到凌晨三四点，还得上学、写论文，压力很大。”孙雪明说。那时，李行健正在准备考北大光华管理学院的博士。他们讨论比赛中为什么要加入操盘项目和创业项目，有没有资格够高的导师、项目内容怎样设计才够丰富、对接资源、测试平台、修改官网……各个环节都要耗费大量的时间去论证，只要有假期他们就飞回国，处理各种事务。“五个人都是这样的工作状态。”李行健说，“我们把VIM当成是最重要的事情。”
除了人手、时间上的问题，比赛推广困难重重。孙雪明跑高中，联系的前几站里有一所重庆的重点高中，是孙雪明好友的母校。“我对销售推广没什么经验，硬着头皮就去了。”接待他的是学生处主任。简单地介绍了项目之后，对方说：“小孙啊，正式的已经讲完了，正式之外的还有吗？”孙雪明琢磨了好一会儿，才明白对方讲的是，学校派学生参赛能不能拿到好处。“参加VIM有参赛费用，每个学生4200元。我们有严格的成本核算，去除学生在北京的酒店住宿、会议费和交通费后，压根儿没有安排回扣这一项。”孙雪明为难地说。更让他感到凉意的是，自己抱着“崇高”的想法，却得不到校方的肯定，是他too young too simple还是教育市场太复杂？在中国做商业教育没那么简单。“市场需要培养，我们看到了来自学生的需求，但教育市场很复杂。”孙雪明分析说，“教育市场的消费者、支付者和媒介是三个不同的群体。消费者是学生，支付者是家长，媒介是学校。”
要推广比赛，就要解决好三方的各种需求。比赛需要花费，先得说服家长，所以在他们的宣传材料里，会以翔实的资料例证“家长为什么有必要让孩子受到这样的教育”；媒介是学校，慈然找到了很多校内学生的资源，省下了与校方沟通的复杂成本。三方里，最让他们感动的是学生。“我们去了23所全国的知名高中，举办了经济讲座，介绍了VIM比赛，鼓励学生们参加。”孙雪明一度担心学生质疑他们“打小广告”。“让人欣慰的是，从来没有学生这么揣度我们。我想，是因为我们和他们是同龄人，我们的背景受他们的认可，我们的激情感染了他们。”
目前，VIM的收入和支出勉强持平。“比赛时，有学弟学妹来当志愿者，是我们刷脸请来的；几十个大神导师，我们付出的是人际成本。”孙雪明说。李行健感慨：“如果这些大神们想挣钱，VIM不会入他们的眼。现在看来我们90后很多都是有理想有情怀的。”
项目结束后，导师们和参赛的学生们保持着联系。“学过操盘的学生回家开了户，学过投行的回去爱看相关的书了。”孙雪明说，“这是我们想要的，与其发现优秀的学生，不如通过教育来主动培养优秀的学生。”在“未来创业家”的项目里，孙雪明做了更多。孙雪明的表姐是医生，经过表姐介绍，他和一些医生深入交谈，分析“爱医iMedical”实际落地可能存在的问题。孙雪明了解到，医生的态度很谨慎，医院不允许医生在非工作时间使用医院的头衔，医生也不想自己的资源被相对简单廉价地卖掉，其中还有其他医患风险等问题。他们在讨论中发现，现阶段的比赛中，应以激发想法为主。“目前，我们尽力提供一个空间让高中生们想象，未来也许就有可落地的项目。”孙雪明信心满满地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