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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贵农产品上了直播;日喀则群众家门口看好了病;果洛娃娃上了好学校;习水贫困户赶着麻羊奔小康……这些扶贫新鲜事背后，离不开上海扶贫人的努力。
在援滇、援黔东西部扶贫协作中，各区围绕上海市提出的“三带两转”（带人、带物、带产业和转观念、转村貌）精准帮扶目标，掀起了村企结对助脱贫的热潮，在实施《三年行动计划》、推进“七大行动”中，分别在“百县百品”产业扶贫，“组团式”教育医疗扶贫，以及就业、贫困村提升、携手奔小康及社会公益上做好文章。
经过多年的探索和实践，上海对口帮扶工作摸索形成一整套“推进有体制、运转有方法、实施有支撑、成效有品牌”的工作方法，让人眼前一亮的“上海模式”不断涌出。
不以山海为远，心连千里共好。2020年，上海作为、上海模式正全力推动所有对口帮扶地区实现脱贫。
扶贫，从观念转变开始
云南大理漾濞县漾江镇三厂局村民小组，是第十批上海援滇干部、云南漾濞县扶贫办副主任刘程来得最多的地方。这是一个由原始社会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阶段的村寨，因域内漾濞江穿流而过得名，属横断山区，99%以上是山地。200多名傈僳族村民中，当时还有147名亟待脱贫。
山区、民族和贫困，是漾濞的三大标签，致贫的根本在于交通的制约。60岁的海润芝祖辈蜗居在高山之上。她说，原先走出大山是件极为困难的事，别说到县城，就算到乡里赶集都得花上一天时间。直到2018年，上海出资启动“三厂局直过民族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对所有建档立卡户完成了水电路的“三通”工程。
水泥路直接修到了家门口，让村民出行不再艰难。但解决“最后一公里”并非一帆风顺。当地长年累月形成的“小农”思维，使得工程迟迟还未能形成全覆盖。“比如修这个弯要损失一棵核桃树，他就不同意挖掉核桃树。我们只能绕过核桃树走，这造成了现存的两大遗憾：一个是弯度大，一个是坡度陡。”
为了做好沟通工作，刘程和项目负责人挨家挨户进行动员，村民们的思想发生了变化，也愈发支持项目的实施。除了实现道路硬化外，刘程还帮助村民安装了路灯，翻新了村寨，增添了环卫设施，许多问题得以解决和完善。
距离漾濞县147公里的云龙县，同样面临脱贫观念的转变。这里地处横断山南端澜沧江纵谷区，是大理白族自治州、保山市、怒江傈僳族自治州3个州市的接合部。境内山路蜿蜒起伏，区划面积九成以上属山区地形，是大理白族自治州贫困程度最深、贫困面最广的贫困县。
云龙县检漕乡党委书记徐云仙告诉《新民周刊》，在村企结对中，云龙县围绕“三带两转”，深入推进上海市13个企业与云龙县22个深度贫困村结对帮扶，把上海人才、资金和先进理念引入云龙。“扶贫先扶智”，通过村企结对、党建联建、爱心超市、社会帮扶等，激发群众内生动力。
临近假期，检漕乡文兴村中心的“爱心超市”里格外热闹。村庄宴请很多，超市里的酱油颇受欢迎。和普通超市不同，村民在“爱心超市”购买物品，不用现金，而是积分。在一沓厚厚的“爱心超市积分兑换花名册”上，记载着村民前来兑换的物品。村民张俊才一口气兑换了138积分。“洗洁精一瓶20积分，香皂一块10积分，水壶一个64积分……”
“爱心超市”不用花钱，这是上海联和投资公司对文兴村的精准帮扶举措之一。公司党组织每年向文兴村捐赠 11万元，用于运营“爱心超市”。徐云仙介绍说，今年5月起，村里每个月都会给村民打分，辛勤劳动、生活积极向上、做好垃圾分类等都是“加分项”。
通过扶持积分制“爱心超市”的建设，文兴村鼓励村民参与村内的重大活动和决定，并合理安排生产生活，积极达成脱贫目标。通过政策扶持和产业扶持，自愿申请退出贫困户的“光荣脱贫”家庭，还能一次性获得奖励50分。“现在不少村民都在攒积分，准备兑换超市里的电饭煲和电磁炉。之后，我们还打算为村民引进电视机。”徐云仙说。
观念转变了，“三带两转”的扶贫路子更加顺畅。近年来，通過持续脱贫攻坚，云龙全县减贫12083户，贫困发生率下降至0.94%。走在村落中，村容村貌整洁一新，家家户户修建了新灶台，配上了电饭煲和电磁炉。检漕乡卫生院和9个村卫生室还配有一套多参数健康检查仪，能测血糖、血压、心率等，为村民提供便利。
季涛是上海第十一批援滇干部，驻扎一年多来，他通过进村入户、深入田间地头，本着“当地所需，上海所能”的原则，制定“一村一策”帮扶方案，务实推动镇乡结对和百企帮百村。“我的工作就是根据资金、资源，希望上海解决什么问题，剔除掉不合理的需求，做好中间的桥梁作用。”
云龙县山区面积占 98%以上，山高谷深、立体气候明显。村民传统种植的老品种荞麦、玉米、豆类、燕麦等，难以突破“小、散、弱”的困局。援滇干部通过实地调研，发现这些不起眼的杂粮，既符合上海的消费需求，又具有绿色农产品的优势，可以将各种杂粮加工组合后销往上海，把“小散弱”组合起来形成“五谷粗粮”的组合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