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
　　2018年盛夏，第21届世界杯在俄罗斯拉开帷幕，此次世界杯赛事用八个字来形容，便是——冷门频爆，球迷心碎。上届冠军德国队在小组赛被淘汰，阿根廷、西班牙与葡萄牙这三支强队竟止步十六强，于是便有人戏言：“从二战时代开始，德国在东欧就占不到一点儿便宜。”

　　的确，回溯东欧历史，苏德之战便是最好的证明，东欧人以豪迈的气场、冷冽的环境，外加其政治的特殊性，成为整个欧洲最特别的存在。动荡的政局，为东欧人输入了韧性与艺术激情，这就是为什么在法国欧洲杯赛场，会出现两百多俄罗斯球迷将千余名英国球迷打得满地找牙的“盛况”。
　　东欧为何如此彪悍？看看那儿出品的电影就知道了。

一、战争与和平的角力

　　东欧电影人的灵感哪里来？都是“战争与和平”赐予的能量。
　　1940年4月，苏联的部队挺进波兰，当时波兰人都认为唯一的求生方式就是投降，于是大批的波兰军官、知识分子、警察和公务员乖乖上了苏联警察预备的火车，被拉往斯摩棱斯克郊外的卡廷森林，跪在林中事先挖好的坑前，挨个儿被枪决。屠杀维系了将近一个月，击毙人数多达四千多人。这便是二战史上著名的“卡廷惨案”。
　　半个世纪之后，有人将这段历史揭开，给予戏剧化处理，拍摄了电影《卡廷惨案》，片子震惊全球影迷，入围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得到欧洲电影奖艺术贡献大奖。执导此片的，正是东欧新浪潮电影的开山鼻祖之一安杰依.瓦依达。
　　作为土生土长的波兰人，安杰依.瓦依达的目光始终坚定地注视着祖国的历史伤痛，早在上世纪五十年代便拍出了“战争三部曲”，分别是《一代人》、《下水道》和《灰烬与钻石》。亲历波兰被苏德瓜分的局面，人民被禁锢言行的白色恐怖、华沙大学被镇压的惨痛，这一切都令安杰依意识到电影创作与现实之间需要紧密结合的道理。可以说，安杰依为罗曼.波兰斯基等一批电影大师的崛起，开辟了一条光明大道。
　　以《一代人》为先锋，让波兰严格的电影审查制度裂开了一个口子，波兰“电影创作小组”的成立，将有艺术追求的导演们聚到了一起，于是乎出现一个有趣的现象：政府认为电视剧普及率高，因此必须严格遵从审查，限定了无数框架;而电影受众群少，所以不必过分束缚。于是，安杰依等一众才华横溢的电影人才得以进入戛纳电影节评委的法眼，专属于波兰的历史成就了他们的精彩。
　　波兰电影的崛起，带动了整个东欧的电影发展，同样被二战伤得不轻的捷克、前南斯拉夫和匈牙利也迎头赶上。捷克导演杨.涅麦茨敲开了世界的大门，用一部《夜晚的钻石》讲述了两个男孩逃出纳粹集中营的神奇故事。这部电影让杨名震全球，同时也上了前苏联政府的“黑名单”首位，逼得他不得不离开祖国，在英、德，美以拍摄纪录片为生。所幸，这种令人窒息的环境随着东欧电影新浪潮的不断推高而被打破，政治敏感话题也不再成为禁忌。

　　拿捷克来说，伊利.曼佐可谓其中代表，他赶上了最好的年头，于1962年毕业于布拉格电影学院，拍出了《严密监视的列车》，这是一部通过孩子的眼睛来窥视德军自捷克辙退过程的作品，满载着曼佐的少年回忆，用黑色幽默格调来呈现捷克民族抵抗纳粹侵略的时代烙印。影片很快享誉国际，拿下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奖。时隔四十五年后，曼佐又拍出了《我曾侍候过英国国王》，就站在布拉格的土地上见证欧洲二十年间的荣辱盛衰，其中犹为重要的部分，依然是纳粹入侵并在当地培养优等人种的那一截。
　　战争劫数让东欧满目疮痍，可到了相对和平的年代，电影人就总有办法将创伤用胶片刻录存档，永留后世。说到底，战争年代与和平时期的切换，正是促成东欧电影辉煌的根源所在。

二、贵族与平民的暗战

　　半个世纪之前，意大利导演卢齐诺.维斯康蒂执导的电影《豹》等同于为贵族精神书写了一首挽歌。事实上，贵族体族对于东欧来讲也是不可或缺的存在，已经有无数电影证明，阶层高低并不影响大家进影院观赏华美气派的宫廷豪门恩怨戏。但是，东欧的大多数国家曾经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由共产党执政，这就意味着电影作品必须深入民间疾苦，以普通百姓、战斗英雄为主角的片子才可以成为主流。
　　尽管有着严格的创作限制，仍有一批电影人找准角度，打造了不少平民派精品。其中比较典型的便是上世纪七十年代末，由前苏联体制下的莫斯科电影制片厂推出的“命运三部曲”。这个系列将触脚完全伸入了小人物的世界，《办公室的故事》描绘的是莫斯科普通员工的职场爱情，《两个人的车站》讲述的是一名休假的囚犯与女招待擦出的爱情火花，《命运的捉弄》则是一个醉鬼与女白领阴差阳错的奇妙缘分。这三部片子把前苏联的市井风情还原得极为精确，里头可以看到繁华纷乱的莫斯科街景，所有城市统一规格的楼房和街道名称，以及俄罗斯人大情大性的率性一面。
　　随着苏联解体，部分国家加入欧盟或北约，电影创作的自由度便大幅升级了。养眼的贵族电影开始回潮，也就是说，“大片”时代来临了。尼基塔.米哈尔科夫于1999年执导的史诗级电影《西伯利亚理发师》便是其中代表，时间背景被放在了1885年的沙皇时代，一名俄国士官与异国女子产生了爱情，同时也卷入了皇室阴谋。故事格局宏大，场面更是壮观，甚至出现了大量英语对白，称得上是彻底与国际接轨。 　　与此同时，单纯的史诗作品或爱情小品类，已经无法满足东欧导演们的野心，他们开始在两者之间找连接点，确切地说，是找到能直抒胸臆的好题材。这期间，波兰电影大师克日什托夫.基耶斯洛夫斯基表现犹为出色。其执导的《两生花》中，让同名的波兰少女与法国少女以某种神秘的方式联系到了一起，影片华美且极富艺术感。后来的“红白蓝三部曲”更是振聋发聩，影片中的故事在法国与波兰之间游走，将东欧与西欧之间的政治、人权、国民性作了一个细致入微的映照。
　　受到欧美电影影响在这个时期是必然的，东欧的艺术家们也变得愈发尖锐，试图通过作品来揭露不可调和的阶级矛盾，以及政权动荡年代留下的后遗症。上世纪九十年代初，一场“天鹅绒革命”将捷克斯洛伐克联帮共和国分裂成两个独立的国家，分裂之前的那段煎熬期，鲜少有电影提及。直到2016年，导演扬.霍布雷克拍摄的《女教师》问世，以一场校长联合家长对抗魔鬼女教师的“阴谋”，隐射当时复杂且压抑的政治环境;女教师仗着自己是军人的遗孀，在校内到处搞“潜规则”，受害者及家长敢怒不敢言，只能偷偷在弹劾书上签字，将阶级暗战中的无奈暴露无遗。
　　俄罗斯导演尤里.贝科夫执导的《危楼愚夫》讲的也是小人物与大势力的勇敢对抗，微不足道的水管工发现楼房面临倒塌危机，上层官员试图隐瞒危情，于是酝酿出一场激情反腐大戏。与之异曲同工的，还有乌克兰热播剧《人民公仆》，剧中描写了一位普通的中学历史教师，因喜欢嘲讽政治，成了网红，甚至因此受到拥戴，开始竞选总统。小人物步步升级，展开了一幅乌克兰各阶层的众生浮世绘。
　　东欧百花齐放的电影生态圈，预示着能出越来越多的经典之作，贵族、官员，与平民的微妙关系，历来能刺激电影人的创作神經。

三、开启娱乐盛世

　　自从法国有了吕克.贝松，欧洲就不再单纯出产艺术类电影了。东欧也是一样，需要紧跟时代脚步，让作品商业起来。一批打“娱乐牌”的电影就这样诞生了，要的是与美国大片分庭抗礼。
　　作出表率的便是俄罗斯，神话大片《我是龙》、科幻大片《莫斯科陷落》、灾难大片《夺命地铁》等等，都是以养眼的场面、故事主线简单且容易消化为主。由此打开了市场，投资要低于好莱坞，却能保证电影品质。2016年出品的《维京：王者之战》耗时七年打造，上映九天便有了过十亿卢布的票房收益;同年上映的《火海凌云》也在短短十二天之内创下相同记录。
　　可在其它国家，要在制造特效的技术层面上赢过美国，实在不易。于是乎，东欧人另辟蹊径，选择了另一种受欢迎的模式——走情色路线。
　　2010年公映的捷克性喜剧《有希望的男人》，系R级片中的精品，提出了“出轨可保护婚姻”的奇葩理论。大胆的设定和香艳镜头，让该片一经上映便受到追捧，本土卖座超过一百万人次，成为捷克近十年里最吸金的作品。当然，打着“情色片”幌子捍卫艺术理想的也大有人在，比如波兰导演罗曼.波兰斯基。波兰斯基的一众佳作里，有两部情色片广为流传，分别是《苦月亮》和《冷血惊魂》，前者通过一段苦恋讲述知识分子的冷血;后者则是对精神病患者的一次深刻心理剖析。波兰斯基早在1963年便离开一直钳制电影创作的波兰，在欧洲发展事业，他找准了一个方向，把观众喜闻乐见的情色片与惊悚片两大题材玩得风生水起，就这样登上“大师”宝座。
　　当然，秉承“娱乐精神”的不仅仅是大师级人物，也有人把永远不会过时的“爱情”故事玩转，以便在省钱的情况下还能不断打响名号。乌克兰导演艾伦.波多耶夫的《爱情公寓》就是其中完美典范，此片以最寻常的“恋人同居”为主线，努力营造了一个封闭且甜蜜的爱情空间;画面唯美、叙事别致，入选当年德国曼海姆电影节、美国费城电影节和俄罗斯KINOSHOK影展，作为一部独立电影，制作团队平均年龄不超过23岁，这已经是难能可贵。
　　东欧电影，与电影里的东欧，记录着这片领域在历史长河中的种种际遇，信仰、爱情、民生、政治......都有鲜明的地方特色。既是夹缝求生的产物，又体现了专属于电影人的责任感与固执。斩获戛纳电影节评审团大奖和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奖的《索尔之子》导演——捷克人拉斯洛.杰莱斯曾经一再强调：“如果以后拍电影不能用胶片了，那我就再也不碰这件事。”正是这份倔强，使得在不断潮起潮落中的东欧人拥有一腔热血，在冰冷的世态中得以保存自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