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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军，1951年8月生于上海，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博生导师，曾兼任北京大学学位委员会委员、人文学部委员、北京市哲学会会长、中国创新战略委员会主任、民进中央文化艺术委员会主任等。师从汤一介教授，主要从事中国现代哲学和知识理论研究，也是最早系统地研究金岳霖《知识论》的重要学者之一。著有《知识论》《道与真》《分析哲学在中国》《中国哲学的现代转型》《中国现代直觉论研究》《知识论引论》《金岳霖》《哲学是什么？》《燕园哲思录》。先后在《哲学研究》《北京大学学报》等重点期刊上发表文章190余篇。
一、青春生活家园——从上海“棚户区”到嫩江农场“马棚”
胡军出生在位于上海城隍庙东南角最古老的街区，也就是所谓的“棚户区”，家境十分贫寒，母亲没有正式工作，胡军生性爱追求自由，特立独行，倾向于过一种独立自主的生活，他直言自己“比较欣赏一种孤独、独立的状态”。为了给家里省下口粮，也为了磨炼自我，1969年9月13日，年仅18岁的胡军，为响应国家“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号召，主动请缨，背着父母将户口迁出，怀着满腔热血和远大抱负，只身一人坐火车，奔向了遥远的黑龙江嫩江国营农场三分场，胡军随身带了两个木箱子，一箱是生活用品，另一更大的箱子里全是书，有《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列宁选集》《资本论》，以及列宁的《哲学笔记》、毛泽东的《矛盾实践论》、普希金的诗等书籍。书箱里的书都是他在上海时用自己可怜的零用钱买来的。还有些书则是他自己手抄的，他十五六岁时就手抄了由郭沫若翻译的德国伟大文学家、思想家歌德的作品《浮士德》。也手抄过俄国文学家如普希金、果戈里等，匈牙利诗人裴多菲等著名诗人的作品及诗论。
他白天下农田干活，割麦、打谷，极度劳累和辛苦。晚上六、七十人睡在一个大马棚里，休息条件极其恶劣，胡军却泰然处之，心静如水。以木箱为案，在此起彼伏的呼噜声和熏天的汗臭中借一盏煤油灯的光亮读书、写字或记笔记，“心有足乐，不知困乏”。无论寒冬或酷暑，无论风霜雨雪、惊蛰雷电，他沉浸在这一方小小的却又是极大的书本展示出来的精神世界，享受思考给心灵深处带来的愉悦和幸福。这样的夜读生活与思考为胡军后来的发展与进步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他的自学能力得到了极大的提升。
后来考上大学，尤其是以优异成绩考上北京大学哲学系的硕士生，专业、英语成绩都在90分以上，要远远高于其他学生，甚至高出了那些在北京大学读本科的学生。这一切完全得益于农场时他的自学与夜读生活。
二、传奇职业之途——从初中生、农场场直中学教师到北大博士、教授
1975年以后，“红五类”有推荐上大学的机会，属于“黑五类”的胡军没有这个资格，长期坚持刻苦读书、勤于思考却为他赢得了新的生活机遇。当时全国上下积极提倡学习马列著作，农场总部也定期举办这方面的学习班。胡军在农场总部学习班的发言被领导，尤其是被农场场直中学的领导认可，1975年秋天被选中去农场场直中学当政治教师。
1977年恢复高考，从未上过高中、初中毕业的胡军，全凭着自己内心深处的强烈兴趣引导的自学，参加了当年的高考且平均每门课成绩都在85分以上。考试成绩尽管很优秀，却不能进人国内的著名高校，因为当时的黑龙江有特殊的土政策，即凡在本省内的中学老师参加高考的，只能留在本省的师范院校学习。胡军告别了生活近十年的嫩江农场的生活，进人了哈尔滨师范大学政教系学习，因成绩优异，诸方面表现突出，毕业后被留校任教。1985年秋天，胡军以全国第一名的成绩考上了北京大学哲学系中国哲学专业的硕士生，他撰写的硕士学位论文得到了名师的高度评价。1988年又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北大哲学系中国哲学的博士生。1991年毕业后回哈师大工作，同年底就破格晋升为副教授，1993年又破格晋升为教授。1997年下半年，哈尔滨师范大学突然接到了北京大学调胡军去北京大学哲学系工作的调令，他本人却从未有去北京大学工作的意向！调胡军去北大是因为胡军的为人，尤其是他的治学精神、治学方法得到了学术界内外的高度认可。胡军的博士学位论文出版后曾得到过多项国家和省部級学术奖。出版不到半年就收到了国际著名汉学家、美国斯坦福大学教授墨子刻的来信，他高度赞扬了胡军的著作，并称其是“中国最优秀的哲学教授”。
三、学术之路——从自学成才到哲学“异类”
从黑龙江嫩江农场到哈尔滨师范大学再到北大哲学系，胡军自学成才。在嫩江农场场直中学任教时，他偶获在南开大学哲学系任教的温公颐先生编写的《逻辑学》教科书，开始自学逻辑学，从此与哲学结了缘，结下了深深的缘。
攻读博士期间，胡军开始深入系统地研究知识论，并从知识理论及其思辨能力角度来审视中西文化之间的本质差异，虽身在中国哲学教研室，胡军却格外关注逻辑学与知识论的研究领域，且极力推崇西方哲学体系。他经常说自己显得很尴尬：“哲学界的其他学科的老师比较认可我，但在研究中国哲学的学者看来，我却是异类。”与重视史料的哲学研究方法不同，胡军认为，史料研究固然重要，因为它是学术研究的基础，更重要的是学者应该善于提出新的问题，做系统的结构性的理论思考与建构工作。他曾诙谐幽默地称自己的理论为“胡说”。胡军的得意门生，现在郑州大学哲学系工作的张永超副教授说：“胡老师对中国哲学的研究，接续了冯友兰、金岳霖以来的研究传统，试图回到问题自身做学理的探究，而不再通过人头、主义、地域、国别、时代分科。“这是一种‘告别古今中西，回到问题自身’的思路。”胡军敢于挑战经典和权威。他的硕士论文和博士论文都与金岳霖有关，他也将相关著作读过数十遍，但他不同意金岳霖的一些观点，在论文中与之展开对话。胡军说道：“比如我有这样一个观点，即金岳霖认为只要感觉者的感觉是正常的，那么他通过感觉所获得关于外物的内容就是客观的。我不同意他的看法，花了大量篇幅论证到，即便是正常的感觉，得到的感觉内容也不是客观的。在这个问题上，金岳霖还局限在一个很狭小的理论圈子内，他不知道与感觉认识相关的科学生理学方面的内容，我则能够提供大量的关于感觉生理机制研究的系统材料来证明金岳霖相关观点的局限性。”金岳霖的学生、当时中国逻辑学界资格最老的学者周礼全当年也参加了胡军的博士学位论文答辩。单从个人情感而言，周老先生并不认可胡军对金岳霖知识论一些观点的尖锐批评，但他认为胡军的论文分析深入，有新意。甚至包括张岱年在内的许多知名学者也对胡军高度认可，认为他敢于质疑权威，并有系统的论证，声称他的研究成果代表了中国哲学研究的发展方向，建议出版他的学位论文。 胡军参与撰写的《金岳霖学术思想研究》曾获得一等奖，博士期间撰写的博士论文《道与真：金岳霖哲学思想研究》获得二等奖。他也是在“金岳霖哲学思想研讨会”学术会议上获奖最多的学者。
四、唱歌、吹笛、练书法——素养颇深的“胡美声”
爱好唱歌、吹笛、练书法，胡军自称并无特殊的缘由。只要是感兴趣，他就情不自禁去学，而且会坚持做下去。胡军曾说：“我母亲没有教给我什么远大的理想和抱负，我做一切事情都是出于自己内心深处强烈的兴趣与爱好。”他的选择标准很简单，“它打动了我，打动我之后我也就永远放不下”。母亲偶尔哼唱几句越剧，他觉得“有意思”，就喜欢上了，专门买一本汤雪耕撰写的《怎样练习唱歌》一书自学唱歌。在嫩江农场的那段岁月里，胡军经常在休息日一个人走到远处去放声歌唱，唱《草原上升起不落的太阳》《莫斯科郊外的晚上》等歌曲，慢慢地练就了男高音的歌喉。认识胡军的人都称他为“胡美声”。他现在所在的民主党派民进中央中有很多精通歌唱的专业人士，但胡军仍是个中翘楚，就连获得国际金奖的花腔女高音歌唱家郑咏也称胡军为“胡大师”。2013年底，胡军受邀跟随全国人大副委员长一行前往台北，在台北的圆山饭店享用晚餐，席间台湾方面早有积极的准备，乐队演奏和歌唱以示欢迎。大陆方面却毫无有类似的准备，显得有些被动，于是副委员长建议胡军能否代表大陆方面唱一首歌，结果胡军用意大利语唱了一首《我的太阳》惊艳了全场。当时，台湾、大陆学者由于种种历史的、文化等方面的因素，不免存在着一定的心理隔阂，大家在交流的时候都有点小心翼翼。胡军的演唱使得现场气氛一下子变得轻松活跃。聚会结束后，大家也不離去，而是围在一起哼唱，畅快交流，其乐融融。其实胡军的歌声早在2003年3月30日上午就曾在台湾阿里山森林里震动过不少的台湾民众。那年胡军随大陆宋庆龄基金会代表团去台湾访问，当走进阿里山时，被当时的美好景色打动，自然而然哼了几句，听到歌声的人，不断邀请胡军唱歌。经不住大家的再三请求，胡军大声唱起了《草原上升起了不落的太阳》。当时听众据说有好几百人。唱完后不少人围着打听，刚才唱歌的是谁？同行的几位北大教授就告诉那些听众，唱歌的是北大哲学系的教授，听众兴致更是高涨，尾随其后走了颇长的一段路程，最后在一棵粗壮的大树底下，不少人围着胡军照了一张照片后，才渐渐离去。
少年时胡军曾经听到别人吹笛子，自己被深深地打动过。后来自己学吹笛子，经常吹《我是一个兵》《小八路勇闯封锁线》，邻居们都很喜欢，至今邻居们还记得胡军当年的笛声，有的甚至能够生动地模仿胡军吹笛的动作。胡军的邻居施道奇是位独生子，本可以不用上山下乡，但是因为太迷恋胡军的笛声，为了能继续听胡军的笛声，带着他的女朋友一起追随胡军下乡。胡军的笛声经常悠扬地飘散在农场的上空，有不少下乡青年曾为胡军的笛声所打动。记得有一个知青战友，竟认为胡军的笛声动人，不是因为胡军吹得好，而是胡军手里的笛子好，所以他想尽办法硬是把胡军手里的笛子买下来自己吹。
闲暇时间，胡军还爱练字。兴趣来了，胡军就拿起笔练书法。现任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的马以鑫和胡军当时在同一个连队。他至今仍记得胡军有一本自己手抄的《浮士德》，十六开左右的白纸，由胡军自己线扎装订。“他是用蓝色钢笔抄写的，版本应该比较老了，里面还有很多繁体字。”现在已有不少人在求胡军的书法作品。记得2012年9月胡军去济宁参加儒商论坛，做完讲座后，他前往位于济宁市的一个养生会所见一个朋友。会所内有文房四宝，胡军也就很随意地拿起了毛笔在宣纸上写了几个字。有个来自台湾的女性画家在一旁看胡军写字。不料，第二年的春天这位画家与另一位台湾客人特意赶到北京大学，邀请胡军为她的画作题字。在中华书画家协会主席陈养群看来，胡军的字中融人他的哲学和宗教学养，字的点画结构颇有讲究，“现在看他的字，我都会感到吃惊，他的字中有他的风骨。”陈养群在与胡军交往的过程中，亦受到启发，开始从哲学的角度去观照绘画。“过去我画石头，就是简单一笔。受到胡军先生所说的‘哲学思想’启发后，我会从三面去画石头，展现它的立体感和光的透视。”
五、探究学理立己达人——有责任担当的“胡常委”
胡军身上体现了知识分子的担当和学者的悲天悯人，他探究学理，立己达人，努力通过自己的社会职务干一点事情。他担任北京市第十三届人大常委会常委期间，为支持北大校园建设，他几次制定提案，起草文件，向北京市领导提议，将畅春园、挂甲屯和肖家河附近的一千亩地划给了北大，这就是今天北大的畅春新园。
担任创新战略委员会主任期间，他多次发表言论，认为国家和政府要用知识创新引领未来社会的发展，建议中国政府应该组织相关人员研讨如何在知识理论体系的基础上发展自己的产业革命，走出新的路子，而不能仅仅沦落为产品的模仿、加工、组装。
他还剖析当代中国高校的管理模式，批驳当前管理模式的不合时宜。胡军认为：“知识创新就是对主导思想的背离，就是对传统文化的反叛。所以，高校及研究机构内的传统落后的管理模式需要适时进行改革，需要不断去适应知识创新和理论研究的新形势。”2012年，经过长期的思考，胡军写下题为“知识创新与世界近代格局的变形”文章，他认为中国文化复兴的唯一出路就在于培养和提高学术精英的理论理性思辨能力，积极深入推进各个领域的知识理论体系，并在此基础上稳妥而有效地推进社会的进步与发展。他的这一看法得到了学界的认同，2016年2月初，《科技导报》的主编邀请胡军为两会的代表和委员提供相关的参考和信息。他写了“知识创新引领未来社会发展”一文，文中重点论述了知识创新的重要性以及如何有效具体地实施知识创新。
雷爱民从2011年开始跟随胡军读博士，现在北京物资学院工作，在他眼中，胡军是一个“有良知的现代公民”。张永超也提到这一点，“他关心水资源枯竭问题，关心现代社会的城市病，关心碳纤维的最新发展，关心网络对现代人心的影响，关心中国发展模式的技术依赖、代价与成本。他对学界、教育界现状的担心，甚至夹杂着某种悲观。作为老师，我们往往希望他给出一个明确的答案，但是，胡老师却常说‘我很困惑’。”
一、青春生活家园——从上海“棚户区”到嫩江农场“马棚”
胡军出生在位于上海城隍庙东南角最古老的街区，也就是所谓的“棚户区”，家境十分贫寒，母亲没有正式工作，胡军生性爱追求自由，特立独行，倾向于过一种独立自主的生活，他直言自己“比较欣赏一种孤独、独立的状态”。为了给家里省下口粮，也为了磨炼自我，1969年9月13日，年仅18岁的胡军，为响应国家“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号召，主动请缨，背着父母将户口迁出，怀着满腔热血和远大抱负，只身一人坐火车，奔向了遥远的黑龙江嫩江国营农场三分场，胡军随身带了两个木箱子，一箱是生活用品，另一更大的箱子里全是书，有《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列宁选集》《资本论》，以及列宁的《哲学笔记》、毛泽东的《矛盾实践论》、普希金的诗等书籍。书箱里的书都是他在上海时用自己可怜的零用钱买来的。还有些书则是他自己手抄的，他十五六岁时就手抄了由郭沫若翻译的德国伟大文学家、思想家歌德的作品《浮士德》。也手抄过俄国文学家如普希金、果戈里等，匈牙利诗人裴多菲等著名诗人的作品及诗论。
他白天下农田干活，割麦、打谷，极度劳累和辛苦。晚上六、七十人睡在一个大马棚里，休息条件极其恶劣，胡军却泰然处之，心静如水。以木箱为案，在此起彼伏的呼噜声和熏天的汗臭中借一盏煤油灯的光亮读书、写字或记笔记，“心有足乐，不知困乏”。无论寒冬或酷暑，无论风霜雨雪、惊蛰雷电，他沉浸在这一方小小的却又是极大的书本展示出来的精神世界，享受思考给心灵深处带来的愉悦和幸福。这样的夜读生活与思考为胡军后来的发展与进步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他的自学能力得到了极大的提升。
后来考上大学，尤其是以优异成绩考上北京大学哲学系的硕士生，专业、英语成绩都在90分以上，要远远高于其他学生，甚至高出了那些在北京大学读本科的学生。这一切完全得益于农场时他的自学与夜读生活。
二、传奇职业之途——从初中生、农场场直中学教师到北大博士、教授
1975年以后，“红五类”有推荐上大学的机会，属于“黑五类”的胡军没有这个资格，长期坚持刻苦读书、勤于思考却为他赢得了新的生活机遇。当时全国上下积极提倡学习马列著作，农场总部也定期举办这方面的学习班。胡军在农场总部学习班的发言被领导，尤其是被农场场直中学的领导认可，1975年秋天被选中去农场场直中学当政治教师。
1977年恢复高考，从未上过高中、初中毕业的胡军，全凭着自己内心深处的强烈兴趣引导的自学，参加了当年的高考且平均每门课成绩都在85分以上。考试成绩尽管很优秀，却不能进人国内的著名高校，因为当时的黑龙江有特殊的土政策，即凡在本省内的中学老师参加高考的，只能留在本省的师范院校学习。胡军告别了生活近十年的嫩江农场的生活，进人了哈尔滨师范大学政教系学习，因成绩优异，诸方面表现突出，毕业后被留校任教。1985年秋天，胡军以全国第一名的成绩考上了北京大学哲学系中国哲学专业的硕士生，他撰写的硕士学位论文得到了名师的高度评价。1988年又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北大哲学系中国哲学的博士生。1991年毕业后回哈师大工作，同年底就破格晋升为副教授，1993年又破格晋升为教授。1997年下半年，哈尔滨师范大学突然接到了北京大学调胡军去北京大学哲学系工作的调令，他本人却从未有去北京大学工作的意向！调胡军去北大是因为胡军的为人，尤其是他的治学精神、治学方法得到了学术界内外的高度认可。胡军的博士学位论文出版后曾得到过多项国家和省部級学术奖。出版不到半年就收到了国际著名汉学家、美国斯坦福大学教授墨子刻的来信，他高度赞扬了胡军的著作，并称其是“中国最优秀的哲学教授”。
三、学术之路——从自学成才到哲学“异类”
从黑龙江嫩江农场到哈尔滨师范大学再到北大哲学系，胡军自学成才。在嫩江农场场直中学任教时，他偶获在南开大学哲学系任教的温公颐先生编写的《逻辑学》教科书，开始自学逻辑学，从此与哲学结了缘，结下了深深的缘。
攻读博士期间，胡军开始深入系统地研究知识论，并从知识理论及其思辨能力角度来审视中西文化之间的本质差异，虽身在中国哲学教研室，胡军却格外关注逻辑学与知识论的研究领域，且极力推崇西方哲学体系。他经常说自己显得很尴尬：“哲学界的其他学科的老师比较认可我，但在研究中国哲学的学者看来，我却是异类。”与重视史料的哲学研究方法不同，胡军认为，史料研究固然重要，因为它是学术研究的基础，更重要的是学者应该善于提出新的问题，做系统的结构性的理论思考与建构工作。他曾诙谐幽默地称自己的理论为“胡说”。胡军的得意门生，现在郑州大学哲学系工作的张永超副教授说：“胡老师对中国哲学的研究，接续了冯友兰、金岳霖以来的研究传统，试图回到问题自身做学理的探究，而不再通过人头、主义、地域、国别、时代分科。“这是一种‘告别古今中西，回到问题自身’的思路。”胡军敢于挑战经典和权威。他的硕士论文和博士论文都与金岳霖有关，他也将相关著作读过数十遍，但他不同意金岳霖的一些观点，在论文中与之展开对话。胡军说道：“比如我有这样一个观点，即金岳霖认为只要感觉者的感觉是正常的，那么他通过感觉所获得关于外物的内容就是客观的。我不同意他的看法，花了大量篇幅论证到，即便是正常的感觉，得到的感觉内容也不是客观的。在这个问题上，金岳霖还局限在一个很狭小的理论圈子内，他不知道与感觉认识相关的科学生理学方面的内容，我则能够提供大量的关于感觉生理机制研究的系统材料来证明金岳霖相关观点的局限性。”金岳霖的学生、当时中国逻辑学界资格最老的学者周礼全当年也参加了胡军的博士学位论文答辩。单从个人情感而言，周老先生并不认可胡军对金岳霖知识论一些观点的尖锐批评，但他认为胡军的论文分析深入，有新意。甚至包括张岱年在内的许多知名学者也对胡军高度认可，认为他敢于质疑权威，并有系统的论证，声称他的研究成果代表了中国哲学研究的发展方向，建议出版他的学位论文。 胡军参与撰写的《金岳霖学术思想研究》曾获得一等奖，博士期间撰写的博士论文《道与真：金岳霖哲学思想研究》获得二等奖。他也是在“金岳霖哲学思想研讨会”学术会议上获奖最多的学者。
四、唱歌、吹笛、练书法——素养颇深的“胡美声”
爱好唱歌、吹笛、练书法，胡军自称并无特殊的缘由。只要是感兴趣，他就情不自禁去学，而且会坚持做下去。胡军曾说：“我母亲没有教给我什么远大的理想和抱负，我做一切事情都是出于自己内心深处强烈的兴趣与爱好。”他的选择标准很简单，“它打动了我，打动我之后我也就永远放不下”。母亲偶尔哼唱几句越剧，他觉得“有意思”，就喜欢上了，专门买一本汤雪耕撰写的《怎样练习唱歌》一书自学唱歌。在嫩江农场的那段岁月里，胡军经常在休息日一个人走到远处去放声歌唱，唱《草原上升起不落的太阳》《莫斯科郊外的晚上》等歌曲，慢慢地练就了男高音的歌喉。认识胡军的人都称他为“胡美声”。他现在所在的民主党派民进中央中有很多精通歌唱的专业人士，但胡军仍是个中翘楚，就连获得国际金奖的花腔女高音歌唱家郑咏也称胡军为“胡大师”。2013年底，胡军受邀跟随全国人大副委员长一行前往台北，在台北的圆山饭店享用晚餐，席间台湾方面早有积极的准备，乐队演奏和歌唱以示欢迎。大陆方面却毫无有类似的准备，显得有些被动，于是副委员长建议胡军能否代表大陆方面唱一首歌，结果胡军用意大利语唱了一首《我的太阳》惊艳了全场。当时，台湾、大陆学者由于种种历史的、文化等方面的因素，不免存在着一定的心理隔阂，大家在交流的时候都有点小心翼翼。胡军的演唱使得现场气氛一下子变得轻松活跃。聚会结束后，大家也不離去，而是围在一起哼唱，畅快交流，其乐融融。其实胡军的歌声早在2003年3月30日上午就曾在台湾阿里山森林里震动过不少的台湾民众。那年胡军随大陆宋庆龄基金会代表团去台湾访问，当走进阿里山时，被当时的美好景色打动，自然而然哼了几句，听到歌声的人，不断邀请胡军唱歌。经不住大家的再三请求，胡军大声唱起了《草原上升起了不落的太阳》。当时听众据说有好几百人。唱完后不少人围着打听，刚才唱歌的是谁？同行的几位北大教授就告诉那些听众，唱歌的是北大哲学系的教授，听众兴致更是高涨，尾随其后走了颇长的一段路程，最后在一棵粗壮的大树底下，不少人围着胡军照了一张照片后，才渐渐离去。
少年时胡军曾经听到别人吹笛子，自己被深深地打动过。后来自己学吹笛子，经常吹《我是一个兵》《小八路勇闯封锁线》，邻居们都很喜欢，至今邻居们还记得胡军当年的笛声，有的甚至能够生动地模仿胡军吹笛的动作。胡军的邻居施道奇是位独生子，本可以不用上山下乡，但是因为太迷恋胡军的笛声，为了能继续听胡军的笛声，带着他的女朋友一起追随胡军下乡。胡军的笛声经常悠扬地飘散在农场的上空，有不少下乡青年曾为胡军的笛声所打动。记得有一个知青战友，竟认为胡军的笛声动人，不是因为胡军吹得好，而是胡军手里的笛子好，所以他想尽办法硬是把胡军手里的笛子买下来自己吹。
闲暇时间，胡军还爱练字。兴趣来了，胡军就拿起笔练书法。现任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的马以鑫和胡军当时在同一个连队。他至今仍记得胡军有一本自己手抄的《浮士德》，十六开左右的白纸，由胡军自己线扎装订。“他是用蓝色钢笔抄写的，版本应该比较老了，里面还有很多繁体字。”现在已有不少人在求胡军的书法作品。记得2012年9月胡军去济宁参加儒商论坛，做完讲座后，他前往位于济宁市的一个养生会所见一个朋友。会所内有文房四宝，胡军也就很随意地拿起了毛笔在宣纸上写了几个字。有个来自台湾的女性画家在一旁看胡军写字。不料，第二年的春天这位画家与另一位台湾客人特意赶到北京大学，邀请胡军为她的画作题字。在中华书画家协会主席陈养群看来，胡军的字中融人他的哲学和宗教学养，字的点画结构颇有讲究，“现在看他的字，我都会感到吃惊，他的字中有他的风骨。”陈养群在与胡军交往的过程中，亦受到启发，开始从哲学的角度去观照绘画。“过去我画石头，就是简单一笔。受到胡军先生所说的‘哲学思想’启发后，我会从三面去画石头，展现它的立体感和光的透视。”
五、探究学理立己达人——有责任担当的“胡常委”
胡军身上体现了知识分子的担当和学者的悲天悯人，他探究学理，立己达人，努力通过自己的社会职务干一点事情。他担任北京市第十三届人大常委会常委期间，为支持北大校园建设，他几次制定提案，起草文件，向北京市领导提议，将畅春园、挂甲屯和肖家河附近的一千亩地划给了北大，这就是今天北大的畅春新园。
担任创新战略委员会主任期间，他多次发表言论，认为国家和政府要用知识创新引领未来社会的发展，建议中国政府应该组织相关人员研讨如何在知识理论体系的基础上发展自己的产业革命，走出新的路子，而不能仅仅沦落为产品的模仿、加工、组装。
他还剖析当代中国高校的管理模式，批驳当前管理模式的不合时宜。胡军认为：“知识创新就是对主导思想的背离，就是对传统文化的反叛。所以，高校及研究机构内的传统落后的管理模式需要适时进行改革，需要不断去适应知识创新和理论研究的新形势。”2012年，经过长期的思考，胡军写下题为“知识创新与世界近代格局的变形”文章，他认为中国文化复兴的唯一出路就在于培养和提高学术精英的理论理性思辨能力，积极深入推进各个领域的知识理论体系，并在此基础上稳妥而有效地推进社会的进步与发展。他的这一看法得到了学界的认同，2016年2月初，《科技导报》的主编邀请胡军为两会的代表和委员提供相关的参考和信息。他写了“知识创新引领未来社会发展”一文，文中重点论述了知识创新的重要性以及如何有效具体地实施知识创新。
雷爱民从2011年开始跟随胡军读博士，现在北京物资学院工作，在他眼中，胡军是一个“有良知的现代公民”。张永超也提到这一点，“他关心水资源枯竭问题，关心现代社会的城市病，关心碳纤维的最新发展，关心网络对现代人心的影响，关心中国发展模式的技术依赖、代价与成本。他对学界、教育界现状的担心，甚至夹杂着某种悲观。作为老师，我们往往希望他给出一个明确的答案，但是，胡老师却常说‘我很困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