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美国政府2011年秋推出实施“亚太再平衡”战略以来，中国周边安全问题有所升温，中美亚太博弈也在加剧。中美舆论中不同程度地出现了“新冷战”的声音。但自去年7月12日所謂“南海仲裁案”终结以来，外界看到的是，外交、军事等方面的中美互动不是减少了而是增多了。在2016年9月4日举行的二十国集团（G20）峰会上，中美两国元首会晤，达成多项共识。综合来看，所谓中美陷入“新冷战”乃至“必战”的宿命论是迷思。
　　第一，中美之间不存在陷入冷战对抗的条件或现实。
　　就“冷战”的应有之义而言，它应该表现为一种以价值观对抗为核心的经济、政治、军事等方面的全方位对抗。常识告诉我们，今天中美军事实力对比态势根本无法与当年美苏同日而语。无论是从经济还是政治层面，很难想象中国会重复当年苏联的老套路，极力拼凑经济或政治联盟集团对抗西方。中国在筹建、运行亚投行过程中表现出的比美国更为开放、透明的理念与做法已经充分昭示了这一点。中国道路的功过是非最终等待历史来检验。
　　第二，中美作为理性国家的成熟性是规避冷战的重要保证。
　　自中国实施改革开放政策以来，中国外交实现了意识形态主导向国家利益导向的成功转变，少有了以前国际交往中的盲动与激情，外交路线变得更加理性、务实与成熟。正是得益于这种审慎稳妥的战略方针，中国才把握住了难得的战略机遇期，为中国崛起赢得了历史上少有的有利外部环境。美国政治文化中有着一脉相承的妥协、共识精神，这既是美国当初的立国理念，也是构成美国精神的重要元素。
　　历史没有忘记，在美国受到日本、苏联威胁的关键性时刻，尽管有来自价值观分歧的阻力，美国还是做出了与中国共产党合作的正确决定。与其他地区相比，尽管受到诸如朝鲜、台湾地区等热点问题的困扰，东亚还是保持了相对稳定的长期和平与繁荣，很大程度上应归功于中美两国互动过程中体现出来的智慧、理性与共识精神。目前，中美之间存在着管控分歧的近一百项合作机制，这是预防中美合作“溃口”的层层防波堤。
　　第三，冷战结束以来，美国精英的战略价值取向是趋同的。
　　目前美国精英已经形成了所谓的“战略收缩”派与“深度参与”派。“战略收缩”派主张：美国应该推行战略限制与选择性介入政策，其根本目的是要保证美国全球战略参与的持续性。“深度参与”派主张在继续承担全球安全义务的同时，加大成本投入构建自由主义国际新秩序。“战略收缩”派既没有主张美国“打道回府”，也没有要美国放弃民主世界的梦想。“深度参与”派认为美国应继续领导全球新规则的制定议程，扩大西方民主世界的范围。两派所追求的国际秩序层面的价值取向本质上是一致的，只不过，在践行这些思想的时机、条件与具体策略的选择上，略有不同。
　　美国精英的中国观至少在这三方面是有共识的：中国难以成为美国的意识形态敌人；中国可能迫使周边国家在中美间抉择；中国没有很好地扮演美国希冀的“利益攸关者”角色。显然，美国对中国向何处走的不确定性在上升，但对于中国方向的判断尚处于观察阶段。因此，可能的选项是，在稳住中国的同时，加大结构性限制投入，提高中国竞争成本。但这不足以得出美国要与中国冷战对抗的结论。
　　第四，美国的“亚太转向”战略本质是现实主义的“离岸平衡”政策。
　　就美国国内精英舆论看，2011年美国出台“亚太再平衡”战略主要基于三方面反思。深陷伊拉克战争，美国资源掣肘，美国须战略收缩；中国在亚太影响力猛增；长期的对华接触改造战略似乎并未改变中国发展方向。所以，“亚太转向”战略本质上是美国战略收缩态势下集中优势资源防范中国动向的制衡战略，是传统现实主义“均势”政策的体现。将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夸大理解为美国要对华全面对抗的“冷战”态势，对于政策应对与地区稳定是不利的。
　　第五，升级版“巧实力”战略也许是美国新政府对华战略的新选项。
　　“冷战”结束后，克林顿推行结合新自由主义与民主化的全球化战略，小布什推动“大中东民主计划”，奥巴马实施“巧实力”战略，不难看出，美国对外政策的钟摆在向中间靠拢。回顾奥巴马执政的近八年，主导其对华战略指针的也是一条钟摆体制下的中间路线。世界看到中美竞争加剧一面的原因正是所谓的“巧实力”战略，奥巴马在其任内加大了与中国博弈的广度与力度。美国要修改游戏规则，但斗而不破，这就是艺术。这一趋势还会继续，从各种迹象来看，无论哪个党派执政，新政府对外战略只会是“巧实力”战略的升级，而不可能是颠覆。
　　（摘自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