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辆装载着价值百万洗涤剂的大货车，在重庆綦江境内高速路发生车祸，附近的村民拥入高速路上哄抢散落的货物，气得两位受轻伤的司机大喊：“活抢人了……”
　　一辆满载棉花的货车在连霍高速洛阳市段起火燃烧。救火过程中，附近的村民一哄而上对棉花大抢出手，有些甚至不顾阻拦，将正在燃烧的棉花抱走。
　　过去总有一些舆论为哄抢行为签发道德、素质的诊断书，仿佛只靠道德教化就能制止陋习。但当我们真正走近这些事件，寻找共性特点，追溯历史源流，却发现，正是法律的缺失让哄抢成为代价极低的违法行为。
　　从央视制作的哄抢地图看，事件遍及全国18个省份，中国式哄抢名符其实。
　　对过去10年哄抢事件的不完全统计，在已知27起事件中被抢得最多的是水果。接下来是动物、蔬菜，其他就是一堆杂项，棉花、钱、鸡蛋、木材、食用油、洗涤用品、菊花、鸡蛋、大米等。
　　由以上统计，可以总结出三大特点，首先参与人多，从新闻照片看，经常都是附近群众合伙动手；其次被哄抢的大多是小件或者易于搬动的货品；还有就是这些货品单件价值一般不大。
　　以上特点造成了执法的客观难点，面大、价值难以计算，往往成为了执法不力的理由。
　　比如2015年9月29日在浙江哄抢大米事件，某些群众有的开着铲车和卡车前来，其中婶侄俩陈某、谢某最贪心，共抢了1100多公斤，因为成绩突出，才被警方控制。这个事件最终有十几人被法律制裁，成为近年来为数不多的秋后算账事件，问题就是这样的事例少之又少。
　　在27起事件中，抢倾翻货车是最常见的一种，共有20起，运送货物的货车一旦发生车祸，同时又是某些群众“喜闻乐见”的货品，那被抢的可能性就非常高。特别是某些高速公路路段，离警察执勤点比较远，现场难以控制，容易让人钻空子。
　　其他容易被抢的地点，有灾难现场，比如火灾；有祭祖大典等人群密集场所；还有一些开放式不易管理的空间，如滩涂、果园等。
　　在这些事件中，只有少数几起被执法人员制止或者事后追溯法律责任。比较惊险的是2014年1月4日，在兰州群众哄抢一车橘子，现场有警察举枪制止。虽然无法完全挽回损失，至少现场得到了控制，让违法行为有所忌惮。
　　面对五花八门的哄抢，人们不禁要问，中国人为何如此酷爱哄抢？
　　哄抢，大多数情况下都是因为一个字“穷”，或者因为一种心理“占便宜”。中国长期处于经济相对不发达的状态，普通百姓也长期物质匮乏。因此从古到今，抢，特别是许多百姓一哄而上、法不责众的哄抢成为一种生存方式。
　　如果要找源头，在中国很早就有“均贫富”的思想，普遍的仇富心理，使百姓们发明了各种对有产人群吃、抢的手段。
　　比如“吃大户”，古代遇着荒年，饥民团结在一起到地主富豪家吃饭或夺取粮食，是为“吃大户”，这一现象在冯小刚的电影《1942》里有所表现。
　　除了“吃大户”还有“吃绝户”，农村里一户人家没有后代，死了之后，那些七大姑八大姨纷纷现身，牵牛扒房，将这户人家家产瓜分一空，再把现金换成酒席，一直吃他几天甚至个把月，总之把人家吃个干净。
　　“吃大户”“吃绝户”这种见者有份的原始均贫富方式，还演化出“捡瓜落”“捡洋落”“打浮财”等五花八门的手段，核心就是通过不合理、甚至非法的方式占人便宜、发横财。
　　勇敢智慧、手段丰富的中国人民，有时候胆大起来连皇帝都敢抢。1860年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据记载，当时以满人破落户为首的老百姓在英法联军抢园子前后脚的工夫，把圆明园能搬动的砖瓦都清理个干净。
　　今时今日哄抢点水果、烤鸭，相比起老祖宗来说，那都不叫事儿。
　　难道那些明显有违法行为的哄抢，官府不管吗？是的，官府真管不了，在古代，大伙一拥而上的哄抢，除非担心激起民变，否则古代官府一般不会进行法律追溯。
　　执法部门往往难以对仨瓜俩枣的违法行为有所作为。久而久之，这种习惯传统成了法不责众的行为定式，反正大家一起抢，不拿白不拿。
　　有人以“破窗效应”解释哄抢民众的心态，窗户打破了如果不被修复，会有更多的窗户被打破，最终导致有人进屋偷盗和抢劫。也就是说，环境会对人们产生某种暗示性和诱导性，可以部分地解释一些人的哄抢心理成因。
　　无论是哄抢心理还是历史源流，哄抢都明显地是违法行为，在“破窗效应”，特别是没有进一步维持秩序、执法的情况下，这样的行为只会愈演愈烈。
　　法律的归法律，道德的归道德，警察叔叔，该管的事，你们还是要管起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