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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散文所呈现出的拘泥和局限，已无法承载当下时代芜杂而充满变数的特质。在多元化和信息化充斥人类生活的今天，许多自觉且警醒的散文作家开始有意识地打破传统的叙事、结构程式和题材选择，在文体创新的同时，加入大量其他领域的信息，试图通过诸信息的交叉、对比、运用和实践，扭转和挽救散文的被同化、被践踏，且日趋式微的现状。新世纪以来，新散文、原生态散文、非虚构散文、在场散文等理论的提出和践行，无疑给散文界带来了新鲜明亮的气息，散文作家将极大的个体热情投入到一个全新而陌生的领域，他们犀利而有力地插入当下生活僵硬的土壤中，尝试挖掘被长期掩盖的事件真相及幽微部分，并由此引发一系列来自内在和外部环境的颠簸和振动。这种带有勇士性质和革命意识的探索精神，使当下散文写作更有力度，更有担当，且更具拓展和延续性。
历时六年，六易其稿，长达28万字。《虫洞》的艰难出生，无疑为这样品质的散文式样提供了例证。它的异质性、陌生化、包容性、探索性和反叛精神，在当下散文中散发着独树一帜的气质。它的出现既表明这是一次成功的实践，同时，也颠覆了传统的散文观念。
一、《虫洞》呈现出来的陌生化
陌生化理论由俄国文学评论家和小说家什克洛夫斯基提出，在西方诗学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陌生化的出现给诗界带来集体性的惊醒，也成为诗人们推崇的主要理论之一。陌生化所倡导的，是诗人在内容和形式上违反常情常理，在艺术上超越常规。也即表面看似互不相关，内里却千丝万缕，内外互相交叉、对立，引起冲突，这种类同于物质之间所产生的化学反应，具有另一种形态和情境，会使读者受到感官刺激，或者情感震动。近年来，陌生化不断被散文界提及，但更多的只是被外在语言所利用，有些散文作者以身试之，但效果平平。囿于生活的相似性、生存的同类性，散文作家更多地拥挤在同一条路上人云亦云，相互模仿、复制，这种蓬头垢面的现状，使散文作品一直趋于一种平淡且下跌的状态，有成千上万的散文作家在成千上万的杂志上发表散文，却鲜有令人眼前一亮的作品。有位散文家这样说：汉语散文写作在经历“新散文”大规模拒绝体制写作的努力后，大量“美化乡村”、“美化庸常”的“伪抒情”和“泛文化泡沫”的存在，无时无刻不在提醒我们——现在仍然没有步出“公共写作时代”。此语可谓一针见血。
《虫洞》采用小说的结构、诗歌的语言和散文的叙事方式，将科学观察、哲学思考、艺术表现和文学视角融为一体，用现代物理学解读哲学，用哲学解读生命，用生命体验解读死亡文化，内容庞杂，语言华丽，情感一气呵成，字里行间充满机锋和思辨。虫洞本是一个天体物理学概念，指介于黑洞与白洞之间的桥梁，也即爱因斯坦最早提出的时空隧道。但在《虫洞》一书中，赵树义先生却以白洞隐喻生命之诞生，以黑洞隐喻生命之死亡，以虫洞隐喻生命之旅程，赋予这一神秘天体生命旅行的意味。《虫洞》三条主线交叉推进，这在散文作品中是不多见的。一是以科学、哲学和艺术为线索，内容涉及东方哲学、霍金的《时间筒史》、熵、耗散结构理论、薛定谔的猫、惠勒的云、托马斯·品钦的小说《熵》《万有引力之虹》以及电影《通天塔》《入殓师》、音乐《殇》《忧郁的星期天》等，从科学、哲学、艺术等视霹对生命死亡展开考察、论证和探求。二是以死亡体验为线索，如意外、犯罪、战争、灾难、城市和文化的消亡等多种濒死或非正常死亡形态，解读生命的尊严和价值。三是以迎泽公园为线索，通过一座公园两年多的四季轮替，景色变换，感悟生活磨难，思考时间、空间、自然和生命。《虫洞》大量采用了隐喻、互文等后现代艺术手法，书中穿插了作者23首不同时期的原创诗歌，是一部诗意的长篇散文巨制，这种宏大的叙述本身就是一种标识，一种独属于《虫洞》的呈现方式。篇幅的陌生化本身或许并不具有特别的优势，《虫洞》也未止步于此。《虫洞》架构的庞杂和宏大内生自作品自身的需求，全文6章36节，章与章之简、节与节之间是牵连式的，具有连续性和交叉性的，仿佛一部大型复调音乐剧，如果说回旋不断的生命意识是它的音符，那么，生命哲学则是它的基调。在《虫洞》中，仅作者亲历的时间跨度就长达30年，在事件与事件之间，隐我与显我之间，乃至年份与年份之间，总有一些表面看似无关、内里却千头万绪的联接，这种潜意识的陌生化，或许正是作者所追求的一种“不确定性”的叙事风格。
《虫洞》语言的陌生化表现在诗话语言的运用上，这或许得益于作者是一位诗人的缘故。通篇读下来，有违常规的语言格式和气息无处不在，它随时都会给读者带来全方位的刺痛：
但在这一刻，我感受到的伤感却是突然的，它远比肌体撕裂还刻骨。它还是冷漠的，冰刀一样刺入我的心底，却拔不出来，斩不断，甚至看不到一丝血腥。仔细品味，它倒是有点低辐射的特质，被侵害的细胞慢慢损伤，癌变，最终以磨牙的速度缓缓接近死亡；它还有点像漫延的黄昏，我可以把这样的伤感命名为流水，直到黑夜来临；它就涌在我的四周，我的五脏六腑俱已被它湿透，我却无法抓住它的外形，更无法触摸它的内心。
《虫洞》不断以熟悉事物之间的陌生关联来制造粗粝的陌生感，同时，又将读者拉到一个作者所预设的某个全新的角度。这个角度当然也是陌生的，读者因为角度的不同，认识和审视的角度也会不同。因为角度的变化，环境随之也出现了变化，一种恍然悟道的相似感既增加了作品的可读性，又获取到一种共鸣感。
《虫洞》的构思方式打破了常规，是有悖常理的。整体上讲，《虫洞》是一部个人里程的记录史，但跟齐邦媛的非虚构作品《巨流河》不同，它并未通过家族史来诠释和刻画时代的悲欢离合，似乎并不具备大事记的性质；同时，也跟阿来的《瞻对》有本质上的区别。《虫洞》似乎并不追求宏大叙事，甚至在刻意消解宏大叙事，在不断消解的背后，却又建构起文化和哲学的宏大。或许在作者看来，宏大事物与卑微事物是平等的，万物相通，生命本质并无二致。《虫洞》仅在通过个体生存和生命体验，来呈现作者30年亲历或目睹的、发生在身边的事件，并将这些事件与历史勾连起来，看似更小众，更幽密，更具个体气息，同时，又在时空穿越中实现了“在场”。《虫洞》通篇弥散着生命迷惘和思想觉醒的情绪，充斥着烦恼、无奈和悲悯，恰恰是这种独特的，不跟风、不复制的体验和书写，使它具备了散文陌生化的特质。 二、《虫洞》蕴涵的现实性
散文家祝勇认为：散文可以触及一切题材，它是自由的文体，在触及历史、思想、政评时，进入的角度是不同的。一般来说，人们已习惯了文化大散文的存在，似乎只有文化散文是跟长和深有最直接关系的。但值得注意的是，文化大散文的大体裁、大感觉、大情意、大篇幅，使它在关注历史和思想性的同时，较易忽略个体体验和心灵触及，它越来越远地偏离了我们的生活和需求，尤其一些口号性、标志性、矫饰性的语言，导致其正在淡出散文界的主干道。而《虫洞》恰恰跟文化散文相反，它仿佛一个硕大的容器，不只包纳政治、经济、历史、社会、文化、艺术，甚至还涉猎物理学、心理学等领域，它在不断呈现事物表象的同时，又在不断剔除事物表象，直抵事物本质，可谓万花入眼，五彩缤纷，曲径通幽，丝丝入扣。更可贵的是，它在关注个体生存体验、内心世界的同时，不乏一些生活细节的描述和感悟，使自身具有较强的现实性和在场性：
黄昏如期降临，仿佛鸟儿垂下巨大的翅翼，静谧中等待小鸟们归巢。偏向西南的道路开始转向正西，太阳转移到车窗正前方，窗外的视野更加开阔。天空渐渐发白，好像一片没有边际的海水，太阳仿佛一只浮在水平面上的球，一团锗红的颜色或隐或现，偶尔偏向车南，偶尔偏向车北。我盯着这只悬浮在空中的球，看它在挡风玻璃上方游动，这只锗红的球或远或近，不离不弃，直到引领我们驶出华北平原。很快就要踏入山西地界，眼前的景致越来越具体，山峦结队而至，黄昏由浅而深落下来，转眼之间，我们便从空旷的平原走进连绵的山脉，就像鸟儿从天空隐没在树林。光线越来越暗，娘子关那边出现很大的雾，太阳突然隐没在一片雾里，无声无息。太阳隐没的瞬间，夜色欲来未来，层叠的山峦仅剩粗犷的轮廓，路边的树上看不到乌鸦，也看不到乌鸦歌唱的村庄。
但同时，《虫洞》又与当下的风花雪月、小桥流水、童年回忆、故乡缺失等散文有大不同，它虽也是通过亲身经历和体悟来展开的现实化写作，但它又不是鸡零狗碎的日常生活照搬记录，更不是枯燥乏味的流水账簿。《虫洞》呈现的并非局部的、偶然的表层生活，而是通过个人际遇、感受，通过现实、历史，准确地将社会和时代的变革呈现出来。一次车祸是通篇的关节点，拉开了30年漫长却短暂的岁月之帘，我们随同作者经历了“严打”、踩踏、地震、海啸、恐怖袭击等带有某种或必然、或偶然的突发事件之后，又被带到霍金面前读他的《时间简史》。此时，庄周正在濮水河边钓鱼，薛定谔的猫正在箱子里衰变“方生方死”，惠勒的云让历史变得虚无和迷离，而在更远的地方，我们看见晋阳古城和雁门关外的烽火狼烟，看见天龙山石窟和走西口人的命运沉浮，看见来自春秋和未来的爱情穿越，看见南沙河风沙弥漫却遮不住春天的花开……《虫洞》建构的时空足够阔大，而在这阔大中，“我”与历史同在，与此刻同在，与明天也同在。个体的就是集体的，而集体的便是大众的。
有学者提出，散文的主观性要求作品表现作家的个性，袒露作家的心灵，展现作家的人格，因此，主观性要求情感必须具有真实性。《虫洞》整体散发着一种纪实性，近距离触及人与社会之间的紧密性。人与社会同时拥有某种接纳和排斥，二者之间所生发出来的另类物质，便是那叫作苦难的东西。苦难应是人生最本质的、无法剔除的质地，但同样，当人处于社会当中，处于时代当中，苦难同时也是社会和时代的质地。在散文写作日渐抽象化、粗鄙化、技术化的当下，《虫洞》具有孤傲、刚毅、沉潜的气质，且散发着内心观照的通达，生命体验的清澈，乃至具备了去蔽、存真、探求更大真相的野心，这也是这部长篇散文难能可贵的品质。
三、《虫洞》隐藏的反叛精神
罗马作家特伦斯和西塞罗将“风格”一词演化为书体、文体之意，表示以文学表达思想的某种特定方式。在汉语中，风格是指人的风度品格。在《文心雕龙》中，风格一词是指文章的风范格局。《虫洞》具有强烈的古典自由主义色彩和家国情怀，它不流俗，不献媚，摆脱了传统散文模式化的束缚，内在气质深邃、坚硬、广博、开阔，无论文字表达、文章架构，还是内容呈现和逻辑思辨，都个性十足，具有特立独行的反叛精神。
《虫洞》的风格化首先是语言的，极具个性的语言表达为读者带来最直接的愉悦感受。作者的语速是缓慢的，带有某种悠闲意味，甚而某时会顿下来，这种略带慵懒的语言无疑最适合一部长篇散文的铺陈和展开。正是这种不急不缓、从容淡定而又可触可感的水流一般的叙述，使得作品中无处不在的生存困惑、生活苦难以及个体忧伤得到了缓解，读来更流畅，更触动人心：
莫名地，在这一树接一树的白里，我看到的都是无法言说的痛，都是无法言说的磨难。这痛和磨难就像躲不过、放不下的日子，每个日子都是一块卵石，我们仔细打磨，便会看到隐隐的带着血丝的纹路。是的，所谓的日子便是一块块磨难的卵石，我们把它捂出热度，把它打磨出光泽，我们把它宝贝一样传递给后八，我们的使命便算完结。这时候，我们看到的就该是满眼的白了，这白一瓣一瓣地，一团一团地，一树一树地，一坡一坡地呈现在我们眼前，这白温暖得那样无辜，那样伤感，那样断肠，这个时候，我们还需要红的、黄的、紫的、粉的点缀吗？
而在这种缓慢之中，又穿插着诗性：
我看见冬天的背影略显疲惫。一年又一年，冬天的日子总是略显单薄，略显蹒跚，雪花飘落的方式比果实轻了许多，冰凌悬挂的方式比果实透明了许多，秋天的秧、藤或树，拔除的拔除，枯死的枯死，干净的干净，寂寥的冬天依旧苦苦举着一柏树的绿。果实收藏了，种子在；冰河冻结了，流水在；花儿凋谢了，绿叶在；寒夜来了，炉火在。我抬头望着灰蒙蒙的天，看见一只麻雀飞过。麻雀说曾去看过春天，春天的青草太苦涩，浸泡着太多的心事；麻雀说曾去看过夏天，夏天的花朵太烂漫，刺伤过太多的眼神；麻雀说曾去看过秋天，秋天的果实太沉重，人们的心一直往下沉——雪说来便来了，说走便走了，麻雀其实什么也没有说，也不会说。
这样时而冷峻、时而温情的叙述，是否能吸引更多读者的眼球呢？《虫洞》的出现，对读者的阅读习惯无疑是一种挑战。 从本质上讲，散文是个体生命的民间史，是最接近本真的历史。《虫洞》在选材上力避30年大事记这样一种平面记录，作者有选择、有预谋、有规划地使一些人物和事件以点状或块状的形式，支撑起整部作品的骨架，无论作品开始的车祸记忆，还是文中关乎生命、死亡、来世的描述，皆有一种打破常规、另辟蹊径的反叛精神，这种精神恰是一种带有作者独特思想印戳的行文，怀有散文艺术的丰富性和活跃性特征。在散文提倡个性化、独特性的今天，《虫洞》所带来的体验和思考充盈而完整，凸显出坚定的先锋性和实验性姿态。
歌德说过，一个作家的风格是他内心生活的准确标志。作家的反叛精神，即个性和风格，远非朝夕之间便可形成，它与作家的创作实践、人生经验和哲学领悟密切相关。在自觉融入社会生活、时代变革、生存困惑、顺应俗世圭臬的前提下，作家情感觉醒的曲折变化，对社会和人生执拗、尖锐、深刻的体验和强烈感触，造就了作家生命高蹈、精神洁癖、理性光芒的个性情怀，这便是《虫洞》整体的姿态和气质，它很好地容纳了作者的兴趣爱好、秉性天赋、气质性格、艺术修养。赵树义先生是理科生出身，他的思辨手术刀一般冷静，甚至近乎冷酷，观照世界的方式却是飘忽的、不确定的。在他的“量子力学”视野里，世界只是各种事件不确定性交织之后的结果，这一结果并非事件的全部，而是当时正好发生了且被我们看到了。赵树义先生把现代物理学、哲学和艺术融为一体，企图在《虫洞》中提供一种全新的观照世界的方式，以此颠覆我们看世界的传统习惯，从行为上，这无疑是一种反叛，但在精神上，却在追求另一种更高层面的融合。
四、《虫洞》独特的散文性
与其他文体比起来，散文是最接近真实生活、最靠近心灵的一种文学式样。在散文历史中，曾有过多次大的变革，理性、感性、个性化，乃至当今的“大散文”、“复调散文”、“文化散文”、“生命散文”、“新散文”等等散文形式的兴起和衰败，其实都很难脱离散文所坚持和倡导的真实、介入、担当的天性。在相互争夺话语权的同时，虽有不少散文家在散文的外在表现形式、语言新奇及选材新颖上进行了变革，散文的抒情本质其实一直未曾改变。比起有勇气打破传统的先锋诗人和小说家，散文家无疑是犹疑且彷徨的，在追求理性、智性的散文大道上，蹀躞不已。《虫洞》是一部具有探索意义的散文作品，它在审智的深入和冷峻的智性方面做了极好的尝试，也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散文性。
1945年，法国最重要的哲学家萨特提出了“介入文学”的美学观点：“作家选择揭露世界，特别是向其他人揭露人，以便这些人面对被如此赤裸裸呈现出来的客体负起他们全部的责任”。《虫洞》所践行的无疑就是这种介入性，在这部长篇巨制中，生命个体、生活经验、生存事件无一不在介入和填充。我国“在场主义”倡导散文创作的精神性、介入性、当下性、自由性、发现性，其中，介入性是最难把握的一种姿态，作家要用语言、思想乃至肉体，整个介入到作品的“场”甚至缝隙当中，让作者的生命气息无边地扩散、融入、消解、中和，使作品更独特，更个性，从而具有超意义的、标签式的、印戳般的功用。《虫洞》在这方面做得很到位，它无论姿态，还是立场，都有某种执拗的、凌厉的、若刀锋般的介入性：
记忆中的阴影无疑是时光的折痕，它是弯曲的，或者说，时光是有皱纹的，阴影便低垂在这皱纹里，好似一道峡谷。而峡谷不止是一道皱纹，峡谷之中还可能藏着更多更深更密的皱纹。这些皱纹上生长着草、花朵、树木，还有泥土和石头，而皱纹之下呢？人的一生有多种时光皱纹，我便睡在这皱纹当中。想象一个正午，树枝间有蝉鸣，草丛间有蛇，脚下还有流水，再往高处是飞鸟，再往深处是野兽。可这又能如何？我不会因为花香就不醒来，也不会因为虫兽就不入眠。生如此之大，又如此之小；死如此之长，又如此之短；磨难如此之深，又如此之浅。生死不过盐或磷的晶体，不过晶体侵蚀的皱纹，如果说晶体是生命中的风景，那么，我们为什么不把皱纹也当作风景呢？
由于个体及大众经验的有限性、狭隘性，散文文体同类化的特点一度使其沦为一种私己的、低频的、乃至底层需求和倾诉的文体，而同时，散文的平民化、大众化、社会化走势，又决定了它的受众面有无限扩大的可能。散文的这一特质，决定了其对国家、对民族、对社会应具有某种道义上的担当。《虫洞》的变革和探索精神本身就是一种担当，它像一个实验室，将一粒沙和一滴水，全部投入到作品的大漠大湖中，通过精神上的沟通和审美，呈现出一种对现实、对社会、对时代的道义情怀。更难得的，《虫洞》的现实性、社会性、时代性并不局限于当下，它还是历史的。《虫洞》仿佛一杆旗，有着干预和指引的意义，这种干预和指引适用于每个时代，这一点尤为可贵。当然，《虫洞》也有瑕疵，作者将他人生的轨迹划出《虫洞》30年的弧线，但这个弧度未免太满了点，满便会溢出来，某些枝节稍感突兀，令人遗憾。但瑕不掩瑜，《虫洞》本身存在的意义显然要大于作者倾注于它的心血，它更像一枚徽记和指纹，在诠释人与时代、民族和文化关系的同时，又在当代散文领域显现出一种罕见的典籍姿态。
历时六年，六易其稿，长达28万字。《虫洞》的艰难出生，无疑为这样品质的散文式样提供了例证。它的异质性、陌生化、包容性、探索性和反叛精神，在当下散文中散发着独树一帜的气质。它的出现既表明这是一次成功的实践，同时，也颠覆了传统的散文观念。
一、《虫洞》呈现出来的陌生化
陌生化理论由俄国文学评论家和小说家什克洛夫斯基提出，在西方诗学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陌生化的出现给诗界带来集体性的惊醒，也成为诗人们推崇的主要理论之一。陌生化所倡导的，是诗人在内容和形式上违反常情常理，在艺术上超越常规。也即表面看似互不相关，内里却千丝万缕，内外互相交叉、对立，引起冲突，这种类同于物质之间所产生的化学反应，具有另一种形态和情境，会使读者受到感官刺激，或者情感震动。近年来，陌生化不断被散文界提及，但更多的只是被外在语言所利用，有些散文作者以身试之，但效果平平。囿于生活的相似性、生存的同类性，散文作家更多地拥挤在同一条路上人云亦云，相互模仿、复制，这种蓬头垢面的现状，使散文作品一直趋于一种平淡且下跌的状态，有成千上万的散文作家在成千上万的杂志上发表散文，却鲜有令人眼前一亮的作品。有位散文家这样说：汉语散文写作在经历“新散文”大规模拒绝体制写作的努力后，大量“美化乡村”、“美化庸常”的“伪抒情”和“泛文化泡沫”的存在，无时无刻不在提醒我们——现在仍然没有步出“公共写作时代”。此语可谓一针见血。
《虫洞》采用小说的结构、诗歌的语言和散文的叙事方式，将科学观察、哲学思考、艺术表现和文学视角融为一体，用现代物理学解读哲学，用哲学解读生命，用生命体验解读死亡文化，内容庞杂，语言华丽，情感一气呵成，字里行间充满机锋和思辨。虫洞本是一个天体物理学概念，指介于黑洞与白洞之间的桥梁，也即爱因斯坦最早提出的时空隧道。但在《虫洞》一书中，赵树义先生却以白洞隐喻生命之诞生，以黑洞隐喻生命之死亡，以虫洞隐喻生命之旅程，赋予这一神秘天体生命旅行的意味。《虫洞》三条主线交叉推进，这在散文作品中是不多见的。一是以科学、哲学和艺术为线索，内容涉及东方哲学、霍金的《时间筒史》、熵、耗散结构理论、薛定谔的猫、惠勒的云、托马斯·品钦的小说《熵》《万有引力之虹》以及电影《通天塔》《入殓师》、音乐《殇》《忧郁的星期天》等，从科学、哲学、艺术等视霹对生命死亡展开考察、论证和探求。二是以死亡体验为线索，如意外、犯罪、战争、灾难、城市和文化的消亡等多种濒死或非正常死亡形态，解读生命的尊严和价值。三是以迎泽公园为线索，通过一座公园两年多的四季轮替，景色变换，感悟生活磨难，思考时间、空间、自然和生命。《虫洞》大量采用了隐喻、互文等后现代艺术手法，书中穿插了作者23首不同时期的原创诗歌，是一部诗意的长篇散文巨制，这种宏大的叙述本身就是一种标识，一种独属于《虫洞》的呈现方式。篇幅的陌生化本身或许并不具有特别的优势，《虫洞》也未止步于此。《虫洞》架构的庞杂和宏大内生自作品自身的需求，全文6章36节，章与章之简、节与节之间是牵连式的，具有连续性和交叉性的，仿佛一部大型复调音乐剧，如果说回旋不断的生命意识是它的音符，那么，生命哲学则是它的基调。在《虫洞》中，仅作者亲历的时间跨度就长达30年，在事件与事件之间，隐我与显我之间，乃至年份与年份之间，总有一些表面看似无关、内里却千头万绪的联接，这种潜意识的陌生化，或许正是作者所追求的一种“不确定性”的叙事风格。
《虫洞》语言的陌生化表现在诗话语言的运用上，这或许得益于作者是一位诗人的缘故。通篇读下来，有违常规的语言格式和气息无处不在，它随时都会给读者带来全方位的刺痛：
但在这一刻，我感受到的伤感却是突然的，它远比肌体撕裂还刻骨。它还是冷漠的，冰刀一样刺入我的心底，却拔不出来，斩不断，甚至看不到一丝血腥。仔细品味，它倒是有点低辐射的特质，被侵害的细胞慢慢损伤，癌变，最终以磨牙的速度缓缓接近死亡；它还有点像漫延的黄昏，我可以把这样的伤感命名为流水，直到黑夜来临；它就涌在我的四周，我的五脏六腑俱已被它湿透，我却无法抓住它的外形，更无法触摸它的内心。
《虫洞》不断以熟悉事物之间的陌生关联来制造粗粝的陌生感，同时，又将读者拉到一个作者所预设的某个全新的角度。这个角度当然也是陌生的，读者因为角度的不同，认识和审视的角度也会不同。因为角度的变化，环境随之也出现了变化，一种恍然悟道的相似感既增加了作品的可读性，又获取到一种共鸣感。
《虫洞》的构思方式打破了常规，是有悖常理的。整体上讲，《虫洞》是一部个人里程的记录史，但跟齐邦媛的非虚构作品《巨流河》不同，它并未通过家族史来诠释和刻画时代的悲欢离合，似乎并不具备大事记的性质；同时，也跟阿来的《瞻对》有本质上的区别。《虫洞》似乎并不追求宏大叙事，甚至在刻意消解宏大叙事，在不断消解的背后，却又建构起文化和哲学的宏大。或许在作者看来，宏大事物与卑微事物是平等的，万物相通，生命本质并无二致。《虫洞》仅在通过个体生存和生命体验，来呈现作者30年亲历或目睹的、发生在身边的事件，并将这些事件与历史勾连起来，看似更小众，更幽密，更具个体气息，同时，又在时空穿越中实现了“在场”。《虫洞》通篇弥散着生命迷惘和思想觉醒的情绪，充斥着烦恼、无奈和悲悯，恰恰是这种独特的，不跟风、不复制的体验和书写，使它具备了散文陌生化的特质。 二、《虫洞》蕴涵的现实性
散文家祝勇认为：散文可以触及一切题材，它是自由的文体，在触及历史、思想、政评时，进入的角度是不同的。一般来说，人们已习惯了文化大散文的存在，似乎只有文化散文是跟长和深有最直接关系的。但值得注意的是，文化大散文的大体裁、大感觉、大情意、大篇幅，使它在关注历史和思想性的同时，较易忽略个体体验和心灵触及，它越来越远地偏离了我们的生活和需求，尤其一些口号性、标志性、矫饰性的语言，导致其正在淡出散文界的主干道。而《虫洞》恰恰跟文化散文相反，它仿佛一个硕大的容器，不只包纳政治、经济、历史、社会、文化、艺术，甚至还涉猎物理学、心理学等领域，它在不断呈现事物表象的同时，又在不断剔除事物表象，直抵事物本质，可谓万花入眼，五彩缤纷，曲径通幽，丝丝入扣。更可贵的是，它在关注个体生存体验、内心世界的同时，不乏一些生活细节的描述和感悟，使自身具有较强的现实性和在场性：
黄昏如期降临，仿佛鸟儿垂下巨大的翅翼，静谧中等待小鸟们归巢。偏向西南的道路开始转向正西，太阳转移到车窗正前方，窗外的视野更加开阔。天空渐渐发白，好像一片没有边际的海水，太阳仿佛一只浮在水平面上的球，一团锗红的颜色或隐或现，偶尔偏向车南，偶尔偏向车北。我盯着这只悬浮在空中的球，看它在挡风玻璃上方游动，这只锗红的球或远或近，不离不弃，直到引领我们驶出华北平原。很快就要踏入山西地界，眼前的景致越来越具体，山峦结队而至，黄昏由浅而深落下来，转眼之间，我们便从空旷的平原走进连绵的山脉，就像鸟儿从天空隐没在树林。光线越来越暗，娘子关那边出现很大的雾，太阳突然隐没在一片雾里，无声无息。太阳隐没的瞬间，夜色欲来未来，层叠的山峦仅剩粗犷的轮廓，路边的树上看不到乌鸦，也看不到乌鸦歌唱的村庄。
但同时，《虫洞》又与当下的风花雪月、小桥流水、童年回忆、故乡缺失等散文有大不同，它虽也是通过亲身经历和体悟来展开的现实化写作，但它又不是鸡零狗碎的日常生活照搬记录，更不是枯燥乏味的流水账簿。《虫洞》呈现的并非局部的、偶然的表层生活，而是通过个人际遇、感受，通过现实、历史，准确地将社会和时代的变革呈现出来。一次车祸是通篇的关节点，拉开了30年漫长却短暂的岁月之帘，我们随同作者经历了“严打”、踩踏、地震、海啸、恐怖袭击等带有某种或必然、或偶然的突发事件之后，又被带到霍金面前读他的《时间简史》。此时，庄周正在濮水河边钓鱼，薛定谔的猫正在箱子里衰变“方生方死”，惠勒的云让历史变得虚无和迷离，而在更远的地方，我们看见晋阳古城和雁门关外的烽火狼烟，看见天龙山石窟和走西口人的命运沉浮，看见来自春秋和未来的爱情穿越，看见南沙河风沙弥漫却遮不住春天的花开……《虫洞》建构的时空足够阔大，而在这阔大中，“我”与历史同在，与此刻同在，与明天也同在。个体的就是集体的，而集体的便是大众的。
有学者提出，散文的主观性要求作品表现作家的个性，袒露作家的心灵，展现作家的人格，因此，主观性要求情感必须具有真实性。《虫洞》整体散发着一种纪实性，近距离触及人与社会之间的紧密性。人与社会同时拥有某种接纳和排斥，二者之间所生发出来的另类物质，便是那叫作苦难的东西。苦难应是人生最本质的、无法剔除的质地，但同样，当人处于社会当中，处于时代当中，苦难同时也是社会和时代的质地。在散文写作日渐抽象化、粗鄙化、技术化的当下，《虫洞》具有孤傲、刚毅、沉潜的气质，且散发着内心观照的通达，生命体验的清澈，乃至具备了去蔽、存真、探求更大真相的野心，这也是这部长篇散文难能可贵的品质。
三、《虫洞》隐藏的反叛精神
罗马作家特伦斯和西塞罗将“风格”一词演化为书体、文体之意，表示以文学表达思想的某种特定方式。在汉语中，风格是指人的风度品格。在《文心雕龙》中，风格一词是指文章的风范格局。《虫洞》具有强烈的古典自由主义色彩和家国情怀，它不流俗，不献媚，摆脱了传统散文模式化的束缚，内在气质深邃、坚硬、广博、开阔，无论文字表达、文章架构，还是内容呈现和逻辑思辨，都个性十足，具有特立独行的反叛精神。
《虫洞》的风格化首先是语言的，极具个性的语言表达为读者带来最直接的愉悦感受。作者的语速是缓慢的，带有某种悠闲意味，甚而某时会顿下来，这种略带慵懒的语言无疑最适合一部长篇散文的铺陈和展开。正是这种不急不缓、从容淡定而又可触可感的水流一般的叙述，使得作品中无处不在的生存困惑、生活苦难以及个体忧伤得到了缓解，读来更流畅，更触动人心：
莫名地，在这一树接一树的白里，我看到的都是无法言说的痛，都是无法言说的磨难。这痛和磨难就像躲不过、放不下的日子，每个日子都是一块卵石，我们仔细打磨，便会看到隐隐的带着血丝的纹路。是的，所谓的日子便是一块块磨难的卵石，我们把它捂出热度，把它打磨出光泽，我们把它宝贝一样传递给后八，我们的使命便算完结。这时候，我们看到的就该是满眼的白了，这白一瓣一瓣地，一团一团地，一树一树地，一坡一坡地呈现在我们眼前，这白温暖得那样无辜，那样伤感，那样断肠，这个时候，我们还需要红的、黄的、紫的、粉的点缀吗？
而在这种缓慢之中，又穿插着诗性：
我看见冬天的背影略显疲惫。一年又一年，冬天的日子总是略显单薄，略显蹒跚，雪花飘落的方式比果实轻了许多，冰凌悬挂的方式比果实透明了许多，秋天的秧、藤或树，拔除的拔除，枯死的枯死，干净的干净，寂寥的冬天依旧苦苦举着一柏树的绿。果实收藏了，种子在；冰河冻结了，流水在；花儿凋谢了，绿叶在；寒夜来了，炉火在。我抬头望着灰蒙蒙的天，看见一只麻雀飞过。麻雀说曾去看过春天，春天的青草太苦涩，浸泡着太多的心事；麻雀说曾去看过夏天，夏天的花朵太烂漫，刺伤过太多的眼神；麻雀说曾去看过秋天，秋天的果实太沉重，人们的心一直往下沉——雪说来便来了，说走便走了，麻雀其实什么也没有说，也不会说。
这样时而冷峻、时而温情的叙述，是否能吸引更多读者的眼球呢？《虫洞》的出现，对读者的阅读习惯无疑是一种挑战。 从本质上讲，散文是个体生命的民间史，是最接近本真的历史。《虫洞》在选材上力避30年大事记这样一种平面记录，作者有选择、有预谋、有规划地使一些人物和事件以点状或块状的形式，支撑起整部作品的骨架，无论作品开始的车祸记忆，还是文中关乎生命、死亡、来世的描述，皆有一种打破常规、另辟蹊径的反叛精神，这种精神恰是一种带有作者独特思想印戳的行文，怀有散文艺术的丰富性和活跃性特征。在散文提倡个性化、独特性的今天，《虫洞》所带来的体验和思考充盈而完整，凸显出坚定的先锋性和实验性姿态。
歌德说过，一个作家的风格是他内心生活的准确标志。作家的反叛精神，即个性和风格，远非朝夕之间便可形成，它与作家的创作实践、人生经验和哲学领悟密切相关。在自觉融入社会生活、时代变革、生存困惑、顺应俗世圭臬的前提下，作家情感觉醒的曲折变化，对社会和人生执拗、尖锐、深刻的体验和强烈感触，造就了作家生命高蹈、精神洁癖、理性光芒的个性情怀，这便是《虫洞》整体的姿态和气质，它很好地容纳了作者的兴趣爱好、秉性天赋、气质性格、艺术修养。赵树义先生是理科生出身，他的思辨手术刀一般冷静，甚至近乎冷酷，观照世界的方式却是飘忽的、不确定的。在他的“量子力学”视野里，世界只是各种事件不确定性交织之后的结果，这一结果并非事件的全部，而是当时正好发生了且被我们看到了。赵树义先生把现代物理学、哲学和艺术融为一体，企图在《虫洞》中提供一种全新的观照世界的方式，以此颠覆我们看世界的传统习惯，从行为上，这无疑是一种反叛，但在精神上，却在追求另一种更高层面的融合。
四、《虫洞》独特的散文性
与其他文体比起来，散文是最接近真实生活、最靠近心灵的一种文学式样。在散文历史中，曾有过多次大的变革，理性、感性、个性化，乃至当今的“大散文”、“复调散文”、“文化散文”、“生命散文”、“新散文”等等散文形式的兴起和衰败，其实都很难脱离散文所坚持和倡导的真实、介入、担当的天性。在相互争夺话语权的同时，虽有不少散文家在散文的外在表现形式、语言新奇及选材新颖上进行了变革，散文的抒情本质其实一直未曾改变。比起有勇气打破传统的先锋诗人和小说家，散文家无疑是犹疑且彷徨的，在追求理性、智性的散文大道上，蹀躞不已。《虫洞》是一部具有探索意义的散文作品，它在审智的深入和冷峻的智性方面做了极好的尝试，也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散文性。
1945年，法国最重要的哲学家萨特提出了“介入文学”的美学观点：“作家选择揭露世界，特别是向其他人揭露人，以便这些人面对被如此赤裸裸呈现出来的客体负起他们全部的责任”。《虫洞》所践行的无疑就是这种介入性，在这部长篇巨制中，生命个体、生活经验、生存事件无一不在介入和填充。我国“在场主义”倡导散文创作的精神性、介入性、当下性、自由性、发现性，其中，介入性是最难把握的一种姿态，作家要用语言、思想乃至肉体，整个介入到作品的“场”甚至缝隙当中，让作者的生命气息无边地扩散、融入、消解、中和，使作品更独特，更个性，从而具有超意义的、标签式的、印戳般的功用。《虫洞》在这方面做得很到位，它无论姿态，还是立场，都有某种执拗的、凌厉的、若刀锋般的介入性：
记忆中的阴影无疑是时光的折痕，它是弯曲的，或者说，时光是有皱纹的，阴影便低垂在这皱纹里，好似一道峡谷。而峡谷不止是一道皱纹，峡谷之中还可能藏着更多更深更密的皱纹。这些皱纹上生长着草、花朵、树木，还有泥土和石头，而皱纹之下呢？人的一生有多种时光皱纹，我便睡在这皱纹当中。想象一个正午，树枝间有蝉鸣，草丛间有蛇，脚下还有流水，再往高处是飞鸟，再往深处是野兽。可这又能如何？我不会因为花香就不醒来，也不会因为虫兽就不入眠。生如此之大，又如此之小；死如此之长，又如此之短；磨难如此之深，又如此之浅。生死不过盐或磷的晶体，不过晶体侵蚀的皱纹，如果说晶体是生命中的风景，那么，我们为什么不把皱纹也当作风景呢？
由于个体及大众经验的有限性、狭隘性，散文文体同类化的特点一度使其沦为一种私己的、低频的、乃至底层需求和倾诉的文体，而同时，散文的平民化、大众化、社会化走势，又决定了它的受众面有无限扩大的可能。散文的这一特质，决定了其对国家、对民族、对社会应具有某种道义上的担当。《虫洞》的变革和探索精神本身就是一种担当，它像一个实验室，将一粒沙和一滴水，全部投入到作品的大漠大湖中，通过精神上的沟通和审美，呈现出一种对现实、对社会、对时代的道义情怀。更难得的，《虫洞》的现实性、社会性、时代性并不局限于当下，它还是历史的。《虫洞》仿佛一杆旗，有着干预和指引的意义，这种干预和指引适用于每个时代，这一点尤为可贵。当然，《虫洞》也有瑕疵，作者将他人生的轨迹划出《虫洞》30年的弧线，但这个弧度未免太满了点，满便会溢出来，某些枝节稍感突兀，令人遗憾。但瑕不掩瑜，《虫洞》本身存在的意义显然要大于作者倾注于它的心血，它更像一枚徽记和指纹，在诠释人与时代、民族和文化关系的同时，又在当代散文领域显现出一种罕见的典籍姿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