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一天，我和高棉记者普恩·波帕，与45岁的查特·乌蒂在豆蔻山脉穿行，我们要为《柬埔寨日报》英文版采写一篇报道，介绍乌蒂拯救东南亚森林的事迹，那里是东南亚生物多样性最后的屏障。过去20年，掠夺者毁坏了6200平方公里的柬埔寨森林，把茂盛的山谷变成了荒芜的大坑。乌蒂经常是一个人在战斗，牺牲的那一刻，他正在做着自己喜欢也痛恨的事情。
　　过去10年里，全球有超过700名环保人士，为保护祖先的土地和濒临灭绝的树种而被杀害。乌蒂的死为这场全球斗争又增加了一个严酷的数字，而他祖国的自然保护区受到伐木者更加严重的破坏。根据来自联合国粮农组织的最新排名，柬埔寨的森林滥伐率居世界第三，仅次于尼日利亚和越南。
　　和乌蒂在森林相处的短短几日里，我逐渐了解了他。他是一个孤僻、注重细节，富有同情心的人。当遇到口是心非的政客、利欲熏心的商人、萎靡不振的非政府组织，以及身着统一制服的暴徒时，柬埔寨森林就成为他们的牺牲品。我目睹了乌蒂对这一过程感到的愤怒，看到他如何鼓舞村民们进行反抗。他的献身精神是彻底的。有些夜晚，他就睡在森林里的吊床上，不远处就有非法伐木者雇佣的武装帮凶在活动。借助口袋里的全球定位系统和手中的相机，他代表那些弱势的村民，谋划着非暴力反抗。“我的性格里就有从事危险工作的成分，如果我不做这样的事情，生命对我毫无意义。”乌蒂说。
　　作为木匠的儿子，当过兵的乌蒂在单干以前，曾效力于多家国际环保组织。曾有一项非法木材贸易使柬埔寨村民遭受掠夺，而该国的权贵和他们的贸易伙伴则从中受益。乌蒂对这些环保组织未能争取阻止这宗交易而感到沮丧。他创建了一个自己的组织，叫“自然资源保护集团”，那些普通民众成为他的盟友，森林赋予他们经济和精神上的恩赐，他们以此为生。彼得·斯威夫特是一位来自美国的环保人士，也是印度支那最大地长青森林“皮龙”（Prey Long）的社区组织者。“人们都爱戴他，他是一个传奇。”彼得回忆道。
　　“皮龙”地区原住民几百年来靠森林吃饭，出售树液是他们唯一的收入来源。但是，当伐木者砍伐这些不可替代的树木时，官方竟然没有阻止他们。2012年初，乌蒂组织了一次进入“皮龙”的游行，他对我说：“当局执法不力，所以，人民不得不挺身而出。”在他的领导下，数百位村民为寻找非法伐木者巡逻，他们没收非法砍伐的木材，并把它们付之一炬。销毁黑市木材是危险的行为。从看守伐木地点的武装分子，到贩卖柬埔寨红木赚取高额利润的跨国集团，乌蒂蔑视这些威胁。一旦有村民发现非法行为，乌蒂都会做出细致的笔记，并画出草图，然后，把这些发现公诸于众。
　　乌蒂梦想在豆蔻山脉开创一项生态旅游产业，这片山脉延绵14354平方公里，涵盖至少450种鸟类和50种濒危动物，包括云豹和暹罗鳄鱼。2001年，乌蒂帮助设立了一片占地4020平方公里的“中央豆蔻保护林”，由柬埔寨政府和位于美国弗吉尼亚州的环保组织“保育国际”共同监管。即便如此，这片区域仍不断受到来自偷猎者、开发商、伐木者的威胁，他们都觊觎这里的原木储备。据预测，未来几年，豆蔻山脉某些地方的森林覆盖将减少50%。美国植物学家安德鲁·麦克唐纳是乌蒂的朋友，过去20年，他编制了柬埔寨森林名录，他说：“乱砍滥伐将致豆蔻山脉于死地，当你砍伐森林，就像毁掉一口油井，它将永远不会恢复。”乌蒂确信，“中央豆蔻保护林”的护林员们已被收买，他们收受贿赂，允许伐木者秘密砍伐如红木这样的稀有木材。柬埔寨红木是一种典雅、带红色纹理的木材，用于高级家具和吉他制作，每棵树可卖到2.4万美元。如今，这种树几乎被伐光。
　　木材强盗通常有非常有权势的朋友。那些与柬埔寨执政党有盟友关系或政治联系的私人利益集团，打着大规模农业特许的幌子任意砍伐，柬埔寨军警就是他们的雇佣军。乌蒂曾和军警有过冲突，但这次进入豆蔻山脉以来，我们没遇到太危险的事情，直到第3天。那天，我们路过了一处破败的聚居地，到处是简易的房屋和工业用具，一看就知道是做什么的，乌蒂决定下车去看看。
　　我们在一辆卡车旁发现了数百根4英尺长的黄藤（在市场上炙手可热，因为它含有黄连素，一种类似迷幻药的化学合成物）。乌蒂开始照相，我和波帕则开始采访周围的人，可他们都不肯说出雇主。没办法，我们决定回到车上，这时一个穿着米色迷彩的男子挡住了车门，拒绝让我们离开。很快，又有两辆摩托车驶到，下来3名军警，每人都有AK-47步枪。三人和乌蒂开始争吵，他们要我们交出相机。我们一开始拒绝，但最终交出两架，悄悄留下乌蒂的相机。我们上了车，但发现汽车无法发动。
　　乌蒂和那些人又大声理论起来，最终乌蒂示意我交出他的相机，这时气氛已经非常紧张。一个军官对乌蒂说：“我们都是奴隶，我们都一样，你别太傲慢了。”乌蒂没有丝毫傲慢。“我是谁的奴隶？”他一边反唇相讥，一边打开发动机盖。他教我如何把3根电线对接，然后他去发动车。我紧张地照办，汽车发动了。可一个军官冲进汽车，又把发动机关了。乌蒂把车再次发动。那个人又给关了。最终，那人离开车，乌蒂关上车门，对我和波帕大喊，“快上车，我们走！我们走！”我盖上车盖，跑向后座车门，可一个军警堵住车门。然后，枪声响起。
　　我大叫着和波帕朝森林逃去，但波帕说我们必须回去，否则我们会死在森林里的。当我们从树林中出来时，看见一个军警躺在车前一动不动，司机座位的车门开着，乌蒂歪坐在驾驶座上，帽子落在一旁。他的左膝和肚子都中了弹，脖子上有划伤，原来戴着的金链子不翼而飞。我不知道乌蒂是死是活，忙拿出应急的肾上腺素笔，扎进他左大腿，希望有生命迹象，他一动不动。我把手贴到他胸口，什么都感觉不到，他死了。
　　那两个军官把他们同事的尸体拖进附近的屋子，开始搜查我们的车，他们打着手机，窃窃私语。过了一段时间，又有两个士兵到了。“杀了她们俩。”波帕听见一个人说。“他们要奸杀我们”，波帕说，“怎么办？”我也害怕得不行，“如果他们再说一遍，咱们就跑。”我开口说。“他们会从后面开枪的，我们一跑就会被击毙。”我知道波帕说的对。
　　接下来一个小时，军警们在一起嘀咕，更多人骑摩托车到达。“省级警察在路上了。”波帕听见他们在说，我想我们的命也许能保住。新到的一批军官终于开始记录我们的口供。我们回答没看见开枪的瞬间，没看见谁开的枪。这是事实。
　　我们在等《新闻周刊》的总编凯文·多尔从金边开车来接我们。几个小时过去了，我回想着乌蒂人生最后的幸福时刻：昨天晚上我们待过的友善的客栈；路边奇异的树木，乌蒂从上面摘些又圆又酸的果子让我们尝；我坐在他的车盖上，一边欣赏日落，一边听他和波帕唱浪漫的高棉歌曲，动听的歌声随风飘进摇曳的树林。
　　在那之后的数天，我得知了更多的细节。乌蒂被杀的地点由柬埔寨公司Timbergreen管理，政府授权该公司伐木，这里将建造一座水电站。那天和我们对峙的警察隶属Timbergreen，该公司雇用了20名保安。首先拦住我们的男子叫蓝·伯洛斯，那名死去的警官被确认是尹·拉塔纳。政府对枪杀的解释几度更改。一种荒唐的说法是，拉塔纳打死乌蒂，随即因悔恨自杀。最终官方给出的结论是，乌蒂是被拉塔纳杀害，而拉塔纳则死于伯洛斯的枪走火。5月4日，伯洛斯被控过失杀人，但审理却迟迟未见进行。
　　乌蒂留下妻子和3个孩子。我最后看见他，他的尸体被安置在一块油布上，裤腿被鲜血染红，胸上的“老虎”纹身从被撕开的衬衫里向外凝视。他死后2周，数百名村民和维权分子沿着颠簸的山路跋涉数小时，来到他遇害的地方。队伍中有一个用树枝做的、10英尺高的乌蒂的人偶，人们用纸把他的脸打印出来，头上是他标志性的米色森林帽。悼念者举着标语——“我是查特·乌蒂。”但这世上只有一个查特·乌蒂。那些认识和爱戴他的人，只希望他的灵魂可以幸存。“也许在他死的那天，森林里降生了一只老虎。”一个村民说。
　　（摘自《海外文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