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4月23日，百万雄师占领南京，国民党政府南迁广州。潜伏在蒋介石身边十余年的速记员沈安娜和丈夫华明之接到了上级指示：不必随国民党南下了，你们可去上海迎接解放。沈安娜夫妇悄然离开南京，来到上海。
　　4月26日，周恩来电示在香港的潘汉年、夏衍等人速来北平，然后转往上海工作。5月11日，周恩来在华北局见到了他们，安排了接管上海的具体任务：潘汉年任上海市常务副市长， 分管政法、统战工作，“要当好陈毅同志的助手”“做好各方面的工作，使中国这个第一大城市能够正常运转下去”。
　　7月，那枚著名的“闲棋冷子”熊向晖从美国辗转回到北平，见到了阔别多年的周恩来。一见面，周恩来就高兴地说：终于在胜利以后见面了。11月6日，周恩来在中南海勤政殿设宴招待国民党元老张治中、邵力子、刘斐，借此场合把熊向晖介绍给大家。几位元老有些惊讶：“这不是熊老弟吗？你也起义了？”周恩来说：“他不是起义，是归队。”众人方才恍然大悟。
　　这是1949年的几个片段。已经回归的情报人员，与周恩来久别重逢，接受新的工作安排;尚在收网中的情报人员，听从周恩来和各部门的指挥，为最后的胜利而战。“解放战争时期，周恩来任中央军委副主席，兼任中央城市工作部部长，并领导中央社会部（中央情报部）、城工部统管党在国统区的工作;中社部（中情部）负责国民党党政军情报及统战策反工作。這一时期国内情报工作在周恩来指导下全面铺开，取得卓越成就，达到发展的高峰。”国防大学教授、专业技术少将徐焰对《环球人物》记者说。
　　中共党史专家、上海国家安全教育馆顾问叶孝慎介绍：此时，担任中央社会部代理部长、中央情报部部长的，正是“龙潭三杰”之一的李克农。由两部派出的情报人员组成了多个情报站，自上而下单线联系，形成一张巨大的情报网。这一年，情报工作重点在三个地区：华东、平津、西北。还有一个特殊的重点，那就是聚集了大量民主人士和中间人士的香港。

华东情报系统：和谈期间源源不断发来情报

　　华东，既有国民党中央政府所在地南京，还有经济要地上海和蒋介石的老家浙江溪口。情报工作之重要，仅此可见一斑。当时，以吴克坚为负责人，以何以端和周竹安等人为助手，形成了著名的吴克坚情报系统。他们在上海、南京、长沙、福州一共建了9部秘密电台，其中6部在上海，即“岭台”“崎台”“昆台”“冠台”“家瑞台”“岚台”。
　　1949年，就是在激烈的情报斗争中开始的。1月21日，蒋介石宣布“下野”，吴克坚情报系统的重要成员沈安娜记录下了蒋介石在南京主持最后一次国民党中常会的详细情况——下午2时会议开始，蒋介石出示他和李宗仁的联名宣言，宣布“由副总统（李宗仁）代行总统职权”。 C.C.系（陈立夫、陈果夫控制的中统特务系统）少壮派分子谷正纲忽然起立，含泪大声疾呼：“总裁不应引退，应继续领导，和共党作战到底！”国民党元老于右任说：“为和谈方便起见，可否请总统在离京之前，下个手令把张学良放出来？”然而，蒋介石把手向后一甩，不耐烦地敷衍道：“找德邻（李宗仁的字）去！”说罢，加快脚步离开，像是怕人再找他麻烦似的。
　　1月26日，李宗仁派自己的高参刘仲华和立法院立法委员黄启汉飞往北平，表示“愿以最大努力促和平之实现”。让李宗仁想不到的是，刘仲华就是周恩来、李克农安插在他身边的中共重要情报人员。叶剑英在北平西郊会见了刘仲华、黄启汉，并将会谈结果上报中央。2月1日，周恩来起草复电，要刘仲华及早返回南京，面告李宗仁：如果他真有反蒋反美、接受中共八项条件的诚意，“即应迅速与蒋分裂”“中间道路是万万走不通的”。

　　2月21日，吴克坚情报系统破获可靠情报并电报中央：“蒋计划以和平攻势赢得三至六个月的时间，以便大量扩军，积极备战。目前做法：一、已全部恢复原建制120个军的番号，被歼各军分别在各省成立、补充。二、成立十二个编练司令部，各编练三个军，限四个月完成后改为兵团司令部。”周恩来表扬说，“反映的美、蒋、李、白等阴谋，对目前形势极为重要，中央对此甚重视”。
　　3月17日，吴克坚情报系统再发来一个重要情报，张治中秘密前往溪口见蒋介石。蒋介石一见张治中就问：“你们是否来逼我走？我绝不会走，我一生不受人威胁。”张治中劝蒋介石不应固执到底，一错再错。蒋介石回答说，已往错误他承认，但现在和平绝无希望，共产党基本无诚意，李宗仁、白崇禧一定要失败。蒋介石又骂桂系是篡逆运动，非但他不能和桂系合作，张治中等嫡系干部也不应参加桂系的和平活动。张治中则回答：桂系无论如何是国民党的一部分，今天桂系和平活动是在帮你的忙，如果李宗仁一走了之，共军长驱过江，你又将如何？陈诚、汤恩伯也在一旁劝说：可以战下去是骗人的，你对桂系应该帮助，而不是牵制。桂系如果成功即是国民党的成功，也就是你的成功，所以劝你离开溪口也是为此。蒋介石答应会做出考虑，但绝不去美国。

　　这条情报，在4月1日南京和谈代表团飞抵北平的当晚派上了用场。中共方面的首席代表周恩来严肃地质问南京方面的首席代表张治中：“你为什么在离开南京前要到溪口去见蒋介石？”对宣布“下野”的蒋介石如此操纵和平谈判，周恩来明确告知：“这种由蒋导演的假和平，我们是不能接受的。” 　　和谈期间，吴克坚情报系统源源不断地发来密报，为周恩来在谈判桌上牢牢掌握主导权提供了有力的信息。1日当天，吴克坚情报系统就直报中央：蒋介石阴谋划江而治，李宗仁则希望在谈判期间我军不要过江。10日，吴克坚情报系统再报中央：蒋在中常、中政会严格限制张治中和谈代表团职权，除划江而治一点外，其余一切条件必须得中常、中政会许可。蒋在中常会讨论继续作战、战时组阁及保留最后根据地等问题。14日，吴克坚情报系统又报中央：美国与溪口（蒋介石）是阻止李（宗仁）、白（崇禧）局部和平的两大压力，前者以利诱，后者以威胁。南京桂系力量不足应变，如桂系被歼，则失去与我和谈资格，故桂系处在极度矛盾动摇之中，目前无确切行动证明其实现局部和平之决心。
　　吳克坚情报系统还搜集到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的意见：“如国民党政府因坚持独立自由的和平而与中共破裂，则美仍以道义上的关系，继续支持国民党至最大限度;倘国民党因一时之利害而接受中共投降式的和平，则美国将停止对李宗仁的支持。”可见，美国、溪口、桂系对保全长江以南之意见已趋一致。
　　根据这些情报，4月15日，中央以八项条件为基础，与南京代表团拟定了《国内和平协定》，要求国民党政府于20日前表态。果然，南京代表团带着《国内和平协定》回去后，白崇禧怒气冲天，李宗仁默不作声。而在溪口的蒋介石拍桌大骂。20日深夜，李宗仁、何应钦复电，拒绝接受《国内和平协定》，和平谈判破裂。4月21日，毛泽东、朱德发布《向全国进军的命令》，渡江战役开始。

西安情报处：在胡宗南眼皮底下架起秘密电台

　　西北地区同样暗流涌动。1947年，长期负责西北情报工作的王石坚情报系统被破坏，西安情报处处长王超北、副处长李茂堂成为西北情报工作的负责人，他们先后建立起8部秘密电台。
　　如今的西安东柳巷1号，依然保留着十多间房子和前后三进庭院。当年这里就是李茂堂的家，也是西情处的所在地。
　　1945年11月，李茂堂秘密来到延安，李克农亲自安排他继续潜伏到胡宗南身边。有了李茂堂这个内线，李克农获悉了国民党中统山西、陕西的密电码和大量党、政、军、警、宪、特情报。但是，西情处的机关也被国民党特务盯上了，王超北一月之中搬迁数次，仍然处在危险中。无法可想时，李茂堂让王超北把西情处机关和电台搬进自己家中。这时，李茂堂已是胡宗南新设立的环境电话局局长，来往他家的各方头面人物较多，相对比较安全。王超北以李茂堂的兄长“李茂庸”之名，化装成富商模样住下;西情处的工作人员分别以李公馆的保镖、车夫、勤务身份住在后院。而他们的电台就架在后院的楼上，每天向中共中央发情报。从1948年3月到1949年4月，东柳巷1号提供了10多万字的会议记录、机密文件、电话录音、图表资料等，把“西北王”胡宗南的核心机密源源不断地报给党中央。

　　1949年3月的一个深夜，胡宗南的秘书长赵龙文带着警卫、司机突然造访李公馆。因为他们侦察到东柳巷一带有秘密电台在发报。赵龙文单刀直入地问道：“你这里怎么还架了电台？”李茂堂不慌不忙地大声说，勤务人员经常爱修理那台破收音机，弄得刺刺啦啦的。王超北等人在后院听到声音，立即藏好电台。赵龙文被搪塞过去，带人走了。赵龙文一走，李茂堂感到事态严重。与王超北商量后，决定停止发报，另想办法。经过考虑，他们把电台搬进了李茂堂管辖的环境电话局，一直工作到1949年5月20日西安解放那一天。
　　当解放军逼近西安时，胡宗南撤退。李茂堂为了配合解放军接收西安，向胡宗南建议，由他暂时留守西安，待各部完全撤出后，他即迅速赶到宝鸡与胡长官会合。胡宗南同意了他的意见，并拨给他8000元大洋作为经费。胡宗南在宝鸡左等右等也不见李茂堂到来，才明白自己又上了当，顿时哀叹身边已无可用之人，“就一个李茂堂看起来能干，谁知还是借下人家（指中共）的人”。

北平情报系统：策反傅作义，保卫领导人

　　北平情报系统在1949年的任务极为特殊。
　　早在1947年，在晋察冀中央局城工部部长刘仁的具体指导下，北平成立了由3个报务员组成的秘密电台，建立了北平地下电台与解放区的联系。平津战役开始后，地下党几乎每天都向解放区发送如敌军调动、敌军军用列车去向等情报。
　　但他们更重要的任务，是策反国民党高级将领、驻守平津的傅作义。全国政协委员、军事科学学会副秘书长、隐蔽战线代表人物罗青长之子罗援在接受《环球人物》记者采访时说：“解放战争后期，对傅作义的成功策反是北平和平解放的关键，而其中的重要人物有两个：傅作义的女儿傅冬菊、傅作义的机要秘书阎又文。”
　　阎又文于1938年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抗日战争胜利后，陕甘宁边区保安处派王玉到绥远傅作义部队中去找阎又文。此时，阎又文已是国民党第十二战区政治部副主任。更为有利的是，他是傅作义的机要秘书，深得傅作义赏识和信任。傅作义主持的军事、政治会议，都由阎又文记录;傅作义的重要电报、文件及讲稿，也由阎又文起草、下发。1947年12月，蒋介石任命傅作义为华北“剿总”总司令，阎又文此时已晋升少将军衔，除继续做傅作义的秘书外，还担任华北“剿总”政工处副处长等职，进入了华北“剿总”的决策核心层。
　　1948年6月，中共华北局情报系统报告：“傅作义称，对华北局势，将来能守则守，不能守则退察绥与青宁会合。”为查明这一情况，李克农约见了负责与阎又文联系的王玉，指派他去北平，尽快摸清傅作义的底。
　　王玉到达北平西郊海淀时，发现只有西直门每日开放半天，让各大报社记者进出，其他城门一律紧闭，沿路岗哨林立，盘查很严。王玉进城受盘查时，自称是《平民日报》记者。两个士兵对他搜查全身后，仍旧纠缠不休。王玉干脆摆起架子，厉声地说：“老实告诉你们，我是‘华北剿匪总司令部’的谍报人员。”他随手拿起岗哨电话，直接拨给阎又文，阎又文马上就派汽车把他接走，并安排住进北京饭店。阎又文告诉王玉：“这些天来，傅作义的日子很不好过。惶惶不可终日，思想处于极度矛盾之中。” 　　接下来，阎又文几乎每天提供一份书面报告，叙述傅作义的思想动向与具体表现。傅想只身逃跑，又担心蒋介石不肯轻饶他;想放下武器投降，又顾及面子;想突围西进，但北平被围得水泄不通，已是死路一条;想继续抵抗，但怕最后自己粉身碎骨，古城严重毁坏，必遭国人唾骂，遗臭万年。特别是当傅作义听到中共发出声明，把他列为第四十三名战争罪犯时，更加紧张。阎又文趁热打铁，向他宣传共产党的政策，告诉他：只要你放下武器，不仅不会受害，还可以立功受奖。傅作义的疑虑开始渐渐减轻。
　　傅作义的女儿、共产党员傅冬菊也开始劝说父亲。在女儿和亲信的多方努力下，傅作义派了一个和平代表团到颐和园与解放军会谈。团长是副总司令邓宝珊，团员有何思源、阎又文等人。接着，共产党也派代表团进北平谈判。团长为中共北平秘密组织负责人、新任北平市副市长徐冰，王玉也参加了谈判。最终，傅作义下定决心。1949年1月21日，双方达成了《关于和平解决北平问题的协议》。第二天，阎又文代表傅作义宣读了协议。1月31日，北平和平解放，一座古都得以完好保存，百万市民的生命和财产免遭兵燹（音同险）。
　　随之而来的是更艰巨的任务：中央“进京赶考”，如何保卫领导人的安全？
　　中央决定让李克农到北平打前站。“李克农有着‘中共特工王’的美誉，解放战争时期他统领隐蔽战线工作，直接向周恩来汇报。北平和平解放后，城内情形非常复杂。仅国民党特务组织就有114个，职业特务多达8500多人，同时还潜伏着国民党遗留下的5万多名散兵游勇。学校、医院和天主教堂等场所，也隐藏着美国、日本等国大批训练有素的间谍……在情况复杂、时间紧迫的情况下，若不采取断然措施彻底铲除这些特务和间谍组织，就不能保证党中央进入北平时的安全。” 叶孝慎说。
　　李克农先安排对北平社会治安状况进行摸底调查，连续写出《北平西郊概况调查》《香山概况》等材料。随后，开展对国民党特务分子的秘密自首登记工作。解放军进入北平城后，国民党特务已如惊弓之鸟，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前来自首登记的特务达2000多人。
　　同时，叶剑英和李克农对领导人进京的沿线铁路做了周密布置。3月22日，两人联名致电周恩来等并报中央：从河北涿县到北平清华园，共有12个站，约60余公里，两小时内可到达。现每站派负责人两名……在中央首长从涿县换乘火车进北平时，为保证安全，编为3個列车，每列车8个车皮……周恩来复电同意了这个方案。
　　1949年3月25日清晨，毛泽东、周恩来等人乘坐的专列缓缓驶入清华园火车站。专列停稳后，周恩来第一个登上站台。李克农简短地向周恩来汇报了大体的安排和保卫措施，周恩来点头表示满意，转身上车向毛泽东汇报。下午5时许，在西苑机场，毛泽东等人检阅部队，并接见了各界代表1000多人。李克农和阎长林紧贴在毛泽东左右，密切注视着沸腾的人群。
　　尽管北平城的肃特工作成效显著，但为确保万无一失，李克农向中央建议暂时不进城，先住在香山。这一提议得到中央的认可。周恩来下发规定：所有机关工作人员，三个月内一律不准进北平城。

香港情报系统：“两航”起义震动全港

　　1949年下半年，为了断绝国民党的空中军事运输，加速解放战争的胜利，中央决定策动国民党政府的中国航空公司与中央航空公司起义，即“两航起义”。周恩来指示，组织香港与各地情报系统完成这项任务。李克农接受任务后，立即全力策动。
　　早在1949年上半年，香港情报系统主要负责人潘汉年和张唯一，便派遣情报干部朱汉明打进了中航。接到任务后，朱汉明与中航内部的3名中共秘密党员组建起策动起义的工作小组，并与中航总经理刘敬宜商谈了中航通航北平事宜。8月，央航一名秘密党员陈耀寰说服央航飞行员李福迂，驾驶一架C-47型飞机单独起义，从广州飞到了解放区，引起了轰动。
　　10月下旬，“两航”起义准备就绪，并成立了起义行动联合指挥部。吕明担任总指挥，利用香港情报系统的秘密电台，和中央情报部保持联络。李克农接到电报后，随即报告周恩来，又通过电台向起义指挥部发出了指示。11月9日，10架中航飞机和2架央航飞机，载着100多名进步员工飞离香港，抵达北京、天津。
　　“两航”起义成功，在香港的震动很大，引起连锁反应。国民党的中国银行驻港办事处、招商局、交通部港九储运处等驻港机构纷纷起义。
　　叶孝慎在分析这些情报工作时说：“他们向中央发出的情报，涵盖军事、政治、间谍、经济等各方面信息，既有战略性的，也有战术性的，产生了重要的情报效益。”
　　这些情工人员在新中国成立后走向新的人生：李克农担任外交部副部长;潘汉年担任统战部部长，上海市政府常务副市长等职;吴克坚历任华东局统战部部长、中共上海联络局局长等职;王超北担任西安市公安局局长;熊向晖任外交部新闻司副司长;沈安娜夫妇依然长期战斗在隐蔽战线上;而阎又文仍然以投诚将领的身份生活，其真实身份直到逝世31年后的1993年，才为世人所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