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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乡村农民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农民运动，掀起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第一次农民运动的高潮。它不仅唤醒了中国农民的自我解放意识，也使中国共产党和广大中国农民在革命洪流中得到锻炼。这期间，由我党派出的农运特派员们，发挥了不可低估的力量。
大革命时期，农民占了全国总人口的80%，毫无疑问，這支庞大的队伍是中国革命不可缺少的生力军。中国共产党在创建伊始，就在党的第一个纲领中指出：“本党承认苏维埃管理制度，把工人、农民和士兵组织起来，并承认党的根本政治目的是实行社会革命”;并且党在1922年即意识到：“中国三万万农民乃是革命运动中的最大因素，”“大量的贫苦农民能和工人握手革命，那时可以保证中国革命的成功。”但是，由于当时中国共产党对农民的地位和作用尚无充分的认识，只认机器工人为无产阶级，而把农民当作小资产阶级看待，并未真正看到蕴藏其中的巨大革命力量。1923年二七惨案发生，使中国共产党逐步认识到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无产阶级要领导革命取得胜利，必须要有革命的同盟军。三亿农民和工人阶级一样深受压迫，利害关系基本相同，是工人阶级天然的同盟军。1923年6月召开的党的“三大”通过了《农民问题决议案》，这是中国共产党专门就农民问题做出的第一个决议。它指出：“我党第三次大会决议，认为有结合小农佃户及雇工，以及反抗牵制中国的帝国主义者，打倒军阀及贪官污吏，反抗地痞劣绅，以保护农民之利益，而促进国民革命运动之必要。”党的三大的文件显示，这时的共产党已经将农民当作革命的主力军对待：“只有能够吸引中国农民基本群众——小农——参加运动，这个革命才能取得胜利……因此，中国共产党——中国工人阶级的政党——就应力求工农联盟的实现。而达到这一目的之唯一方法，则就只有不倦地宣传和实际上实现土地革命的口号：如没收地主土地，没收寺院庙宇的土地，无代价地交给农民，取消苛租，取消现行税则，取消税卡，取消官僚制度，建立农民自治机关，以处理已被没收之土地等等。”1924年5月召开的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扩大会议更明确指出：在“反对国际帝国主义及国内军阀的国民运动里，大多数农民群众的加入是最有力的动力”。随后党的四大直接把解决农民问题看作是中国民族革命成败的关键，会议通过的《对于农民运动之决议案》，高度评价了列宁关于农民是无产阶级同盟军的思想。党的重要领导人毛泽东等也在革命实践中逐渐认识到，党领导人民进行民族民主革命的根本动力是工人阶级和广大农民群众，不把农民发动起来是绝不可能取得革命的最后成功的。1926年毛泽东发表《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一文指出，“农民问题乃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若无农民从农村中奋起打倒宗法封建的地主阶级之特权，则军阀与帝国主义势力，总不会根本倒塌”。
国民党早期作为一个革命党，长期活动于海外及城市，其依靠的力量主要是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对农民阶层不太重视自然是在所难免的。如在广州国民政府时期，孙中山曾对时任农民部顾问的德国人法朗克说过：“迄今为止我和国民党还没有与农民接触。在国民运动中出现这一大的疏忽主要是由我的拥护者们的社会成分造成的。”“我的大部分拥护者属于大学生的阶层、城市知识分子，有相当一部属于商界。因此，我们没有合适的人去深入农村，在那里扎根。”可以讲，在国民党一大前，国民党并没有把农民作为革命动员的主要对象。但随着国民党一大的召开，“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的提出，农民运动也正式纳入国共合作的范畴。如在1924年国民党“一大”宣言中即有如下言词：“中国以农立围，而全国各阶级所受痛苦，以农民为尤甚。”“其要求解放之情至为迫切，则其反抗帝国主义之意亦必至为强烈。故国民革命之运动，必恃全国农夫、下人之参加，然后可以决胜，盖无可疑者。”即使在国共即将分裂之际，1927年3月召开的中国国民党第二届第三次中央全会仍然把农民作为动员的主要对象，认为国民革命的成功，是有赖于全国农民之兴起。客观地讲，国民党对待农民态度的转变，也是大革命时期产生波澜壮阔的农民运动的重要条件之一。
正是由于国共两党在国共合作过程中对农民阶层有着共同的认识，因而在大革命时期大力开展农民运动也成为必然，而农民运动特派员也正是在此历史背景下产生的。同时由于围共两党对农民阶层认识的差异，在大革命时期主持农民运动工作的多是跨党的共产党员，如“专理农民事宜”的农民部第一任部长林祖涵、秘书彭湃，两人皆为跨党的共产党员;而在廖仲恺任部长时，秘书为罗绮同，彭湃、阮啸仙为组织，罗、彭、阮亦为跨党的共产党员。自然地，农民部派出农民运动的特派员以共产党人居多，共产党人真正如同种子般融人了中国农村的广袤土地。
虽然中共相对国民党对农民问题认识比较深入，在个别地区农民运动的开展也是比较早的，如1921年9月27日共产党员沈玄庐即在浙江萧山成立衙前农民协会，1922年彭湃在广东海丰地区发动农民运动，先后成立了六人农会、赤山约农会等。但是，农运工作真正蓬勃开展起来，还是要到大革命时期，国共两党在国民党中央委员会下面设立了农民部，专事农民事宜，而从事农民运动的主要人员摹本都是跨党的共产党员。这一时期农民运动一大引人注目之处，就是农民运动中央特派员出现。
1924年国共合作背景下的国民党中央在成立农民部后，为促进农民运动的发展，即考虑派遣特派员下达农村从事农民运动。是年7月通过“农民运动第一步实施方案”，认为“组织农民运动讲习所，以一个月为讲习时间;讲习完毕后，选充为农民运动特派队员”。9月5日，农民部还专门制定并公布《特派员办事细则》，其内容为：“一，特派员应受本部之指挥。二，特派员所到各乡村每日须有六小时之工作（调查宣传及组织等）。三，特派员到各乡村应将其工作随时报告，至少一星期报告一次。四，特派员接到本部命令后，非有特别事故，不得延缓停顿其执行。五，特派员回部时，应即向本部报告，听候指挥。六，特派员无论在部在乡，如无特别事故，不得擅离职守。七，特派员出发各处后，如遇有关于运动上应作开销之用款，应具理由报告本部核准然后具领。八，特派员应将现在住址报告来部，以便有事时容易调遣。九，特派员办事处为特派员回部时办事之用，特派员在未派出时，每日上午八时半至十二时、下午二时至五时为办事时间。凡本细则如有未尽之处，召集特派员开会，得由农民部修改之。” 农民运动讲习所与特派员机制，可以说是北伐时期中共开展群众运动的一大创制。从1924年7月至1926年9月，在广州举办了一至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北伐军占领武汉后，1927年3月至6月，在武昌也举办了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在这一时期，其他许多地方如湖南、广西、福建等也举办了农民运动讲习所或农民运动讲习班。农民运动讲习所名义上是由国民党中央农民部或各地方党部农民部主办，实际上是共产党人负责，并起着主导和核心作用。如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一至六届主任、所长均由共产党人担任，武汉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主要由毛泽东主持实际工作，农讲所教员大多由共产党人担任。仅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一至六期和武汉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就培养了1600多名学员，有力地促进了全国农运的发展。特派员的正式身份虽然是国民党中央农民部或各省国民党党部所委派，其实绝大多数特派员是中共党员，实际受中共的指挥。如中共广东区委的报告中提到，“现在国民党中央党部农民部的特派员差不多百分之九十九是我们同志”。中共湖南区委的报告也称，国民党湖南省党部派出的农运工作人员，约90%是本党同志。
特派员中人才济济，他们是农民运动的主要领导者，这些地方精英往往是农民运动发生的关键。如黄学增于1924年7月入第一届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结业后任国民党中央农民部特派员，到花县开展农民运动，1925年6月参与筹备召开广东省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被选为广东农民协会执行委员，参与领导全省农民运动，1926年1月出席国民党二大，被选为大会农民报告审查委员会委员，向大会介绍《农民运动决议案》内容，不久任广东省农民协会南路办事处主任，积极领导阳江、茂名、化县、电白、海康等县建立农民协会。黄学增出任南路办事处主任后的短短半年时间，南路农民协会会员发展到12万之众。黄学增是大革命时期与彭湃、阮啸仙、周其鉴齐名的广东四大农民领袖之一，成为广东乃至全国农民运动的著名领袖。再如广州第六届农讲所是农讲所开办后学员人数最多的一届，参训学员来自20个省共327人，毛泽东任讲习所所长并亲自讲授《中国农民问题》，在毛泽东培训的众多农讲所学员中，有一位江苏江阴县最早的共产党员孙选。在农讲所，孙选不僅聆听了毛泽东、澎湃、周恩来、萧楚女等革命家的讲课，而且跟随毛泽东到全国农民运动的先行地区韶关、海丰等地实习，还接受了严格的军事训练。同年9月，第六届讲习所结业，孙选回到上海，被任命为国民党江苏省党部农民运动特派员，到江阴、沙洲等地开展农运工作，又担任江阴县农民协会会长。他以毛泽东的光辉实践为榜样，举办县农讲所，培训了一批农运骨干，深入农村调查，撰写了关于沙洲农民生活状况和江阴政治、教育等社会情况的调查报告，组建乡级农民协会，同土豪劣绅作斗争，在革命力量相对薄弱的苏南地区把农民运动搞得有声有色。
农运特派员在20年代的农民运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们或由国民党中央委派，或南省党部委派，正是借助中央或省党部的权威，以特派员的身份为武器，不仅对普通农民具有相当的权威和号召力，也使地方当局和豪绅有所畏惧和顾忌。特派员们通过街头演讲、张贴漫画、散发传单等方式，宣传农民革命道理，同时深入下层访贫问苦，培养农运积极分子，建立农民协会。每到一个地方，他们都先进行调查研究，掌握当地农民受压迫剥削的具体事实，然后利用各种时机进行宣传，在宣传中发现积极分子，这就是：先调查，后宣传，再个别发动，成立组织，组织农会南积极分子带头报名，这种革命的套路行之有效。而在组织农会时，同时组织农民自卫军，努力培养武装力量。农运特派员们有时也会通过与国民党中央农民部或省当局的关系，寻求支援，在广东农运的几次大规模冲突中，农运特派员曾请求广州国民党中央派军队援助农民，也得到广州中央的应允出兵，农运特派员“在报告中说了许多许多的如何危险的话，催促政府赶快出兵”，农民看见特派员能搬来政府军，自然对特派员更加信任。显然，这些出色的特派员成了各地农民运动的“推进机”，“亦为主持各重要农民协会区域之战斗员”。
特派员们下乡发动农民运动时，一般都很擅长“造势”，如成立区、乡农民协会时，都会组织召开隆重的开幕典礼，让地方党政机关与各团体派代表参加，参会人数有时多达一两千人。会上，特派员代表中央或省党部授旗授印，发表演讲，会后组织群众游行，高呼口号等，从而在民众中扩大农民协会的影响。根据资料记载，广东团委在指导农民运动工作时，还专门提示说：“农民协会之关防及布告，应比官厅宏伟辉煌，令农民易于注意，而暗中形成一无产阶级未来之新国家——政府。”这是当然想利用农民对官府的敬畏心理，提升农民协会的地位。在湖南未阳曾组织百余人分派九个农运指导团下乡（这样的农运指导团，可视为是后来土改时期工作队的前身），有一位指导团成员在报告中讲述了这样一个例子：他们来到该县石嘴乡，发现“该地的群众有多半在土豪劣绅手里，因为以前县农协有一特派员，不明当地情形，对于革命民众贫农及失业农民，稍微打击了一下，从此革命民众不敢起来，领导权就被他们拿去了。我们到那里的时候，不客气地打击土豪劣绅，促使以前被打击的革命的农友、贫农及失业农民觉悟起来，于是反革命的土豪劣绅也就逃之天天，革命的空气也就膨胀起来”。这一案例充分反映了农运如何因特派员和农运指导员的干预而起伏。
当然了，“革命不是请客吃饭”，特派员们的工作并非总是一帆风顺，而是时时面临着闲难阻挠甚至生命危险。如为保障特派员在皋层的工作，1925年10月，农民部特别通过四项保障特派员工作的议案，其中第一项就是《请发给特派员手枪俾资自卫之决议案》。但是，虽然此后特派员每人佩枪，但南于地主恶霸势力猖獗，生命安全仍难以得到保证。如1926年10月，中央农民部报告提及特派员李民智在博罗被恶霸地主杀害、特派员周金亭被恶霸地主掠去勒赎、特派员李华和梁伟民被中山防军擅行拘留等。
通过派遣特派员等方式，全国的农民运动果然大大发展起来，如湖南的农运在北伐前已有较好基础，曾先后派出的农运特派员多达400余人，北伐军进入湖南后，农民更迅速地组织起来，农民运动的广度和深度都超过其他各省。到1926年11月初，湖南全省75个县，已有50多个县成立了以贫农为骨干的农民协会，会员发展到130多万人。12月1日，在湖南长沙召开全省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当时任国民党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委员、中共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书记的毛泽东应邀出席大会，并作“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是农民问题”等重要讲话。到1927年1月，湖南全省已有70多个县组织了农民协会，会员增至200多万人，能直接领导的群众达1000人，约占全省农民总数的一半;到5月，会员激增到600万，超过全国农民协会会员总数的一半。1927年4月，省农协通令各县农协成立自卫部，以统一农民自卫军的领导。湖南农村出现了一场迅猛异常的大革命，打击的主要目标是土豪劣绅、不法地主，旁及各种封建宗法思想和制度，农民协会成为乡村的权力机关。北伐军占领的湖北、江西等省，农民运动也有很大发展，1926年11月，湖北全省的农民协会会员增到20万，到1927年5、6月份达到280万多人，江西也发展到5万多人。在湘鄂赣农民运动的推动下，广东、广西、河南、陕西、安徽、四川、福建、浙江、江苏、河北、山东、热河、察哈尔、绥远等省的农民运动也日益发展，并在武汉成立了全国农民协会临时执行委员会，毛泽东、邓演达、彭湃、方志敏等十三人被推为执行委员。到1927年6月，全国农民协会会员发展到近1000万人。轰轰烈烈的农民运动动摇了帝国主义、官僚专制主义在中国的统治基础，在中国革命史上写下了浓重的一笔，这其中，特派员们无疑功不可没。
随着第一次国共合作的破裂，农民运动特派员的历史也宣告结束。在看到其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的同时，我们也应看到其不足之处，如第一届农讲所学员充任的首批特派员在实际工作中就表现迥异，有些开展农民运动的工作并不理想。仅仅一年以后，第一届农讲所学员充任的特派员从23名减至9名，这同然与革命形势的需要、部分特派员改为从事其他工作有关，也与农民部执行严格的考核制度、对不称职的特派员实行淘汰制有密切关系，更反映出早期的特派员工作还是存在众多短板和问题的。究其原因，从外因上看，地主劣绅和反革命势力的疯狂反扑、国民党右派分子对农运的仇视和压制、国共合作过程中蕴藏的众多固有矛盾的激化，以及共产国际逐渐右倾的农运政策的不良影响等，都给特派员们制造了层层阻碍;从内因上看，党内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力量的压制、部分特派员的左倾过火行为，包括少数特派员自身能力、素质、革命坚定性等问题，都在一定程度中影响了革命工作，尤其是过于盲目相信农民、相信国民政府的威权，不做武装发动，只做民众运动，一旦国共双方关系紧张，农民运动的暂时失败就在所难免了。
农运特派员机制，虽然是中国共产党尚未掌握政权情况下的一种群众动员机制的尝试，而后却在抗战时期和1949年后的多次群众运动中，以工作队的形式继承下来并发扬光大，后来的“土改工作队”，其实就是完善化的、集体的特派员。
农民，国共双方几乎同时醒悟到其中蕴藏巨大力量
大革命时期，农民占了全国总人口的80%，毫无疑问，這支庞大的队伍是中国革命不可缺少的生力军。中国共产党在创建伊始，就在党的第一个纲领中指出：“本党承认苏维埃管理制度，把工人、农民和士兵组织起来，并承认党的根本政治目的是实行社会革命”;并且党在1922年即意识到：“中国三万万农民乃是革命运动中的最大因素，”“大量的贫苦农民能和工人握手革命，那时可以保证中国革命的成功。”但是，由于当时中国共产党对农民的地位和作用尚无充分的认识，只认机器工人为无产阶级，而把农民当作小资产阶级看待，并未真正看到蕴藏其中的巨大革命力量。1923年二七惨案发生，使中国共产党逐步认识到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无产阶级要领导革命取得胜利，必须要有革命的同盟军。三亿农民和工人阶级一样深受压迫，利害关系基本相同，是工人阶级天然的同盟军。1923年6月召开的党的“三大”通过了《农民问题决议案》，这是中国共产党专门就农民问题做出的第一个决议。它指出：“我党第三次大会决议，认为有结合小农佃户及雇工，以及反抗牵制中国的帝国主义者，打倒军阀及贪官污吏，反抗地痞劣绅，以保护农民之利益，而促进国民革命运动之必要。”党的三大的文件显示，这时的共产党已经将农民当作革命的主力军对待：“只有能够吸引中国农民基本群众——小农——参加运动，这个革命才能取得胜利……因此，中国共产党——中国工人阶级的政党——就应力求工农联盟的实现。而达到这一目的之唯一方法，则就只有不倦地宣传和实际上实现土地革命的口号：如没收地主土地，没收寺院庙宇的土地，无代价地交给农民，取消苛租，取消现行税则，取消税卡，取消官僚制度，建立农民自治机关，以处理已被没收之土地等等。”1924年5月召开的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扩大会议更明确指出：在“反对国际帝国主义及国内军阀的国民运动里，大多数农民群众的加入是最有力的动力”。随后党的四大直接把解决农民问题看作是中国民族革命成败的关键，会议通过的《对于农民运动之决议案》，高度评价了列宁关于农民是无产阶级同盟军的思想。党的重要领导人毛泽东等也在革命实践中逐渐认识到，党领导人民进行民族民主革命的根本动力是工人阶级和广大农民群众，不把农民发动起来是绝不可能取得革命的最后成功的。1926年毛泽东发表《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一文指出，“农民问题乃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若无农民从农村中奋起打倒宗法封建的地主阶级之特权，则军阀与帝国主义势力，总不会根本倒塌”。
国民党早期作为一个革命党，长期活动于海外及城市，其依靠的力量主要是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对农民阶层不太重视自然是在所难免的。如在广州国民政府时期，孙中山曾对时任农民部顾问的德国人法朗克说过：“迄今为止我和国民党还没有与农民接触。在国民运动中出现这一大的疏忽主要是由我的拥护者们的社会成分造成的。”“我的大部分拥护者属于大学生的阶层、城市知识分子，有相当一部属于商界。因此，我们没有合适的人去深入农村，在那里扎根。”可以讲，在国民党一大前，国民党并没有把农民作为革命动员的主要对象。但随着国民党一大的召开，“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的提出，农民运动也正式纳入国共合作的范畴。如在1924年国民党“一大”宣言中即有如下言词：“中国以农立围，而全国各阶级所受痛苦，以农民为尤甚。”“其要求解放之情至为迫切，则其反抗帝国主义之意亦必至为强烈。故国民革命之运动，必恃全国农夫、下人之参加，然后可以决胜，盖无可疑者。”即使在国共即将分裂之际，1927年3月召开的中国国民党第二届第三次中央全会仍然把农民作为动员的主要对象，认为国民革命的成功，是有赖于全国农民之兴起。客观地讲，国民党对待农民态度的转变，也是大革命时期产生波澜壮阔的农民运动的重要条件之一。
正是由于国共两党在国共合作过程中对农民阶层有着共同的认识，因而在大革命时期大力开展农民运动也成为必然，而农民运动特派员也正是在此历史背景下产生的。同时由于围共两党对农民阶层认识的差异，在大革命时期主持农民运动工作的多是跨党的共产党员，如“专理农民事宜”的农民部第一任部长林祖涵、秘书彭湃，两人皆为跨党的共产党员;而在廖仲恺任部长时，秘书为罗绮同，彭湃、阮啸仙为组织，罗、彭、阮亦为跨党的共产党员。自然地，农民部派出农民运动的特派员以共产党人居多，共产党人真正如同种子般融人了中国农村的广袤土地。
搞农运，特派员们如同火种般撒向四方
虽然中共相对国民党对农民问题认识比较深入，在个别地区农民运动的开展也是比较早的，如1921年9月27日共产党员沈玄庐即在浙江萧山成立衙前农民协会，1922年彭湃在广东海丰地区发动农民运动，先后成立了六人农会、赤山约农会等。但是，农运工作真正蓬勃开展起来，还是要到大革命时期，国共两党在国民党中央委员会下面设立了农民部，专事农民事宜，而从事农民运动的主要人员摹本都是跨党的共产党员。这一时期农民运动一大引人注目之处，就是农民运动中央特派员出现。
1924年国共合作背景下的国民党中央在成立农民部后，为促进农民运动的发展，即考虑派遣特派员下达农村从事农民运动。是年7月通过“农民运动第一步实施方案”，认为“组织农民运动讲习所，以一个月为讲习时间;讲习完毕后，选充为农民运动特派队员”。9月5日，农民部还专门制定并公布《特派员办事细则》，其内容为：“一，特派员应受本部之指挥。二，特派员所到各乡村每日须有六小时之工作（调查宣传及组织等）。三，特派员到各乡村应将其工作随时报告，至少一星期报告一次。四，特派员接到本部命令后，非有特别事故，不得延缓停顿其执行。五，特派员回部时，应即向本部报告，听候指挥。六，特派员无论在部在乡，如无特别事故，不得擅离职守。七，特派员出发各处后，如遇有关于运动上应作开销之用款，应具理由报告本部核准然后具领。八，特派员应将现在住址报告来部，以便有事时容易调遣。九，特派员办事处为特派员回部时办事之用，特派员在未派出时，每日上午八时半至十二时、下午二时至五时为办事时间。凡本细则如有未尽之处，召集特派员开会，得由农民部修改之。” 农民运动讲习所与特派员机制，可以说是北伐时期中共开展群众运动的一大创制。从1924年7月至1926年9月，在广州举办了一至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北伐军占领武汉后，1927年3月至6月，在武昌也举办了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在这一时期，其他许多地方如湖南、广西、福建等也举办了农民运动讲习所或农民运动讲习班。农民运动讲习所名义上是由国民党中央农民部或各地方党部农民部主办，实际上是共产党人负责，并起着主导和核心作用。如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一至六届主任、所长均由共产党人担任，武汉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主要由毛泽东主持实际工作，农讲所教员大多由共产党人担任。仅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一至六期和武汉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就培养了1600多名学员，有力地促进了全国农运的发展。特派员的正式身份虽然是国民党中央农民部或各省国民党党部所委派，其实绝大多数特派员是中共党员，实际受中共的指挥。如中共广东区委的报告中提到，“现在国民党中央党部农民部的特派员差不多百分之九十九是我们同志”。中共湖南区委的报告也称，国民党湖南省党部派出的农运工作人员，约90%是本党同志。
特派员中人才济济，他们是农民运动的主要领导者，这些地方精英往往是农民运动发生的关键。如黄学增于1924年7月入第一届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结业后任国民党中央农民部特派员，到花县开展农民运动，1925年6月参与筹备召开广东省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被选为广东农民协会执行委员，参与领导全省农民运动，1926年1月出席国民党二大，被选为大会农民报告审查委员会委员，向大会介绍《农民运动决议案》内容，不久任广东省农民协会南路办事处主任，积极领导阳江、茂名、化县、电白、海康等县建立农民协会。黄学增出任南路办事处主任后的短短半年时间，南路农民协会会员发展到12万之众。黄学增是大革命时期与彭湃、阮啸仙、周其鉴齐名的广东四大农民领袖之一，成为广东乃至全国农民运动的著名领袖。再如广州第六届农讲所是农讲所开办后学员人数最多的一届，参训学员来自20个省共327人，毛泽东任讲习所所长并亲自讲授《中国农民问题》，在毛泽东培训的众多农讲所学员中，有一位江苏江阴县最早的共产党员孙选。在农讲所，孙选不僅聆听了毛泽东、澎湃、周恩来、萧楚女等革命家的讲课，而且跟随毛泽东到全国农民运动的先行地区韶关、海丰等地实习，还接受了严格的军事训练。同年9月，第六届讲习所结业，孙选回到上海，被任命为国民党江苏省党部农民运动特派员，到江阴、沙洲等地开展农运工作，又担任江阴县农民协会会长。他以毛泽东的光辉实践为榜样，举办县农讲所，培训了一批农运骨干，深入农村调查，撰写了关于沙洲农民生活状况和江阴政治、教育等社会情况的调查报告，组建乡级农民协会，同土豪劣绅作斗争，在革命力量相对薄弱的苏南地区把农民运动搞得有声有色。
风起云动，有组织的农民运动如火如荼
农运特派员在20年代的农民运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们或由国民党中央委派，或南省党部委派，正是借助中央或省党部的权威，以特派员的身份为武器，不仅对普通农民具有相当的权威和号召力，也使地方当局和豪绅有所畏惧和顾忌。特派员们通过街头演讲、张贴漫画、散发传单等方式，宣传农民革命道理，同时深入下层访贫问苦，培养农运积极分子，建立农民协会。每到一个地方，他们都先进行调查研究，掌握当地农民受压迫剥削的具体事实，然后利用各种时机进行宣传，在宣传中发现积极分子，这就是：先调查，后宣传，再个别发动，成立组织，组织农会南积极分子带头报名，这种革命的套路行之有效。而在组织农会时，同时组织农民自卫军，努力培养武装力量。农运特派员们有时也会通过与国民党中央农民部或省当局的关系，寻求支援，在广东农运的几次大规模冲突中，农运特派员曾请求广州国民党中央派军队援助农民，也得到广州中央的应允出兵，农运特派员“在报告中说了许多许多的如何危险的话，催促政府赶快出兵”，农民看见特派员能搬来政府军，自然对特派员更加信任。显然，这些出色的特派员成了各地农民运动的“推进机”，“亦为主持各重要农民协会区域之战斗员”。
特派员们下乡发动农民运动时，一般都很擅长“造势”，如成立区、乡农民协会时，都会组织召开隆重的开幕典礼，让地方党政机关与各团体派代表参加，参会人数有时多达一两千人。会上，特派员代表中央或省党部授旗授印，发表演讲，会后组织群众游行，高呼口号等，从而在民众中扩大农民协会的影响。根据资料记载，广东团委在指导农民运动工作时，还专门提示说：“农民协会之关防及布告，应比官厅宏伟辉煌，令农民易于注意，而暗中形成一无产阶级未来之新国家——政府。”这是当然想利用农民对官府的敬畏心理，提升农民协会的地位。在湖南未阳曾组织百余人分派九个农运指导团下乡（这样的农运指导团，可视为是后来土改时期工作队的前身），有一位指导团成员在报告中讲述了这样一个例子：他们来到该县石嘴乡，发现“该地的群众有多半在土豪劣绅手里，因为以前县农协有一特派员，不明当地情形，对于革命民众贫农及失业农民，稍微打击了一下，从此革命民众不敢起来，领导权就被他们拿去了。我们到那里的时候，不客气地打击土豪劣绅，促使以前被打击的革命的农友、贫农及失业农民觉悟起来，于是反革命的土豪劣绅也就逃之天天，革命的空气也就膨胀起来”。这一案例充分反映了农运如何因特派员和农运指导员的干预而起伏。
当然了，“革命不是请客吃饭”，特派员们的工作并非总是一帆风顺，而是时时面临着闲难阻挠甚至生命危险。如为保障特派员在皋层的工作，1925年10月，农民部特别通过四项保障特派员工作的议案，其中第一项就是《请发给特派员手枪俾资自卫之决议案》。但是，虽然此后特派员每人佩枪，但南于地主恶霸势力猖獗，生命安全仍难以得到保证。如1926年10月，中央农民部报告提及特派员李民智在博罗被恶霸地主杀害、特派员周金亭被恶霸地主掠去勒赎、特派员李华和梁伟民被中山防军擅行拘留等。
通过派遣特派员等方式，全国的农民运动果然大大发展起来，如湖南的农运在北伐前已有较好基础，曾先后派出的农运特派员多达400余人，北伐军进入湖南后，农民更迅速地组织起来，农民运动的广度和深度都超过其他各省。到1926年11月初，湖南全省75个县，已有50多个县成立了以贫农为骨干的农民协会，会员发展到130多万人。12月1日，在湖南长沙召开全省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当时任国民党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委员、中共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书记的毛泽东应邀出席大会，并作“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是农民问题”等重要讲话。到1927年1月，湖南全省已有70多个县组织了农民协会，会员增至200多万人，能直接领导的群众达1000人，约占全省农民总数的一半;到5月，会员激增到600万，超过全国农民协会会员总数的一半。1927年4月，省农协通令各县农协成立自卫部，以统一农民自卫军的领导。湖南农村出现了一场迅猛异常的大革命，打击的主要目标是土豪劣绅、不法地主，旁及各种封建宗法思想和制度，农民协会成为乡村的权力机关。北伐军占领的湖北、江西等省，农民运动也有很大发展，1926年11月，湖北全省的农民协会会员增到20万，到1927年5、6月份达到280万多人，江西也发展到5万多人。在湘鄂赣农民运动的推动下，广东、广西、河南、陕西、安徽、四川、福建、浙江、江苏、河北、山东、热河、察哈尔、绥远等省的农民运动也日益发展，并在武汉成立了全国农民协会临时执行委员会，毛泽东、邓演达、彭湃、方志敏等十三人被推为执行委员。到1927年6月，全国农民协会会员发展到近1000万人。轰轰烈烈的农民运动动摇了帝国主义、官僚专制主义在中国的统治基础，在中国革命史上写下了浓重的一笔，这其中，特派员们无疑功不可没。
随着第一次国共合作的破裂，农民运动特派员的历史也宣告结束。在看到其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的同时，我们也应看到其不足之处，如第一届农讲所学员充任的首批特派员在实际工作中就表现迥异，有些开展农民运动的工作并不理想。仅仅一年以后，第一届农讲所学员充任的特派员从23名减至9名，这同然与革命形势的需要、部分特派员改为从事其他工作有关，也与农民部执行严格的考核制度、对不称职的特派员实行淘汰制有密切关系，更反映出早期的特派员工作还是存在众多短板和问题的。究其原因，从外因上看，地主劣绅和反革命势力的疯狂反扑、国民党右派分子对农运的仇视和压制、国共合作过程中蕴藏的众多固有矛盾的激化，以及共产国际逐渐右倾的农运政策的不良影响等，都给特派员们制造了层层阻碍;从内因上看，党内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力量的压制、部分特派员的左倾过火行为，包括少数特派员自身能力、素质、革命坚定性等问题，都在一定程度中影响了革命工作，尤其是过于盲目相信农民、相信国民政府的威权，不做武装发动，只做民众运动，一旦国共双方关系紧张，农民运动的暂时失败就在所难免了。
农运特派员机制，虽然是中国共产党尚未掌握政权情况下的一种群众动员机制的尝试，而后却在抗战时期和1949年后的多次群众运动中，以工作队的形式继承下来并发扬光大，后来的“土改工作队”，其实就是完善化的、集体的特派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