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第一代女农民工相比，新生代打工妹群体普遍年龄较小，基本没有务农经历，受教育程度高于上一代；外出的目的除了谋生、赚钱外，还包括“羡慕城市现代生活”和“外出能够享受现代生活”等；她们开始认同流入地社会，而对家乡的乡土认同逐渐减弱，对农活没有兴趣，对农村的一些习惯和传统不认可甚至持批判态度。她们具有更多的城市化冲动，逐渐习惯于城市的繁华和快节奏生活，难以忍受农村的破旧、贫穷和慢节奏。她们能够迅速融入城市生活，对时尚潮流有着追逐的敏感，能够迅速掌握现代化信息传播工具，手机、网络已成为她们生活的一部分。她们渴望通过工作或者恋爱婚姻关系，跳出农村，成为“城里人”。但在现实生活中，却极少有人真正摆脱“打工妹”的身份，甚至不断遭遇各种现实困境。
　　
　　生命杀手：连续工时过长
　　
　　在银川市红花渠附近的小店里，从没听说过品牌的卫生巾摆放其中。老板娘毫不隐晦地告诉记者：“这种牌子的卫生巾，城里的女性很少有人用，都是卖给打工妹的。很便宜，一包才一元多，名牌的卫生巾一片就要一两元，打工妹舍不得买！”
　　农民工特别是女民工缺乏基本的财力和物质保障，无法过上有尊严的生活。有调查显示，在珠江三角洲乡镇企业的外来工中，女性工资明显低于男性，这并非同工不同酬，而是男女在职业和工种上有明显区分，在这一分工结构中女性普遍处于偏低的位置。被调查女性90％是流水线工人，文职和技术工人总计不到7％；男性70％是工人，文职和技术工人共占21.9％。
　　劳动密集型企业的生产流水线往往不需过强的体力，只需心灵手巧和忍耐性，女性正是这种工作的理想人选。而传统上不用承担家庭重担的女工是资本最愿意使用的廉价劳动力。资本往往利用两性传统的社会和家庭分工压低女工的工资，在一些不受劳动法保护的非正规部门，企业主还会利用女工的生理和心理特征降低工人的福利保障，以获取最大利润。当港商在珠三角建立出口加工区时，这种用工模式自然被移植过来。除了低工资外，女工们在劳动时间、劳动强度、劳动保护方面的权益往往遭到严重侵害。
　　1998年11月，深圳一家毛绒布织造公司CARD车间挡车女工刘涛，18天内加班时间已达到78小时，20日那天，她因劳累过度晕倒在工作台上，被飞快转动的机器吞掉了双臂。在众多的个案调查中，发生工伤事故的三个最重要原因是工作时间过长、机器失灵和工人没有安全防护知识，其中连续工作时间过长是工人生命的最大杀手。
　　近年来女工因工作时间过长猝死、工厂化学物品中毒而引发各种疾病的事例频繁见诸报端。
　　除了进工厂，女工另一个大的就业领域是服务业，如美容美发、保健按摩、休闲娱乐、酒店、餐馆等行业。相对于工厂中的打工妹，她们的劳动强度较小，工作环境较好，但更易遭遇另一个权益侵害问题——性骚扰。湖南省社科院新农村建设研究中心调查显示，在长沙务工的打工妹65.2％进入服务行业。工作中，74.8％的打工妹遭遇过不同程度的性骚扰。遇到骚扰时，有36.5％的人想得到老板的保护和帮助，但实际上，当真正遇到骚扰时，向老板或上级寻求保护的仅为5.7％。来自长沙的小欣说，她一直记得自己第一次遇到骚扰后告诉老板，老板却说，顾客就是上帝，上帝哪会搞什么性骚扰？
　　
　　婚恋失衡：情感飘在空中
　　
　　1980年代出生的年轻打工妹们，对恋爱、婚姻同样有着花季少女的憧憬和期待。深圳《蛇口消息报》曾刊载一封打工妹来信，信中表达了一个青春期少女的情感与心理躁动：“我们甚至忘记自己作为女性的存在，只有一月一次的‘例行公事’在提醒我们，你还是个女人……”
　　深圳市第五次人口普查发现，在女性恋爱婚姻的黄金年龄段（16～23岁）的深圳男女人口比例严重失衡，最大性别比为100名女性对44.75名男性。
　　同时，生产流水线上昼夜紧张的劳作，封闭的工厂生活与管理模式，生活与工作空间内严重失衡的男女性别比例，加上固有的户籍限制、地域文化差异，打工妹们的恋爱和婚姻圈依然十分狭小。
　　一般而言，面对恋爱婚姻选择，打工仔与打工妹的心理承受能力和最终选择有着很大区别。建筑工地和重体力岗位的打工仔基本上是文化水平较低者，发展机会和前途并不理想，也不容易被有较高婚姻期望值的打工妹相中，他们的婚姻期望值相对较低，主要是返回家乡选择配偶、组建家庭。而一部分对婚姻期待较高的打工仔，因从事保安、司机、厨师、技术工人等工作，在女多男少的生活与工作环境里，具有更多的选择机会。因此，在恋爱婚姻问题上，打工仔比打工妹的困惑相对较少。而打工妹群体由于城市生活空间的扩大以及与异性交往空间的扩大，大大扩展了她们恋爱婚姻的心理想象空间，导致她们对感情、婚姻和家庭生活的期望值都有不同程度的升高。她们不愿嫁回乡下，甚至有些瞧不起留在农村的男人，但城市里的男青年又很少能看得上进城的打工妹，对于同样外来的打工仔，打工妹们又怕受到欺骗，或担心因工作不断流动而导致感情的不稳定，或担心经济压力。
　　一个名叫何小燕的深圳女工说：“在工厂里谈恋爱很多都是没有结果的。大家出门在外，都很孤单，男孩子就想找个女孩陪陪，打发点时间；女孩子也觉得找个朋友，可以互相照应一下。可是大家都来自五湖四海，以后能不能在一起还是个问题。所以好多人都没有什么感情的，有的换了一个厂，就分手了。”所以她认为：“感情这东西最不实在了，总是飘在空中。好像是人家的东西，有时候可以给你，有时候就会带走。不是你付出多少就会有多少回报的。”何小燕对感情的怀疑正是打工妹情感屡遭挫折的一种反映。有媒体报道说，深圳工厂里相当一部分打工妹对男人感到失望，她们认为：一是有的男人自身生存就有问题；二是有些男人逢场作戏不负责；三是有些男人搂着别的女孩却跟老婆打电话说自己在谈生意或在旅途中。
　　尽管有这么多的担忧、失望和无奈，打工妹追求爱情和婚姻的努力始终很强烈。
　　
　　职业分化：人生方向迥异
　　
　　深圳天安数码城一带工厂云集，工人生活区，一间间鸽子笼般的房间镶嵌在一幢幢宿舍楼中。一间阴暗逼仄的7人宿舍里，住着20岁的广西妹蓝元梅和她的工友。蓝元梅2001年初中刚毕业就到深圳打工，一开始在宝安的一家电子厂工作，每月工资六七百元。早上７点起床，晚上通常加班到10点半，然后宵夜、排队洗澡洗衣，到凌晨才睡。蓝元梅和工友们普遍睡眠不足，有的男孩子上班打瞌睡，焊锡的烙铁就会把手烫伤。下班时还要被搜身，男工直接搜，女工用电感器探测。2004年６月，蓝元梅跳槽到一家美资企业，这里最低工资每月690元，经常加班可以拿到1400多元。
　　从去年９月开始，蓝元梅和工友们参加了一个公益性外来工社区学院，在那里学习计算机，还积极参加社区学院组织的公益活动。
　　在城里呆久了，小蓝回到家乡有点不习惯。“家里到处都是泥土，到了晚上漆黑一片，生活单调得要命，住了几天又想回深圳了。”“我们这一代人会干农活的非常少，大多数人不想回去，但凭我们的实力在深圳定居又太难，对未来没有想太多，只好走一步看一步。”
　　蓝元梅是千百万珠三角打工仔打工妹中的一个，她们辛勤工作，努力补充文化知识，却对未来没有明确方向。
　　相比蓝元梅，小S走了一条截然不同的路。
　　她是一名性工作者，晚上在一家五星级酒店的“健身俱乐部”上班。小Ｓ来俱乐部之前曾在一家工艺品厂打工，来之前犹豫了好几天，但她说，现在比较满意这份“工作”。相比以前，这里环境好，收入又高，正常情况下，一天有四五百元收入。有一次，一位客人给了她1000元小费，“接到钱那会儿，我真有点震撼，这可是我当初在工厂辛苦一个月的工资啊。”
　　小Ｓ说，这里的小姐们都空虚得很，平时就爱化妆、买衣服，还赌博。对于将来，小Ｓ一脸茫然。但她知道这不是长久之计，“打算做完今年，赚点钱，供弟弟念书，再开个店……”
　　打工妹蓝元梅与性工作者小S所走的不同道路表明了女性民工的分化。这种分化的背景是新一代民工的分化。在东莞的一起抢劫案中，歹徒是外来人员，受害者是外来工，见义勇为的也是外来工，外来民工占据了事件的所有角色，可以说，此事极好地体现了外来人员的分化，也隐喻了本地市民对外来人员的心理：既相互隔膜又相互依存，既爱又恨。
　　
　　身份困惑：为何总被边缘化
　　
　　“珠江三角洲有4万根以上断指，我常想，如果把它们都摆成一条直线会有多长，而我笔下瘦弱的文字却不能将任何一根断指接起来……”2007年5月21日，站在颁奖台上，打工妹诗人郑小琼提到“人民文学奖散文奖”获奖作品《铁·塑料厂》的创作动机，发言屡次被掌声打断。
　　作为诗人的郑小琼声名鹊起，赢得诸多赞许。但在现实生活中，“打工妹”依然是她的第一标签。一次，郑小琼与诗友结伴爬山，被警察拦住，朋友从手提袋里拿出一本书，告诉警察那是她新出的诗集。警察不耐烦，将诗集打翻在地，一声大吼：“暂住证！”
　　有追求的打工诗人们拼命想捐弃头上的“打工”二字，做一个纯粹的诗人，或通过写作改变自己的命运。他们中的一些人笔耕数年，小有成就后改行做了编辑、记者，也有的聚集在深圳宝安31区，专事文学写作。他们摆脱了流水线的打工生活，但无论如何，无法逃离“打工者”的身份。郑小琼说，她的一些诗友、前辈，即使做到管理层或供职于文联，大多仍没有编制，因为没有本科以上学历，也没有城市户口。
　　郑小琼始终有种被边缘化的感觉。作为打工者，经历着城乡之别地域意义上的边缘化；作为写作者，经历着体制内外文化意义上的边缘化。
　　郑小琼的边缘感是无数打工妹的切身感受。她们享受着城市生活带来的改变和梦想，却每每在甜蜜之后品尝到某种伤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