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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古代，朝廷的工作人员是由国家支付薪水，在这一点上类似公务员。那么，古代同样面临如何给“公务员”涨工资“增俸”或是降工资“减秩”的问题。
总的来说，各个朝代的做法并不一样，但“增俸”基本上都是向基层、普通“公务员”倾斜。
陶渊明辞职的真相
工资，在古代叫俸禄。由于古代“公务员”的俸禄大多偏低，故称之为“薄俸”。因为俸禄太薄而辞职的，在古代并不鲜见。先秦时期的《墨子·贵义》中，就记载了一个因嫌钱少而“辞官”的例子。当时的文化名人墨子曾推荐一人到卫国做官，但不久此人便回来了。原来，卫国国君起初答应给1000盆禄粮，结果到岗后只给500盆。墨子当即问此人：“授子过千盆，则子去之乎？”意思是，如果给你的粟米超过1000盆，你还辞职吗？那人坚决地回答不辞！
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同样有不少人根本不想当官。虽然客观原因是国家动荡，但与俸禄太少也有相当大的关系。以三国时期的曹魏来说，魏国“公务员”的工资水平便相当低。曹叡（明帝）当皇帝的景初年间，“公务员”的俸禄只有以前的1/5。《三国志·魏书·高堂隆传》记载，时大臣、关内侯高堂隆在奏书中是这样说的：“将吏俸禄，稍见折减，方之于昔，五分居一。”
这一时期借口工资低而退出官场的代表人物，当属东晋的陶潜（陶渊明）。 《晋书·陶潜传》记载，陶渊明在辞去彭泽县令、归隐南山前，说了这么一句话：“吾不能为五斗米折腰，拳拳事乡里小人邪！”“五斗米”，虽然在史学界有日俸和月俸之争，但属低薪是基本肯定的。
千百年来，大家一直认为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是其节操所在。事实是，由于当时县令的俸禄很低，多由年老胥吏或退役的下级军官充任。这些官员的形象很差，为世人所不齿。既拿不到什么钱，口碑又不好，陶渊明选择离开“公务员”队伍，实乃无奈。
涨工资从基层抓起
显然，“薄俸”对加强“公务员”队伍建设是颇为不利的。为此，古代朝廷往往通过“涨工资”“增福利”的手段，稳定“公务员”的情绪，让他们安心本职。
古代涨工资叫“增俸”，降工资称为“减秩”。相对来说，增俸的机会大大多于减秩。
《汉书·百官公卿表上》记载，西汉“吏员自佐史至丞相，十二万二百八十五人”，也就是说，全国拿财政工资的公务员共120285人。平均算下来，每人月工资在1380钱左右，并不高。但在实际分配时，20亿财政经费中的大多数，都让高官拿走了，低级官员和底层“公务员”待遇很低。为此，西汉至少两次给普通和基层“公务员”增俸。其中最有名的一次，是刘询（宣帝）下诏，决定给全国的“小吏”增俸15%。
刘询给普通“公务员”涨工资一事，记载于《汉书·宣帝纪》。刘询认为，“吏不廉平则治道衰。今小吏皆勤事，而俸禄薄，欲其毋侵渔百姓，难矣。其益吏百石以下俸十五。” 增俸15%，这个工资涨幅还是很大的。值得一提的是，刘询给“公务员”增俸的动机，除了考虑他们工资确实太低外，还有防范公职人员贪腐的意思，刘询因此被认为是古代 “高薪养廉”理论的最早提出者和实践者。
从史料来看，古代“公务员”涨工资的基本趋势，是向普通“公务员”倾斜，享受对象通常以级别较低的官员和基层公职人员为主，缩小高级“公务员”与普通“公务员”之间收入差距，使薪资分配趋向合理、公平。
古代工资也参考物价
在宋初，“公务员”的工资仍比较低，远少于唐朝。《宋史·职官十一》记载，北宋前期的“公务员”工资基本沿用五代时期的俸禄制度：“所支半俸，复从虚折”，俸禄只有唐代一半。
由于所支半俸中，大多数为实物工资，变卖成现金，又要损失一些，宋初“公务员”的实际工资只有唐朝的1/4。好在宋初的物价不高，东西便宜，不至于挨饿受冻。宋人王在《燕翼诒谋录》中是这样说的，“物价甚廉，粗给妻孥，未至冻馁，然艰窘甚矣。”
在财政转好后，朝廷开始筹备给“公务员”涨工资。赵恒（真宗）当皇帝的大中祥符五年（公元1012年），“始议增给”。《宋大诏令集·定百官俸诏》记载，在这年的11月，“定加文武职官月俸”。这是北宋第一次大范围给“公务员”加薪，从最高的三师三公，到最低的奉官、殿直，均涨工资，幅度从“增二贯”到“百二十贯”不等。
古代给“公务员”涨工资，涨幅基本上跟着物价走。北宋中期，物价不断上涨，“公务员”的工资根本不够开支，朝廷只好不时增俸。在赵顼（神宗）当皇帝（公元1068年至1085年）后，北宋又作出了一次较大的工资制度改革，在时同平章事（位同宰相）王安石的推动下，以阶易官，定为二十四阶，此即《寄禄新格》，史称“元丰新制”， “公务员”的工资大幅增加。到南宋时，由于财政困难，加上宋金征战不断，“公务员”的加薪机会基本上没有了，“减秩”反成了常事。
高薪没能“养廉”
给“公务员”涨工资，目的是稳定公务员队伍，以增加“公务员”的工作热情，并通过提高待遇，消除官场贪污受贿等腐败现象。但在事实上，增俸不仅未能解决和根治古代官场腐败，反而陷入 “高薪养廉”的误区。这项政策最早出自汉宣帝刘询，此后不少朝代都或长或短实行过，如宋代便实行过“高薪养廉”，当时叫“重禄”。王安石是“重禄”的积极主张者，他于熙宁年间推出的一揽子改革计划中，即有“重禄法”，首先在高级“公务员”三司中间试行，不久王安石针对低层“公务员”（吏人）“素无常禄”现象，建议“吏人普遍给俸”，仅京师便增吏禄413400余缗，财政压力大增。
重禄的初衷是想解决低层“公务员”因低薪无薪引发的贪贿问题，但是许多拿了“重禄”的官员，仍贪污受贿，《宋史·食货志下一》称：“良吏实寡，赇取如故。”
明朝一度在镇守一类军官中间推出“养廉地”制度，划给一定数量的土地，以遏制官员任意侵占田地的行为，实现“养廉”。事实也很让朝廷失望，《明神宗实录》中记载，当时“将官假养廉而侵夺其膏腴之地。”
鉴于明朝“公务员”工资过低引发贪腐的教训，清朝“公务员”的工资水平有所上升。在固定工资即“正俸”之外，还有“养廉”“恩俸”“双俸”等多项福利性工资，这其实是变向给“公务员”涨工资。
“养廉银”制度是清朝独创，实行于雍正元年（公元1723年），首先在地方官员中推出。其资金主要来自地方“火耗”或税赋，以此补贴“公务员”正式工资的不足。但在实施过程中却出现了怪现象，养廉银大大高于本俸，且多在本俸的10倍以上，甚至100倍。由于京官没有这一丰厚的“外快”，怨言四起，为增加京官的收入，朝廷又推出“恩俸”“双俸”制度。
“养廉银”的措施本是“因官吏贪赃，时有所闻，特设此名，欲其顾名思义，勉为廉吏也。”但事与愿违，养廉银并未完全解决廉洁守纪“公务员”的生活问题，反而让官场腐败丛生。
总的来说，各个朝代的做法并不一样，但“增俸”基本上都是向基层、普通“公务员”倾斜。
陶渊明辞职的真相
工资，在古代叫俸禄。由于古代“公务员”的俸禄大多偏低，故称之为“薄俸”。因为俸禄太薄而辞职的，在古代并不鲜见。先秦时期的《墨子·贵义》中，就记载了一个因嫌钱少而“辞官”的例子。当时的文化名人墨子曾推荐一人到卫国做官，但不久此人便回来了。原来，卫国国君起初答应给1000盆禄粮，结果到岗后只给500盆。墨子当即问此人：“授子过千盆，则子去之乎？”意思是，如果给你的粟米超过1000盆，你还辞职吗？那人坚决地回答不辞！
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同样有不少人根本不想当官。虽然客观原因是国家动荡，但与俸禄太少也有相当大的关系。以三国时期的曹魏来说，魏国“公务员”的工资水平便相当低。曹叡（明帝）当皇帝的景初年间，“公务员”的俸禄只有以前的1/5。《三国志·魏书·高堂隆传》记载，时大臣、关内侯高堂隆在奏书中是这样说的：“将吏俸禄，稍见折减，方之于昔，五分居一。”
这一时期借口工资低而退出官场的代表人物，当属东晋的陶潜（陶渊明）。 《晋书·陶潜传》记载，陶渊明在辞去彭泽县令、归隐南山前，说了这么一句话：“吾不能为五斗米折腰，拳拳事乡里小人邪！”“五斗米”，虽然在史学界有日俸和月俸之争，但属低薪是基本肯定的。
千百年来，大家一直认为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是其节操所在。事实是，由于当时县令的俸禄很低，多由年老胥吏或退役的下级军官充任。这些官员的形象很差，为世人所不齿。既拿不到什么钱，口碑又不好，陶渊明选择离开“公务员”队伍，实乃无奈。
涨工资从基层抓起
显然，“薄俸”对加强“公务员”队伍建设是颇为不利的。为此，古代朝廷往往通过“涨工资”“增福利”的手段，稳定“公务员”的情绪，让他们安心本职。
古代涨工资叫“增俸”，降工资称为“减秩”。相对来说，增俸的机会大大多于减秩。
《汉书·百官公卿表上》记载，西汉“吏员自佐史至丞相，十二万二百八十五人”，也就是说，全国拿财政工资的公务员共120285人。平均算下来，每人月工资在1380钱左右，并不高。但在实际分配时，20亿财政经费中的大多数，都让高官拿走了，低级官员和底层“公务员”待遇很低。为此，西汉至少两次给普通和基层“公务员”增俸。其中最有名的一次，是刘询（宣帝）下诏，决定给全国的“小吏”增俸15%。
刘询给普通“公务员”涨工资一事，记载于《汉书·宣帝纪》。刘询认为，“吏不廉平则治道衰。今小吏皆勤事，而俸禄薄，欲其毋侵渔百姓，难矣。其益吏百石以下俸十五。” 增俸15%，这个工资涨幅还是很大的。值得一提的是，刘询给“公务员”增俸的动机，除了考虑他们工资确实太低外，还有防范公职人员贪腐的意思，刘询因此被认为是古代 “高薪养廉”理论的最早提出者和实践者。
从史料来看，古代“公务员”涨工资的基本趋势，是向普通“公务员”倾斜，享受对象通常以级别较低的官员和基层公职人员为主，缩小高级“公务员”与普通“公务员”之间收入差距，使薪资分配趋向合理、公平。
古代工资也参考物价
在宋初，“公务员”的工资仍比较低，远少于唐朝。《宋史·职官十一》记载，北宋前期的“公务员”工资基本沿用五代时期的俸禄制度：“所支半俸，复从虚折”，俸禄只有唐代一半。
由于所支半俸中，大多数为实物工资，变卖成现金，又要损失一些，宋初“公务员”的实际工资只有唐朝的1/4。好在宋初的物价不高，东西便宜，不至于挨饿受冻。宋人王在《燕翼诒谋录》中是这样说的，“物价甚廉，粗给妻孥，未至冻馁，然艰窘甚矣。”
在财政转好后，朝廷开始筹备给“公务员”涨工资。赵恒（真宗）当皇帝的大中祥符五年（公元1012年），“始议增给”。《宋大诏令集·定百官俸诏》记载，在这年的11月，“定加文武职官月俸”。这是北宋第一次大范围给“公务员”加薪，从最高的三师三公，到最低的奉官、殿直，均涨工资，幅度从“增二贯”到“百二十贯”不等。
古代给“公务员”涨工资，涨幅基本上跟着物价走。北宋中期，物价不断上涨，“公务员”的工资根本不够开支，朝廷只好不时增俸。在赵顼（神宗）当皇帝（公元1068年至1085年）后，北宋又作出了一次较大的工资制度改革，在时同平章事（位同宰相）王安石的推动下，以阶易官，定为二十四阶，此即《寄禄新格》，史称“元丰新制”， “公务员”的工资大幅增加。到南宋时，由于财政困难，加上宋金征战不断，“公务员”的加薪机会基本上没有了，“减秩”反成了常事。
高薪没能“养廉”
给“公务员”涨工资，目的是稳定公务员队伍，以增加“公务员”的工作热情，并通过提高待遇，消除官场贪污受贿等腐败现象。但在事实上，增俸不仅未能解决和根治古代官场腐败，反而陷入 “高薪养廉”的误区。这项政策最早出自汉宣帝刘询，此后不少朝代都或长或短实行过，如宋代便实行过“高薪养廉”，当时叫“重禄”。王安石是“重禄”的积极主张者，他于熙宁年间推出的一揽子改革计划中，即有“重禄法”，首先在高级“公务员”三司中间试行，不久王安石针对低层“公务员”（吏人）“素无常禄”现象，建议“吏人普遍给俸”，仅京师便增吏禄413400余缗，财政压力大增。
重禄的初衷是想解决低层“公务员”因低薪无薪引发的贪贿问题，但是许多拿了“重禄”的官员，仍贪污受贿，《宋史·食货志下一》称：“良吏实寡，赇取如故。”
明朝一度在镇守一类军官中间推出“养廉地”制度，划给一定数量的土地，以遏制官员任意侵占田地的行为，实现“养廉”。事实也很让朝廷失望，《明神宗实录》中记载，当时“将官假养廉而侵夺其膏腴之地。”
鉴于明朝“公务员”工资过低引发贪腐的教训，清朝“公务员”的工资水平有所上升。在固定工资即“正俸”之外，还有“养廉”“恩俸”“双俸”等多项福利性工资，这其实是变向给“公务员”涨工资。
“养廉银”制度是清朝独创，实行于雍正元年（公元1723年），首先在地方官员中推出。其资金主要来自地方“火耗”或税赋，以此补贴“公务员”正式工资的不足。但在实施过程中却出现了怪现象，养廉银大大高于本俸，且多在本俸的10倍以上，甚至100倍。由于京官没有这一丰厚的“外快”，怨言四起，为增加京官的收入，朝廷又推出“恩俸”“双俸”制度。
“养廉银”的措施本是“因官吏贪赃，时有所闻，特设此名，欲其顾名思义，勉为廉吏也。”但事与愿违，养廉银并未完全解决廉洁守纪“公务员”的生活问题，反而让官场腐败丛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