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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研究中国政治，关键是要在中国政治的现实逻辑中发现中国政治的学术逻辑。这不仅要求我们加强在研究方法方面的学习和训练，而且要培养自己的整体性思维和抽象性思维；不仅要有问题意识，而且要体现价值关怀；不仅要学习借鉴西方的研究范式和概念体系，而且也要创新我们自己的研究范式和概念体系；在实证方法的运用上，要根据具体的研究对象和研究议题，灵活运用定量分析、定性分析和比较分析等多种方法。
关键词：中国政治；研究方法；现实逻辑；学术逻辑
中图分类号：C31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6269(2011)03-0074-04
中国政治研究的方法，简单地说就是如何研究中国政治，如何在纷繁复杂且精彩纷呈的中国政治现实中挖掘学术问题，发现学术逻辑，构建学术理论，这是中国政治学面临的重大问题。在一些学者看来，这甚至已经成为中国政治学研究和发展中具有“节点”意义的问题[1]。本文从知识积累和基本思维、问题意识与价值关怀、研究范式和核心概念、在场意识和实证方法等四个方面对中国政治研究方法问题提出了一些初步的思考。
一、知识积累与基本思维
我们现在掌握的政治研究方法至少包括两个层次[2]：一是前人或学者们的研究路径（或者叫研究途径、研究取向），主要体现在各种具体理论中。也就是说，学者们对理论的发展和阐述本身就蕴含着自身对于如何研究政治现象的态度和方法。二是在整个学科中所存在的普遍性的方法和程序。这是学科的基本共同知识，是“行业规范”，具体体现为政治学的研究程序和技术性方法。对政治学研究而言，研究方法不仅是一种路径和技术，经过长期的发展和积累，它本身也已经成为政治学科的一个重要分支，并且具有了自身的发展逻辑，形成了本体论、知识论、研究范式和技术方法四个层次。这四个层次互相影响，共同构成了政治学研究方法知识体系的整体结构。尤其是随着政治科学化程度的不断提高，以及实证研究逐渐成为政治分析的主要取向，西方政治学界在实证主义的研究方法方面进行了广泛深入的探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和知识。
进入新世纪以来，政治研究方法成为国内学界关注的一大热点，出版了不少相关著作，开展了专门培训，召开了专题研讨会，研究者也逐渐重视研究方法的规范性问题。应当说，我们对于研究方法问题，在知识上已经有了一定的积累，在态度上也不能说不重视。任剑涛教授认为，“政治学研究方法意识的自觉是今天中国政治学研究的一个显著特点”[3]。但是，当真正面对中国政治这样一个活生生的研究对象时，我们往往还是不知从何着手、如何研究。这时才发现，原来研究方法本身也是分层次的，而我们平时关注最多的关于资料如何获取、如何分析、如何处理等等，只是一些技术层面的问题，甚至于选择何种理论工具或观察视角也只是一种手段。而在这之前首先要解决的，是一个如何正确把握中国政治的基本思维问题。总体来看，研究中国政治，有以下两种基本思维显得尤为重要。
（一）整体性思维
即必须对中国政治有一个整体的认识和把握。一方面，对中国政治进行整体性研究理所当然需要整体性思维。例如，林尚立教授的《当代中国政治形态研究》[4]以及李侃如的《治理中国：从革命到改革》[5]等均是对当代中国政治进行整体性研究的代表作。另一方面，即使是从局部的角度对中国政治中的某些侧面进行研究，同样需要整体性思维，需要我们将研究对象放到中国政治的大架构内予以考察和研究。此外，孔飞力的《叫魂》[6]向我们展现的是另外一个层次的整体性思维，就是将政治问题放到整个社会关系的网络中加以研究。《叫魂》实际上研究的是一个政治问题，一个政治权力的运作问题，但是这本书的独到之处在于，它并不是从政治制度中去分析政治权力的运作问题，而是选择了一个涉及皇帝、官僚和民众的叫魂事件，在这样一个社会关系网络中生动展示政治权力的运作问题，尤其是皇帝权与官僚权的互动问题。
如何训练整体性思维？关键是要在自己的脑海中确立一个时空体系，即毛泽东所说的“古今中外法”。从时间的角度看，就是要把今天的中国政治放到60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治中来考察；60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治要放到100多年的中国近代政治当中考察；一百年的近代中国政治要放到两千年的中国政治中考察；两千年的中国政治要放到五千年的中國历史当中考察。言外之意，今天的中国政治是历史形成的，其背后有深刻的历史逻辑和现实逻辑。因此，“没有历史的感觉，就不能很历史地分析中国政治。而中国社会，由于其悠久的历史，不做历史分析是不能研究的”[7]。从空间的纬度看，一是内部的空间，二是外部的空间。内部的空间，就是要认识和把握中国政治中基本的关系，比如政党、国家与社会，个人、组织和国家等。外部的空间，就是中国与世界的关系，这种关系不是外交意义上的，更多地是国际关系意义上的。要关注各国国家成长的经验，各国现代化的经验、经历及其所展现出来的景象对中国的借鉴和启示。必须学会比较，只有通过比较，才能认识到世界的经验，才能认识到中国的特性。心中有一个宏大的时空观念，是了解和研究中国政治的重要前提。
（二）抽象性思维
没有被理论精确解释的现实对我们来说太混乱，太难以理解了。政治生活尤其如此。例如，一些人参与投票，而另一些人却不参与；在一些选举中，选情会有巨大的变化，而另一些则没有变化；一些法案被国会通过，而另一些则没有被通过；经济发展项目在一些国家成功了，而在另一些国家失败了；有些时候战争得以发生，而有些时候却没有发生。要想理解为什么这些事件会发生或者希望控制某些事件的发生，我们必须简化我们对现实生活的感知。[8]因此，任何复杂的现实问题，都应首先被还原成一个简单的理论问题，然后再从这个简单理论问题中还原出复杂现实问题的内在结构。这就需要我们具备一定的抽象思维和理性思考能力，能够透过林林总总、千变万化的政治现象，寻找到这些现象背后的关键性变量，以及这些关键性变量之间的逻辑关系，从而将事实进行重新整理和还原。通过这样一个过程，我们发现的就不再是简单的事实的逻辑，而是学术的逻辑。当然，通过抽象建立理论以简化现实，是需要代价的，这个代价就是我们总是不得不缩小我们观察现实的范围，不得不忽略掉许多的因素和变量（而也许这些因素和变量是非常重要的）。因此，我们所能做的，只能是在理论的简洁度和我们所能容忍的例外数目（误差）之间寻求一个适当的平衡。
二、问题意识与价值关怀
学术研究必须有问题意识，这似乎已经成为一个常识，而问题意识的培养，很大程度上跟个人的专业素养和对现实政治生活的体验与感悟有关。中国目前正处于整体转型过程当中，各个领域都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可以说目前的中国是“问题中国”，而正是这些问题，构成了中国政治研究的动力和空间[9]。这些问题，有些属于宏观战略层次，比如政治体制改革、国家结构形式、中央和地方的关系、执政党革新等；有些属于中观层次，比如阶级阶层研究、精英政治研究、选举政治研究、反腐败研究等；有些属于微观层次，比如乡镇长直接选举、“群体性事件”背景原因、公共危机处理机制、基层社区权力重构等。当然，这些分类是相对的，并不具严格的意义。但有一点是确定的，那就是这些问题都是当前及未来一段时期内中国政治领域中面临的重大问题，也是我们开展政治研究应该予以重点关注的问题。当然，具体研究什么，这实际上是一个很个人化的问题，往往与每个人自己的研究兴趣和研究惯性有关。但不论选择什么议题，问题研究的缘起，简单来说，是“应然”与“实然”之间出现了重大偏差，这种偏差既可能存在于理论描述与现实政策之间，也可能存在于政策规定与政策落实之间，也可能存在于政治实践与政治理论之间；而问题研究的目标，就是要摸清这种偏差，分析偏差的性质和根源，思考如何纠正偏差，以努力使理论、政策和实践尽量保持内在的一致性。
政治研究要求关注“重大问题”，要求介入公共事务，自然就有一个价值关怀的问题。这就涉及到了政治研究中事实与价值的关系问题，以及与之相关的意识形态与学术研究的关系问题。事实上，这也许是一个永远说不清辩不明的问题，因为事实和价值之间、意识形态与学术研究之间本身就存在着剪不断理还乱的牵连。这方面的文献很多，这里不多作讨论，只引用三则笔者最近读到的材料，因为角度特别，所以细细体会，别有一番滋味。首先来看第一则材料。以往讲政治研究中的“价值中立”问题，所持的立场，要么是站在科学主义的角度反对价值中立，要么是站在人文主义的角度接受价值中立。而黄宗智在《中国的“公共领域”与市民社会——国家与社会间的第三领域》一文中提出了一个很有启发意义的观点。他说：诚然，研究者多少总要受其自身价值取向的影响，也正是有鉴于此，我们弄清楚自己的价值倾向比懵懵懂懂要强得多，但这种自觉应当用以帮助防止对历史材料的曲解[10]。就笔者的理解，这段话实际上表达了三层意思：第一，价值取向不可避免，绝对中立绝无可能；第二，既然不可避免，弄清楚自己的立场总比糊里糊涂好；第三，明确立场的目的是防止对历史材料的曲解，而不应成为研究者根据自身偏好随意剪裁材料的理由。再来看第二则材料。王绍光在《“接轨”还是“拿来”：政治学本土化的思考》一文中对美国政治学的几个主要领域（政治理论、国际关系、美国政治、比较政治）分别进行了考察，最后得出的結论是：美国政治学不是科学，至少现在还不是。为了印证自己的判断，他还引用了美国政治学会前主席洛维的观点：（一）美国政治学本身就是个政治现象，是国家的产物；（二）如果说有政治科学的话，就有不止一种政治科学，每一种都是特定研究对象的特定结果；（三）即使我们诚心追求真理，但为什么我们的政治学采取目前的形式，为什么某些领域在政治学占据主导地位，这些都不是用我们的主观动机便能解释的。洛维的结论是，每一个政权都希望制造出与自身合拍的那种政治学，美国也不例外[11]。黄宗智也认为，“就意识形态影响学术而言，中国与美国的区别主要是一个程度上的不同。在美国，学术理论与政治意识形态的联系更加微妙。尽管如此，可以肯定的是，学术理论与政治意识形态的联系在美国依然存在” [10]107。最后来看第三则材料。1994年11月28日，王沪宁教授在与博士生讨论“中国民主政治发展的模式和道路”问题时，谈了一个基本想法，那就是在分析这个问题的时候首先要“打扫”我们的价值系统。他认为，近代以来，西方的价值体系渐渐进入中国，并且在中国社会有着不可低估的影响，这种影响一直延续到今天。特别是在政治分析中，我们的参考系或多或少是被西方的价值参照系“辐射”过的。我们自己往往没有明确的意识，尽管我们可能尽量在清扫西方的价值，但是“日用而不觉”。今日世界政治和中国政治的发展表明，每个社会均有自己的发展逻辑。离开这个逻辑来谈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社会发展，不能得到客观和适宜的结论。今天我们更需要的是从自己的文化传统中发掘出新的政治价值，这样才能使发展与社会文化特质和民众素质紧密地结合起来[7]233。因此，“对中国政治的研究，不应再从简单的价值出发，相反，应该从中国政治的事实出发；与此相应，中国政治研究的使命，不是赋予中国政治以简单的价值取向或价值目标，而是探究和开掘中国政治与制度发展背后蕴含的价值和理论” [12]。
三、研究范式与核心概念
之所以将研究范式和核心概念放在一起讨论，主要是因为研究范式的转换往往是与核心概念的更新联系在一起的，不同的研究范式需要不同的核心概念，而不同的核心概念的提出往往也会引起研究范式和研究方法的转换。这是因为，不同的概念往往意味着不同的提问方式。譬如黄宗智的《中国研究的范式问题讨论》[10]和杨念群《中层理论》[13]两本书中都有大量的篇幅来讨论“市民社会”概念提出后中国研究范式和方法的重大转变，简单地说，就是从原来的从上往下看，慢慢转向从下往上看。关于中国政治尤其是近现代中国政治研究范式的转换以及相应的核心概念的更新，黄宗智和杨念群分别在自己的书中作了一个比较全面的梳理和评述。这两本书虽然主要是从史学的角度讲的，但我们知道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国外对中国政治问题的研究主要是由历史学家来做的，因此这种梳理对于我们理解中国政治研究范式的转换还是有意义的。譬如从东方主义化到现代化，从费正清的“冲击——回应”模式到柯文的“内部取向”和“移情理论”，从政治史到经济社会史，等等。
实际上，一个好的研究，必须有一个到位的、有强大解释力的甚至是具有统摄性的核心概念。那么对中国政治研究而言，这样的核心概念从哪里来？从逻辑上看，无非是这么几种：一是从中国传统政治中来，二是从现代政治学并且基本上是从西方政治学中来，三是从马克思主义政治学中来，四是自己创造出一个或一套新的概念来。从实际情况来看，今天国内政治学者对当代中国政治问题的研究，使用的核心概念主要是来自西方的。那么，中国传统社会的政治体系能否用现代的概念体系来解释？应该说，从理论上讲是可以的，但从实际政治的运作来看，是很不一样的。这与西方不同。西方古典政治与现代政治的核心概念基本是相通的，有很强的承继性，只要作简单的转化就可以直接适用。但中国传统政治的概念体系与现代政治是不相通的。因此，研究中国传统政治有两种方法：一是用现代概念体系解释传统政治，二是用既有的传统政治概念解释古典政治。但不管是对中国传统政治的研究，还是对现代政治的研究，不管是运用传统的政治概念，还是运用西方的政治概念，甚至是自己创造一个或一套核心概念，从语言学的角度来看，每一个概念本身都有其本身的局限性，这种局限性不仅体现在当你提出一个概念去描述一个事物的时候，概念与事实之间本身就已经拉开了距离，更何况任何语言都是在特定条件下产生的，脱离了这个条件，语言本身也就失去了他原有的意义。因此，在研究中引入一个核心概念，除了对概念本身进行清楚界定外，首先还必须对这一概念与我们所要研究的对象和问题之间的契合性进行审视。
四、在场意识与实证方法
以研究者所处的时空为座标，可以将作为研究对象的中国政治分为三部分，一是过去已发生的政治，二是当下正在发生的政治，三是未来的政治。不论是哪一部分，与研究者在时空上基本都是错开的。过去和未来自不用说，就算是研究当下正在发生的政治，研究者大多也是未能直接参与其中的，即使能直接参与其中（或者以当事人的方式，或者以观察者的方式），其所能接触到的也只能是其中一个片段和一个侧面。比如，研究者可以现场观摩一场选举，但选举会场之外的事情他们大多就看不到，而实际上这些看不到的活动也许才是影响这场选举的决定性因素。因此，对大多数研究者而言，他与作为他的研究对象的政治活动之间，主要是通过文献资料连接在一起的。因此，无论是考察历史，还是考察现实，非常重要的一点是要实现从不在场到在场的转换，必须将有限的知识和素材迅速还原为我们在场状态下感知到的事实，要去感受政治活动发生时的实际场景，去体会在那样的一个时空当中，国家发展和国家建设所面临的问题。当然，每个人面对历史素材，都有自己的还原，还原的结果肯定也是不一样的。但不管怎么说，多少总会有一点还原，并且每个研究者都是尽量去逼近历史的真实的场景和逻辑。事实上，社会科学揭示的规律和趋势所达成的真理不是哪一个人说了算的，而是相互印证、相互补充，然后逐渐去接近历史的真实。
講到还原真实，自然就要讲到政治研究中的实证方法。一般来讲，政治研究，主要有两种途径：一是规范的，二是实证的。虽然我们不能说从规范研究到实证研究是一种历史演进的过程，但总的来看，今天的政治研究，其主要取向是实证的，则是不争的事实。而正是在这种实证主义的影响下，当代政治研究开始走上了政治科学之路。当代政治科学在行为主义的旗帜之下通过方法论的推陈出新，不断从传统主义走向行为主义，从行为主义走向后行为主义，从后行为主义再“回归国家”，走向新制度主义，这是西方尤其是美国政治学研究方法的基本发展脉络。但笔者认为，对中国政治研究而言，规范研究和实证研究这两种途径都还很不足，都需要加强，尤其是实证研究，更需要加强。这正如我们在谈到现代与后现代的关系时讲到，对今天的中国而言，所面临的基本上还是现代的问题，后现代对中国而言很大程度上还是未来时。同样的，对今天的中国政治研究而言，在方法论上主要还是要进一步推进政治学的科学化进程，倡导更多的实证研究。正如林尚立教授所言，“尽管行为主义的发展历史证明，把政治学研究引向一种‘真正的、绝对的科学化’，只能使政治学的发展陷入困境，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行为主义的那些方法都无益于政治学的研究。实际上，后行为主义并没有完全否定行为主义的具体方法本身，而是否定行为主义研究的价值取向。实际状况表明，由于受传统研究的影响，我们的政治学研究在研究方法的引进和科学化的探索方面不是做得太多，而是做得太少。”[14]当然，这里面有一个两难的问题，也就是思想的灵性和学术的规范性之间的关系问题。这是因为，实证研究往往有一套很严格的操作技术上的要求，包括提出核心概念和理论假设，对概念进行操作化，然后运用定量或定性或定量定性相结合的方法进行验证，最后形成判断，提出理论，或者是建构模型。从我们现在接触到的很多这方面的研究成果来看，形式上往往很规范，有大量的数据、图表、公式或模型，“造型”很优美，但读起来却往往很乏味、不过瘾。在这样的文献中，你也很难看到出人意料的观点。正如杨念群在《中层理论》中讲到的，“一切经验研究都是在证明一个设计好了的结论”[13]35。张仲礼先生和费孝通先生分别写过以《中国绅士》为题的著作[15],[16]。张仲礼的著作的主要特点在于量化分析，研究方法规范性强，比较之下，费孝通的书在学术规范性上远远比不上张仲礼的书。但如果读一读这两本书，你就会感觉到，费老的书高屋建瓴、恢宏广阔，涉及问题更多，给人启发之处也更多。相比较之下，读张仲礼的《中国绅士》，就比较乏味枯燥一些。
在这个问题上，王绍光的建议是中肯的，他指出，在具体研究方法的选择上，“切忌为方法而方法”。方法是重要的，但方法毕竟是工具，既然是工具，它便没有最好的，只有最适用的。在研究中国政治时，不必也不可能采取国外最“先进”、最“时髦”的方法。美国政治学研究广泛运用统计的一个前提是有大量可供适用的数据。在过去20年中，中国的统计事业有了长足的发展，积累了大量经济和社会数据，但政治方面的数据要么还没开始收集，要么不对研究者开放。在这种背景下，创造性地运用已有的定性研究方法和发展新的定性研究方法恐怕要比一窝蜂地拥抱最新统计方法更重要[11]22。复旦大学陈周旺副教授在提出“草创中国政治学”的命题时提出，“中国政治学的草创，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求助于美国的经验，但不能简单地复制美国当年片面追求定量化的模式，而应在反思其得失的基础上形成中国政治学自身的学科特色。”更何况，“政治学的纯科学化未必是一种进步，相反可能是政治学的衰退，因为这意味着政治学从公共生活中退却，而事实上介入公共生活恰恰是经济学、社会学在经历了多年的纯科学发展之后所求之不得的” [17]102-103。
最后，从方法论的角度，还必须强调一个理念，即有限理性和开放性的理念。著名历史学家许倬云先生在接受中央台人物专访时对历史作了一个定义：“历史就是无限的可能性”。 同样，对任何一项研究乃至理论而言，它所揭示的往往也只是其中一种或几种可能性，从这个意义上讲，历史是无法真正复原的，历史背后的逻辑也是无法真正穷尽的。正如杨念群所说，“不可能有一部真正如实表现过去的历史，只能有各种历史的解释，而且没有一种解释是绝对可靠的最后意义”[13]36。对政治研究而言，尤为如此。因为正如罗伯特·达尔所言，一切政治生活的首要特点，似乎就是其“不确定性”，而且“在可以预见的将来，关于政治生活的唯一的确定性或许就是它的不确定性”[18]。面对这样一种本身就不确定的研究对象，我们必须守持的一个理念就是开放性的理念，即我们研究的结论应该是开放的，而不是封闭的，它应该有一种自我反思的可能性，一种被他人证伪的可能性。但另一方面，我们也应坚信，正是这种无数的可能性之间的相互印证、相互补充，使我们得以逐渐去逼近历史的真实以及历史真实背后的逻辑。
参考文献：
[1] 张小劲.政治学研究方法与中国政治学[J].中国社会科学辑刊,2009,夏季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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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林尚立.当代中国政治形态研究[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0.
[5] 李侃如.治理中国:从革命到改革[M].胡国成,赵梅,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
[6] 孔飞力.叫魂[M].陈兼,刘昶译.上海:三联书店,1999.
[7] 王沪宁.政治的人生[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
[8] W.菲利普斯.夏夫利.政治科学研究方法[M].新知,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
[9] 陈明明.中国政治学研究中的学科.领域与问题[J].中国社会科学辑刊,2009,夏季卷.
[10] 黄宗智.中国研究的范式问题讨论[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
[11] 王绍光.祛魅与超越[M].北京:中信出版社,2010.
[12] 林尚立.中国政治研究中的价值与事实[J].中国社会科学辑刊,2009,夏季卷.
[13] 杨念群.中层理论[M].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2001.
[14] 林尚立.科学的政治学与政治学的科学化[J].政治学研究,1998,(1).
[15] 费孝通.中国绅士[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
[16] 张仲礼.中国绅士:关于其在19世纪中国社会中作用的研究[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1.
[17] 陈周旺.草创政治学:从美国反思中国[J].中国社会科学辑刊,2009,冬季卷:102-103.
[18] 罗伯特·达尔.现代政治分析[M].王沪宁,陈峰,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
关键词：中国政治；研究方法；现实逻辑；学术逻辑
中图分类号：C31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6269(2011)03-0074-04
中国政治研究的方法，简单地说就是如何研究中国政治，如何在纷繁复杂且精彩纷呈的中国政治现实中挖掘学术问题，发现学术逻辑，构建学术理论，这是中国政治学面临的重大问题。在一些学者看来，这甚至已经成为中国政治学研究和发展中具有“节点”意义的问题[1]。本文从知识积累和基本思维、问题意识与价值关怀、研究范式和核心概念、在场意识和实证方法等四个方面对中国政治研究方法问题提出了一些初步的思考。
一、知识积累与基本思维
我们现在掌握的政治研究方法至少包括两个层次[2]：一是前人或学者们的研究路径（或者叫研究途径、研究取向），主要体现在各种具体理论中。也就是说，学者们对理论的发展和阐述本身就蕴含着自身对于如何研究政治现象的态度和方法。二是在整个学科中所存在的普遍性的方法和程序。这是学科的基本共同知识，是“行业规范”，具体体现为政治学的研究程序和技术性方法。对政治学研究而言，研究方法不仅是一种路径和技术，经过长期的发展和积累，它本身也已经成为政治学科的一个重要分支，并且具有了自身的发展逻辑，形成了本体论、知识论、研究范式和技术方法四个层次。这四个层次互相影响，共同构成了政治学研究方法知识体系的整体结构。尤其是随着政治科学化程度的不断提高，以及实证研究逐渐成为政治分析的主要取向，西方政治学界在实证主义的研究方法方面进行了广泛深入的探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和知识。
进入新世纪以来，政治研究方法成为国内学界关注的一大热点，出版了不少相关著作，开展了专门培训，召开了专题研讨会，研究者也逐渐重视研究方法的规范性问题。应当说，我们对于研究方法问题，在知识上已经有了一定的积累，在态度上也不能说不重视。任剑涛教授认为，“政治学研究方法意识的自觉是今天中国政治学研究的一个显著特点”[3]。但是，当真正面对中国政治这样一个活生生的研究对象时，我们往往还是不知从何着手、如何研究。这时才发现，原来研究方法本身也是分层次的，而我们平时关注最多的关于资料如何获取、如何分析、如何处理等等，只是一些技术层面的问题，甚至于选择何种理论工具或观察视角也只是一种手段。而在这之前首先要解决的，是一个如何正确把握中国政治的基本思维问题。总体来看，研究中国政治，有以下两种基本思维显得尤为重要。
（一）整体性思维
即必须对中国政治有一个整体的认识和把握。一方面，对中国政治进行整体性研究理所当然需要整体性思维。例如，林尚立教授的《当代中国政治形态研究》[4]以及李侃如的《治理中国：从革命到改革》[5]等均是对当代中国政治进行整体性研究的代表作。另一方面，即使是从局部的角度对中国政治中的某些侧面进行研究，同样需要整体性思维，需要我们将研究对象放到中国政治的大架构内予以考察和研究。此外，孔飞力的《叫魂》[6]向我们展现的是另外一个层次的整体性思维，就是将政治问题放到整个社会关系的网络中加以研究。《叫魂》实际上研究的是一个政治问题，一个政治权力的运作问题，但是这本书的独到之处在于，它并不是从政治制度中去分析政治权力的运作问题，而是选择了一个涉及皇帝、官僚和民众的叫魂事件，在这样一个社会关系网络中生动展示政治权力的运作问题，尤其是皇帝权与官僚权的互动问题。
如何训练整体性思维？关键是要在自己的脑海中确立一个时空体系，即毛泽东所说的“古今中外法”。从时间的角度看，就是要把今天的中国政治放到60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治中来考察；60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治要放到100多年的中国近代政治当中考察；一百年的近代中国政治要放到两千年的中国政治中考察；两千年的中国政治要放到五千年的中國历史当中考察。言外之意，今天的中国政治是历史形成的，其背后有深刻的历史逻辑和现实逻辑。因此，“没有历史的感觉，就不能很历史地分析中国政治。而中国社会，由于其悠久的历史，不做历史分析是不能研究的”[7]。从空间的纬度看，一是内部的空间，二是外部的空间。内部的空间，就是要认识和把握中国政治中基本的关系，比如政党、国家与社会，个人、组织和国家等。外部的空间，就是中国与世界的关系，这种关系不是外交意义上的，更多地是国际关系意义上的。要关注各国国家成长的经验，各国现代化的经验、经历及其所展现出来的景象对中国的借鉴和启示。必须学会比较，只有通过比较，才能认识到世界的经验，才能认识到中国的特性。心中有一个宏大的时空观念，是了解和研究中国政治的重要前提。
（二）抽象性思维
没有被理论精确解释的现实对我们来说太混乱，太难以理解了。政治生活尤其如此。例如，一些人参与投票，而另一些人却不参与；在一些选举中，选情会有巨大的变化，而另一些则没有变化；一些法案被国会通过，而另一些则没有被通过；经济发展项目在一些国家成功了，而在另一些国家失败了；有些时候战争得以发生，而有些时候却没有发生。要想理解为什么这些事件会发生或者希望控制某些事件的发生，我们必须简化我们对现实生活的感知。[8]因此，任何复杂的现实问题，都应首先被还原成一个简单的理论问题，然后再从这个简单理论问题中还原出复杂现实问题的内在结构。这就需要我们具备一定的抽象思维和理性思考能力，能够透过林林总总、千变万化的政治现象，寻找到这些现象背后的关键性变量，以及这些关键性变量之间的逻辑关系，从而将事实进行重新整理和还原。通过这样一个过程，我们发现的就不再是简单的事实的逻辑，而是学术的逻辑。当然，通过抽象建立理论以简化现实，是需要代价的，这个代价就是我们总是不得不缩小我们观察现实的范围，不得不忽略掉许多的因素和变量（而也许这些因素和变量是非常重要的）。因此，我们所能做的，只能是在理论的简洁度和我们所能容忍的例外数目（误差）之间寻求一个适当的平衡。
二、问题意识与价值关怀
学术研究必须有问题意识，这似乎已经成为一个常识，而问题意识的培养，很大程度上跟个人的专业素养和对现实政治生活的体验与感悟有关。中国目前正处于整体转型过程当中，各个领域都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可以说目前的中国是“问题中国”，而正是这些问题，构成了中国政治研究的动力和空间[9]。这些问题，有些属于宏观战略层次，比如政治体制改革、国家结构形式、中央和地方的关系、执政党革新等；有些属于中观层次，比如阶级阶层研究、精英政治研究、选举政治研究、反腐败研究等；有些属于微观层次，比如乡镇长直接选举、“群体性事件”背景原因、公共危机处理机制、基层社区权力重构等。当然，这些分类是相对的，并不具严格的意义。但有一点是确定的，那就是这些问题都是当前及未来一段时期内中国政治领域中面临的重大问题，也是我们开展政治研究应该予以重点关注的问题。当然，具体研究什么，这实际上是一个很个人化的问题，往往与每个人自己的研究兴趣和研究惯性有关。但不论选择什么议题，问题研究的缘起，简单来说，是“应然”与“实然”之间出现了重大偏差，这种偏差既可能存在于理论描述与现实政策之间，也可能存在于政策规定与政策落实之间，也可能存在于政治实践与政治理论之间；而问题研究的目标，就是要摸清这种偏差，分析偏差的性质和根源，思考如何纠正偏差，以努力使理论、政策和实践尽量保持内在的一致性。
政治研究要求关注“重大问题”，要求介入公共事务，自然就有一个价值关怀的问题。这就涉及到了政治研究中事实与价值的关系问题，以及与之相关的意识形态与学术研究的关系问题。事实上，这也许是一个永远说不清辩不明的问题，因为事实和价值之间、意识形态与学术研究之间本身就存在着剪不断理还乱的牵连。这方面的文献很多，这里不多作讨论，只引用三则笔者最近读到的材料，因为角度特别，所以细细体会，别有一番滋味。首先来看第一则材料。以往讲政治研究中的“价值中立”问题，所持的立场，要么是站在科学主义的角度反对价值中立，要么是站在人文主义的角度接受价值中立。而黄宗智在《中国的“公共领域”与市民社会——国家与社会间的第三领域》一文中提出了一个很有启发意义的观点。他说：诚然，研究者多少总要受其自身价值取向的影响，也正是有鉴于此，我们弄清楚自己的价值倾向比懵懵懂懂要强得多，但这种自觉应当用以帮助防止对历史材料的曲解[10]。就笔者的理解，这段话实际上表达了三层意思：第一，价值取向不可避免，绝对中立绝无可能；第二，既然不可避免，弄清楚自己的立场总比糊里糊涂好；第三，明确立场的目的是防止对历史材料的曲解，而不应成为研究者根据自身偏好随意剪裁材料的理由。再来看第二则材料。王绍光在《“接轨”还是“拿来”：政治学本土化的思考》一文中对美国政治学的几个主要领域（政治理论、国际关系、美国政治、比较政治）分别进行了考察，最后得出的結论是：美国政治学不是科学，至少现在还不是。为了印证自己的判断，他还引用了美国政治学会前主席洛维的观点：（一）美国政治学本身就是个政治现象，是国家的产物；（二）如果说有政治科学的话，就有不止一种政治科学，每一种都是特定研究对象的特定结果；（三）即使我们诚心追求真理，但为什么我们的政治学采取目前的形式，为什么某些领域在政治学占据主导地位，这些都不是用我们的主观动机便能解释的。洛维的结论是，每一个政权都希望制造出与自身合拍的那种政治学，美国也不例外[11]。黄宗智也认为，“就意识形态影响学术而言，中国与美国的区别主要是一个程度上的不同。在美国，学术理论与政治意识形态的联系更加微妙。尽管如此，可以肯定的是，学术理论与政治意识形态的联系在美国依然存在” [10]107。最后来看第三则材料。1994年11月28日，王沪宁教授在与博士生讨论“中国民主政治发展的模式和道路”问题时，谈了一个基本想法，那就是在分析这个问题的时候首先要“打扫”我们的价值系统。他认为，近代以来，西方的价值体系渐渐进入中国，并且在中国社会有着不可低估的影响，这种影响一直延续到今天。特别是在政治分析中，我们的参考系或多或少是被西方的价值参照系“辐射”过的。我们自己往往没有明确的意识，尽管我们可能尽量在清扫西方的价值，但是“日用而不觉”。今日世界政治和中国政治的发展表明，每个社会均有自己的发展逻辑。离开这个逻辑来谈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社会发展，不能得到客观和适宜的结论。今天我们更需要的是从自己的文化传统中发掘出新的政治价值，这样才能使发展与社会文化特质和民众素质紧密地结合起来[7]233。因此，“对中国政治的研究，不应再从简单的价值出发，相反，应该从中国政治的事实出发；与此相应，中国政治研究的使命，不是赋予中国政治以简单的价值取向或价值目标，而是探究和开掘中国政治与制度发展背后蕴含的价值和理论” [12]。
三、研究范式与核心概念
之所以将研究范式和核心概念放在一起讨论，主要是因为研究范式的转换往往是与核心概念的更新联系在一起的，不同的研究范式需要不同的核心概念，而不同的核心概念的提出往往也会引起研究范式和研究方法的转换。这是因为，不同的概念往往意味着不同的提问方式。譬如黄宗智的《中国研究的范式问题讨论》[10]和杨念群《中层理论》[13]两本书中都有大量的篇幅来讨论“市民社会”概念提出后中国研究范式和方法的重大转变，简单地说，就是从原来的从上往下看，慢慢转向从下往上看。关于中国政治尤其是近现代中国政治研究范式的转换以及相应的核心概念的更新，黄宗智和杨念群分别在自己的书中作了一个比较全面的梳理和评述。这两本书虽然主要是从史学的角度讲的，但我们知道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国外对中国政治问题的研究主要是由历史学家来做的，因此这种梳理对于我们理解中国政治研究范式的转换还是有意义的。譬如从东方主义化到现代化，从费正清的“冲击——回应”模式到柯文的“内部取向”和“移情理论”，从政治史到经济社会史，等等。
实际上，一个好的研究，必须有一个到位的、有强大解释力的甚至是具有统摄性的核心概念。那么对中国政治研究而言，这样的核心概念从哪里来？从逻辑上看，无非是这么几种：一是从中国传统政治中来，二是从现代政治学并且基本上是从西方政治学中来，三是从马克思主义政治学中来，四是自己创造出一个或一套新的概念来。从实际情况来看，今天国内政治学者对当代中国政治问题的研究，使用的核心概念主要是来自西方的。那么，中国传统社会的政治体系能否用现代的概念体系来解释？应该说，从理论上讲是可以的，但从实际政治的运作来看，是很不一样的。这与西方不同。西方古典政治与现代政治的核心概念基本是相通的，有很强的承继性，只要作简单的转化就可以直接适用。但中国传统政治的概念体系与现代政治是不相通的。因此，研究中国传统政治有两种方法：一是用现代概念体系解释传统政治，二是用既有的传统政治概念解释古典政治。但不管是对中国传统政治的研究，还是对现代政治的研究，不管是运用传统的政治概念，还是运用西方的政治概念，甚至是自己创造一个或一套核心概念，从语言学的角度来看，每一个概念本身都有其本身的局限性，这种局限性不仅体现在当你提出一个概念去描述一个事物的时候，概念与事实之间本身就已经拉开了距离，更何况任何语言都是在特定条件下产生的，脱离了这个条件，语言本身也就失去了他原有的意义。因此，在研究中引入一个核心概念，除了对概念本身进行清楚界定外，首先还必须对这一概念与我们所要研究的对象和问题之间的契合性进行审视。
四、在场意识与实证方法
以研究者所处的时空为座标，可以将作为研究对象的中国政治分为三部分，一是过去已发生的政治，二是当下正在发生的政治，三是未来的政治。不论是哪一部分，与研究者在时空上基本都是错开的。过去和未来自不用说，就算是研究当下正在发生的政治，研究者大多也是未能直接参与其中的，即使能直接参与其中（或者以当事人的方式，或者以观察者的方式），其所能接触到的也只能是其中一个片段和一个侧面。比如，研究者可以现场观摩一场选举，但选举会场之外的事情他们大多就看不到，而实际上这些看不到的活动也许才是影响这场选举的决定性因素。因此，对大多数研究者而言，他与作为他的研究对象的政治活动之间，主要是通过文献资料连接在一起的。因此，无论是考察历史，还是考察现实，非常重要的一点是要实现从不在场到在场的转换，必须将有限的知识和素材迅速还原为我们在场状态下感知到的事实，要去感受政治活动发生时的实际场景，去体会在那样的一个时空当中，国家发展和国家建设所面临的问题。当然，每个人面对历史素材，都有自己的还原，还原的结果肯定也是不一样的。但不管怎么说，多少总会有一点还原，并且每个研究者都是尽量去逼近历史的真实的场景和逻辑。事实上，社会科学揭示的规律和趋势所达成的真理不是哪一个人说了算的，而是相互印证、相互补充，然后逐渐去接近历史的真实。
講到还原真实，自然就要讲到政治研究中的实证方法。一般来讲，政治研究，主要有两种途径：一是规范的，二是实证的。虽然我们不能说从规范研究到实证研究是一种历史演进的过程，但总的来看，今天的政治研究，其主要取向是实证的，则是不争的事实。而正是在这种实证主义的影响下，当代政治研究开始走上了政治科学之路。当代政治科学在行为主义的旗帜之下通过方法论的推陈出新，不断从传统主义走向行为主义，从行为主义走向后行为主义，从后行为主义再“回归国家”，走向新制度主义，这是西方尤其是美国政治学研究方法的基本发展脉络。但笔者认为，对中国政治研究而言，规范研究和实证研究这两种途径都还很不足，都需要加强，尤其是实证研究，更需要加强。这正如我们在谈到现代与后现代的关系时讲到，对今天的中国而言，所面临的基本上还是现代的问题，后现代对中国而言很大程度上还是未来时。同样的，对今天的中国政治研究而言，在方法论上主要还是要进一步推进政治学的科学化进程，倡导更多的实证研究。正如林尚立教授所言，“尽管行为主义的发展历史证明，把政治学研究引向一种‘真正的、绝对的科学化’，只能使政治学的发展陷入困境，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行为主义的那些方法都无益于政治学的研究。实际上，后行为主义并没有完全否定行为主义的具体方法本身，而是否定行为主义研究的价值取向。实际状况表明，由于受传统研究的影响，我们的政治学研究在研究方法的引进和科学化的探索方面不是做得太多，而是做得太少。”[14]当然，这里面有一个两难的问题，也就是思想的灵性和学术的规范性之间的关系问题。这是因为，实证研究往往有一套很严格的操作技术上的要求，包括提出核心概念和理论假设，对概念进行操作化，然后运用定量或定性或定量定性相结合的方法进行验证，最后形成判断，提出理论，或者是建构模型。从我们现在接触到的很多这方面的研究成果来看，形式上往往很规范，有大量的数据、图表、公式或模型，“造型”很优美，但读起来却往往很乏味、不过瘾。在这样的文献中，你也很难看到出人意料的观点。正如杨念群在《中层理论》中讲到的，“一切经验研究都是在证明一个设计好了的结论”[13]35。张仲礼先生和费孝通先生分别写过以《中国绅士》为题的著作[15],[16]。张仲礼的著作的主要特点在于量化分析，研究方法规范性强，比较之下，费孝通的书在学术规范性上远远比不上张仲礼的书。但如果读一读这两本书，你就会感觉到，费老的书高屋建瓴、恢宏广阔，涉及问题更多，给人启发之处也更多。相比较之下，读张仲礼的《中国绅士》，就比较乏味枯燥一些。
在这个问题上，王绍光的建议是中肯的，他指出，在具体研究方法的选择上，“切忌为方法而方法”。方法是重要的，但方法毕竟是工具，既然是工具，它便没有最好的，只有最适用的。在研究中国政治时，不必也不可能采取国外最“先进”、最“时髦”的方法。美国政治学研究广泛运用统计的一个前提是有大量可供适用的数据。在过去20年中，中国的统计事业有了长足的发展，积累了大量经济和社会数据，但政治方面的数据要么还没开始收集，要么不对研究者开放。在这种背景下，创造性地运用已有的定性研究方法和发展新的定性研究方法恐怕要比一窝蜂地拥抱最新统计方法更重要[11]22。复旦大学陈周旺副教授在提出“草创中国政治学”的命题时提出，“中国政治学的草创，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求助于美国的经验，但不能简单地复制美国当年片面追求定量化的模式，而应在反思其得失的基础上形成中国政治学自身的学科特色。”更何况，“政治学的纯科学化未必是一种进步，相反可能是政治学的衰退，因为这意味着政治学从公共生活中退却，而事实上介入公共生活恰恰是经济学、社会学在经历了多年的纯科学发展之后所求之不得的” [17]102-103。
最后，从方法论的角度，还必须强调一个理念，即有限理性和开放性的理念。著名历史学家许倬云先生在接受中央台人物专访时对历史作了一个定义：“历史就是无限的可能性”。 同样，对任何一项研究乃至理论而言，它所揭示的往往也只是其中一种或几种可能性，从这个意义上讲，历史是无法真正复原的，历史背后的逻辑也是无法真正穷尽的。正如杨念群所说，“不可能有一部真正如实表现过去的历史，只能有各种历史的解释，而且没有一种解释是绝对可靠的最后意义”[13]36。对政治研究而言，尤为如此。因为正如罗伯特·达尔所言，一切政治生活的首要特点，似乎就是其“不确定性”，而且“在可以预见的将来，关于政治生活的唯一的确定性或许就是它的不确定性”[18]。面对这样一种本身就不确定的研究对象，我们必须守持的一个理念就是开放性的理念，即我们研究的结论应该是开放的，而不是封闭的，它应该有一种自我反思的可能性，一种被他人证伪的可能性。但另一方面，我们也应坚信，正是这种无数的可能性之间的相互印证、相互补充，使我们得以逐渐去逼近历史的真实以及历史真实背后的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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